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开源芯片或是中国芯片业机遇》

  • 来源专题:集成电路
  • 编译者: shenxiang
  • 发布时间:2019-08-31
  •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倪光南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指出,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兴起,开源软件的发展会更快,开源芯片或是中国芯片业机遇。

    “软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倪光南认为,软件产业有基础性、战略性,软件技术和软件人才有通用性、带动性。“软件定义世界”的趋势反映软件技术无处不在,软件人才无所不能。强大的软件产业和丰富的软件人才资源,正是中国发展软件业的有利条件,“今天,开源软件已成为软件业的主流。虽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开源软件和专有软件将会长期并存,但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开源软件的发展甚至更快。”

    “现在也出现了开源的芯片。”他透露,中国开放指令生态(RISC-V)联盟创始会员65家,旨在召集从事RISC-V指令集、架构、芯片、软件、整机应用等产业链各环节企事业单位及相关社会团体,自愿组成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联合性、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

    “RISC-V可能是中国芯片业的一个机遇。未来RISC-V很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主流CPU之一,从而在CPU领域形成Intel、ARM、RISC-V三分天下的格局。”倪光南表示。

相关报告
  • 《倪光南:美若升级芯片制裁,中国有反制牌》

    • 来源专题:集成电路
    • 编译者:shenxiang
    • 发布时间:2020-04-03
    • 美国国内疫情形势愈发严峻,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1万例。但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美国政客似乎并没放松对中国企业 华为 的打压。 3月26日路透社的报道称,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官员正考虑拟定一项新的出口管制措施,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限制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芯片制造商对华为供货。这一举动如果落实,那将在全球开启一个恶劣的霸道先例。简单说,“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被修改后,哪怕一条外国产线有一颗螺丝钉、一把螺丝刀是多年前从美国采购的,那整条产线都要受到美国限制。 这是美国对华为极限施压“连续剧”中可能上演的最新动向。去年11月,美国方面同样是通过路透社放料称,美国商务部及相关机构考虑扩大“最低含量计算准则”的适用范围。而此前,华为已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众所周知,美国出口管制实施的“实体清单”管制,是将产品(其覆盖范围已从“技术敏感类”产品扩大至个人电子消费品)按照“美国技术最低含量”分为25%、10%和不设限等几类。所谓扩大“最低含量计算准则”,即指将制裁触发门槛从25%加码到10%。 显然,不管是“最低含量计算准则”还是“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目的都在于扼住华为的喉咙,但其影响的并非仅仅这一家中国企业。目前已有中外舆论认为,若美国对华为的极限施压落地,中国将不得不采取对等反制措施。 而且中国手中也有“牌”可打。例如限制美国 5G 芯片以及含有美国5G芯片的终端和设备进入中国市场,仅苹果和 高通 两家公司每年潜在损失就至少超过700亿美元,相当于2019年的波音公司的营收。高通极可能因市场份额急剧缩水,将无法承担巨额研发投资,而不得不退出5G通信市场。 甚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要求重要领域不得采购“美国技术最低含量”超过某个门槛限度的产品。这样,垄断中国桌面电脑和服务器领域的Win te l体系软硬件,以及在移动领域占据重大份额的苹果手机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反制的对象。如果这样做,不但会使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收益大幅缩减,而且也能大大促进中国自主创新技术的发展。 从实际操作上来说,国产技术在上述领域已经达到“可用”阶段。打个比方,现在中国的“北斗三号”已经赶上美国 GPS 的水平,而上述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大致也已相当于“北斗二号”时的状况。因此禁用美国软硬件不会对中国造成太大的困难。而且反制措施只会限制特定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并不会影响中国的整体营商环境,也不会影响美国厂商投资办厂。 美国要是在“极限施压”上再往前一步,事实上,对其自身而言也是一个“自损八百”的举动。波士顿咨询集团受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委托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限制对华贸易将终止美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 公平地说,过去、现在和将来,世界上都不可能有哪一家单个企业,能长期地扛住一个世界头号强国动用其国家资源实施的制裁。华为公司能够在美国制裁下坚持这么久,已经是极其不易了。这一方面体现了华为这家中国企业如今实力确实过硬,另一方面也归功于中国举国上下对华为的巨大支持。 当中国企业无端地要面对外国政府无理的且空前严峻的制裁时,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4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问题表示,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动用国家力量,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端地去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对于美方的这种科技霸凌主义,中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理。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看上去美国制裁的矛头只是对准华为一个企业,但其最终目标是企图长期压制中国的发展。我们认为,美国某些政客的这个如意算盘是不可能得逞的。美国如果执意要在世界各国团结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顶风”再掀芯片制裁,最终必将落得一地鸡毛。
  • 《魏少军:中国发展存储器芯片应以市场为主导》

