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鄱阳湖建闸应禁渔 江豚没必要游到长江》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7-11-10
  • 鄱阳湖建闸第一次环评公参公示已结束。12月17日,参与该工程课题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曹文宣研究员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专访。   2010年年初,江西省政府曾邀请韩其为、王浩、李文华、刘兴土、曹文宣等院士领衔开展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的研究。次年通过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研究成果验收意见》显示,“六大课题”研究表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一些不利影响,通过采取科学的措施与方法,可以降低或减缓这些不利影响。”   在曹文宣看来,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保护鄱阳湖的生态系统。   作为国内最权威的鱼类学家,他在此次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建议在建闸的同时,要尽快实行全面禁渔,坚决取缔堑秋湖(当地人根据鄱阳湖夏涨秋落的规律,在湖底低洼处堑壕沟、围矮堤,以便在秋季退水时截留更多的鱼和水,最后将鱼类资源一网打尽的一种渔业方式)、电捕、迷魂阵等非法捕鱼作业,“枢纽工程要跟管理相结合,禁止堑秋湖、电捕、迷魂阵,管控企业的污水排放,不能只建个闸就什么都不管了。”   对于建闸后对江豚的影响,曹文宣认为,有充足食物的江豚没必要游到长江,到长江是“凶多吉少”。江豚种质交换一说,他觉得站不住脚,鄱阳湖里栖息着450头江豚,近亲繁殖的概率非常低。   有充足食物的江豚没必要游到长江   澎湃新闻:有专家称,不在鄱阳湖生态系统没完全退化时建闸保护,就迟了。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曹文宣:鄱阳湖生态系统退化有多方面的原因,枯水期延长和提前只是众多原因之一。围湖造田把湿地都破坏了,沿岸种植大量的意杨林,消耗地下水水资源。堑秋湖、电捕、迷魂阵等非法捕捞方式,使渔业资源衰退,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建闸”只是保护鄱阳湖生态的措施之一,以维持2000年以前鄱阳湖的水文节律。工程措施要跟管理相结合,禁止堑秋湖、电捕、迷魂阵这些渔业方式,让渔民转产转业,农业部正在考虑要在2020年实行长江全面禁渔。尤其是堑秋湖,这是竭泽而渔的渔业方式。另外,还要加强对企业污水处理的监管、对挖砂船管控,这样才能达到保护鄱阳湖生态的目的。总之,不能只建个闸就什么都不管了。   澎湃新闻:长江江豚面临的威胁有哪些,鄱阳湖建闸后,会对长江江豚带来哪些影响?   曹文宣: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江豚没有吃的,电捕把长江的大鱼小鱼都搞光了,鄱阳湖还有一点食物,所以鄱阳湖的江豚数量相对比较多,总共有450头左右。毕竟鄱阳湖到冬天还有点儿水。但是,迷魂阵那些非法捕鱼方式给江豚带来很大伤害。江豚皮肤很嫩,钻进去就会擦伤,然后感染死亡。还有鄱阳湖的挖砂,对底栖生物破坏很大,不仅是江豚,其他鱼类也失去了栖息地。控湖工程(澎湃注:即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一定要把这些取缔。   鄱阳湖建闸后,枯水期水域面积将变大,水位变深,再结合取缔非法渔业,渔业资源会丰富起来,江豚就会有丰富的食物吃。如果不建闸调控,水位降低到七八米时,江豚的生存空间会变小。   有了充足的食物后,其实鄱阳湖里的江豚没有必要非要游到长江,到长江也是凶多吉少,长江里鱼少,船体也大,江豚既找不到食物吃,还容易被螺旋桨打伤。   所谓“鄱阳湖江豚需要与长江八里江的江豚进行种质交换”,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鄱阳湖里有450头江豚,近亲繁殖的概率其实非常小。   工程建成后,丰水期时闸门全部打开,江豚可以自由通过,即便是不能顺利通过,也可以用捕捞的方式将其与长江里的江豚种群进行种质交流。石首市天鹅洲里的江豚从以前的几头发展到到现在的几十头,不也在用这种方式进行种质交换吗?   至于蓄水后湖面结冰导致江豚不能正常呼吸的问题,我认为,随着全球气候整体变暖,这种概率也很小。况且,当时我们担心的蓄水发电的水位,足有27米,这种情况下确实结冰概率会增大。但按照目前的设计水位,在冬天时结冰概率非常小,“五河”还会有来水,水体仍是流动的。尽管可能会在湖汊处,水流速度比较缓的地方结冰,但江豚是很聪明的,它会绕开这种地方。   澎湃新闻:按照工程设计,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拟修建两条鱼道。水利工程修建鱼道到底有多大作用?   曹文宣:根本没多大作用,只是环保部门要求必须修,不然环评审批通不过。