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大幅减税 中央投资预算再增加 工程机械“政策红利”来袭-》

  • 来源专题:数控机床——战略政策
  • 编译者: icad
  • 发布时间:2019-06-17
  • 2019年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一直以来,两会开幕式上的总理工作报告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从而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1、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   

    今年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现行10%的增值税税率降至9%。   

    为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条件   

    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但通过采取对生产、生活服务业增加税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抓好年初出台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落实。这次减税,着眼“放水养鱼”、增强发展后劲并考虑财政可持续,是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重大举措,是完善税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改革,是宏观政策支持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的重大抉择。   

    减税直接的效果是提高企业利润率。   

    在中国,包括工程机械行业在内的大部分制造业都属于高度竞争的行业,利润率一直不高。在2018年发布的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中,中国的12家企业中有8家营业利润率低于6%,而日本只有两家,世界前三强工程机械制造商的营业利润率均高于9%,可见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普遍存在营业利润率偏低的问题。   

    影响利润产出的主要包括成本和售价,而在各项成本中,除了融资成本、用人成本、用地成本、物流成本等,税负成本也是其中之一。也正因此,降成本构成了三去一降一补的核心内涵之一。   

    除此之外,减税的关键还在于稳增长。环顾全球看,减税目前也是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的一大手段。就中国而言,减税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则有着深远的现实考量。首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在基础制造业(工程机械、化工、消费品、纺织、钢铁、玻璃)等行业具有全球优势,在贸易摩擦即将结束的背景下,中国的让步更多在于不去挑战美国现存的优势,开放市场,作为回报,美国也将保持对华较低的关税。这样一来,真正受易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取得优势的这些行业和领域,包括制造业和交通建筑业,及时给与减税支持,即是防范外部风险反复的需要,也是巩固国内实体经济基本盘的需要。同时,报告也提出了税率并档的问题,未来,税率简化将会成为重要的趋势。   

    2、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776亿元,比去年增加400亿元。   

    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 2019年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776亿元,比去年增加400亿元。   

    创新项目融资方式,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资本金比例,用好开发性金融工具,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域项目建设。落实民间投资支持政策,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守契约,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对拖欠企业的款项年底前要清偿一半以上,决不允许增加新的拖欠。   

    工程机械保有量与下游基建及地产投资高度相关,与项目开工数直接相关。2018年下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除挖掘机外,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呈现增长疲软的趋势,可见基建投资对工程机械设备需求的重要影响。   

    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像挖掘机、装载机这类保有量基数较大的设备,可以依靠自身存量的更新换代来满足销量的增长。然而,像推土机、平地机这般市场保有量基数不大的设备,缺少基建与政策因素的扶持,仅靠恢复性增长难以实现销量稳定增长的市场状态。   

