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AS:周婕/袁国勇/姜世勃等通过呼吸道类器官揭示Omicron高传染性的机制》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3-04-19
  • 新冠病毒变异株在世界各地引发了多次感染高峰。奥密克戎(Omicron)毒株B.1.1.529于2021年11月中旬在南非被首次发现, 之后迅速在全球流行并一直处于快速变异中。自2022年8月初以来,BA.5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变异株。与野生型病毒相比,奥密克戎毒株的刺突蛋白(Spike),尤其是受体结合区域(RBD),发生了很多变异。受体结合区域是病毒与宿主细胞受体的主要结合部位,也是中和抗体的主要靶点。

    大量的研究表明,Omicron相比之前的变异株更容易逃避抗体的中和,导致免疫逃逸,从而增加了在免疫人群中感染或再次感染的机会。然而,科学家们在思考另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SARS-CoV-2是否在演变过程中,强化了在人呼吸道细胞内生长复制的能力,从而导致传播能力的增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可以模拟人类呼吸道上皮的生物模型,以检测病毒在人类呼吸道细胞中的感染和复制情况。

    2023年4月17日,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周婕/袁国勇教授团队,联合类器官先驱Hans Clevers教授及复旦大学姜世勃教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题为:Human airway and nasal organoids reveal escalating replicative fitness of SARS-CoV-2 emerging variants 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利用人呼吸道类器官模型,评估了Omicron BA.5及其他变异株在人体呼吸道细胞的感染和复制能力的改变。他们在人鼻粘膜类器官和气道类器官的研究发现,BA.5 Spike蛋白可以提高新冠病毒的入侵效率,并通过形成合胞体,增强病毒在细胞间的传播,从而大大增强了复制能力。也就是说,SARS-CoV-2变异株增强了在人类呼吸道上皮细胞中的复制能力, 使得病毒的在人群中的感染传播能力大大增强。

    研究团队首先在气道类器官(Airway Organoid)和鼻粘膜类器官(Nasal Organoid)中研究了野生型新冠病毒(WT)、B.1.1.529 和BA.5的感染和复制情况。结果显示,BA.5感染气道类器官后产生的病毒滴度比WT和B.1.1.529更高(图1A)。在低病毒量感染后,WT和B.1.1.529几乎不能在气道类器官中复制(图1B,C),但BA.5 依然可以有效的感染和复制。在鼻粘膜类器官中的研究结果也表明,BA.5的感染和复制能力显著强于B.1.1.529(图1D,E,F,G)。在鼻粘膜和气道类器官中,BA.5达到了和流行性流感病毒H1N1(H1N1pdm)相当的感染和复制能力(图1H,I)。总的来说,BA.5在人气道和鼻粘膜类器官中表现出很强的,与季节性流感病毒株相当的感染复制能力,从而更容易在人群中传播。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新冠病毒在类器官中的感染,研究团队将病毒感染后的类器官进行了免疫染色和共聚焦成像。结果表明,BA.5感染的鼻粘膜和气道类器官中,病毒阳性细胞的数量明显比B.1.1.529和WT增多(图2A,B)。流式细胞术分析也显示, BA.5在气道(图2C)和鼻粘膜类器官(图2D)中的感染率显著高于B.1.1.529和WT。为了研究导致BA.5感染性更高的机制,他们构建了携带BA.4/5、B.1.1.529和WT spike蛋白的假病毒。假病毒感染实验证实,BA.4/5在鼻粘膜类器官中的感染效率显著高于B.1.1.529和WT(图2E)。

    研究团队发现BA.5感染后的气道类器官(图3A)和鼻粘膜类器官(图3B)可以形成典型的多核合胞体,而WT和B.1.1.529 的感染并不能产生合胞体。为验证BA.5 Spike蛋白是否能在类器官中有效诱导合胞体的形成,研究团队在鼻粘膜类器官中进行慢病毒转导过表达BA.4/5、B.1.1.529 和WT的Spike蛋白。结果显示, BA.5 Spike蛋白的过表达就可以在鼻粘膜类器官中与BA.5感染相类似的多核合胞体形成(图3C)。