工程建成后,四月到八月闸门是全部打开的。这期间,长江水还有倒灌鄱阳湖的可能,鱼类有顶流水上溯的天性,这样就很容易通过闸门。我还建议利用船闸过鱼,三峡当时也没修鱼道,我们在三峡船闸里发现了鱼,这说明船闸是可以过鱼的。   全面禁渔十年后也只能恢复种质资源   澎湃新闻:2006年,你就提出长江全面禁渔十年。据我们了解,2003年长江开始实行禁渔期制度(每年的4月1日6月30日,2016年日期开始延长,从3月1日到6月30日),为何在实行禁渔制度的3年后你就提出全面禁渔。怎么评价这13年的禁渔效果?   曹文宣:在2004年,我们团队曾实地调研休渔效果。7月4日,我们在市场上发现了草鱼和白鲢,都是十厘米左右长的。草鱼和白鲢一般都是5月中旬产卵,大约两个月后就长那么大(十厘米),然后渔民把当年长这么大的鱼都捕捞了。这就说明,休渔一结束,刚长成的幼鱼就被捕捞了。我们根据耳石的日轮判断,当年孵化的幼鱼不到两个月就大都被捕捞上来了。这样下去怎么保护渔业资源?只有全面禁渔,让渔民转产转业才能恢复长江的渔业资源。   我觉得这13年禁渔,渔业资源是越禁越少。电捕、迷魂阵屡禁不止,越来越猖狂;这些捕鱼的方式《渔业法》早就明令禁止了。   澎湃新闻:怎么评价增殖放流这种做法?   曹文宣:本来放流应该是增殖增产的,但往往是今天放流,明天这些被放流的鱼就出现在市场上了(被渔民捕捞销售),反而有减产的趋势,花了不少冤枉钱。以湖北省为例,2010年,湖北省增殖放流了5.7亿尾鱼苗,投资上亿元,但2011年的产量却比2010年减少了5.76%。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提出的方案是全面禁渔十年,这与鱼类生长周期相关吗?实行之后,长江的渔业资源将恢复到什么程度?   曹文宣:以四大家鱼为例,它们的繁殖周期一般为三到四年,十年差不多有两个世代,这样有助于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数量成倍恢复。   原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上游的重庆到江西2000来公里的干流江段,有36处产卵场,长江干流有1千亿到1千2百亿尾四大家鱼鱼苗。那个时候,用于养殖的鱼苗,湖北省就捕捞了两百亿尾,现在总共连20亿尾都没有。   但禁渔十年可能不会恢复到那个时候的胜景。因为那时还有很多通江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水面还是很大的,现在两湖围垦,水面变小,鱼类吃食的空间缩小了。   实施全面禁渔十年,能有效地保住四大家鱼的种质资源就不错了,因为我们的淡水渔业养殖产量50%是四大家鱼,这样可以促进淡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目前,四大家鱼的种质资源质量在下降,尤其是鳙鱼。养殖的亲鱼几代以后就会退化,我们希望通过全面禁渔,恢复和保持优良的种质资源,使得四大家鱼的自然繁殖维持一个动态稳定的合理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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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chang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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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宜昌段葛洲坝以下水域将开始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涉及水域的渔船将全面停止捕捞作业。这几天,宜昌渔民杨江龙并没有禁渔前的加班加点,他提前了近两周时间收网回家、修补渔具。杨江龙说,10月份以后去打鱼,打上的鱼连成本都不够。 今年是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10周年。2003年,该制度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禁渔范围涉及沿江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0个省(市)。相关数据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仍未得到遏制。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负盛名的鱼类学家之一的曹文宣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位著名鱼类生物学家再次呼吁长江全面禁渔10年,“一年365天天天禁渔,而不是一年三个月禁渔。”