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H削减间接成本率(ICR)对研究机构和学术出版的影响》

  • 来源专题:科技出版市场动态监测
  • 编译者: 崔颖
  • 发布时间:2025-04-07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2月7日宣布,自2025年2月10日起,所有联邦资助项目间接成本率(ICR)上限调整为15%(详见《2024年NIH资助政策声明补充指南》)。相较此前平均27%、部分研究型机构高达60%的协商费率,此次调整引发医学中心与研究型大学的普遍担忧。该政策对学术出版业的长期影响亦不容小觑。

        一、ICR 的内涵和原因

        基于个人科研经费预算编制经验,笔者深谙资助预算的构成逻辑——“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共同构成科研活动的真实支出”。但对于不熟悉联邦科研资助体系者而言,资助金需同时覆盖直接科研成本与间接成本的观点可能令人费解:为何资助金需要覆盖超出研究本身的成本?这一疑问的实质,在于混淆了科研预算编制中的成本分类标准与研究支持效用的逻辑关系。

        科研预算成本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共同组成。直接成本是指可明确归属于特定项目的支出,包含研究人员薪资与福利、实验设备采购、实验耗材、成果传播费用等。上述每一项支出都必须在拨款预算中指定并证明其合理性。

        然而除了上述直接成本之外,还有一些成本也是支持研究所必需的,例如财务与法务支持、能源及公共事业费用、建筑维护、合规性报告支持等。这些必需但无法与特定项目所关联的成本被称为“间接成本”——也叫“间接费用”或者“F&A”(设施和行政)。若按项目精确分摊,将产生高昂管理成本。类比家庭用电场景——区分做饭与观影的耗电量尚且困难,何况监测大型科研机构的能源使用以精准计入特定项目。

        考虑到将此类支撑性研究成本核算为直接成本(direct costs)所带来的工作量与经济负担,间接成本率(Indirect Cost Rate)通过建立统一计算公式,形成机构层面且适用于所有联邦资助机构的成本补偿机制。具体而言,该比率是以合格直接成本为基数计算的百分比数值,用于确定机构可申报的联邦项目间接费用总额。该比率需通过机构与联邦政府指定监管机构(cognizant agency)——即负责审核批准该机构间接成本提案的联邦部门——协商确定。其计算依据包含基于规范会计实践记录的历史成本数据与合理预测值。笔者在Attain Partners担任图书馆咨询专家期间,主导《图书馆成本研究》项目,专项记录图书馆为支持资助型研究产生的各项支出,对机构筹备间接成本率提案的投入有直接认知。最后需强调,由于地区物价差异及不同机构科研支持活动的多样性,各机构间接成本率存在合理差异。

        间接成本率对保障机构持续开展科研活动具有关键作用,例如,维护基础设施、聘用辅助人员、确保符合联邦法规等。若缺乏间接成本覆盖的支撑体系,科研活动将无法实施。实验室必须依托具备电力等公用设施的场所运行,由具备完善法律、财务与监管制度的机构管理,并配备可获取计算机、打印机等标准办公设备与耗材的工作人员。

        二、研究机构应对 ICR 削减的策略

        如海量媒体报道所述,此项削减对美国科研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危及医学进展,堪称“灾难性错误决策”。尽管这些论断可能成立,但科研管理界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应对当前困局?特别是考虑到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资助机构可能在未来数日效仿实施类似削减政策。

        可以预见,已有律师事务所代表多所机构筹备法律诉讼。潜在诉讼方向包括:

       ? 违约索赔:多所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多年期ICR协议,现有合同明确约定相关费率。

       ? 行政程序法诉讼:指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政策实施程序违规,包括未履行适当公示与意见征询程序,或违反《联邦法规法典》要求——即未公开“项目偏离协商费率所依据的政策、程序及决策标准”。

        若政策持续生效,大学需权衡应对方案以最小化损失并维持研究体系运转。研究机构可能采取内部资源再分配与预算削减、开拓其他收入来源等短期补救措施。

        具体策略包括裁员、冻结长期岗位招聘(转为临时职位)、挪用专项经费等。提高学费虽属可选方案,但受限于各州法规、大学承诺及教育可负担性考量。此外,尝试将部分间接成本转列为直接成本,但受制于资助预算管理规定。

