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论文详解在SARS-CoV-2感染和细胞因子休克综合征中,TNF-α和IFN-γ引发炎症细胞死亡、组织损伤和死亡机制》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0-11-23
  • COVID-19大流行继续导致重大疾病和死亡,而治疗方案仍然有限。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潜在的策略,可以防止COVID-19患者出现危及生命的炎症、肺部损伤和器官衰竭。相关研究结果于2020年11月18日在线发表在Cell期刊上,论文标题为“Synergism of TNF-α and IFN-γ triggers inflammatory cell death, tissue damage, and mortality in SARS-CoV-2 infection and cytokine shock syndromes”。

    这些作者在发现与COVID-19相关的过度炎症免疫反应通过触发炎症细胞死亡途径导致小鼠组织损伤和多器官衰竭后,确定了候选药物。他们详细介绍了炎症细胞死亡信号通路如何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开发潜在的治疗方法来破坏这一过程。

    论文通讯作者、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免疫学系副主任Thirumala-Devi Kanneganti博士说,“了解驱动这种炎症的途径和机制对于开发有效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这项研究提供了这种理解。我们还确定了激活炎症细胞死亡途径的特异性细胞因子,在治疗COVID-19和包括败血症在内的其他高致命性疾病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COVID-19、细胞因子和炎症细胞死亡

    COVID-19是由SARS-CoV-2冠状病毒引起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种病毒感染已造成120多万人死亡,另有数百万人患病。

    这种病毒感染的特点是血液中多种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这些小分子蛋白主要由免疫细胞分泌,以确保产生限制这种病毒的快速反应。一些细胞因子也会引发炎症。

    细胞因子风暴这个短语被用来描述血液中细胞因子水平的急剧升高和其他免疫变化,这些变化在COVID-19、败血症和嗜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病(HLH)等炎症性疾病中也能观察到。但在COVID-19和其他疾病中,启动细胞因子风暴以及随后的炎症、肺损伤和器官衰竭的具体途径尚不清楚。也缺乏全面确定细胞因子风暴的细胞和分子机制。

    Kanneganti的研究团队专注于COVID-19患者中的一组精选的升高最大的细胞因子。他们发现,没有一种细胞因子能诱导先天性免疫细胞死亡。

    这些作者随后尝试了28种细胞因子组合,发现了仅两种细胞因子的组合诱导了Kanneganti之前描述的一种炎症细胞死亡形式,即细胞广泛凋亡(PANoptosis)。这两种细胞因子是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干扰素γ(IFN-γ)。PANoptosis是一种独特的细胞死亡类型,其特点是协调三种不同的细胞死亡途径---细胞焦亡(pyroptosis)、细胞凋亡(apoptosis)和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PANoptosis通过细胞死亡触发炎症,从而导致更多细胞因子和炎症分子的释放。

    这些作者发现,阻断单个细胞死亡途径对阻止TNF-α和IFN-γ引起的细胞死亡是无效的。通过仔细观察组成这些途径的蛋白,他们发现了包括caspase-8和STAT1在内的几种蛋白是PANoptosis对这些细胞因子作出反应所必需的。剔除这些蛋白可以阻断称为巨噬细胞的先天免疫细胞中的PANoptosis。

    重新利用TNF-α和IFN-γ阻断剂治疗COVID-19的潜力

    鉴于TNF-α和IFN-γ在COVID-19期间产生,并导致炎症细胞死亡,这些作者质疑这些细胞因子是否是导致该疾病的临床表现和致命影响的原因。他们发现,TNF-α和IFN-γ组合引发了组织损伤和炎症,这与COVID-19的症状相似,并伴随着快速死亡。

    目前在临床上,针对TNF-α和IFN-γ的中和抗体被用于治疗炎症性疾病。这些作者发现,用这些抗体治疗可以保护小鼠免受SARS-CoV-2感染、败血症、HLH和细胞因子休克相关的死亡。

    Kanneganti说,“这些研究结果将TNF-α和IFN-γ诱导的炎症细胞死亡与COVID-19联系起来。这些结果还表明针对这种细胞因子组合的疗法可能不仅是针对COVID-19而且还是针对其他几种与细胞因子风暴相关的致命疾病的候选方案。”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Kanneganti实验室研究员Rajendra Karki博士补充道,“我们很高兴能将这些点连接起来,以了解TNF-α和IFN-γ如何触发PANoptosis。事实上,了解PANoptosis如何导致疾病和死亡对于确定治疗方法至关重要。”

    重新定义细胞因子风暴

    基于这一基础研究,Kanneganti和她的同事们提出了细胞因子风暴的定义,将细胞因子通过PANoptosis介导的炎症细胞死亡置于这一过程的中心。这些作者指出,PANoptosis会导致更多细胞因子和炎症分子的释放,从而加剧全身性炎症。

    Kanneganti说,“我们通过确定负责启动这一过程的关键因子,解决了细胞因子风暴之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鉴定出一种利用现有药物的独特组合疗法。这些药物已用于临床,挽救生命。”

