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解读 | 长江中游城市群:“龙腰”舞起来!》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lifs
  • 发布时间:2020-12-14
  • 湖北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提出,要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如何抓住机遇,“舞”起“龙腰”?湖北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特邀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专家共同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之道。 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正当其时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辐射全国,是我国中部崛起的核心经济区。专家们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引领和带动中部地区崛起,对促进长江流域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增长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对接当中,长江中游是一个连接点 ,主通道 、大动脉,向西可以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可以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以说是内外“双循环”。” 南昌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耀彬:“从整体布局的角度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的城市群和产业集群的效应,还未充分发掘 ,充分展示,怎么发挥我们的生态城市建设,打造共同治理的样板,区域协调的样板,这是一个面临的挑战。” 湖南省政府参事 湖南省政协委员李琳:“在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充分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巨龙腾飞中的“龙腰”支撑作用,尤显迫切与重要。” 发挥“黄金水道”优势 打造“双循环”主动脉 长江中游城市群如何真正做到一体化发展?专家们认为,首先应该发挥“黄金水道”的优势,在已有的综合交通网络的基础上,加快陆海联动、加速市场流通。 南昌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耀彬:“长江中游城市群通过前期建设,已经具备了海陆空网络体系,为我们交通网络基础提供了发展的依据。”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构筑包括铁路、公路、航空在内的综合交通网络,共同推进中欧班列的建设,共同推进中三角集装箱公共班轮的发展,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的网络,真正打造成为双循环的一个主动脉、主阵地。” 抓住特色谋发展 打造区域发展新样板 长江中游城市群如何在区域发展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专家们认为,要以城市群优势产业为主,探索多种出口模式大步“走出去”。 湖南省政府参事 湖南省政协委员李琳:“在优势行业着手突破,在旅游、 装备制造业 、农业、 文化产业等行业,共同打造市场主体准入环境一体化,努力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一体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我们湖北的汽车产业,湖南的轨道交通产业 、重型机械,江西的飞机制造,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把这些产业链做大做强延伸,形成我们中部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些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为国家的双循环作出我们中部的,作出长江中游的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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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lifs
    • 发布时间:2020-12-07
    • 2019年,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 中部地区发展势头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在先进技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更大突破?能不能在高质量发展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道路上越走越好?湖北广电融媒体中心联合湖南广电、江西广电等全国区块链编辑部成员单位推出特别策划——“长江中游城市群”思享荟,邀请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经济领域的专家就“长江中游城市群”进行解读。 本期邀请了来自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 李琳 进行解读。   李琳,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资深区域经济研究专家。湖南省统一战线首批智库专家,湖南省智库成果首批“十大金策”获得者。 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效应逐渐凸显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在推动我国形成东中西协同联动发展格局中起着重要枢纽作用。2015年国务院发布《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定位为“一极”(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三区”(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并明确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六大重点建设任务,即城乡统筹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调发展、共建生态文明、公共服务共享以及深化对外开放。《 规划》实施五年来,中部三省积极行动,共同推动《规划》的落实,使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初驶快车道,多领域的合作平台已搭建,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初现成效,中国经济发展第四极效应逐渐凸显。 一是多领域的合作平台已搭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先后签署了《武汉共识》、《长沙宣言》、《南昌行动》等协议,咸(宁)岳(阳)九(江)小三角、九江与黄冈跨江跨区合作开发、新(余)宜(春)萍(乡)与长株潭合作等重点地区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以联席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政府间的合作交流平台已有数十个。 二是交通运输一体化率先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就高速公路、铁路、水运港口方面互联互通多次召开协商会,在共同打通高速公路“断头路”,消除长江“肠梗阻”,推进多种运输方式联运,建立便捷、经济、可靠、安全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上取得明显成效。   三是产业协同发展已在优势行业着手突破。以2012年湘鄂赣三省工信部门在武汉签署《湘鄂赣三省加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产业一体化战略合作协议》为标志,开启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一体化序幕。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旅游、装备制造业、农业、文化产业等行业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达成了发展共识。 四是市场一体化初显成效。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在合理促进市场流通环境一体化、共同打造市场主体准入环境一体化、努力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一体化、大力实施监管执法联动一体化、深入开展消费区域维权一体化、积极构建打击传销区域防控一体化、稳步构建区域工商信息化建设一体化、探索推动干部交流互动一体化等方面加强合作。 湖南在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中,立足自身优势,找准定位目标,以岳阳为桥头堡、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辐射带动全省四大板块全方位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在咸岳九“小三角”合作开发、湘赣边区合作示范区建设等多领域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合作成效趋显。 建议将“长江中游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尽管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已初驶轨道,但对标长三角、京津冀快速推进的一体化战略和成效,长江中游城市群因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一体化发展明显滞后,尚存在诸多“梗阻”和瓶颈,其中一体化发展机制的缺失和体制障碍尤为凸显。在我国正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充分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在长江经济带巨龙腾飞中的“龙腰”支撑作用,尤显迫切与重要。 作者 李琳 来源 湖北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中心
