2014年5月4日，NatureClimateChange杂志发表题为《地表气温趋势演进》（EvolutionofLandSurfaceAirTemperatureTrend）的文章，首次详细地回顾了近100年全球地表变暖趋势，说明了世界不同地区气温开始上升或者下降的时间和区域。研究表明，世界确实是在变暖，但是历史记录显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以同样的速率变暖。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海洋大气预测研究中心和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利用新研发的分析方法，研究1900年以来整个地球（除了南极洲）的地表温度趋势。 由于气候研究分析方法的局限性，科学家以前针对全球变暖开展的工作无法在时间、空间上提供非均匀升温的信息。研究小组发现，显著的变暖首先发生在北极周围地区，以及两个半球的亚热带地区。但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累计变暖实际是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变暖是不均匀的，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变冷，如，1910—1980年，尽管世界其他地方气温在上升，而赤道以南靠近安第斯山脉的一些地区气温却在下降，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所变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赤道以南及其附近地区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研究人员认为，全球何时何地已经变暖或者变冷的详细图片将为整个全球变暖研究提供一个更宽广的参考。

根据2014年4月20日发表于NatureClimateChange期刊的文章《来源于作物秸秆的生物燃料可以减少土壤碳并增加CO2排放》（BiofuelsfromCropResiduecanReduceSoilCarbonandIncreaseCO2Emissions），利用作物残余物质来生产乙醇与其他生物燃料可以减少土壤中的碳，与生产的燃料相比，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更多。这一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UniversityofNebraska-Lincoln）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让人对是否可以利用谷类作物秸秆，通过扩大乙醇生产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作法来实现美国联邦的任务产生怀疑。 研究人员利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霍兰德计算中心（HollandComputingCenter）的超级计算机模型，评估了大农业带中12个州的1.28亿英亩耕地中作物秸秆物质移除的效果。研究团队发现，从玉米田中移除秸秆，每兆焦生物燃料生产则额外产生了50~70gCO2。利用5年平均数据，每兆焦生物燃料生产每年产生的CO2排放约100g，这比汽油生产排放的CO2高7%。 为了减缓CO2排放的增加与土壤中碳的减少，研究建议种植覆土作物来弥补土壤中的碳，纤维乙醇生产也可以用其他的原料来代替，如多年生草本或者木材参与物质，或者从生物燃料生产工厂输出电力来补偿燃煤电厂的排放。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是按照2012年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开发燃料效率更高的汽车并显著降低国家的燃料需求。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并没有完全量化出作物收获后移除作物秸秆使土壤中的碳损失了多少，这受到了玉米田中CO2测量的限制，这主要因为每年的碳损失相对较小、测量困难、缺乏一个结合地理空间分析的成熟模型评估CO2排放等因素造成的。 而之前人们一直认为，生物燃料是更加清洁的石油替代品，可以减缓气候变化。玉米秸秆（秆茎、叶、玉米棒芯等）一直被认为是木质纤维乙醇的来源。美国能源部曾在联邦基金内提供了10亿美元来支持纤维质生物燃料的研究与开发，包括玉米秸秆的乙醇生产。