    有趣的是,在肺泡类器官的感染实验中, BA.5的病毒滴度显著低于WT和BA.1,这表明BA.5引起COVID-19的严重并发症的倾向较低(图4)。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系周婕/袁国勇教授、荷兰Hubrecht 研究所Hans Clevers教授及复旦大学姜世勃教授为该文章的通讯作者。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李存博士和博士研究生黄晶晶、俞亦飞、万智信为该论文第一作者。

  • 原文来源:https://news.bioon.com/article/2043e676542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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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蝙蝠是多种新发传染性病毒的天然宿主。研究表明,中东综合呼吸症冠状病毒(MERS-CoV),SARS冠状病毒(SRAS-CoV),埃博拉病毒(Ebola),以及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SARS-CoV-2)可能都来源于蝙蝠。 虽然携带这些严重影响人类及其他动物健康的病毒,蝙蝠本身似乎没有明显的疾病征象,提示蝙蝠细胞可能存在特殊的抗病毒免疫机制。但是长期以来,科研界缺少一个很好的模型系统来进行详细的研究。 近日,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周婕教授课题组等在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 期刊发表了题为:Analogous comparison unravels heightened antiviral defense and boosted viral infection upon immunosuppression in bat organoids 的研究论文【1】。 该研究建立了并改进了世界上首个可以稳定持续的蝙蝠肠道类器官培养体系,并将人与蝙蝠的肠道类器官进行了比较,证实了蝙蝠细胞无症状携带病毒的机制可能是抗病毒基因的较高基础表达,特别是更快速、更持久地诱导固有免疫应答,增强了蝙蝠细胞在感染早期抑制病毒扩增的能力。 周婕教授团队在2020年新冠病毒发现之初建立了蝙蝠肠道类器官,首次体外证实了SARS-CoV-2 可以感染蝙蝠肠道类器官并在蝙蝠肠道类器官中扩增,相关科研成果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期刊【2】。 这些创新性的蝙蝠类器官对于研究大量的蝙蝠病毒,以及蝙蝠病毒的跨物种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功能强大的工具,受到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但是他们最初建立的蝙蝠类器官最多在体外传代3个月左右,为了建立可以持续稳定传代培养的蝙蝠类器官,在周婕教授的指导下,课题组博士研究生刘晓娟, 万智信和研究助理教授李存博士对蝙蝠类器官的培养进行了优化,使蝙蝠类器官可以稳定传代培养一年以上, 更加完善了这一国际创新的类器官模型。 他们还发现发现优化的蝙蝠小肠类器官可以真实地模拟蝙蝠肠道细胞对不同病毒的易感性。蝙蝠类器官可以感染从蝙蝠肠道样品中分离的一株冠状病毒CoV-HKU4, 以及与蝙蝠病毒高度同源的SARS-CoV-2,但是完全不能感染人肠道病毒EV-71。 研究团队对蝙蝠及人的小肠类器官的抗病毒基因的基础表达水平进行了比较,发现抗病毒基因在蝙蝠类器官中的表达显著高于人肠道类器官,并且在用Poly(I:C) 处理模拟病毒感染后,蝙蝠类器官比人的类器官表现出更迅速,更强的,更持久的抗病毒固有免疫反应。蝙蝠类器官通过TLR/RLR信号通路识别RNA病毒,并且在感染早期用免疫抑制剂CYT387处理后,SARS-CoV-2及CoV-HKU4在蝙蝠类器官中的复制显著增强,表明蝙蝠的固有免疫在病毒感染早期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的复制。 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周婕教授,袁国勇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姜世勃教授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博士研究生刘晓娟为论文第一作者。 周婕教授团队在类器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与类器官技术的创始人,荷兰科学院院士 Hans Clevers 教授合作, 周教授的团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来源于肺成体干细胞的类器官。在此基础上,团队开发出了人体呼吸道类器官双向分化技术,建立了成熟的气道类器官和肺泡类器官。此外,他们从正常人的鼻腔中无创伤性地刷取少量细胞,便可以高效地建立鼻黏膜类器官。相关成果分别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2018),美国微生物会会刊mBio(2022)和 Cell Discovery(2022)上。这一呼吸道类器官技术平台使得人体的整个呼吸道上皮在体外高效地重建并稳定地扩增。Nature 连续刊发两篇回顾性报道【3、4】,介绍周婕教授团队将类器官技术引入病毒学研究的成果。 周婕教授团队的呼吸道类器官技术是目前最先进最系统的呼吸道类器官培养系统,是研究呼吸道生理和疾病、以及研发抗呼吸道传染病疫苗,如新冠、流感疫苗,和呼吸道疾病药物最好的临床前模型系统。