    所以,加大2019年铁路、公路水运等技术设施的投资力度可以提升对于工程机械整个行业设备的需求空间,从而刺激国内工程机械设备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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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杨芳
    • 发布时间:2018-03-19
    •  美国正在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并在WTO之外构建投资贸易秩序以维护美国利益,日本正在加快制造业结构转型,未来中国制造业可能面临发达工业国家和印度等后发工业国家的“上下夹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必须适时调整,从而确保在全球制造业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1美国的战略逻辑   美国强化制造业技术优势和产业竞争力、阻击全球竞争对手的战略逻辑是:对内以“制造业复兴战略”为核心促进制造业向美国本土回溯,积极推动全球生产制造体系向符合美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方向转变。   具体的政策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针对美国制造业技术能力雄厚而产业化(主要是大规模制造)相对能力薄弱的问题,强化政府的作用,通过完善制造业创新体系促进科学和技术优势向产业化优势的转变。如完善针对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全国性“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网络,增加制造业研发预算等。   二是利用智能制造快速发展的机遇,利用智能制造对人工进行替代的资本深化机遇,弥补美国劳动成本高企的劣势,强化生产制造向美国本土的回溯,加强美国的生产制造(美国学者称之为“产业公地”)优势。   美国发展智能制造的战略意图是掌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制高点,其核心是依托其在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优势,加快推动全球工业生产体系向有利于美国技术和资源禀赋优势的个性化制造、自动化制造、智能化制造方向转变。   三是积极建设以分布能源系统、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为代表的全新的工业基础设施体系。在政府资助下,美国各州都在开发和部署具有智能性、可持续性、灵活性的能源、交通、生产和信息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新产业、新业态的基础,也有助于美国制造业降低配套成本,形成快速响应能力。   四是通过强化结构性的产业政策促进生产制造向美国的集聚。利用不同口径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税收成本超过45%,加入各类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后的综合税负成本超过60%,大幅高于美国制造业企业38.92%的税收成本和44%的综合税负成本。而美国政府加强对工业的补贴有望进一步强化美国的投资吸引力。   例如,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的100亿美元液晶面板(LCD)项目,威斯康星州政府就将在未来15年内向富士康共支付28.5亿美元现金,包括15亿美元工资税补贴、13.5亿美元资本投资获利税补贴,此外,州政府还将放弃1.5亿美元的建筑设备销售税。   美国阻击全球竞争对手的对外策略是逐步弱化以WTO为主导的全球贸易框架,积极推进“印度太平洋之梦”,构建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新贸易投资秩序。特朗普政府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家认为,在WTO框架下,美国系统性地、没有附加条件地开放了贸易和投资,降低和消除了关税,减少了关税壁垒,但是在美国降低关税壁垒同时,其他国家却没有向美国同等条件地开放市场。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鼓励私有企业、革新和工业。而其他国家则使用政府工业计划和国有企业。”   基于这样的认识,特朗普政府不仅逐步弱化WTO贸易框架,而且抛弃了之前奥巴马政府试图推动的TPP贸易框架,转而通过建立新的双边贸易规则来重构有利于美国贸易利益的新秩序,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加强与印度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即特朗普所谓的“印度太平洋之梦”,同时加强针对中国等美国企业主要投资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反对以市场要求外资企业转让技术和对工业进行大规模补贴等产业政策措施。   2日本仍是主要对手   与美国新一轮制造业战略以加强生产制造基础不同,当前日本制造业竞争战略的核心是进行结构性调整,即逐步退出日本企业逐渐丧失优势的家用电器、消费电子等传统产业,转而培育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新兴部门的竞争优势。   从三菱汽车油耗造假、东芝公司虚报利润到高田问题气囊,再到今年神户制钢旗下3家工厂和1家子公司长期有组织的篡改部分铝、铜制品检验证书,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日本企业造假现象实际上是日本制造业处于结构转型阵痛期的具体表现。但是必须看到,日本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基础仍然十分坚实,同时在新兴产业部门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工程化能力正在快速培育、提升,日本仍然是中国制造业向中高端跃进的主要竞争对手和障碍。   3中国产业安全的新挑战   在美国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并通过积极构建新投资贸易秩序强化美国利益、日本加快制造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有可能面临“上下夹击”的不利局面。   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快技术和产业结构向有利于美国资源禀赋优势的方向转变,通过强化政府和产业政策功能加快制造业回溯,同日、德等工业强国加强在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领域的战略布局,因而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经济发展新动能形成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双边谈判重建全球贸易投资秩序的企图可能加快“印度太平洋之梦”战略的实施进程,即通过培育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对手弱化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谈判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有望提速,中国制造业将同时面临来自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技术追赶和产业替代。   