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薯蓣属植物分析繁育系统演变的遗传效应》

  • 来源专题:生物育种
  • 编译者: 季雪婧
  • 发布时间:2024-10-29
  •     繁育系统是高等真核生物最重要的生活史特征之一,对有效种群大小、分子进化速率和遗传突变积累等群体遗传参数具有深刻影响。有性繁殖向无性繁殖的转变将对基因组进化产生多重影响。相对于有性生殖物种而言,长期依赖无性繁殖的物种可能伴随着遗传负荷上升、环境适应力下降,并最终导致种群萎缩和灭绝风险上升等后果。尽管上述理论预期在不同层面上有过试验验证,现有的结果依然无法充分解析无性生殖方式在物种间的影响差异,尤其是在不同进化时间尺度上无性生殖的负面遗传效应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薯蓣属(Dioscorea)植物的繁育系统形式多样,特别是兼具种子(有性)和珠芽(无性)的混合繁殖方式,是探索繁育系统多样化对基因组进化的影响提供理想材料。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性系统功能与演化(周伟)专题组在前期工作(Zeng et al. 2024,?New Phytologist;Wang et al. 2021,?Molecular Biology & Evolution;Zhong et al. 2019,?New Phytologist;Zhou et al. 2017,?New Phytologist)的基础上,选用19个薯蓣属物种作为研究对象,涵盖了完全依赖种子进行有性繁殖的物种,主要通过珠芽进行无性繁殖的物种,以及同时利用种子和珠芽进行兼性繁殖的物种,基于转录组测序技术开展不同性系统间DNA序列分化与多态性比较分析(图1)。研究发现,以无性繁殖为主的物种在重组缺失的情况下,穆勒棘轮(Muller’s Ratchet)效应将显著加速近中性和中度有害突变的累积,负选择效力的下降同时导致群体层面和物种层面的遗传负荷上升(图2)。相比之下,兼性繁殖的物种在群体水平上也存在明显的遗传负荷积累,但是,在物种层面却没有检测到无性克隆所蕴含的负面效应,暗示一定配比的有性兼无性繁殖可能是一种较优的繁殖策略。薯蓣属的研究工作表明,无性繁殖产生的负面遗传效应不仅取决于繁殖方式发生及其持续的时间长度,同时也取决于物种对无性繁殖的实际依赖程度,揭示了植物繁育系统变异对基因组进化的复杂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以Effects of mode of reproduction on genetic polymorphism and divergence in wild yams (Dioscoreaceae:?Dioscorea)为题发表在Plant Diversity。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鑫和已毕业硕士研究生封庆红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周伟研究员和王红研究员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李德铢研究员、陈高研究员、蔡杰高级工程师、曾志华博士研究生,以及云南大学张志强副教授等参与了本项工作。该研究得到云南省青年人才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云南省重点基础研究计划等项目的联合资助。

  • 原文来源:http://www.kib.cas.cn/xwzx/kyjz/202410/t20241014_73994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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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薯(Ipomoea batatas L.)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作为我国的特色农产品,甘薯既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作物,也是精准扶贫的优势作物。甘薯种植区主要分布在温带、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频繁发生的虫害已成为制约甘薯生产的主要因素。甘薯小象甲是甘薯种植危害最大的害虫,也是重要的检疫性害虫,通过啃咬叶蔓、蛀食薯块等,在种植期和薯块储存期均造成危害,并影响甘薯的产量和食用品质。甘薯小象甲在亚洲薯区和非洲薯区较为严重,防范不当易导致绝收,给甘薯生产带来经济损失。在我国南方,甘薯种植区一年可多代发生且世代重叠,因气候变暖,近年来已扩散至长江流域种植区,呈逐年扩大趋势。目前,尚无甘薯小象甲的有效抗性资源,而采取大量施用农药等化学防治,致使生产成本增加以及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等问题。因此,发掘甘薯自身的抗虫基因资源,开展抗性分子机制研究,促进抗虫技术开发和抗性品种选育,是解决甘薯小象甲虫害最为经济环保且可持续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当前甘薯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侯兴亮带领的植物发育与品质调控研究团队,聚焦甘薯重要性状遗传基础与高效精准育种技术的研究。由于甘薯小象甲抗性的研究基础薄弱、甘薯抗虫资源多样性不高,导致抗虫机制研究进展缓慢,有“薯道难”之称。面对这一问题,侯兴亮团队与广东海洋大学合作,多年来在虫害流行严重的华南地区搜集不同的甘薯材料,并进行抗虫评价。该团队历经三年田间筛选,获得了两份甘薯小象甲高抗种质。进一步,研究利用抗感种质构建F1遗传群体,克服控制条件下抗虫表型难检测、不稳定的困难,建立稳定的甘薯小象甲抗虫可控评价体系,最终定位并克隆了两个甘薯小象甲抗性关键基因SPWR1(Sweet Potato Weevil Resistance 1)和SPWR2。该研究克服了甘薯遗传转化操作难、转化率低、周期长的问题,利用甘薯自身快速增生能力,配合根癌农杆菌(非发根农杆菌)定向注射手段,开发了高效稳定的新型甘薯遗传转化方法。大量的甘薯遗传材料证明SPWR1和SPWR2均正向调控甘薯小象甲抗性。多种生理生化实验表明甘薯小象甲侵害可诱导SPWR1编码的WRKY转录因子特异结合抗性等位基因SPWR2启动子的W-box元件,从而激活后者的基因表达;而SPWR2编码的蛋白是甘薯奎尼酸合成途径的关键酶,进一步启动了下游奎尼酸衍生物的生物合成,以此抵御甘薯小象甲侵害。进一步的昆虫理化实验证明,携带有1-羟基-奎尼酸基团的衍生化合物均表现出对甘薯小象甲肠道消化酶和活动的抑制活性。   目前,农业上尚无小象甲甘薯抗性品种培育。该研究创制的种质在显著提高抗性的同时并未降低品种原有产量和品质,推进了甘薯小象甲抗性种质开发利用的研究。研究显示,奎尼酸及其衍生物在甘薯的内源浓度下不具有对人体的药理毒性,且在自然环境中不易残留,同时,含有高水平奎尼酸的天然抗虫变异品种抗虫性强大,展示出有潜力的、兼具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农业抗虫方案。该研究不仅首次克隆了甘薯天敌害虫的天然抗性基因,而且揭示了其下游天然抗虫物质的调控机理,为甘薯小象甲田间防治手段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对推进高产优质多抗的甘薯分子育种,促进特色高值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带动甘薯产业的良性发展和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故事发表在《自然-植物》(Nature Plants)上。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联合基金、广东省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等的支持。广东海洋大学科研人员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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