        长期而言,机构难以弥补ICR削减造成的预算缺口,最终将限制科研人员申请资助。例如,曾有机构禁止研究人员申请不允许列支间接成本或转列成本的联邦外资助。若NIH资助导致机构财务不可持续,可能减少/终止申请或提前解约。极少数拥有充足捐赠基金的机构或可暂时垫付间接成本,但无法形成可持续方案。机构将鼓励科研人员寻求替代资金,包括慈善募捐、深化与生物科技/制药/技术企业合作、拓展与欧盟等提供更高间接成本回收率的国际资助机构合作。

        若无司法救济,上述策略均难以化解ICR削减对美国科研体系的系统性冲击。

        三、ICR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由于研究资助直接支撑着催生学术论文的科研项目,任何资助规模缩减或研究方向转移都将对学术出版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间接成本补偿(ICR)削减政策可能对生物医学、神经科学、公共卫生等NIH重点资助领域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这不仅可能延缓相关领域的科学突破与创新进程,还将波及服务于这些学科的出版机构。

        对学术出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现阶段难以准确预测,但其潜在影响可能极为深远。

        短期内或出现论文投稿量激增现象,源于受机构限制无法申请新项目的研究人员——多数科研人员存在尚未发表的存量研究成果,可能转向集中撰写论文以维持学术生产力(至少从文献计量指标角度衡量)。此外,此举或为维系因资助缩减面临失业风险的博士后等科研人员提供过渡支持。但若机构未能通过结构性调整将资源向NIH资助研究倾斜,预计中期投稿量将跌破当前水平。

        出版机构需预见到以下挑战:

    ? 订阅期刊退订率上升

    ? 机构对转换协议与完全开放获取协议的采纳意愿降低

        图书馆科研支持经费计入机构ICR核算体系,相较于合规监管等刚性支出更易被削减。即使不直接退订,出版机构也将面临降价压力或需无偿提供附加服务。

        随着ICR削减引发的人员裁减压力,科研人员参与期刊编审工作的意愿可能进一步降低。当机构面临预算缺口时,负责项目管理、合规报告等核心事务的科研辅助人员往往首当其冲。这将迫使科研人员承担额外行政负荷,压缩其参与同行评审与期刊编辑的时间和精力。

        值得关注的是,收取文章处理费(APCs)的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可能获得缓冲空间。随着OSTP Nelson备忘录生效,科研机构已着手在资助申请中增加传播费用预算,此次ICR削减将强化该趋势——因APCs可作为直接成本列入预算申请。

        四、未来展望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首月的显著特征体现为快速行动与政策部署——通过行政命令、机构规则修订及监管回撤等手段迅速推进议程。尽管这种模式能实现快速推进,但也引发了大量法律诉讼。未来数周的政策走向仍需持续观察。虽然具体措施尚未明确,但可预见该政策领域将出台更多影响科研人员、研究机构、学术出版界以及美国科研体系整体发展的举措,同时波及依赖医学研究寻求治疗方案与缓解病痛的群体。