  • 原文来源:https://news.bioon.com/article/6781144.html;https://linkinghub.elsevier.com/retrieve/pii/S0092867420315427;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0-11-scientists-covid-trea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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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导致肺炎合并多器官疾病住院人数突然大幅增加,并导致全球超过30万人死亡。COVID-19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它是一种基因组为RNA的有包膜的β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可能是无症状的,也可能引起广泛的症状,从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到危及生命的败血症。COVID-19的临床表现包括无症状携带者和以败血症和急性呼吸衰竭为特征的暴发性疾病。大约5%的COVID-19患者(包括20%的住院患者)出现严重症状,需要进行重症监护。超过75%的COVID-19住院患者需要补充氧气。COVID-19的病死率因年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从5~17岁患者每1000名人中0.3人死亡到85岁或以上患者每1000名人中304.9人死亡。在重症监护室住院的患者中,病死率可达到40%。 目前还没有针对SARS-CoV-2的人类疫苗,但大约有120种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中。在开发有效疫苗的过程中,必须克服一系列挑战,如技术障碍、大规模生产和监管的可行性、法律障碍、潜在的免疫持续时间、产生免疫力所需的疫苗剂量,以及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等。此外,还有另一个复杂的领域需要考虑:针对COVID-19的药物开发,特别是针对重症或晚期COVID-19患者。据报道,与常规护理相比,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治疗可降低需要补充氧气的患者的28天死亡率(21.6% vs 24.6%;年龄调整后的比率比,0.83 [95% CI,0.74~0.92]),瑞德西韦可将康复时间(出院或不需要补充氧气)从15天减少到11天。在之前的一项针对103例COVID-19患者的随机临床试验中,恢复期血浆并没有缩短康复时间。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在测试抗病毒剂、免疫调节剂和抗凝血剂;但是,没有推荐针对COVID-19的特定抗病毒治疗。 嵌合抗原受体(CAR)是一种合成受体,可将T细胞的活性重新导向特定的靶点。CAR构建体包括以单链可变区片段(scFv)形式存在的抗原识别结构域或者胞外结构域中的结合受体/配体、提供支架和信号转导的跨膜结构域,以及来自T细胞受体(TCR)的胞内结构域和触发T细胞活化的共刺激分子。基于长期以来对利用巨噬细胞对抗肿瘤生长的兴趣,经过基因改造后表达CAR的人类巨噬细胞(CAR macrophage, CAR-M)已经被开发出来,并对它们的抗肿瘤潜力进行了表征。巨噬细胞是先天免疫系统的关键效应细胞,负责感知和应对微生物威胁,并促进组织修复。 因此,科学家们推测CAR-M细胞可以用来对抗SARS-CoV-2。然而,人们已发现巨噬细胞高炎症反应和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的存在,因而提出了关于使用CAR-M细胞清除病毒的安全性的问题。巨噬细胞高炎症反应对宿主造成损害,特别是在严重感染(包括SARS-CoV-2)的情形下。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也是与CAR-T细胞疗法相关的最重要的并发症。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中国第二军医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系列基于识别SARS-CoV-2刺突蛋白(S蛋白)的CAR受体,并测试了它们诱导对SARS-CoV-2病毒颗粒的吞噬能力。有趣的是,这些作者报道了一种具有MER酪氨酸激酶(MERTK)胞内结构域的CAR,即CARMERTK,而且与其他CAR相比,它在基于表达抗原的细胞模型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杀伤作用,但在体外在没有促炎细胞因子(proinflammatory cytokine)分泌的情形下却表现出对SARS-CoV-2病毒颗粒的抗原特异性清除。相关研究结果于2020年7月27日在线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bioRxiv上,论文标题为“CAR Macrophages for SARS-CoV-2 Immunotherapy”。 巨噬细胞能抵御感染、清除体内破损或异常的细胞,以其吞噬活性、抗原呈递能力和灵活的表型著称。肺实质中的先天免疫反应以骨髓源性单核细胞分化为巨噬细胞为特征,是肺部对抗入侵病原体的一线防御。一般来说,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能够显著地限制病毒的复制。在病毒感染过程中,单核细胞增强的促炎症信号分子水平和引发的抗病毒反应已被证实适用于流感病毒、疱疹病毒和寨卡病毒。此外,最近有研究表明,一些COVID-19患者具有增强的促炎巨噬细胞活性,从而导致炎症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加速产生,并且多在预后不良的受试者中观察到。 据这些作者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出基于合成细胞的COVID-19免疫疗法。表达CAR的T细胞(CAR-T)已经被证明是治疗B细胞癌症患者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利用经过基因改造的巨噬细胞的力量开发针对实体瘤的新型治疗方法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因为CAR-T细胞疗法常常受到T细胞无法穿透实体瘤和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的阻碍。