曹文宣指出,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已受到严重损害,酷渔滥捕是损害资源的最直接、最重要因素……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也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10年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赵进东认为,长江捕捞渔业产量不足中国淡水渔业产量的1%,捕捞渔业退出长江及大型湖泊,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发展,却能让长江渔业资源得以恢复。 农业部在给赵进东的答复中承认,“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正在制订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 早报记者 黄志强 鲍志恒 每年禁渔三个月,对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并无多大的改观。 2011年,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在武汉举行的禁渔总结会上表示,2003年开始试行的禁渔有效减缓了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的趋势,也推动了我国内陆渔业管理工作。然而,该次总结会上提供的数字显示:当年长江“四大家鱼”产量仅为历史峰值的三百分之一,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仍难遏制。 除了每年禁渔三个月外,为缓解长江鱼类资源衰退,各地纷纷开始增殖放流,将人工繁殖的鱼苗放流到长江。然而,该措施同样收效甚微,甚至存在隐患。 “放流的鱼苗根本不及减少的量。”常州渔政站站长吴建敏表示,不比陆路动物容易监测,鱼在江中游走,有些鱼种还会往返大海和长江,难以监测,只能凭多年经验感知,放流的鱼苗数量根本不及减少的量。常州2003年开始放流,逐年增加,今年计划向长江放流2000多万尾。 还有些专家担心,增殖放流会破坏长江的基因库。长江中,鱼在产卵、受精等繁殖过程中会进行广泛交流,参与的个体很多,遗传多样性较高,由此产生的物种进化能力较强,物种存活和延续能力较强,但增殖放流的鱼苗源于人工繁殖,容易影响遗传多样性,犹如近亲繁殖。 禁渔10年恢复生态环境 “仅仅依靠三个月的禁渔期和人工放流部分幼鱼,是难以让资源恢复的。”在院士曹文宣看来,禁渔10年是实现长江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曹文宣早在2006年即提出“全江禁渔10年”。 曹文宣认为,长江主要的经济鱼种四大家鱼通常4龄成熟繁殖,连续10年禁渔,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比现在倍增,而且个体增大。届时渔业效益会比现在显著增加,适当捕捞也就不会造成资源衰竭。 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江豚、白鳍豚、白鲟等以鱼为食的大型动物来说,长江禁渔10年也是它们长久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曹文宣表示,除了电捕和轮船螺旋桨对它们造成伤害外,导致这几种动物消失或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鱼的减少,如果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鱼类丰富起来,这些珍稀的水生野生动物将有充足的食物,长江生态环境就会逐渐恢复。 2007年9月16日,由农业部主办的首届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在上海举行,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发出《保护长江生物,关注流域生态》倡议书,称长江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已丧失严重,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院士呼吁强化长江禁渔期制度,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实施长期全年禁止商业捕捞,恢复鱼类资源。“地球造就一个物种至少要200万年,而人类破坏一个物种也许只要几十年甚至几年。”倡议书说。 5年后的2012年,赵进东接过曹文宣的“接力棒”,在全国“两会”上为长江鱼鼓与呼。