  • 原文来源: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5/02/10/nih-cuts-icr-implications-for-research-institutions-and-scholarly-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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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宣布大幅降低联邦资助项目的间接成本率(Indirect Cost Rates,ICR)。这项名为《2024年NIH资助政策声明补充指南:间接成本率》的政策看似无影响,却将于2025年2月10日对当前及未来所有资助项目生效,并将ICR上限设定为15%。这相较于此前平均27%的水平(一些研究密集型机构的协商费率甚至高达60%)是一次重大转变。这一决定引发了依赖NIH资金支持研究活动的医疗中心、研究型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广泛担忧。尽管并非立竿见影,但该政策对学术出版的长期影响不容忽视。 (1)间接成本率的本质与缘由 Lisa Janicke Hinchliffe基于自身编制资助预算的经验,表示其熟悉资助预算的结构,即“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共同构成了开展研究的实际成本”。对于不熟悉联邦资助预算和申请细节的人来说,资助预算既涵盖研究直接成本,也包含间接成本可能略显荒谬,为什么项目资助要覆盖超出研究本身的费用? 这种疑问混淆了在为研究编制资助预算时如何具体划分不同成本,以及这些成本是否支持研究本身这两个问题。 研究项目资助中的部分成本可明确归属于特定项目,包括研究人员的薪资福利、实验室设备采购、实验材料及成果传播活动等,这些是“直接成本”。每一项都必须在资助预算中具体说明并论证合理性。 另一些成本同样为研究提供必要支持,却难以与单个项目直接挂钩,包括财务与法律服务、办公空间及设备、水电等公用事业费用、建筑维护,以及监管报告与合规支持等。这些是“间接成本”,也被称为“管理费用”或“设施与管理费”(F&A)。若要为特定研究项目逐一核算这些成本的细节,过程会极为繁琐,追踪和报告此类支出则更甚。例如,要监测住户的用电量,弄清楚哪些电用于做饭,哪些用于看晚间新闻;再推及大型研究型大学,要监测其资源使用情况并直接分摊到特定项目活动中,难度可想而知。 鉴于将这些成本列为直接成本会带来沉重负担和额外开支,间接成本率应运而生,通过制定一套适用于整个机构及所有联邦资助机构的计算公式,来核算这些支持研究必需的成本。具体而言,间接成本率是一个百分比,应用于符合条件的直接成本,以确定一个组织可为联邦资助项目申报的间接费用金额。这一比率由机构与联邦政府通过“主管机构”协商确定,主管机构即负责审核和批准该机构间接成本申请的联邦机构。间接成本率的计算基于历史成本(通过既定会计实践详细记录)及未来预测。Lisa Janicke Hinchliffe曾作为图书馆咨询领域的专家顾问,与Attain Partners合作开展图书馆成本研究,记录图书馆为资助研究产生的支出,因此亲身体验过机构在准备间接成本率申请时所付出的努力。最后,由于地区价格差异及不同机构支持资助研究的活动范围不同,间接成本率并非所有机构统一。 间接成本率在确保机构维持研究项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用于维护基础设施、招聘支持人员、管理联邦法规合规等。没有间接成本率覆盖的这些投入,研究便无法开展。实验室必须设在建筑内,有水电等供应;机构需制定适当的法律、财务和监管政策及流程;工作人员需配备电脑、打印机等标准办公设备和用品。 (2)研究机构应对间接成本率削减的策略 NIH削减间接成本率的公告让许多研究管理人员的周末彻底泡汤,未来的日子也将忙碌不堪。正如无数报道所指出,这一削减对美国研究基础设施构成严重威胁,危及医疗进步,是个“灾难性的馊主意”。这些或许都没错,但对研究管理人员而言,眼下的问题是该如何应对,尤其考虑到其他资助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可能在未来几天实施类似削减。 Lisa Janicke Hinchliffe猜想,已有律师在代表多家机构准备诉讼。其中可能包括违约索赔,许多大学与联邦政府签订了多年期间接成本率协议,现有项目合同也反映了这些比率;也可能提起行政程序法诉讼,质疑NIH实施新政策的流程,认为其未经过适当的公示与意见征集,或未遵守《联邦法规》要求的“公开其项目偏离协商比率时所遵循的政策、程序和一般决策标准并说明理由”。 若该政策维持不变,大学将不得不权衡各种方案,在将损失降至最低的同时维持研究事业的可持续性。研究机构可能会通过内部资金重新分配、削减预算及寻求其他收入来源来弥补即时预算缺口。策略可能包括裁员、暂停招聘永久职位(要么空缺要么转为临时职位),以及挪用指定用于其他用途的资金。大学或许还会考虑提高学费,尽管该选项受到各州法规、大学承诺以及对大学可负担性担忧的限制。此外,大学可能会尝试将部分当前列为间接成本的项目纳入直接成本预算,但这受限于项目预算规定,空间有限。 长期来看,机构不太可能填补这种间接成本率削减造成的预算缺口,可能会限制研究人员申请项目。过去,Lisa Janicke Hinchliffe曾被禁止申请某非联邦来源的项目,因为该来源不允许将间接成本纳入预算,也不允许将其转为直接成本。如果NIH项目对机构而言在财务上不可持续,机构可能会减少或停止NIH项目申请,甚至终止现有项目合同。或许有些机构能通过捐赠基金弥补间接成本,但拥有足够捐赠收入来维持这一策略的机构寥寥无几。毫无疑问,机构还会鼓励研究人员寻求替代资金来源,包括慈善募捐、与生物技术、制药和科技公司建立更多合作,或开展国际研究合作(重点关注欧洲或其他间接成本回收率更高的资助机构)。 若无法在法律上取得胜利,这些策略似乎都难以阻止此次间接成本率削减对美国研究事业造成的损害。 (3)对学术出版的影响 由于研究项目资助支撑着产生学术论文的研究活动,此类资助或成果的任何减少或变动,都可能对学术出版产生重大影响。NIH间接成本率削减可能会对严重依赖NIH支持的领域(如生物医学、神经科学和公共卫生)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不仅可能减缓这些领域的科学突破和创新速度,还会扰乱服务于这些领域的出版商。 对学术出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目前难以预测,但可能影响深远。 初期,投稿量可能激增,因为机构限制,研究人员无法申请新项目,许多人可能会专注于将现有未发表的研究写成论文,以展示研究产出(至少从文献计量指标来看是如此)。此外,随着项目资金减少,实验室的博士后等人员将失去工作,研究人员或许会通过发表论文为他们提供一些支持。然而,不久之后,除非机构大幅重组,将资源从其他活动转移到NIH资助的研究中,否则投稿量可能会低于当前水平。 出版商还应预料到更多订阅取消,研究机构对转换协议和出版协议的兴趣也会下降。图书馆对研究的支持被纳入机构的间接成本率,且作为基础设施支出,比法定合规支持等更容易被削减。 随着研究人员应对间接成本率削减导致的裁员压力和后果,他们可能会进一步退出编辑和同行评审工作。机构面临预算缺口时,行政支持人员(负责项目管理、合规报告和研究协调等关键任务)可能首当其冲被裁员。这会给研究人员增加额外行政负担,迫使他们承担原本由专职支持团队负责的工作,从而减少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结果可能是更少的研究人员愿意担任同行评审或期刊编辑,而这些角色本就已压力日增。 尽管如此,收取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APCs)的出版商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免受间接成本率削减的影响,因为文章处理费有资格列为直接成本。随着OSTP的《纳尔森备忘录》生效,研究机构本就准备增加成果传播费用的项目预算申请,此次间接成本率削减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做法。
  • 《学术出版的高价格和市场力量降低了文章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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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崔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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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我们量化了一些访问障碍对知识传播、知识创造和研究合作的影响。以经济学领域为例,我们发现期刊订阅费用每增加1%,5年前发表的期刊文章的引用次数就会减少0.83%,引用该文章的作者数量也会减少1.07%。有趣的是,这些影响大多来自于合作研究项目中因合作者可能无法平等或不同程度地访问期刊文章而错失的引用。此外,对于排名较低的学术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负面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他们可能难以支付访问新学术成果的费用。最后,出版商市场力量(以其在给定学术领域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所占份额来衡量)的增加,会导致各层次学术机构的文章引用量和合作研究项目引用量持续减少。 学术出版商是内容提供者与内容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就像Simon与Schuster出版社为Stephen King和他的读者所做的那样。然而,仔细审视学术界的出版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典型的出版商的“生产函数”充满了冲突和缺陷。研究人员或研究团队利用公共资金生产知识,而其他研究人员作为审稿人和编辑提供关键意见,通常是没有报酬的。研究人员支付投稿费以获得发表,然后大学支付订阅费以访问期刊。很多时候,公众支付了研究资金,然后又作为资助公立大学的纳税人,再次支付了大学图书馆的预算。出版商在组织编辑委员会、文字编辑、排版和发行方面似乎只发挥了轻微的作用,然而他们却享受着巨大的利润。2020年,以Elsevier、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Springer Nature和SAGE等巨头为主导的学术出版业获得了190亿美元的收入。Elsevier的利润率约为40%,可与微软、谷歌和可口可乐等高利润公司相媲美。难怪学术研究人员担心出版商利用他们,这种沮丧情绪往往会升级为愤怒,以公开抗议、合同重新谈判破裂和编辑委员会辞职等形式爆发。 为了提供关于价格上涨和出版商实力增强影响的定量证据,我们收集了来自3个不同学术领域,经济学、物理学(实际上是物理学的两个子领域)和电子工程领域的数据,在这些领域中,期刊出版物(而非会议论文或书籍)被视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对于2009年至2018年期间这些领域大多数期刊发表的每篇文章,我们都收集了每篇文章的引用次数和引用这些期刊文章的作者数量的数据。我们还手动收集了期刊的零售价格和属性数据以及出版商的期刊组合数据。