基于此,未来我国的产业发展和贸易战略必须适时进行调整:   一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中弱化对印度和东南亚主要潜在制造业竞争国家的投资,特别是缩减对这些国家在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和电力等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抑制其制造业综合成本优势的形成。   如果美国进一步强化新亚太战略,加大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有可能激发印度和东南亚的劳动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形成研发和大规模制造的分工格局,从而对中国的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制造优势形成冲击。   目前,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虽然在劳动成本方面较中国具有优势,但由于这些国家工业基础建设的滞后以及国内市场的分割(印度尤为突出),其在制造业综合成本方面并未形成优势。中国在这些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重点应是制造业产能走出去,而不是基础设施投资。   二是策略性使用产业政策,灵活规避WTO规则。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以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等形式公开对企业进行各种补贴,违反了WTO规则,同时也成为美欧等国家阻击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把柄。   事实上,美日等工业强国并没有放弃对补贴政策的使用,如美国对航空和航天、汽车、造船和建筑等部门的补贴;日本对汽车、电子机械和设备等部门的补贴;欧盟对造船、汽车等部门的补贴。   但这些国家在补贴政策的运用方面特别注重灵活性。未来我国产业政策实施应充分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更多依赖研发机构、而不是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补贴,即政府把补贴资金首先发放给科研院所,然后由科研院所再通过合作研发等形式转给企业,从而避免了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补贴。   与此同时,鼓励和帮助我国企业灵活应用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同时借鉴美国做法,鼓励企业采用贸易救济措施,排斥进口产品,打击国外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伯德修正案》为例,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把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直接补贴给提起反倾销或反补贴诉讼的美国公司,而不是上缴美国财政部。这一做法显然在实质上是对美国公司的双重保护,在客观上也会起到鼓励本国企业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的诱导效果。   三是积极利用日本造假门事件频发的机会,在国际市场和媒体营造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环境,加大中国制造质量品牌的建设和宣传。特别是利用学术界、而不是主流媒体的力量,加大对日本造假和企业失败案例的分析和发表,同时也加大学术界对中国成功企业、原始创新和产品质量的研究和发表。利用学术界独立第三方的优势,在加强中国经验提炼梳理的同时,扩大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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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数控机床——战略政策
    • 编译者:杨芳
    • 发布时间:2018-06-21
    • 2018年1~2月增长数据出炉后,有关制造业复苏的现实进展与投资增长潜力的讨论依然分歧较大。本篇将目光聚焦于制造业复苏那些确凿的“新动能”。   我们梳理发现,制造业赖以复苏的“新动能”是高技术制造业勃发,以及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由此展望2018年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空间: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和新经济的稳定增长,势将显著提高制造业投资的韧性,但其在体量上不足以抵消传统制造业的拖累。另一方面,考虑到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一次性的,而产能扩张才是持续绵延的,因此,在经济总需求未有强势扩张的情况下,技改投资只能在制造业投资筑底的趋势上,带来周期性的提振。   2018年,“新动能”驱动下的制造业复苏也面临着“新挑战”。以下几方面因素或对制造业复苏构成压制:一是,与环保和供给侧改革相联系的原材料涨价,对中下游企业构成压力;二是,民间投资的信心修复需要政策的持续呵护,绝非可以一蹴而就;三是,中国企业退出率偏低,影响新技术的传播扩散。若能通过有决心、有魄力的改革,给民营企业家以更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中国经济在迈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将拥有更加深厚的底气与根基。   一、制造业复苏的“新动能”   2017年制造业整体投资增速只有小幅回升,但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以及制造业中的技改投资,都实现了颇为显著的增速提升(图表1)。2017年制造业投资较上年增长4.1%,仅较上年略微提高0.5个百分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月报数据:(1)高技术制造业较上年增长15.9%,增速提升2.4个百分点,但其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仍然较低,只有13.4%;(2)装备制造业较上年增长8%,其增速提升最明显,达到5.3个百分点,且装备制造业在总制造业中占比达到较为可观的41.6%,对支撑2017年总体投资增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3)制造业投资中的技改投资较上年增长14.3%,增速提升2个百分点,其在制造业投资中占比达到48.1%,也对近两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启示在于:   第一,我国高技术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但从体量上讲,尚无法与传统制造业相抗衡。