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艾滋病政策-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经验和教训》

  • 来源专题:艾滋病防治
  • 编译者: 李越
  • 发布时间:2006-12-30
  • 2006年1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组织共同公布了新的关于艾滋病感染者的预测数字——中国有感染者65万,这比此前两年公布的84万和几年来在中国、在国际社会不断重复的警告强音——2010年中国将有感染者1000万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差距。同时,中国的艾滋病防治行政法规被批准,并于2006年3月1日开始实施。不同的评说,使这部新实施的法规从一开始就“毁誉参半”。批评者认为这部法规不但不能在实质上保护感染者不被歧视,反将使感染者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中国20年艾滋病防治政策法律的演进,除受中国人自己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影响外,更多地是受了来自外部(联合国组织、别国政府及世界公民社会)的影响,——来自中国对外部艾滋病防治主张的“误读”和外国艾滋病防治政策对中国的“误导”。 本文针对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等用来影响中国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在中国的运用是否有效或恰当提出了置疑。这些说法和做法是:1,人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2,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3,艾滋病的流行会因其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加大企业负担而严重影响一国经济;4,个人的认知程度、具体态度、信念取向,决定个人的实践行为;5,“宣传教育,提高知晓率”,“发挥NGO作用”,“推进100%安全套、美沙酮替代和洁净针具等行为干预”对艾滋病防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及,6,三个一(即一个共同的艾滋病防治行动框架、一个国家级艾滋病防治协调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级监督与评价系统)等。 本文的积极主张是: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面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UN-IVERSAL ACCESS)的提法之下,在必须认可、尊重和保护人权,反对歧视,强调国家对公民的健康权承担积极责任的前提下,各国、各地应有不同的因地制宜的艾滋病防治积极策略和具体做法。
  • 原文来源:http://www.chain.net.cn/admin/file/20060810141353.pdf
相关报告
  • 《意大利COVID-19高死亡率的因素分析及其对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hujm
    • 发布时间:2020-04-23
    • JAMA Internal Medicine 于4月7日在线出版了意大利天主教圣心大学等机构的观点文章“What Other Countries Can Learn From Italy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讨论了造成意大利COVID-19高死亡率的因素。 文章指出,截至4月1日,COVID-19大流行造成意大利110574例病例和13155例死亡。了解意大利的死亡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以获得做好最佳准备以及为其他国家的最佳行动制定计划的策略十分重要。 一些因素与人口结构和基础疾病有关。意大利是欧洲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仅次于日本。COVID-19感染的严重程度和死亡风险具有强烈的年龄依赖性。此外,COVID-19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伴随的严重疾病,且意大利具有吸烟史的患者比例很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也很高。 第二组因素是卫生保健系统带来的病例负担的增加。例如,由于贝加莫三分之一的人口参加了2020年2月19日的欧冠比赛,这期间大量的病毒传播,很可能使贝加莫的卫生保健系统不堪重负。意大利人的生活以社交和频繁的集会和集聚而闻名。也有可能在早期阶段,没有采取太多的标准卫生措施。因此,在发生群众集会或广泛的社会交融的地区应考虑采取更高水平的准备工作。 第三组因素与卫生保健系统的标准容量以及在医院管理出现的病例时所做出的决定有关。意大利拥有一个功能强大的国立卫生保健系统,但其ICU病床数量很少。在冬季,医院往往接近满负荷运转,流感季期间意大利的平均住院率达到87%。显然,许多症状相对较轻的患者被收治,到有更多的重症患者出现时,储备就有限了。医院人满为患也可能解释了医务人员的高感染率,这进一步导致医院的响应能力下降。医务人员的早期感染导致病毒传播给医院内的其他患者。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相关经验教训是:(1)避免将疑似SARS-CoV-2感染的患者带到医院,除非他们明确要求住院治疗;(2)在医院环境中保持严格的卫生程序;(3)医务人员暴露时应迅速采取行动,以免人员能力丧失。 