2014年2月26日，NatureClimateChange杂志在线发表题为《危险变暖的世界气候政策论述》（TheClimatePolicyNarrativeforaDangerouslyWarmingWorld）的文章，指出是时候承认全球平均气温可能超过2℃的政治目标，并考虑令人深感不安的前景是如何影响沟通的优先领域、管理危险变暖的气候的风险。 当2009年世界各国领导人签署《哥本哈根协议》时，一致同意将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的温升幅度限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前水平2℃的范围，这一目标被广泛视为可以通过雄心勃勃的减排行动实现，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自此以后，气候政策议程一直是亟需迅速和大幅度削减排放量以保持温升幅度不超过2℃的论述占主导地位。 这一全球气温目标为国际气候谈判提供了宝贵的重点，激励一些国家做出减排承诺。但是，持续将气候政策论述限制在这一目标，并将其作为限制气候变化风险成功或者失败的唯一标准本身就变得很危险，因为它将使社会不能很好地面对和管理世界的风险。而全球很可能在本世纪经历超过2℃的变暖。 哥本哈根会议以来，2℃目标的建立基础已逐步被侵蚀。为稳定全球气温制定的宏伟目标必须将气候政策的核心重点保持在全面的风险管理框架内。但尽管呼吁迅速和大幅度削减排放量不可或缺，但是还不够充足。面对和管理大幅度变暖的风险将需要一个基于科学的政策论述，诚实地传达这些风险，考虑到潜在的政策失误和可能发生的气候突发事件，有助于社会权衡采纳减缓和适应选项，这些选项本身带来了显著的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 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往往是在信息不完整、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发展了一个可以满足这些标准的气候安全三级风险管理框架。所谓的ABC框架包括3要素：①一个雄心勃勃的气温稳定目标；②构建（即适应）比稳定目标高的变暖幅度，以防气候敏感性被低估或者减缓政策失效；③应急规划，以防未来气候紧急情况出现时，社会因惊人的气候发展而选择放弃减缓措施。 使用这样的框架作为对话和规划的基础，将有助于将注意力集中到考虑不受青睐的气温稳定方案的需要。采纳这样的框架还应该鼓励困难但亟需的有关较高幅度变暖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对话和规划。 研究人员呼吁重新审视2℃目标，以考虑激励去碳化和适应的替代方法的风险和机遇。社会各阶层的决策者越早了解气候变化走向的事实，人类社会就能越早面对、限制和管理全球变暖带来的风险。

2014年2月23日，Nature在线发表的题为《经济发展与人类福祉的碳排放强度》(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CarbonIntensityofHumanWell-being)的简讯表明，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因地、因时而异，未来经济增长将持续改善人类福祉，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要求降低碳排放强度。 经济发展是改善人类福祉的有效途径。碳排放强度、人类福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该研究将106个国家分为四个收入水平梯度，采用统计建模技术评估了1970—2009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对实现单位人类福祉的碳排放强度（carbonintensityofhumanwell-being，CIWB）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经济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前期阶段，36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当地CIWB减少，但1995年以来，36个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与CIWB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正在被大幅消弱。1970—2009年40年间，22个亚洲国家、南美洲和美洲中部的21个国家、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2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当地的CIWB持续升高。其中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27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当地的CIWB的正相关关系最为显著，这些国家依靠大量的化石燃料提高居民福祉，其人均CO2排放量比世界其他国家要高得多，并且其累积排放量也远远超过上述三个样本中的任何国家。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理想情况下，世界各国将同时经历经济发展、人类福祉提升和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过程，但对这106个国家的模拟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CIWB的影响并不一致，说明未来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到地域和时间差异性。这一结果加深了人们对碳排放强度、人类福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和碳减排是兼容的。该文章呼吁，对区域性CIWB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应将人类福祉、碳排放强度以及将对环境造成的即时和长效的影响纳入考虑。

2014年2月26日，Nature杂志在线发表的题为《极热天气持续加剧的趋势不会停止》（NoPauseintheIncreaseofHotTemperatureExtremes）的研究报告称，虽然近15年全球变暖的速度有所放缓，但陆地极热天气的增加趋势并没有停止。 作为极端气候事件的表现形式之一，极热天气比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更值得关注。基于1979—2010年全球陆地平均气温、全球每年极端天气温度、极热天气发生频率等观测数据，来自瑞士、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科学家综合分析1979年以来全球极热天气的研究结果表明，较之全球陆地平均温度的增幅，极热天气温度的增幅更大，但陆地极冷天气的温度并未增加，还略有下降。 1997年以来，全球每年极热天数达10天、30天和50天的地区总面积高于1979—2010年平均值，但每年涨幅差异较大。格陵兰地区极热天气的温度有增加的趋势，这可能与北极冰雪消融有关。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极热天气发生频率提高的重要因素，而199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发生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但极热天气的发生频率仍在继续增加。这表明，极热天气的发生频率、强度和影响面积在全球变暖暂缓期仍在不断增加，全球变暖暂缓可能归功于海水变冷后海洋对大气热量的吸收，此外，温室气体排放量再创新高也进一步导致了极端天气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