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子刊:重磅!揭秘COVID-19的缺氧机制》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1-03-25
  • 急性呼吸系统疾病综合征(ARDS)是COVID-19感染的主要临床症状。通常认为,失控的炎症与患者的死亡有关,并且针对关键的促炎细胞因子IL-6或JAK / STAT炎性途径的研究已经在8例重症COVID-19患者中进行了研究。压倒性的促炎细胞因子会损害肺泡上皮和内皮细胞,导致毛细血管通透性和肺纤维蛋白溶解,从而阻碍氧气(O2)和二氧化碳(CO2)的交换并导致缺氧,缺氧是引发COVID-19诱导死亡的关键因素。然而,低氧似乎出现在COVID-19的早期,而过度炎症则出现在相对晚期。临床实践已经观察到,许多COVID-19患者最初具有氧气剥夺而没有呼吸问题,这表明促炎性细胞因子之前的其他因素可能会导致COVID-19诱导的缺氧。

    基于此,北京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黄波教授带领团队从8名COVID-19患者中收集了用于病理诊断的石蜡包埋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通过HE染色、粘蛋白IHC染色、过碘酸-Schif试剂糖蛋白(PAS)染色等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以“Mucus production by IFN-AhR signaling triggers hypoxia of COVID-19 ”为题,在线发表在《Cell Research》杂志上。

    研究人员从8名COVID-19患者中收集了用于病理诊断的石蜡包埋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发现粘液呈酸性(HE染色为红色),且富含碳水化合物(PAS阳性),并鉴定出一组粘蛋白(MUS),包括分泌的形成凝胶的粘蛋白2、5A,6和7以及与膜相连的粘蛋白13。同时发现在SARS-CoV-2感染的猕猴中,粘蛋白2、5A和5B的表达显着上调,这些结果表明粘液可能在COVID-19患者的肺上皮细胞中产生。

    进一步研究发现,使用IFN-β或IFN-γ通过支气管雾化方法对小鼠进行治疗,发现IFN-β和IFN-γ能够降低SpO2,导致缺氧并同样增加Rrs(呼吸系统的阻力),Ers(呼吸系统的弹性),PV-k(压力/容积环的放气肢体上部曲率)和Eta(组织滞后性)。研究人员通过向小鼠静脉内注射AhR抑制剂来阻断AhR途径,消除了IFN-β-或IFN-γ引起的呼吸功能损害,尔后利用SARS-CoV-2感染了hACE2转基因小鼠,然后每天进行一次CH223191治疗,5天后粘蛋白1、4、5A,5B和16明显减少,并减少了肺部的病理损伤。这些结果表明AhR阻滞改善了SARS-CoV-2感染小鼠的肺部病理。

    总之,在这项研究中,该研究团队表明粘蛋白在COVID-19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积累,并在严重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的小鼠和猕猴的肺中上调。 进一步研究发现,SARS-CoV-2感染后的IFN-β或IFN-γ可能会通过IDO-Kyn依赖性途径导致芳烃受体(AhR)活化,从而导致转录上调粘蛋白的表达,无论是分泌型还是分泌型。这些发现可能潜在地解释了COVID-19患者中“无声”缺氧的形成,表明通过靶向AhR途径可能恢复。

    参考文献

    1、Liu Y, Lv J, Liu J, Li M, Xie J, Lv Q, Deng W, Zhou N, Zhou Y, Song J, Wang P, Qin C, Tong WM, Huang B. Mucus production stimulated by IFN-AhR signaling triggers hypoxia of COVID-19. Cell Res. 2020 Dec;30(12):1078-1087. doi: 10.1038/s41422-020-00435-z. Epub 2020 Nov 6. PMID: 33159154; PMCID: PMC7646495.

    2、Gibson PG, Qin L, Puah SH. COVID-19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clinical features and differences from typical pre-COVID-19 ARDS. Med J Aust. 2020 Jul;213(2):54-56.e1. doi: 10.5694/mja2.50674. Epub 2020 Jun 22. PMID: 32572965; PMCID: PMC7361309.