文章指出,还应考虑随机因素。不是整个意大利,而是其中几个城市承担了这一流行病的大部分负担。死亡的季节性很严重,冬天的死亡率比夏天高25%。死亡的季节性高峰因医院而异,并且可能很难预测哪家医院的负担最大。因此,诸如呼吸机之类的一些资源储备应处于备用状态,并能够迅速将其分配给容量饱和的医院。在缺乏流行性和发病率数据(包括血清学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很难预测COVID-19大流行过程中特定主要公共卫生决策(如封锁)的作用。具有积极的早期接触者追踪和广泛的实验室检测的国家似乎提供了成功遏制的例子。相比之下,在意大利,接触者追踪和实验室检测都受到限制,封锁不得不作为绝望境地中的最后一种措施。重要的是要研究最先采取的政策对预计的需要住院的重症患者的影响。 文章指出,最后应该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SARS-CoV-2感染对相关死亡的因果关系。很难区分是有SARS-CoV-2感染而死亡还是因SARS-CoV-2感染导致死亡,因为绝大多数死亡的患者患有1种或多种其他主要疾病。文章指出,此外,应正式研究死亡患者丧失的质量调整生命年以及对生存患者的长期后果。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源自COVID-19的疾病的相对负担,并且可以更好地分配危机期间负担过重的卫生保健系统中的资源。
  • 《专家称我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提前终止影响不大》

    • 来源专题:艾滋病防治
    • 编译者:李越
    • 发布时间:2012-06-13
    • 卫生部近日发布简报显示,我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结核病项目和疟疾项目将分别于2012年12月、2013年7月和2012年6月提前结束。当记者就此咨询有关专家时,专家们均表示,项目提前终止不会对中国艾滋病防控局势造成较大影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中国项目之所以被提前停止,主要原因是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认为,中国已经是中高收入国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吴昊对此表示认同:“他们认为中国很有钱,不需要这笔钱了。” 但他同时指出,这实际上也是某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政策性打压的托词。 成立于2002年的全球基金,旨在募集、管理和划拨资源,以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并且优先资助低国民收入、疾病负担重的国家和地区。 去年5月,由于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因素,全球基金曾停止中国全球基金项目资助资金。但到9月时,全球基金又基本同意中国全球基金项目恢复资金使用。 过去10年,全球基金在140个国家实施了超过572个项目,审批资金总额达到156亿美元。截至目前,中国共获得15个项目以及3个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已批准项目总预算为18.14亿美元。 从2004年9月1日起,中国陆续展开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第八轮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 这些项目目标各有侧重,如第三轮项目旨在减轻中国中部7个省58个艾滋病高发贫困县由艾滋病造成的影响,并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这些项目对中国的防艾当然有贡献。”邵一鸣说,无论是资金上,还是防控理念、策略、方法上,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对中国的艾滋病预防与控制都发挥过作用。 吴昊指出,虽然这些项目对中国防艾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但并非主流。作为防艾一线人士,他透露:“全球基金项目的钱,我一分钱都没用过。” 根据此前计划,第六轮项目的项目周期从2008年至2012年底,第八轮从2009年到2014年,两轮项目经费总额达75808914美元。由于项目提前停止,这两轮项目的经费将出现缺口。 吴昊认为,因为涉及经费并不太大。这些项目提前终止不会对中国防艾局势造成重大影响。邵一鸣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由于中国的防艾策略为“自力更生”,所以这些项目提前停止对中国防艾局势影响不大。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据测算,按照项目二期原计划,我国三病种防治项目涉及资金总额为44.4亿元,其中艾滋病项目17亿元,结核病项目20.5亿元,疟疾项目6.9亿元。 中国事实上对此已作好准备。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去年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时表示,将会把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结核病项目、疟疾病项目的资金缺口全部补上。 目前,根据中央和卫生部领导的指示精神,卫生部疾控局正就下一步国家财政资金的接续与相关部门商议,确保防治工作不因二期项目终止而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