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技日报

北京时间3月9日晚11点，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2021年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共有来自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的606所高校上榜。上榜高校中，来自中国大陆的高校共有91所，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共有38所。 泰晤士高等教育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自2014年起每年发布一次。今年的排名主要权重指标包括教学（30%）、研究（30%）、引文（20%）、国际展望（10%）和行业收入（10%）。 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新兴经济体大学排名中，来自中国大陆的高校连续第四年在前10名中占据7席。 清华大学蝉联这个排行榜的第1位，而北京大学连续3年排名第2位。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分别位居第3、第4。上海交通大学从第6位攀升至第5位。此外，前10名中的中国大陆高校还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7名）和南京大学（第9名）。 在前20名中，中国大陆有创纪录的12所高校入榜。其中，南方科技大学作为一所新兴大学，新兴经济体排名第14，国内排名第8，与北京师范大学（第17名）和同济大学（第20名）一起进入了前20名的榜单，表现不俗。 总体而言，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大学的发展速度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要快得多，中国在这个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去年入榜的81所中国大陆高校中，有77％（62所）的高校排名今年提高了或保持了先前的排名。 今年有10所中国大陆高校首次入榜，其中浙江师范大学（第85名）是仅有的两所进入前100名的首次入榜的大学之一。 苏州大学（第81名）、四川大学（第87名）、重庆大学（第90名）和大连理工大学（第97名）较去年排名位次有所提升，首次跻身前100名。南方医科大学（第144名）、西南财经大学（第122名）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第195名）的排名进步明显，首次跻身前200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1数据新闻实验室、21视频 作者：毕凤至 导读：今天（1月12日），“2020胡润世界500强”榜单发布。中国有51家企业上榜，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这两家公司均进入世界前十名，分别位列第六名、第七名。 另外，上榜的51家企业分布在全国14个地区，其中北京最多（14家），广东紧随其后（12家），上海排名第三（6家）。 1月12日，“2020胡润世界500强”榜单发布。苹果公司以14万亿人民币价值成为世界上最值钱的企业；其次是微软和亚马逊，价值均超过10万亿元。Alphabet排名第四，价值8万亿元。 美国以242家企业上榜排名第一，其次是中国51家。 中国企业中，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这两家公司均进入世界前十名，分别位列第六名、第七名。 从区域分布来看，入榜的51家中国企业分布在全国14个地区，其中北京最多（14家），广东紧随其后（12家），上海排名第三（6家）。 ▲前十名总价值近70万亿元，占“胡润世界500强”总价值的20%。 这500家公司中，有10家公司进入了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领头的是蚂蚁集团、字节跳动、滴滴出行和SpaceX。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这一年里，胡润世界500强企业总体没有出现放缓，它们的平均价值都涨了25%，达到6600亿元。500强的上榜门槛是2105亿元。平均而言，这些企业成立于64年前，年销售额2500亿元，拥有8.6万名员工。” 只有3位企业家创立了不止一家“胡润世界500强”企业：埃隆·马斯克（特斯拉、Paypal和SpaceX）、马云（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和李革（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 51家企业来自中国腾讯阿里进入前十名 美国以242家企业上榜排名第一，其次是中国51家，日本30家，法国和英国各21家。美国上榜企业总价值增加了27%，中国上榜企业总价值增加了73%。 中国有51家公司进入“胡润世界500强”，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这两家公司均进入世界前十名，分别位列第六名、第七名。 从城市来看，纽约以28家公司居首，其次是巴黎、旧金山、伦敦和北京。 从各大洲来看，北美以259家公司排名第一。占世界人口60%以上的亚洲，排在占世界人口8%的北美和占世界人口10%的欧洲之后。欧洲和亚洲分别有114家和109家公司上榜。非洲只有1家。 中国上榜企业：北京广东上海最多 从区域分布来看，入榜的51家中国企业分布在全国14个地区，其中北京最多（14家），广东紧随其后（12家），上海排名第三（6家）。 图片 从城市分布来看，这51家中国企业分布在18个城市，以北京居首，其次是深圳和上海（9家和7家）。其他城市还包括杭州、香港和佛山等。51家企业平均年龄为24岁，远低于整个榜单64岁的平均年龄。 胡润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涨幅最快的国家，51家上榜企业总价值比去年增长73%，达到35万亿元，几乎是排在其后的日本、法国和英国三个国家的总和。 榜单上价值增长最快的前三家公司均来自中国，分别是： 电动汽车制造商蔚来，价值增长至去年23倍达到4039亿元； 小鹏汽车，价值增长至去年9倍达到2488亿元； 在线房地产交易平台贝壳，价值增长至去年9倍达到5010亿元。 价值涨幅前20名中共有7家中国企业，也包括比亚迪、拼多多、思摩尔和农夫山泉。 非中国企业中，有59%，即266家，在13个中国城市设立了地区总部，其中绝大多数位于上海（160家）和北京（79家），其次是香港、深圳和广州。 2成企业来自金融业 金融服务业是“胡润世界500强”的最大贡献者，有97家公司，占总数的近20%；其次是医疗健康，有54家。 新冠加速了电商企业的价值创造，以美国的Pinterest和中国的拼多多为首，两家公司的价值都增长至去年4倍，达到2785亿元和1.1万亿元。刚上市的美国外卖平台DoorDash和中国的美团价值都增长至去年3倍，分别达到3670亿元和1.4万亿元。 