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92-022-01247-w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1-020-0912-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0-020-0258-4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1395-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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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人类社会历经多次大流行疾病冲击的背景之下,对疾病传播的认知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特别是经历过新冠疫情以来。经由呼吸道释放的颗粒物及气流中可形成稳定悬浮的气溶胶体系被称为为人体呼出气溶胶。许多严重折磨人类社会的疾病,如新冠肺炎、肺结核、麻疹和流感,已被证明是通过呼吸排放后经空气传播的。人类呼吸道病毒感染会导致一系列呼吸道症状和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导致高发病率、死亡率和重大经济损失。然而,医学界传统认为疾病流行只是靠飞沫(大于5微米)传播,这一思维惯性使得人们相对忽视了气溶胶(小于100微米的所有颗粒)传播的重要性,这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相关研究工具和实验观察。这些不确定性和一些传统错误的认识导致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疫情早期没能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人体呼出气溶胶研究有助于了解呼出气溶胶的疾病传播潜力,进而为揭示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发展规律以及预防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科学证据。尽管有文献报道人类呼出气溶胶颗粒的粒度分布,但不同呼吸模式的呼出气气流方向和疾病传播潜力仍不明朗。研究呼出气气流的可视化非常重要,特别在定量描述不同模式呼吸传播疾病的风险上。 对于上述问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要茂盛教授课题组利用所搭建的红外成像装置,通过对人体呼出气溶胶中存在的CO2的流动形态的捕捉成像,实现了对于真实人类志愿者不同呼吸活动下呼出气溶胶的实时可视化,开展了针对于不同呼气模式下的呼出气流动力学和传播风险的相关研究工作。课题组研究了如干咳、深呼吸和大笑等呼吸模式的呼出气溶胶气流特征及其相应的口鼻活动间的差异,对不同呼出活动的相对传播风险进行了半定量。此外,对各种保护措施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可视化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人体呼出气溶胶气流特征在不同呼出活动和口鼻差异中存在着特征规律(图1、图2),体现在各呼出活动气流团形态各异,口部参与的活动其传播角度更加水平,口鼻的共同活动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干扰影响,增高了人体呼出气流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湍动程度。图像信息中灰度值水平的积分结果(图3)显示深呼吸活动的累积风险更高,口部参与的呼出活动保持稳定状态和较大面积范围的呼出气流能力更强,提示着口部活动较高的累积风险,而干咳等剧烈活动瞬间呼出的气流团颜色更深面积更大,瞬时风险更高。不同防护设备的作用(如图4),佩戴口罩可显著阻隔气流团的面对面水平传播,但有正面呼吸阀的口罩存在着呼出气流加压外溢的现象,在双人交流过程中双方的暴露易感区域及佩戴口罩所起到的防护作用的动态过程可参见后文所附视频链接1。桌面挡板的使用和可穿戴设备的开启,可将人体呼出气溶胶气流限制在一定空间范围。在这项工作中,课题组更多地关注不同呼吸模式之间的差异和特征,将不同呼吸模式下的气流走向可视化,真实理解呼出气气溶胶如何传播。这项工作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呼吸模式的传播特征,实验数据也为模型模拟的边界条件提供了重要信息。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更好地了解人类呼出的气溶胶及其对传染病传播的作用。 研究结果以“Quantitatively visualizing airborne disease transmission risks of different exhal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CO2 Imaging”为题发表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刊物上,并入选刊物内页封面。论文第一作者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生彭一娇,要茂盛为通讯作者。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项目(22221004)、基金委集成项目(92043302)、国家相关人才计划(21725701)与广州实验室项目(EKPG21-0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