因此,传统制造业的增速放缓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制造业的总量增长。我们构建了一个较为粗略的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划分,将体育文化和娱乐业、生物医药产业、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产业、金融和法律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节能与环保业归为“新经济”,其它行业划为“传统经济”,进而利用统计局数据观测二者的历史增速变化。可以看到,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后,我国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投资增长出现了明显分化:新经济投资增速保持在历史波动区间内,而传统经济投资则持续放缓。在此过程中,新经济投资占比从2012年的21.4%快速上升至2017年的29.9%,但仍不足以成为投资的主导性力量(图表2)。   (图中“新经济”包括: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医药,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第二,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成为支撑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关键,而制造业产能收缩的过程可能还未结束。2017年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大幅快于整体,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制造业中非技改投资的负增长较上年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制造业投资进入到以设备更新升级为主,而不是旧有产能的进一步扩张。201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扩建”部分大幅下滑,2017年6月开始掉入负增长区间,也对此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图表3)。设备更新升级的需求扩张,也是2017年装备制造业投资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2013年以来,我们依照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粗略计算的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与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基本吻合,但2017年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迅猛反弹,二者差距拉大并维持在4个百分点左右(图表4)。   (图中“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可见,中国制造业赖以复苏的“新动能”是高技术制造业勃发,以及企业的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由此展望未来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空间: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和新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势将显著提高制造业投资的韧性,但其在体量上不足以抵消传统制造业的拖累。另一方面,环保政策带来的设备购置需求,以及企业推进智能和数字化升级的需要,将对制造业投资带来“周期性”的提振。这里的周期性体现在,企业的技术改造往往是一次性的,而产能的扩张才是持续绵延的。在经济总需求未有强势扩张的情况下,技术改造只能在制造业投资“筑底”的趋势上,带来一些阶段性的、周期性的提振。   二、制造业复苏的“新挑战”   2018年,“新动能”驱动下的制造业复苏,也面临着“新挑战”。我们认为,以技术升级为核心的制造业复苏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压制:   一是,与环保和供给侧改革相联系的原材料涨价,对中下游企业构成压力。   本轮工业企业盈利改善主要集中在与环保和供给侧改革相关的上游行业,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造成了利润在制造业不同行业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海关总署的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企业出口综合成本上升的比例,从2016年10月的52.5%上升至63.1%。其中,比例上升最为剧烈的就是原材料成本,同期增长了13.9个百分点,至57%;而伴随人口红利的消退,反映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相对温和地增加了4.4个百分点,至58.8%;此外,随着2017年人民币汇率转而升值,反映汇率成本增加的企业比例也上升了4.5个百分点至,39.2%(图表5)。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从上述数据来看,2012年以来反映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出口企业占比一直居高,从我们草根调研的感受来看,近年来人口红利的消退也是倒逼制造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智能升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然而,2017年反映原材料成本上升的企业占比迅速追平劳动力成本,两项成本的上升相叠加,对中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盈利造成了明显压制。   在原材料涨价很难向产成品传导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上市制造业企业ROE的改善主要体现于上游行业。2016年以来,上游制造业企业的ROE持续上升,截至2017年三季度已追平中游行业;得益于终端需求的回升,下游制造业企业的ROE也呈现出一定改善;但中游制造业企业的ROE尚未有明显起色(图表6)。这一利润分配模式的变化,有效纠正了2009年以来形成的中游制造业盈利最强、上游制造业盈利最弱的格局,但需要警惕这一利润分配模式持续强化的可能。   