从增长速度来看，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领先，主要因为电动汽车；其次是消费电子、半导体和零售。仅航空航天和能源行业有所下降，分别下降了16%和11%。 胡润表示： “在我们中国500强榜单上，医疗健康行业排名第一，其次是先进制造和房地产。而在我们世界500强榜单上，房地产行业仅排在第16位。中国的在线房地产交易平台贝壳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房地产行业企业，传统房地产企业仅龙湖和新鸿基两家上榜。” 有两家教育企业进入了“胡润世界500强”：从事家教辅导的好未来价值2812亿元，以公务员考试培训起家的中公教育价值2198亿元，两家都来自北京。 三大最年轻的企业来自中国：拼多多、蔚来和小鹏汽车 上榜企业平均年龄64岁，即成立于1956年，125家公司历史超过100年，其中只有6家超过200年。其中最古老的是322岁的伦敦证券交易所和239岁的武田制药。 61家公司成立于2000年代，总价值达33万亿元，占“胡润世界500强”企业总价值的10%。 22家公司成立不到10年，其中最年轻的是三家中国公司：拼多多仅用了五年达到1.1万亿元的价值，其次是六岁多的电动汽车蔚来和小鹏。 2000年代成立的价值最大的十家公司中，4家来自中国，它们是美团、蚂蚁集团、拼多多和字节跳动。 据悉，胡润G500不包括国有企业，因此价值14万亿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以及价值2万亿元上下的贵州茅台和工商银行都不在榜单上。

全球超算Top500第56期新榜单公布，来自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富岳」再次蝉联第一，亚军和季军均为美国的超级计算机。来自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位列第4位，「天河2A」位列第6位。 最近，TOP500超级计算机排名最新出炉。日本超算富岳Fugaku再次搭载ARM芯片夺冠！ 不过，虽然日本的Fugaku超算巩固了它在榜单中的第一位置，但与此同时，本次排名榜单也反映了一个平坦的性能增长曲线。 第二名Summit，是IBM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RNL)建造的系统，以148.8 PetaFLOPS的性能保持着美国最快的系统。拥有4356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容纳了两个22核Power9 CPU和6个NVIDIA Tesla V100 GPU。 第三名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系统Sierra，以94.6 PetaFLOPS的HPL排名第三。其架构与Summit非常相似，其4320个节点中的每个节点都配备了两颗Power9 CPU和四颗NVIDIA Tesla V100 GPU。 本次新上榜的JUWELS Booster Module位列榜单第七。JUWELS Booster Module单独运行时能够达到44.1 HPL PetaFLOPS，使其成为欧洲最强大的系统。 本次排名第十的Dammam-7安装在沙特阿拉伯的沙特阿美公司，是目前前十名中的第二台商用超级计算机，也是前十里第二台新上榜的机器。它采用英特尔Xeon Gold CPU和NVIDIA Tesla V100 GPU，在HPL基准上达到了22.4 PetaFLOPS。 富岳：以富士山的别名命名，搭载ARM芯片且创造新纪录 曾在2011年的时候，日本凭借K（京）超级计算机拿下了TOP500冠军，是世界上第一台每秒执行10万亿次运算的超级计算机，使用的是日本富士通研发的SPARC64处理器。去年，K超算退役。 Fugaku富岳超算由日本理化研究所联合富士通打造，此前的代号Post-K，也就是京超算后一代的意思，最终以富士山的别名正式命名为Fugaku。 值得注意的是这台超级计算机竟然是基于ARM架构的，这也是TOP500排行榜里首个采用ARM芯片的超级计算机。 从传统观念来看，ARM是移动芯片，性能比较低。目前，多数超级计算机仍然采用的是英特尔和AMD的芯片组。 与现有超算相比，这代超算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ARM架构，由富士通的48核A64FX SoC提供支持。 富岳Fugaku的目标是要比上一代京计算机强100倍(即性能目标为1 exaflop) ，并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实用性。Fugaku使用了158,976个 A64FX处理器，使用富士通专有的环面融合互连技术连接在一起。 Fugaku超算最大的变化就是CPU采用了ARM架构，峰值浮点性能高达 537PFLOPS（53.7亿亿次），Rmax性能为442PFLOPS（PFLOPS指的是每秒1千万亿次浮点运算），是第二名超算 Summit的近3倍，不过功耗也达到了29MW，也是Summit的接近3倍。 同时，富岳拥有442 PetaFLOPS，这也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使其领先榜单中排名第二的系统三倍。 目前Fugaku超算的性能还不是完整版，后续还会继续升级到1000PFLOPS，也就是百亿亿次，最终要在2021年左右投入使用。 据理化研究所称，除了运算速度，Fugaku在其他三个部门也是第一，成为全球首个获得「四项冠军」。其他三个部门是产业方面利用较多的计算手法性能，用于AI领域的计算性能，以及成为大数据解析指标的解析性能。 超算TOP500榜单 TOP500项目是针对全球已知最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做出排名与详细介绍。此项目始于1993年并且一年出版两次最新的超级计算机排名列表。 每年的第一次排名公布总是在6月份的国际超级计算机会议上，而第二次排名公布则是在11月份的超级计算会议上。此项目主旨在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去追踪与侦测高性能计算的趋势。 从上图可以看出，截至2019年11月，所有TOP500超级计算机全部为64位，大部分是基于x86-64的CPU（英特尔的EMT64和AMD的AMD64指令集架构），只有少数是基于精简指令集（RISC），其中有13台基于IBM POWER微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使用Power架构，有6台基于富士通设计的HAL SPARC64芯片。 另外，还有少数计算机使用了另一种非美国设计，即基于ARM架构的PEZY-SC，它是与英特尔Xeon配对的加速器。 中国超算总数实力霸榜 Top500排行榜目前依然是由中国和美国的超级计算机主导 , 美国开发的另一台超级计算机Sierra排名第3，而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2A」分别排在第4和第6位。 中国长期以来在超算领域保持优势，对美国政府和研究机构触动很大，也促使美国加大投入研发新一代超级计算机。 为何各国要以举国之力研制新超算？ 有专家曾介绍说，无论是的国防、材料科学、天文学，还是距离我们生活更近的天气预报、灾害监测、交通管理，超算都大有用武之地。