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的天鹅洲长江故道，是“九曲回肠”的荆江江段上一处并不起眼的急弯，江水至此，向北迂回21公里再奔流向东，百转千回、浩荡入海。
1972年夏，汛期的大水将天鹅洲两端的河道冲开，弯道取直，自然“开挖”了两公里航道，从此，长江主干道与天鹅洲故道隔岸相望。每年丰水季节，这座江心孤岛被新旧河道围作“天鹅抱蛋”的形状，故名曰“天鹅洲”。如今，近40头幸运的长江江豚就快乐地生活在此。
长江江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列为濒危物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两种哺乳动物之一，另一与江豚极为相似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鱀豚已于2006年被科学家认为“功能性灭绝”。
截至2006年，整个长江流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比大熊猫还要少。更严重的是，长江江豚正在以每年6.4%的速度减少，若不加以保护，最快15年内就会惨遭灭绝。
早在1992年，湖北石首就在天鹅洲，正式成立了首个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辖管长江89公里石首江段和天鹅洲故道水域。在野生保护举步维艰的长江中下游，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对鲸类动物进行迁地保护的地区，天鹅洲已成为正在迅速衰减的长江江豚种群为数不多的避难所。
作为生态代价，白鱀豚灭亡的惨痛教训言犹在耳。如何避免江豚再步后尘、经济发展与物种保护之间究竟应寻求怎样的平衡，成为蓝思众享气候变化观察团（简称蓝思观察团）长江江豚站的关注焦点。
迁地保护背后的气候困局
即使在长江航道最繁忙的时段，几公里外的天鹅洲故道依旧静得只能听见江风撩拨水面的声音。对长江江豚来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堂，全面禁止工业生产和通航使天鹅洲成为所有江豚保护区中饲养、繁殖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个案例。
早在1986年，学界就已提出长江豚类保护的构想：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半自然迁地保护、开展人工饲养繁殖研究三条主线并行。
2001年，农业部发布《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长江豚类迁地保护行动计划》。此后，三大国家级豚类保护区——湖北长江天鹅洲、洪湖新螺、安徽铜陵；四个省、市级保护区——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安庆，江苏镇江先后获批建立；而天鹅洲和铜陵同时作为迁地保护区探索异地保护路径；武汉白鱀豚馆则作为人工饲养、繁殖研究基地进行人工养殖论证。至此，长江豚类保护体系基本成形。
事实上，这样庞大的保护体系最初是为白鱀豚而建的。2002年7月14日，被武汉白鱀豚馆的专家们精心呵护了23年的我国最后一头白鱀豚“淇淇”走了。保护的政策、场地、专家都在，保护对象却没了。
“白鱀豚的研究和保护开展的太晚了，除了专门研究的学者，没人觉得它重要。”谈到“淇淇”，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丁教授依然痛心疾首，“江豚保护绝不能再走老路。所幸的是，迁地保护和人工饲养繁殖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
王丁口中的成功案例就是天鹅洲保护区，实际上这里的确是迁地保护的极佳选择。
早在1990年，天鹅洲故道就从长江中引进了5头江豚。每年涨水时节，连接故道与长江的小河口闸可以开闸放水，与长江相通；而枯水季节，滩涂裸露，天鹅洲故道又变成相对独立的半封闭式天然水域。和长江相似的水文环境及捕食条件，加之禁航、禁渔、远离工业污染的生存环境，到今年观察团到访之时，故道中江豚的数量已自然繁殖到近40头，每年还会有2-4头小江豚出生。
“长江主干道、洞庭湖、鄱阳湖中江豚数量逐步减少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天鹅洲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胡良慧告诉观察团，“天鹅洲是世界上鲸豚类动物迁地保护唯一成功的案例。”
江豚种群总算保存下来了，但这中间却充满了致命的隐患。
2008年2月2日，南方地区骤然降温，一夜之间，天鹅洲故道全部结冰，冰层厚度达1-2公分。接到电话，王丁教授的心又凉了一大半。“江豚每隔40秒就要出水呼吸一次，故道冰封，全部江豚随时可能窒息而死。”
保护区20多艘渔船全部出动24小时破冰，连续作业半个多月，基本清理了所有结冰江面。然而，2009年刚开春，漂浮在天鹅洲上的江豚尸体陆续被发现，一共6头，都是伤口感染致死，其余20余头也都有伤痕。
“江豚为了呼吸想用背部顶开冰层，因此每只都有受伤。比较严重的无法自愈，到了春天，随着温度上升，伤口都感染了。”参与救护的天鹅洲保护区工作人员丁泽良告诉观察团。
然而，极端气候对迁地保护的考验还远不止此。
据观察团了解，天鹅洲沿岸20万群众的生活用水常年依靠故道中的江水供给。2011年5月，长江大旱，故道水位下降4米，创历史最低值。沿岸居民为保证生活和灌溉用水一度与保护区发生冲突。最后，经保护区与闸口协调，开闸放长江水才缓解了江豚缺水危机。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对迁地保护的打击有时是致命的。”王丁说，“面积狭小的保护区承载能力有限，一旦发生疾病和气象灾害整个种群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