这些数据相当全面:在经济学领域,我们涵盖了64家出版商在363种期刊上发表的240,209篇文章;在物理学领域,涵盖了36家出版商在98种期刊上发表的389,421篇文章;在电子工程领域,涵盖了64家出版商在266种期刊上发表的495,403篇文章。在这3个领域中,期刊价格从2009年到2018年都显著上涨。以经济学为例(如图1所示),平均零售年度订阅费(纸质和电子捆绑)从713美元几乎翻倍至1,403美元(按2020年美元计算),而出版商的市场份额保持稳定。 图1 经济学领域的期刊价格和出版商市场份额 注:左图显示了4个层次经济学期刊的价格趋势,右图显示了各出版社期刊的市场份额。Elsevier和Wiley是最大的两家出版社,其次是Taylor & Francis、Springer、Oxford、Cambridge和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我们关注期刊获取障碍的两个衡量指标:期刊零售价格和出版商发表的论文市场份额。这两个指标共同决定了大学向出版商支付的金额以及它们在协商合同中订阅的期刊数量。大学图书馆通常与出版商协商高度定制化的合同,而不是购买预先指定的期刊包。通常,大学和出版商先协商一个基础包,然后再选择添加单个期刊。期刊的零售价格是基础包价格以及协商的附加期刊价格的基础。在协商过程中,出版市场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使协商向大型出版商倾斜。大型出版商不仅在设定价格时相对于大学图书馆拥有更多的谈判权,而且还推动“大包”,这导致图书馆预算中留给购买学术出版行业新进入者期刊的资金更少。我们获得了Elsevier与主要公立大学之间的合同,以研究这些合同的内部运作机制。如图2所示,根据Quacquarelli Symonds在2020年的排名,排名靠前的大学订阅的期刊数量是未排名大学的两倍多;然而,未排名的大学平均每本期刊的支付金额略高于排名靠前的大学。 图2 合同内容:排名大学与未排名大学对比 注:左图基于70份Elsevier-大学图书馆合同;右图基于48份此类合同,因为并非所有合同都报告了协商后的期刊价格。 我们使用这两个衡量获取障碍的指标,分别对3个领域进行独立分析,以量化期刊价格上涨和出版商市场力量对机构和国家间文章引用量和研究合作数量与分布的影响。如上所述,在经济学领域,期刊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相当大。在物理学领域,这些不利影响甚至更大。期刊订阅费用每增加1%,就会导致5年前发表的文章的引用量减少1.46%,引用该文章的作者数量减少1.96%。然而,物理学期刊出版商的市场力量对引用量没有影响。令人惊讶的是,在电子工程领域,获取障碍的负面影响完全来自出版商的市场力量。出版商的文章市场份额每增加1%,就会导致引用量减少4.67%,引用该文章的作者数量减少6%(在经济学领域分别为0.31%和0.35%)。在这3个领域中,成本更多地落在了排名较低的机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机构身上。 我们如何知道结果是受获取限制所驱动的呢?我们利用了经济学期刊从出版商付费墙中移出的时机。Journal Storage(JSTOR)为个人和机构提供了访问学术期刊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通过JSTOR访问是延迟的,期刊出版日期与JSTOR上可用内容之间存在一个“移动墙”。移动墙的延迟时间由期刊出版商设定,范围从0到10年不等,尽管大多数期刊的移动墙为3到5年。我们利用期刊进入JSTOR的不同时机,发现当文章在JSTOR上可用时,文章的年度引用量增长立即增加。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如图3所示,对于2009年发表的文章群体,在JSTOR上可用2年后,年度引用量增长增加了约5%;在JSTOR上可用5年后,增长达到了15%;JSTOR流通对引用这些文章的作者数量的影响甚至更大。这一发现为获取是知识传播的瓶颈提供了有力证据。 图3 JSTOR流通的影响 注:左图显示了JSTOR访问权限(period 0)对2009年发表的经济学文章引用次数(以引用次数变化的对数表示)的影响;右图显示了该权限对2009年发表的经济学文章引用者数量(以引用者数量变化的对数表示)的影响。 我们论文的标题借鉴了由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Timothy Gowers发起的“知识成本”运动。该运动呼吁抵制Elsevier,以回应学术界对主要学术出版公司做法日益增长的不满。“知识成本””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统学术出版做法所施加的财务和智力成本阻碍了科学和学术研究的进步。我们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定量证据。综上所述,学术出版行业限制了创造出来的知识的传播过程,并对本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研究人员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然而,学术出版行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该市场设计方式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可能不应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市场设计的某个单一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不发表即灭亡”的环境创造了一个固定的受众群体,学术出版商从中获得了经济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