    • 来源专题:集成电路
    • 编译者:tengfei
    • 发布时间:2016-10-24
    • 在国家政策刺激下,2016年各地纷纷传出加码存储芯片的声音:北京有紫光集团宣布300亿美元做存储器,武汉有武汉新芯准备耗资240亿美元打造国家级存储器基地,合肥放言要打造IC之都,福建晋华也在跃跃欲试。 众声喧嚷中,随着今年下半年长江存储的正式成立,武汉新芯与紫光集团走到了一起。合流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们的合流又对整个存储产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到底该怎样发展存储?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做存储器芯片不能四面开花,一定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紫光与武汉新芯能够走到一起,关键在于紫光的掌舵者赵伟国和武汉新芯的管理层都意识到,只有合起来成功的概率才是最高的。同时,发展存储器产业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要淡化“政府主导”的思路,谁的市场能力强,就由谁来主导。 魏少军预计,10年之后,中国自有存储器规模应该力争达到250亿美元,在国际上做到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国内占据半壁江山。 中国存储产业现状如何?在全球市场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魏少军: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专业的存储器企业。国内一些企业譬如兆易创新有一些自己的存储器产品,但主要集中在特殊领域。从主流市场来看,中国的存储器芯片基本是空白。我们每年进口大概将近500亿美元的存储器。 全球来看,存储市场已经发展多年,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产业。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东芝、三星、美光、闪迪、海力士五家厂商鼎立的格局。具体来看,在DRAM领域,韩国厂商占主导地位,占有约75%的市场份额;其次是美国厂商,约占20%的市场份额;还有5%是在台湾生产的。NAND Flash领域,韩国占了50%,美国占到百分之二十几,日本还有一些。 中国在PC领域曾经做过自己的处理器,譬如典型代表龙芯,现在看来结果并不理想。在全球存储产业如此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再做自己的存储,会不会沦为又一个“龙芯”? 魏少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需将存储器和CPU产业分开来看,它们的产业属性不一样。CPU需要很强的生态环境支持,即便你的CPU做得很好,没有软件在上面跑,别人也不会用你的。存储器则不一样,存储器不存在复杂的生态环境的问题,只要你的产品做得跟别人一样好或能超过别人,市场就会买单。所以存储器是可以发展的。 中国现在要去发展存储器产业,到底具备什么条件? 魏少军:中国现在大力发展存储器芯片,我认为是有机会的。一是中国的市场很大。目前这轮存储器市场的增长点主要是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中心。在DRAM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增长,所需的内存越来越大,比如今天的服务器内存可能100G就好了,未来可能需要200G、300G,而数据中心服务器一建就是十几万台、几十万台,对DRAM的需求非常大。在数据存储方面,数据中心的存储需求逐渐从硬盘转向NAND Flash,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二是存储技术处于升级换代的时期,譬如DRAM的工艺制程走到20nm左右以后发展速度会放缓,闪存NAND Flash从二维转向三维,也给了我们机会。三是存储器芯片产业走到今天,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投资角度来看,投资规模大概要几百亿美元,且要持续多年地投入,能继续投这么多钱的企业也不多了。中国的企业有钱去做这些事。 中国目前在存储领域的技术积累有多少? 魏少军:在主流技术上,我们有一些储备,比如紫光国芯收购的西安华芯,在DRAM的设计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曾经给台湾的半导体存储器公司做过不少设计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存储芯片的设计技术上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在工艺上还没有经验。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和国际水平有差距,但经过努力差距可以慢慢缩小。三五年内坚持研发,应该能够有突破。 存储是非常依赖核心技术的领域,以中国目前的存储技术积累,还有发展机会吗?若引进国外技术,技术可能从哪里来? 