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2月7日宣布，自2025年2月10日起，所有联邦资助项目间接成本率（ICR）上限调整为15%（详见《2024年NIH资助政策声明补充指南》）。相较此前平均27%、部分研究型机构高达60%的协商费率，此次调整引发医学中心与研究型大学的普遍担忧。该政策对学术出版业的长期影响亦不容小觑。
一、ICR 的内涵和原因
基于个人科研经费预算编制经验，笔者深谙资助预算的构成逻辑——“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共同构成科研活动的真实支出”。但对于不熟悉联邦科研资助体系者而言，资助金需同时覆盖直接科研成本与间接成本的观点可能令人费解：为何资助金需要覆盖超出研究本身的成本？这一疑问的实质，在于混淆了科研预算编制中的成本分类标准与研究支持效用的逻辑关系。
科研预算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共同组成。直接成本是指可明确归属于特定项目的支出，包含研究人员薪资与福利、实验设备采购、实验耗材、成果传播费用等。上述每一项支出都必须在拨款预算中指定并证明其合理性。
然而除了上述直接成本之外，还有一些成本也是支持研究所必需的，例如财务与法务支持、能源及公共事业费用、建筑维护、合规性报告支持等。这些必需但无法与特定项目所关联的成本被称为“间接成本”——也叫“间接费用”或者“F&A”（设施和行政）。若按项目精确分摊，将产生高昂管理成本。类比家庭用电场景——区分做饭与观影的耗电量尚且困难，何况监测大型科研机构的能源使用以精准计入特定项目。
考虑到将此类支撑性研究成本核算为直接成本（direct costs）所带来的工作量与经济负担，间接成本率（Indirect Cost Rate）通过建立统一计算公式，形成机构层面且适用于所有联邦资助机构的成本补偿机制。具体而言，该比率是以合格直接成本为基数计算的百分比数值，用于确定机构可申报的联邦项目间接费用总额。该比率需通过机构与联邦政府指定监管机构（cognizant agency）——即负责审核批准该机构间接成本提案的联邦部门——协商确定。其计算依据包含基于规范会计实践记录的历史成本数据与合理预测值。笔者在Attain Partners担任图书馆咨询专家期间，主导《图书馆成本研究》项目，专项记录图书馆为支持资助型研究产生的各项支出，对机构筹备间接成本率提案的投入有直接认知。最后需强调，由于地区物价差异及不同机构科研支持活动的多样性，各机构间接成本率存在合理差异。
间接成本率对保障机构持续开展科研活动具有关键作用，例如，维护基础设施、聘用辅助人员、确保符合联邦法规等。若缺乏间接成本覆盖的支撑体系，科研活动将无法实施。实验室必须依托具备电力等公用设施的场所运行，由具备完善法律、财务与监管制度的机构管理，并配备可获取计算机、打印机等标准办公设备与耗材的工作人员。
二、研究机构应对 ICR 削减的策略
如海量媒体报道所述，此项削减对美国科研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危及医学进展，堪称“灾难性错误决策”。尽管这些论断可能成立，但科研管理界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当前困局？特别是考虑到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资助机构可能在未来数日效仿实施类似削减政策。
可以预见，已有律师事务所代表多所机构筹备法律诉讼。潜在诉讼方向包括：
? 违约索赔：多所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多年期ICR协议，现有合同明确约定相关费率。
? 行政程序法诉讼：指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政策实施程序违规，包括未履行适当公示与意见征询程序，或违反《联邦法规法典》要求——即未公开“项目偏离协商费率所依据的政策、程序及决策标准”。
若政策持续生效，大学需权衡应对方案以最小化损失并维持研究体系运转。研究机构可能采取内部资源再分配与预算削减、开拓其他收入来源等短期补救措施。
具体策略包括裁员、冻结长期岗位招聘（转为临时职位）、挪用专项经费等。提高学费虽属可选方案，但受限于各州法规、大学承诺及教育可负担性考量。此外，尝试将部分间接成本转列为直接成本，但受制于资助预算管理规定。
长期而言，机构难以弥补ICR削减造成的预算缺口，最终将限制科研人员申请资助。例如，曾有机构禁止研究人员申请不允许列支间接成本或转列成本的联邦外资助。若NIH资助导致机构财务不可持续，可能减少/终止申请或提前解约。极少数拥有充足捐赠基金的机构或可暂时垫付间接成本，但无法形成可持续方案。机构将鼓励科研人员寻求替代资金，包括慈善募捐、深化与生物科技/制药/技术企业合作、拓展与欧盟等提供更高间接成本回收率的国际资助机构合作。
若无司法救济，上述策略均难以化解ICR削减对美国科研体系的系统性冲击。
三、ICR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由于研究资助直接支撑着催生学术论文的科研项目，任何资助规模缩减或研究方向转移都将对学术出版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间接成本补偿（ICR）削减政策可能对生物医学、神经科学、公共卫生等NIH重点资助领域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这不仅可能延缓相关领域的科学突破与创新进程，还将波及服务于这些学科的出版机构。
对学术出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现阶段难以准确预测，但其潜在影响可能极为深远。
短期内或出现论文投稿量激增现象，源于受机构限制无法申请新项目的研究人员——多数科研人员存在尚未发表的存量研究成果，可能转向集中撰写论文以维持学术生产力（至少从文献计量指标角度衡量）。此外，此举或为维系因资助缩减面临失业风险的博士后等科研人员提供过渡支持。但若机构未能通过结构性调整将资源向NIH资助研究倾斜，预计中期投稿量将跌破当前水平。
出版机构需预见到以下挑战：
? 订阅期刊退订率上升
? 机构对转换协议与完全开放获取协议的采纳意愿降低
图书馆科研支持经费计入机构ICR核算体系，相较于合规监管等刚性支出更易被削减。即使不直接退订，出版机构也将面临降价压力或需无偿提供附加服务。
随着ICR削减引发的人员裁减压力，科研人员参与期刊编审工作的意愿可能进一步降低。当机构面临预算缺口时，负责项目管理、合规报告等核心事务的科研辅助人员往往首当其冲。这将迫使科研人员承担额外行政负荷，压缩其参与同行评审与期刊编辑的时间和精力。
值得关注的是，收取文章处理费（APCs）的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可能获得缓冲空间。随着OSTP Nelson备忘录生效，科研机构已着手在资助申请中增加传播费用预算，此次ICR削减将强化该趋势——因APCs可作为直接成本列入预算申请。
四、未来展望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首月的显著特征体现为快速行动与政策部署——通过行政命令、机构规则修订及监管回撤等手段迅速推进议程。尽管这种模式能实现快速推进，但也引发了大量法律诉讼。未来数周的政策走向仍需持续观察。虽然具体措施尚未明确，但可预见该政策领域将出台更多影响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学术出版界以及美国科研体系整体发展的举措，同时波及依赖医学研究寻求治疗方案与缓解病痛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