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各国超算也都倾尽全力。 中国「天河二号」超算协助搭建起「15秒断诊」的新冠CT影像智能诊断平台，并助力筛选能抑制病毒的小分子药物。美国Summit超算同样参与到新药研制中，模拟新冠病毒与不同化合物的反应。此次夺冠的日本Fugaku超算也为探索新药启动了试验。 由中国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NRCPC)开发的「神威·太湖之光」排名第四。该系统完全由 Sunway 260核 SW26010处理器提供动力。2016年6月在中国无锡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安装，HPL性能为93 petaflops。 由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开发的「天河2A」排名第6。它是采用Intel至强CPU和定制的 Matrix-2000协处理器的混合架构，HPL性能为61.4petaflop，目前部署在中国广州的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 尽管本次公布的 Top500 排名榜单有两个新的系统进入了前10名，但是完整的名单记录了自1993年该项目开始以来最少的新项目。 或许传统的超算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拐点的时刻，新兴的智能超算和未来的量子霸权也许会开启崭新的时代。

来源：科技导报 作者：任安波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创新带给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科技体制则是科技创新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2014年8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上作出批示，首次提出“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科技方针。 当今，国内和国际两个环境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中国的科技体制能否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以优化科技发展的体制保障，是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科技体制？这些体制能给国家带来什么、各自是否存在某些弊端？这些弊端如何被认识到，又在何种情况下被改进？ 应当认识到：有些改进可能是不自觉的，有些是自觉的，甚至受到了利益驱使。例如，默顿研究了17世纪英格兰的科技与社会状况，发现战争有效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这并非完全由当时的科学家和科技体制的策划者设计执行的。 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在科技发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都存在着某些偶然变化，这些偶然性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助推了其科技的发展。西方国家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科技体制。美国能够成长为科技强国，经历了从学习、赶超欧洲科学，到自觉探索新型发展道路的过程。 当代社会，世界各国科技体制创新意识愈发强烈，但始终不存在完美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科技体制。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国家科技体制的顶层设计，有意识地认识过去、设计未来。 需要强调的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是独立的自然人，科技体制的制定只有在满足被服务及管理的科研人员的需求下才能发挥良性作用。只有基于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与科研人员发展诉求相结合的科研体制，才能推动并保障国家科学和技术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 01、科技体制的既有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效苏联实行了5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大批建设项目竣工投产，为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为满足社会建设与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中国还制定、施行了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 中共中央分别于1956、1962年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规划》）与《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即《十年规划》），取得了“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的突破性成就。 1985年起，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相互依存、共同推进，有效改善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科技体制存在的弊端（科研与生产脱节、企业科研能力不足、科研成果无偿转让、过度使用行政手段管理科研、部分科研人员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等）。 但是，倡导科技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过往体制的革新，并非排斥、否定政府对科研的管理与计划工作。 02、科技体制研究的范式 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其创设的科技体制也各不相同，具备了相互借鉴的前提基础。然而，古往今来，科技成果始终是全人类所共享的。应把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进行全面地分析研判，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统一，真正有利国计民生。 科技体制不仅与国家的文化息息相关，应与科技发展的阶段特点相适应，应与科技人才的发展诉求相呼应。 传统的科技体制比较观 不可否认，欧美国家的科技体制都各具优点，但每种体制亦有其不甚完善之处。