  • 《商会史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lifs
    • 发布时间:2020-10-21
    •  作者:张芳霖、刘杰(分别系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长江中游地区〔湘鄂赣〕商会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商人与商会组织曾经是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商会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商会史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开始形成。经过30余年的学术积淀,其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得益于大量商会原始档案整理的深入推进。近年来,武汉、南昌、长沙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地方商会档案。沙市、宜昌、九江、湘潭、衡阳等近代重要通商口岸城市,也收藏有大量的商会原始档案资料,为开展长江中游区域性商会史和城市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等的公布,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区域崛起的重要战略。历史地考察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长江中游地区商会、商业史发展,无疑对深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   位于长江中游的湘鄂赣地区,起着连接长江上下游的作用,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山水相连、人文相亲、市场相通、资源互补,有着特殊的文化渊源,形成了天然的内在联系。宋元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江西在元末明初成为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而毗邻的湖广地区,却因战争等原因而人口稀少、经济凋敝,因此出现“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继而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位,江西和湖南、湖北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明清时期这一区域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正是这种流动,使湘鄂赣地区的地缘、血缘、业缘联系不断加强,带动了区域内密切的经贸往来,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长沙、南昌为区域中心的商业市场格局。湘鄂赣三省以长江为基干,以汉江、湘江、赣江为骨架,形成了区域性的口岸城市群和环洞庭湖、鄱阳湖经济圈。   近代以来,湘鄂赣地区的传统市镇继续发展,随着长江口岸的开埠,湘鄂赣区域内外转口贸易不断扩大。一些港口和省府逐渐发育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乃至全国市场中心,形成墟市、城镇、都市三级市场格局。这三级市场整合了区域经济发展,并构成国内市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湖北汉口、宜昌,湖南岳阳、长沙,江西南昌、九江等口岸城市和中心城市,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开放。传统的商业网络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整合,汉口、长沙、南昌成为长江中游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重要经济重镇。由传统的区域城乡市场格局到统一纳入更大的市场体系,其间商人流动与商帮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网络较为完整,专业化程度较高,区域市场层级关系非常清晰,在全国商品生产体系和商品流通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范围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中,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扮演了商品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粮食、食盐、纺织品、陶瓷、茶叶、纸张、药材等大宗商品的跨地区流通过程中,形成了很多重要的专业市镇,这也为这一区域商人组织的近代转型准备了前提条件。 二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跨区域商业市场联系的加强,个体商人及工匠在原先“行”的基础上,以同乡或同业关系为纽带,形成会馆、公所、公会等商人组织。这些商人组织逐渐成为各地区商业市场日常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机构。   明清以来的大规模移民浪潮使得江西与湖广的联系日益密切,而在区域市场孕育形成过程中,随着交通的改善,商品贸易的互补性不断增强,省域内与省域间的市场联系也更加紧密。各帮各业出于维护共同利益和管理内部事务的需要,纷纷以乡籍或同业为纽带,建立会馆公所。如江西商人在湖广地区建立起的万寿宫,数量众多,普遍具有传统行业会馆功能。   1904年,清政府商部决定仿照西方国家的商会模式,拟定并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倡导设立总会与分会。一批商会相继产生,并在随后从沿海沿江向内地和中小城镇逐步推广。随着全国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组织的普遍建立,商会及同业公会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成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湘鄂赣三省传统的商人组织或趋于消亡,或合并改组为新式的商会组织。在各地商埠商会组织普遍建立的背景下,湘鄂赣地区各城镇也纷纷依照市场层级建立起各类商会组织。其中,在区域中心成立的是商务总会,如长沙商务总会、南昌商务总会及汉口商务总会;而在其他城市,如湘潭、岳阳、宜昌、沙市、九江等地,则纷纷成立商会。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的商会网络。这一商会网络为区域社会、经济以及城镇建设等的发展构筑起重要平台。   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在正式组建、发展过程中,与传统的商帮组织、地方所设商务局存有密切关联。商会的创设不仅有官方的积极倡导,同时亦可见传统商人与组织的身影,其建立过程始终存在着官商互动的过程。 三   晚清民国时期,湘鄂赣三省重要城市的商会组织从结构、形式上经历了几次较大变迁。三省商务总会、分会以及民国时期建立的与商会关系密切的同业公会组织结构的内部网络更是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这一时期,湘鄂赣地方商会整体数量和覆盖的商业区域得到更大发展,三省内的商会组织向省域内县城和重要埠镇普及。   随着商业发展和商会内部事务的复杂化,湘鄂赣地区主要商会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渐趋完善。特别是在民国中后期,商会组织和制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商会经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改组、抗战时期和抗战后的反复重组,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向工商联的转变。   近代湘鄂赣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作为商人共同体,在区域行业与市场发育之中不断发挥组织与制度优势,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构建。处于汉口、南昌、长沙等商业大埠的商务总会,构成地域性商会网络中心。它们又通过区域市场与长江下游、长江上游、华北和华南等区域的商会及市场频繁互动。三省内的基层商会与地方市场联系十分紧密,基层商会所覆盖的次层级市场之间也互动频繁。湘鄂赣三省不断发育的商会组织网络,逐渐形成了立体的商会与商人网络,构建为一个互相配合、纵横交错的商业市场网络,对地方经济的联动以及跨区域市场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近代商会组织发挥了联络工商、振兴商务等主要经济功能。汉口、南昌、长沙等地组建商会以来,在沟通区域市场商业贸易、维护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南昌、长沙的总会以及三省内的基层商会,在推进区域内与跨区域商业贸易中,起到了组织保障和市场协调作用。除了参与地方经济秩序维护,近代商会还在湘鄂赣三省的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核心城市如汉口、南昌、长沙等大埠商会,广泛参与地方政治与社会事务,在较长时期内与政府保持互相扶持、共同合作的关系。商人组织以其资金上的优势在促进市政建设、城市教育以及慈善救济等公共事务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总而言之,明清以来,湘鄂赣三省之间的天然联系与互动从未中断,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联系不断拓展和深化。商会档案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第一手原生态资料,而且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可供切入的研究路径。通过商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探寻区域间商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了解中游城市群在长江流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桥梁纽带作用,而且可以在探索明清以来长江中游城市、商业与商人组织的基础上,探寻区域内历史的源流与现实的链接,为促进城市群全面均衡发展、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供重要历史依据与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