赵进东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10年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赵进东认为,每年的4-6月禁渔期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亲鱼的繁殖,但7月解禁后的大量捕捞,仍使幼鱼面临着危险,对渔业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渔业部门每年4月都要在沿江一些地方放流四大家鱼和其他一些人工繁殖的经济鱼类,但数量可能连迷魂阵一天捕获到的数量都不到……“我们认为禁渔期应该在10年左右,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 长江养不起14万渔民 赵进东提出“10年禁渔”的提案后,农业部曾派人专门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进行了调研,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称“长渔办”)向早报记者证实曾收到并答复了赵进东的提案,在答复中,农业部认为,三个月的禁渔期,虽然未能从根本上遏制长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但监测数据表明禁渔期制度对于延缓资源衰退,保护鱼类自然繁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长渔办主任赵依民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江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承载不起现有的渔业捕捞力量,供养不起如此众多的捕捞渔民,迫切需要让部分渔民转产转业上岸。因此,努力开展长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是长久之计。 在给赵进东的答复中,农业部表达同样的观点,“禁渔期制度涉及沿江11个省市,禁渔渔船37914艘(拥有捕捞许可证),专业捕捞渔民145339人。据统计,2011年,长江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和河口区的天然捕捞量不足5万吨,长江的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这14万多渔民的基本生活,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从渔民生存出发,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出发,在长江流域开展‘退捕还鱼’的政策十分必要,也很紧迫。我部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参考‘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政策,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 症结在渔民的安置 目前,研究人员、管理部门和渔民都在期盼“退捕还鱼”,但症结就在渔民的安置上。 “由于涉及多部门合作,我部将会同有关部委作进一步的研究。”针对赵进东提出“设立长效机制的生态补偿基金,解决长江渔民的生计”的建议,农业部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事实上,曹文宣也一直在思考10年禁渔后长江渔民的未来。“就是不禁渔,渔民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了。”根据曹文宣的调研,随着长江经济鱼类资源的下降,专业渔民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入不敷出,另谋出路已经成为主要现象。 早报记者走访宜昌、万州等地时也发现,全职捕鱼的专业渔民已非常少见,他们大多在汛期时出江打鱼,其他时间都在岸上找零工,然而由于国家会适当给予生活补贴和渔船油价补贴,大部门渔民没有放弃捕捞许可证并长期在江上生活。 “在宜昌登记的2245条渔船中,常年作业的渔船不到30%,间断性作业的渔船约占50%,很多渔民整年都不捕捞了,因为捕鱼已经无法满足渔民的基本生活要求。” 在曹文宣看来,目前实施的禁渔补贴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是冒领的,办一个捕捞证,就去领补贴。还有的去搞一条船,根本不捞鱼,就拿几十万补贴。”曹文宣算了一笔账,全江禁渔10年,不但鱼类物种资源保护下来,还可以大量减少涉渔开支,“每年休渔三个月渔民的生活补贴2000万元,人工放流资金仅2010年就约2.5亿元,渔船油费补贴1.45亿元,禁渔10年共计可节约41.5亿元。” “‘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的水位要从157米抬高到170米,抬高13米,就移民了18万人。现在,全江的渔民加起来还不到15万人,你为什么不能解决?”曹文宣说。 对话院士曹文宣:长江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加快 东方早报:您如何看待长江渔业资源的现状? 曹文宣:长江渔业资源正在逐渐衰退,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长江水系现有鱼类400多种,淡水鱼类有350种,其中特有种类就有156种之多。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不但天然捕捞产量急剧下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度也在加快。 