  • 原文来源:https://news.bioon.com/article/6785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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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人员利用新创建的工具发现了COVID-19易感性的机制。这个名为GASPACHO的工具捕捉了先天免疫反应中基因表达的动态变化,使研究人员能够识别与疾病风险相关的基因和分子途径,这些以前太复杂以至于无法检测或解释。 利用GASPACHO(GAuSsian Processes for Association mapping leveraging Cell HeterOgeneity)工具,来自威康桑格研究所、日本国立儿童健康和发育中心、特拉维夫大学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影响COVID-19易感性的基因变异。 了解对COVID-19感染和严重程度有贡献的遗传因素,可能为疾病发病机制提供新的生物学见解,并确定治疗靶点。人们希望这个工具能够被应用于发现其他人类疾病易感性机制。 发表在《自然遗传学》上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特定基因、它们的表达水平以及它们在疾病易感性中的潜在联系。该团队通过一项COVID-19病例研究突出了该工具的实用性。 人们对COVID-19的反应存在很大的差异。大约80%的感染者经历轻度至中度的疾病,而一些人将主要经历更严重的呼吸症状,需要住院甚至重症监护。部分差异可能归因于我们基因的不同,特别是我们对基因表达的遗传调控的差异。 影响基因表达的区域称为表达定量性状位点(eQTLs)。这些就像我们DNA中的路标,指示着哪些遗传变异与特定基因的表达变化相关,影响着一个基因的表达多少,导致该基因产生的蛋白质水平的差异。 虽然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经确定了许多涉及基因表达的疾病相关变异,涉及eQTLs的参与,但它们无法展示任何因果关系。然而,全基因组eQTL映射显示了揭示疾病结果变异的潜力。 在这项新研究中,科学家们着手通过映射eQTL来探索特定患者的免疫反应。他们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展示了细胞内遗传变异如何影响个体之间的整体免疫反应。 来自威康桑格研究所及其在日本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合作者,触发了来自68名健康供体的人类成纤维细胞中的抗病毒反应,然后利用单细胞转录组学对其进行了描述,以测试GASPACHO。 该工具使用非线性回归建模来捕捉免疫反应不同阶段发生的eQTL的动态变化。与先前聚合单细胞数据的eQTL映射尝试不同,GASPACHO能够以细胞特异性的分辨率跟踪随时间和个体细胞的变化。 该团队在基因组内确定了1,275个eQTLs,它们在人类先天免疫反应中改变了基因表达,在40种免疫相关疾病(如克罗恩病和糖尿病)中具有相关性。 研究人员发现,当将该工具应用于调查COVID-19结果的变异时,更有可能感染COVID-19的人群中,OAS1基因表达较低。OAS1基因编码了参与清除细胞中病毒RNA的蛋白质。 在COVID-19患者中,与参考基因型组相比,研究人员发现鼻上皮细胞以及血液中的单核细胞中OAS1的表达较低——这两种是病毒的靶细胞类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靶细胞类型中,OAS1表达可能会受到一种常见的剪接变异OAS1剪接QTL的调控。这是在外显子和内含子边界的DNA序列的遗传改变。在这些细胞中,剪接变异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体中病毒RNA清除的效力,解释了COVID-19患者群体中受损的临床结果。 尽管这种遗传改变需要进一步探索才能充分理解其作用,但它提供了有关COVID-19易感性以及其他免疫相关疾病的分子机制的见解,为开发利用这些遗传机制的潜在疗法奠定了基础。 日本国立儿童健康和发育中心的研究的第一作者熊坂夏彦博士表示:“我们可能将来可以在药物发现中使用OAS1和同一级联中的其他基因,但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了解OAS1或相关基因可能对COVID-19产生贡献的具体机制。” 特拉维夫大学研究的共同作者之一Tzachi Hagai博士表示:“我们的基因构成中的微小差异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对疾病的易感性,从而影响我们的基因活跃度,这真是了不起。虽然宿主特异性基因因素只是谜题的一部分,但我们的工作揭示了潜在特征、疾病和药物反应的分子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与更广泛的环境、临床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 “这里的发现强调了持续的科学研究对于解开人类遗传学与病原体感染结果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包括新兴病毒如SARS-CoV-2。” 来自威康桑格研究所的共同作者Sarah Teichmann博士表示:“这个新工具将对从人类细胞图谱产生的大量数据中提取有意义的见解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利用这个工具揭示许多潜在的基因机制,最终找到有助于开发治疗多种疾病的新药物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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