现在谈到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人们常用欧美国家的体制与其进行比较，这属于“外国坐标”的比较观，容易得到欧美国家优于中国、应学习借鉴欧美国家科技体制的片面观点。此类“补己之短”的做法，有可能削弱中国科技体制中固有的某些独特优势。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本位”的比较观，认为科技体制改革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强调以中国本位为参照系，基于自身国情，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外国坐标”，还是“中国本位”，这两种比较观的思想本质都是科技体制决定论，认为国家科技水平发达与否同该国相应的科技体制紧密相关，存在就科技体制而论科技体制的问题，即忽略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亦忽略了当今世界科技交流的频繁性和便捷性，是不可取的。 新的科技体制比较观 就科技体制而言，无法简单地比较优劣。席文和劳埃德提出的“文化簇”是一种新的科技体制比较观，主要从各国文化上进行整体、全面的比较研究。 “文化簇进路就是用所有相关学科来考察所有的相关资料，理解人文或社会科学问题。这种进路从给定问题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的所有维度，如科学、观念、社会关系、经济、宗教、政治、亲属关系等等，来研究该问题。” 他们比较了不同国家的体制特征和认知框架，探究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不同的科学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依靠什么赖以生存等问题。 体制中涉及到人的因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从人的价值观、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认知的结果来看待科技体制。他们认识到，对于科技体制的比较不能离开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背景。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高度集中的科技体制 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社会观念和国家组织方式，是传统中国科技活动的一大特点。官方组织的某些大型工程，将科学、技术与工程联系在一起，例如都江堰、长城、京杭大运河的修建等，这些大型工程的落成与体制有很大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负责整个地区的国防、公共设施的建造和维修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具有官僚性质的国家机器的产物。毋庸讳言，这种与大一统专制社会相伴相随的科技体制，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以苏联为例，高度集中的计划科技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贫弱状态、实现迅速崛起的关键一点。 二战前，有些学者认为计划体制是违背科学本质的，一个国家科学的兴起依靠的是自由的研究、探索和竞争，不可能更不应该被规划。殊不知，虽然科学理论研究是探索未知，但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向可以进行大型规划。 20世纪初期，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被奠定后，科学开始进入应用时代和可预知的解决时代。此时，系统的作用、方法论的作用，包括资金甚至综合国力的作用对科技的贡献不断提升。这种情况下，核科学、高能物理、量子力学、生命科学等领域逐渐进入大科学的布局中。 03、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落脚点 普赖斯提出的“大科学”，是以大规模的仪器设备、来自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为特征。 以“曼哈顿工程”为例，当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原理都已清楚明了，不再需要科学家独自探索时，在应用、发展、设计等后续环节上则需要群体合作。大科学工程最重要的特点是大装置或大量人员的分工协作。 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认识，特别是面向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往往是需要大科学、大团队的。引力波的发现、中国对青蒿素的研究都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中国科技体制目前最大的弊端就是重应用学科研究轻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同时，中国的科技计划在体系布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总体绩效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现在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扩展科学研究细节上的发现；二是将科学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与国内外形势，提出了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指示。在战略上，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中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实施非对称性赶超措施。 在构建科学化、人性化、未来化的科技体制上，中国需基于新比较观的视域，平衡好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着眼于提升科研人员的创造力。科研人员作为科技领域的核心生产要素，将关注点落实到科研人员上，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开拓力。 中国的科技体制服务于两个方面：国家建设和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国的科研体制长于国家建设，短于科研活动，这也是需要优化之所在。 我们要植根本土、面向世界，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学习、吸收各国科技体制创新的有益成果，对中国现有的科技体制进行全面优化，为跻身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