注意到在上述上市公司样本中:其一,上游制造业占比较低(约为20%),中游制造业占比达到50%,因此,中下游行业对于制造业整体景气度而言颇为关键;其二,上游行业以国企居多(上游国企约占34%),而中下游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中游国企约占16.7%、下游国企约占22.8%)。民营企业本就在金融等资源的获取中处于相对劣势,若再叠加原材料成本压力的持续加大,或将明显拖累制造业复苏的步伐。   二是,民间投资的信心修复需要政策的持续呵护,绝非可以一蹴而就的。   除了利润改善分配不均给民间投资带来压力外,民间投资的信心修复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呵护。从上市公司样本来看,制造业企业中约有78%是非国企,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87%是民间投资,因此民间投资的信心能否得到有效修复,对于中国制造业复苏至关重要。我们认为,要看到民间投资的活跃度根本提升,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投资回报率的持续提升;二是与国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产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   这几个条件目前皆有进展,但又不可一蹴而就。   首先,制造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已有所回升,但存在前述中游行业回报率持续受到挤压的隐忧。此外,从投资回报率提升到企业真正的投资扩产之间,还需要企业家对利润改善的前景有足够的信心。这是因为,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新产能释放之间存在时滞,如果预期经济前景不够稳定,也会阻碍企业扩张投资的意愿。这也是我们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时期,以及中国上一轮供给侧改革后,都看到了制造业利润显著回升但投资持续低迷的原因。简单来说,企业利润改善是产能出清的结果,而不是需求显著改善所致。   其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破除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事实上,鼓励放开市场准入的政策一直有之,但要切实提高落实度,还需要看到更强的政治魄力。   最后,充分尊重和保护私有产权,更加需要中央政府拨乱反正的决心。201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中央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无疑是一个更好的开端。   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民间投资增速从2016年的3.2%显著回升至6%,这里面主要来自于其在第三产业投资的贡献。同期,民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从3%上升至7.7%,第二产业投资增速仅从3.2%小幅回升至3.8%。细分行业来看,对民间投资累计同比拉动最大的行业,除了民间投资占主导的制造业外,2017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下的公共设施管理业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民间投资的回升(图表7)。这又或许与2017年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的高速发展相关。随着2017年11月以来中央政府收紧对地方PPP项目的监管,其拉动民间投资的持续性尚存变数。从拉动民间投资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的情况来看,民间投资信心修复的根基也许尚不牢固。   三是,企业退出率偏低,影响新技术的传播扩散。   制造业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的“新动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事实上有两方面的决定因素:一是新技术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效应;二是新技术能否实现有效的传播与扩散。   关于新技术革命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方向,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存有争议的。 罗伯特·戈登(Robert·Gordon)于2016年出版了一本影响和争议都很大的著作《美国增长的兴衰》,其中就对此持谨慎态度。戈登认为,最为重大和最能提高生活质量的发明(如电和内燃机等)都已经发生,很难再度出现;而1970年以后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娱乐、信息技术行业,以此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未能扭转产出增速低迷的格局。   我们从中国过去三轮投资周期中,看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中枢下移的趋势(图表8)。这背后可能也反映了技术进步的投资拉动效应趋弱。举例来说,更换一台10年前的机器设备,所需投资很可能要大大少于当年,且性能和质量还要更好。随着技术进步更加偏重于成本效率的提升,固定资本形成的相对价格下降,从而朱格拉周期的顶点也可能随之下移。也就是说,新技术进步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很可能是逐渐减弱的,而不是相反。   三、工业去库存有放缓,国企去杠杆现成效   对中国而言,姑且不论是否会有新技术的涌动勃发,在新技术能否实现有效的传播与扩散上,或许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按熊彼特的 “创造性破坏”理论,创新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从现实角度理解,新技术传播扩散的过程要求在一个行业里企业是“有进有出、有生有死”的。在2012年经济减速以后,中国确实出现了企业进入率的大幅提升,但企业退出率仍处低位。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计算,中国登记企业的占比从2012年的14.3%快速上升到21.3%;而破产企业占比则仍处于5.5%左右(图表9)。对比美国,其企业进入、退出率相对均衡,均保持在10%~15%的区间内(图表10)。   中国企业退出率过低,与僵尸企业不能有效退出的状况相符,也映射出部分制造业产能并未实质退出的隐忧。我们在草根调研中就发现,部分制造业企业尽管退出了某一细分领域(如领带生产),但很多是转向了另一相关领域(如窗帘生产),相应的生产线并未完全退出,从而产能过剩的隐忧事实上并未实质消退。旧产能退出滞后,可能带来新产能进入的不畅,对此亦需在政策上给予关注。(钟正生系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