与之前的报告相一致的是,具有胞质免疫受体酪氨酸基激活基团(immunoreceptor tyrosine-based activation motif, ITAM)的CAR受体能够触发巨噬细胞特异性吞噬和杀死抗原表达细胞。在这些作者的数据中,这些表达CAR的巨噬细胞(CAR-M)也表现出对SARS-COV-2病毒颗粒的强大吞噬能力;然而,这种效果伴随着促炎细胞因子IFN-γ、IL-6和IL-8的分泌增加。在CAR-T细胞治疗中,经过基因改造的T细胞增殖通常伴随着高水平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干扰素-γ(IFN-γ)、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IL-6、IL-8和IL-10的循环水平升高。最近的报道已表明,宿主来源的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CAR-T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学中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类似的炎症细胞因子的血清水平增加与COVID-19的严重性和死亡有关。有趣的是,在经SARS-CoV-2病毒颗粒处理的CARγ和CARζ细胞中,IL-6、IL-8、TNF-α、IFN-γ和IL-10的分泌明显升高,这提示这些CAR-M细胞可能不适合应用于重症或晚期COVID-19患者中。 以前的研究已表明,人类免疫细胞,如THP-1细胞系(人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系),容易受到SARS-CoV感染。这些作者没有观察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SARS-CoV-2假型病毒感染了THP-1细胞。此外,THP-1细胞对病毒颗粒的摄取率非常低,即使是表达与S蛋白结合的截短CAR,也是如此,这就表明THP-1细胞并非先天性地吞噬病毒颗粒。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在之前的报告中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受体,CARMERTK在这些作者用于实验的THP-1细胞中表达时,没有表现出对靶细胞的杀伤作用,但却表现出与CARγ和CARζ相似的病毒清除能力。这些数据进一步支持CARMERTK介导“免疫沉默”的病毒颗粒清除,但不会引起促炎反应。 MERTK与TRYO3和AXL一起,属于受体酪氨酸激酶(RTK)的TAM家族。这些受体可以被由磷脂酰丝氨酸(PtdSer)组成的复合配体激活,该配体通过维生素K依赖的蛋白配体Gas6或蛋白S与RTK连接,在先天免疫细胞中发挥关键作用。Gas6具有结合所有这三种受体的能力,而蛋白S是MERTK和TYRO3的特异性配体。凋亡细胞、外泌体和细胞碎片是PtdSer组分的主要来源。在某些情况下,PtdSer组分也是由活细胞(包括T细胞)上暴露的PtdSer斑块提供的。TAM家族受体成员的激活一般会引起先天免疫细胞的抗炎反应、稳态反应,减少因摄取“自我”组分而引起的过度炎症和自身免疫反应。然而,之前的研究也提出,包膜病毒可能劫持TAM受体,通过一个被称为“凋亡模拟(apoptotic mimicry)”的PtdSer依赖性过程促进附着和感染,并作为有效的TAM激动剂起作用,从而抑制靶细胞中的I型IFN反应。 在这项研究中,表达CARMERTK的THP-1细胞对病毒感染的抵抗力相对较强,并能诱导出明显的病毒清除。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感染模型,因此,所使用的测定方法无法测量众多可能干扰CAR-M细胞行为的生理和病理因素,如IgG或补体介导的免疫复合物。当然,表达这种合成受体的细胞可以经过进一步的改造和开发,以实现精确的控制。 总之,这些数据揭示了基于CAR的合成方法适用于COVID-19治疗。除了CAR-M细胞直接清除病毒外,这些作者发现有证据表明,基于MERTK的CAR受体并没有诱导促炎细胞因子水平的进一步上调,从而提高了CAR-M细胞在重症COVID-19中作为强效治疗剂的可能性。
  • 《2型细胞因子驱动的炎症和干扰素显著影响气道上皮细胞中SARS-CoV-2相关基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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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hu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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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28日,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发文分析了美国国立犹太健康中心等于4月10日在bioRxiv上发表的题为“Type 2 and interferon inflammation strongly regulate SARS-CoV-2 related gene expression in the airway epithelium”的文章。文章指出,COVID-19的结果从无症状感染到死亡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可能反映了人体气道上皮细胞中SARS-CoV-2受体ACE2和刺突蛋白激活剂TMPRSS2表达水平的不同。文章中,研究人员通过分析695名儿童的鼻气道转录组数据,探讨基因和共表达网络在调节气道上皮细胞中这些基因表达的作用。研究确定了ACE2和TMPRSS2的表达数量性状位点(eQTL),发现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出现频率不同。研究还发现TMPRSS2是粘液分泌网络的一部分,白细胞介素-13可高度上调2型细胞因子驱动的炎症,干扰素对呼吸道病毒的反应高度上调ACE2的表达。最后,作者定义了儿童冠状病毒感染的气道反应,发现这些感染上调了IL6,同时也刺激了相对于其他呼吸道病毒更明显的细胞毒性免疫反应。作者指出,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可能影响SARS-CoV-2感染性和COVID-19临床结果的机制。 *注,本文为预印本论文手稿,是未经同行评审的初步报告,其观点仅供科研同行交流,并不是结论性内容,请使用者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