著名的“长江三鲜”(鲥鱼、刀鱼、河豚),鲥鱼已经绝迹,刀鱼濒临灭绝,野生的河豚也已经不见踪迹。 还有,白鲟自2003年以后再也没看见过了。像鯮鱼,可以长到100多斤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很少再见到了。 你看市场上卖的鱼,基本上都是“小鱼”(长不大的小型鱼和长得大的鱼的幼鱼)。像是要长几十斤的草鱼,长到几两重就被捕上来卖了。 你再看捕捞产量,2008年湖北是30万吨,2009年是26万吨;湖南2008年是16万吨,2009年是11万吨,2010年仅有9.6万吨……只有江西2010年比2009年增加了4.5万吨,原因是捕捞了许多幼鱼。 东方早报:长江渔业资源逐渐衰退的主因是什么? 曹文宣:我认为酷鱼滥捕是最主要的原因。渔业法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捕捞的鱼中,幼鱼不得超过规定的比例(5%)。 这些年我们在洞庭湖,发现很多都是迷魂阵,网很密,把大鱼的幼崽一网打尽。 还有工业和城市污染,大量的污水超标排放,导致许多死鱼事件。每年长江沿岸向长江排放的污水相当于黄河的总量。 另外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湖泊上兴建的一些堤坝、闸口,阻止了江湖之间的自由交流,江湖阻隔使得鱼类失去索饵场、繁殖场和育肥场,改变了湖泊的湿地属性,湿地面积和质量大为下降。还有围湖造田、农业的污染等,都是原因。 东方早报:大家还关注长江水电开发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曹文宣:鱼类资源有两个方面的属性,一个是物种,一个是渔业。水利工程主要是对长江鱼类的物种资源属性造成影响。特别是长江上游的特有种类很多,它们适应激流环境。你一批一批地建水电站,搞梯级开发,把激流变成静水,它就没办法继续生存。 像贝式哲罗鲑,最先在都江堰发现的,现在岷江已经没有了,仅仅在大渡河的顶上有一些。但是那里现在又要修电站,进行梯级开发。我们有过研究,光是受三峡大坝影响的特有鱼类,就有60多种。 东方早报:您怎么评价“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对渔业资源有影响吗? 曹文宣:当然。如果当初保护区不调整,就建不了向家坝、溪洛渡水电工程,很多鱼类的产卵场就不会消失。后来,又对保护区进行了二次调整,就是为重庆的小南海水电站让路。 我一直讲,小南海是保护区和三峡水库之间的鱼类完成生活史过程必须经过的生态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现在小南海还建不建,我也不知道。不过,他们准备要建,所以要搞一个“鱼道”,叫“仿自然通道”,但是,它的流程太短,就像一条小河。现在还不能说效果会怎么样。 东方早报:这些年,鱼类自然保护区对渔业资源的保护是有效的吗? 曹文宣:怎么说呢?河流的自然保护区不同于陆地上的保护区,陆地上的,你封山就没人能进;河流里轮船来来去去,你不能说不让走吧?渔民也是世代捕鱼。 只是说你要修桥筑坝要经过保护区讨论批准,所以说,还不是能很好地保护。 天鹅洲那个保护区还可以,但还是受到一些干扰。水里是豚类保护区,但是农民也在那边种棉花,化肥农药会污染到水。这里有一些小鱼本来是作为豚类的饲料的,但是也被捕捞了。 东方早报:全江禁渔,渔民如何生存? 曹文宣:就是不禁渔,渔民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了。渔业资源如此快速地衰减,从渔人口也必然在减少。实际上有很多渔民的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像洞庭湖的“天吊族”,祖孙三代同住一条小船,完全“以船为生”,我们叫“一船的文盲、一船的血吸虫病患者、一船的超生户、一船的贫困户”,他们大约有8000户,两万人,生活极其贫困。这样的渔民,早该上岸定居、转产转业、移民安置了。 调查显示,2011年全江各省市的渔户只有6.3万户了,人口总数是28万人,其中从渔人口仅14.5万人。 东方早报:除了全江禁渔,还有什么需要采取的措施,遏制长江渔业资源的衰退? 曹文宣: 还有三条。第一,保护区内,要完全禁止商业捕捞,除了进行科学研究;第二,有些好吃的特有鱼类,要人工繁殖,不要捕捞野生的,保护自然繁殖;第三,要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增加一些鱼类的名录。
  • 《长江江豚保护:迁地保护背后的气候困局》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8-06-06