魏少军:技术不会永远高歌猛进,比如DRAM可能走到十几纳米就将停滞下来,在别人发展放缓的时间窗口里,我们可以一步步追赶。同时,在原有的技术之外,新技术会不断涌现,就像盖房子,你可以用砖,也可以用木头、竹子、钢材,关键在于技术上能否找到合适的路径去做这件事。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涌现许多新型存储器,譬如英特尔的X-Point等。中国的存储器企业或许可以从新技术上切入。 整体来说,中国的存储技术一方面是依靠自身不断地研发提升设计、工艺水平,一方面是采取开放的态度,跟别人合作。可能有些国际企业不愿意合作,但在巨大的市场诱惑下,总有人会尝试合作。我觉得半导体是开放的市场,任何企业封闭到最后肯定是做不成的。近十年来,技术的发展从来都是开放的,手机、操作系统包括ARM都开放了。大家都持开放心态的情况下,如果哪些在国际上占据优势的企业不愿开放合作,最后就只能把自己憋死。 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点来发展存储?中国存储产业以前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 魏少军:本世纪初,随着18号文件发布,中国曾经迎来过一轮集成电路发展高峰。我们很多人很乐观,政府也很乐观。政府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形式来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想法本身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企业当时没有能力来这样做。许多企业长期亏损,哪有钱去继续投资存储器呢?到了2012年,回过头来看,我们认为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是缺失的,需要政府出手引导。 政府出手并不是说政府去亲自操刀,而是给了社会资本信心,引导社会资本向半导体行业投资。如果15年前我们就能集中力量去做存储,现在的情况肯定不同。问题是,在过去15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对集成电路,尤其是对存储器,没有大规模的投入。半导体行业,首先得有钱,没钱就建不了厂。要建存储器芯片工厂,少则几十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这么多钱,谁投?如果说2014年,没有《纲要》的出现,没有大基金成立,没有全社会的关注和热情,谁会投这么多钱呢? 产业政策明确之后,各地都想发展存储,譬如福建晋华、安徽合肥、武汉新芯、紫光。最近随着长江存储的成立,武汉新芯与紫光走到了一起。它们为何走到一起?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魏少军:国家有了明确目标,要把存储做起来,但没有说怎么做。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战略意义,赵伟国想做,武汉新芯想做,合肥想做,晋华也想做,这是自然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不断思考:这边一个存储器,那边一个存储器,势必形成竞争,而且都是低水平地重复,是不是合起来做会好一点?紫光和武汉新芯能走到一起,我觉得这是大家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共识:做存储器四面开花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集中资源、人力、财力去做。在这个过程中,紫光很开放,武汉新芯也很开放,即便武汉新芯3月份宣布了投资240亿美元建存储基地,也愿意和紫光合作。之所以这样,关键在于紫光的掌舵者赵伟国和武汉新芯的管理层都意识到,只有合起来成功的概率才是最高的。 长江存储成立之后,你觉得是武汉主导还是赵伟国主导比较好? 魏少军:相对而言,武汉新芯做存储器具备更多的条件,但是主要由地方政府主导。我们觉得,做存储器一定要遵循市场的规律,要淡化“政府主导”的思路。 长江存储成立之后,我们希望由市场主导,就是说谁的市场能力强,谁来主导。武汉方面和赵伟国两者之间,赵伟国更加市场化,我肯定希望赵伟国来主导。但是,随着产业的发展,未来是不是有第三家参与者更加市场化? 做存储的架子搭起来之后,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预计中国存储未来的市场地位如何? 魏少军:存储架子搭起来之后,首先得做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然后是形成良性循环,再就是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我认为瞄准的产品一定是跟互联网大数据相关的,BAT等互联网公司对存储器有大量需求,国内又有信息安全的要求,抓住这个市场已经足够大了。至于先做3D NAND还是DRAM,要看哪个技术条件更成熟。从技术上看,3D NAND不需要走到20nm去,40nm可以做,32层也可以用用,相对容易,也是新兴产业。DRAM则可以慢慢走。 我预计,10年之后,中国自有存储器规模应该力争达到250亿美元,在国际上做到四分天下有其一,在国内占据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