    • 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的天鹅洲长江故道,是“九曲回肠”的荆江江段上一处并不起眼的急弯,江水至此,向北迂回21公里再奔流向东,百转千回、浩荡入海。 1972年夏,汛期的大水将天鹅洲两端的河道冲开,弯道取直,自然“开挖”了两公里航道,从此,长江主干道与天鹅洲故道隔岸相望。每年丰水季节,这座江心孤岛被新旧河道围作“天鹅抱蛋”的形状,故名曰“天鹅洲”。如今,近40头幸运的长江江豚就快乐地生活在此。 长江江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列为濒危物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两种哺乳动物之一,另一与江豚极为相似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鱀豚已于2006年被科学家认为“功能性灭绝”。 截至2006年,整个长江流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比大熊猫还要少。更严重的是,长江江豚正在以每年6.4%的速度减少,若不加以保护,最快15年内就会惨遭灭绝。 早在1992年,湖北石首就在天鹅洲,正式成立了首个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辖管长江89公里石首江段和天鹅洲故道水域。在野生保护举步维艰的长江中下游,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的地区,天鹅洲已成为正在迅速衰减的长江江豚种群为数不多的避难所。 作为生态代价,白鱀豚灭亡的惨痛教训言犹在耳。如何避免江豚再步后尘、经济发展与物种保护之间究竟应寻求怎样的平衡,成为蓝思众享气候变化观察团(简称蓝思观察团)长江江豚站的关注焦点。 迁地保护背后的气候困局 即使在长江航道最繁忙的时段,几公里外的天鹅洲故道依旧静得只能听见江风撩拨水面的声音。对长江江豚来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堂,全面禁止工业生产和通航使天鹅洲成为所有江豚保护区中饲养、繁殖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 早在1986年,学界就已提出长江豚类保护的构想: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半自然迁地保护、开展人工饲养繁殖研究三条主线并行。 2001年,农业部发布《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长江豚类迁地保护行动计划》。此后,三大国家级豚类保护区——湖北长江天鹅洲、洪湖新螺、安徽铜陵;四个省、市级保护区——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安庆,江苏镇江先后获批建立;而天鹅洲和铜陵同时作为迁地保护区探索异地保护路径;武汉白鱀豚馆则作为人工饲养、繁殖研究基地进行人工养殖论证。至此,长江豚类保护体系基本成形。 事实上,这样庞大的保护体系最初是为白鱀豚而建的。2002年7月14日,被武汉白鱀豚馆的专家们精心呵护了23年的我国最后一头白鱀豚“淇淇”走了。保护的政策、场地、专家都在,保护对象却没了。 “白鱀豚的研究和保护开展的太晚了,除了专门研究的学者,没人觉得它重要。”谈到“淇淇”,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丁教授依然痛心疾首,“江豚保护绝不能再走老路。所幸的是,迁地保护和人工饲养繁殖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 王丁口中的成功案例就是天鹅洲保护区,实际上这里的确是迁地保护的极佳选择。 早在1990年,天鹅洲故道就从长江中引进了5头江豚。每年涨水时节,连接故道与长江的小河口闸可以开闸放水,与长江相通;而枯水季节,滩涂裸露,天鹅洲故道又变成相对独立的半封闭式天然水域。和长江相似的水文环境及捕食条件,加之禁航、禁渔、远离工业污染的生存环境,到今年观察团到访之时,故道中江豚的数量已自然繁殖到近40头,每年还会有2-4头小江豚出生。 “长江主干道、洞庭湖、鄱阳湖中江豚数量逐步减少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胡良慧告诉观察团,“天鹅洲是世界上鲸豚类动物迁地保护唯一成功的案例。” 江豚种群总算保存下来了,但这中间却充满了致命的隐患。 2008年2月2日,南方地区骤然降温,一夜之间,天鹅洲故道全部结冰,冰层厚度达1-2公分。接到电话,王丁教授的心又凉了一大半。“江豚每隔40秒就要出水呼吸一次,故道冰封,全部江豚随时可能窒息而死。” 保护区20多艘渔船全部出动24小时破冰,连续作业半个多月,基本清理了所有结冰江面。然而,2009年刚开春,漂浮在天鹅洲上的江豚尸体陆续被发现,一共6头,都是伤口感染致死,其余20余头也都有伤痕。 “江豚为了呼吸想用背部顶开冰层,因此每只都有受伤。比较严重的无法自愈,到了春天,随着温度上升,伤口都感染了。”参与救护的天鹅洲保护区工作人员丁泽良告诉观察团。 然而,极端气候对迁地保护的考验还远不止此。 据观察团了解,天鹅洲沿岸20万群众的生活用水常年依靠故道中的江水供给。2011年5月,长江大旱,故道水位下降4米,创历史最低值。沿岸居民为保证生活和灌溉用水一度与保护区发生冲突。最后,经保护区与闸口协调,开闸放长江水才缓解了江豚缺水危机。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对迁地保护的打击有时是致命的。”王丁说,“面积狭小的保护区承载能力有限,一旦发生疾病和气象灾害整个种群将会遭受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