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仍是需要大力发展的战略能源》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19-03-28
  • 我国的能源转型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发展过程,是一个煤、油、气和可再生能源多元协调、多轮驱动的发展过程。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石油是很难替代的交通燃料和化工原料,石油产业仍是需要大力发展、而且必须努力发展好的化石能源产业,其在我国能源革命、能源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的战略能源。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石油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地位将基本保持稳定,消费量也将不断增长。从近年来石油消费情况看,我国石油消费在“十五”期间年均增长7.6%、年均增量约2000万吨;“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6.6%、年均增量约2460万吨;“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长3.8%、年均增量约1840万吨;“十三五”前三年,年均增长5.0%、年均增量约2833万吨。经过前两年增速放缓的平台期之后,近两年的增长速度又有所回升,2018年的增量超过了4000万吨。  

    从未来需求看,根据中石油经研院的预测,我国石油消费有望在2030年左右达峰,峰值为6.9亿吨,而其可能的增量领域主要在石油化工和交通领域。在2030年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石油消费仍会增长,对外依存度也将继续攀升。  

    近年来,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从世纪之初的不足1万辆,到2015年累计产销量达到44.7万辆,2017年为173.3万辆,2018年则超过261万辆,同比增长70%。即便如此,新能源汽车在汽车保有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018年占比仅有1.09%。尽管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对石油作为交通燃料的作用有一定影响,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石油仍将是交通领域的第一大能源。  

    为应对能源变革和能源转型,我国石油行业应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以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首先,聚焦油气勘探开发的核心业务,加大石油勘探开发力度,努力使石油产量维持在每年2亿吨;同时加大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力度,努力增加储量。这既是我国能源安全供应的需要,也是石油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其次,跨界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石油公司也要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特别是在天然气利用方面,一起把“蛋糕”做大。中国的石油公司也都是天然气供应商,要积极推动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特别是与风能、太阳能的多能互补、融合发展。石油公司应发挥行业优势,开发油区地热资源,积极推动清洁取暖。  

    最后,实施体制、管理、技术创新,坚持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从长远看,随着美国页岩油革命所催生的石油成本下降,除非有突发事件,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70?80美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石油公司必须实施体制、管理、技术的创新,实施低成本的发展战略,才能实现石油2亿吨稳产和天然气快速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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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国家能源战略安全下谋划我国电力发展》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19-04-02
    • 能源行业在国家发展和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放眼历史,能源领域,尤其是电力工业的发展不仅关乎国民经济的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与变局,同时还关乎政治体系的根基与全球地位的稳固;聚焦现今,“十三五”时期电力发展的成就,更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任。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能源长期发展战略和各阶段电力规划目标的指引下,我国能源电力领域抢抓机遇期,以“一年新增一个发达经济体装机总量”的增速迅速摆脱能源供给短缺的桎梏,托举我国跃升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进程中,我国电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12%提高至14.3%,我国已经由满足能源基本供应和保障的阶段逐步迈入绿色、清洁、高效的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    在国家经济、电力发展取得长足发展同时,电力系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带来的制约效应逐渐显现——尽管经历了多年高速、乃至超高速的经济、能源大发展,我国能源总体量已经高居世界首位,但人均用电量等指标距离中等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演进,“调结构”“稳增长”等政策目标持续发力,每年仍有大量的能源需求和缺口存在,且近些年地区性、阶段性缺电的问题已逐渐显现。近期国际外部形势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遭遇民粹主义冲击,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已成为我国能源安全最大的隐患,这也更加凸显了国家长期能源战略安全对实现“稳增长”“防风险”等多重目标的重要性。    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利用,存在周期性、需求性和实用性三个层面上的“错配”。如果在此时因装机阶段性冗余得出“我国能源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的定论还为时尚早。分析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能源发展,无论是否已经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亦或进入工业后发展时期,能源需求的增长和生产能力的建设都没有停滞。基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布局,能源需求的体量和增量,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以及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百年未有的政治格局大变局,更需要以国家能源战略安全为命题,着眼基本国情,放眼未来发展,解析和谋划我国未来电力系统的发展形态。    解析:长期客观存在的电力需求增量与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    现阶段,我国经济总体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快速推进期。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创新发展持续发力,工业生产转型升级效果显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我国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用电仍将维持电力的刚性需求,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持续带动第三产业用电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将不断推动我国居民生活用电稳步提升;同时,随着国家电能替代加速实施,在北方居民采暖、生产制造、交通运输和电力供应与消费等领域开展“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也将成为拉动用电增长的新动能。    对于电力成本占到工业总成本三成左右的我国发展现状而言。基础能源作为经济、民生保障,需要既能提供稳定供给,又兼具平抑电价水平作用的发电品种。加之近期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全球化和多边化不断遭受冲击,动荡的世界政治格局迫使我国不得不,也必须将能源战略安全作为能源发展的首要命题。    保障能源战略安全,本质上就是确保能源的对外依存度不超过警戒线,尽管目前对于警戒线的衡量标准还没有定值与定论,但在2018年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20%。今后无论警戒线确切的数字是25%,亦或30%,都足以警示,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正在逐步接近风险区域,高度重视和避免出现问题是非常紧迫和必要的。    目前,我国的电力供需已经从“电源-负荷”向“新能源电源+基础电源-负荷”转变。新能源电源正在以“增量替代”的形式,部分满足着工业和居民生活用电需求。在目前受制于技术等诸多因素,新能源的间歇性和随机性,以及致命的能量密度低的问题,还不足以作为基础能源支撑我国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而传统水电的新建项目由于受到可开发资源地区的地理条件制约,经济性和建设速度在近几年都呈现明显下滑的趋势。    因此,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战略角度,未来我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煤电、核电资源的丰富性和经济性优势,形成两条相辅相成的路径——一条是以新能源填补部分用电增量,另一条则是以气电、核电和煤电作为主要的基础能源满足供应。而多种能源的共同发展,必然要经历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一个品种的发展,无疑会占据其他品种的发展空间。届时,如果核电和气电发展不及预期,将客观需要煤电的进一步发展,并且随着煤电清洁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谋划:多种能源争相发展 互为调节互为补充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煤炭等一次能源作为人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基础媒介,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演进。至今,人类依然孜孜以求地探寻一种完全清洁、经济可靠、取之无穷的一次能源作为终极能源品种。但这种能源至今尚未出现,在此之前,在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的基础上,仍将维持各种能源争相发展,互为调节,互为补充的局面。   根据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研究结果,按照203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12.2万亿千瓦时,常规水电、新能源、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装机分别达到4.3、13.0及3.1亿千瓦计算,煤电和核电发电量需要达到8.1万亿千瓦时,届时,核电装机必须达到1.3亿千瓦,煤电装机才可控制在14亿千瓦以内。其中,核电发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将分别达到3.4%、7.4%,每年贡献17.5%的低碳电源。    对于天然气发电而言,从规划产量加进口的总量来看,气源并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对于气价而言,由于体制和结构性的原因,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来理顺。因此,核电将作为现阶段我国唯一可以大规模替代煤电,为电网提供稳定、可靠电力的能源品种,在我国能源电力系统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核电极高的能量密度,在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都具有相对优势;同时,核电作为清洁能源,是本世纪末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关键能源形态。    目前我国核电发展仍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尽管核电技术已经完成三代AP1000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在技术创新应用和安全监管、保障等方面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上网电价也已经与燃煤火电标杆电价基本相当,但基于对安全方面审慎稳妥的发展思路,以及尖端研发、日常运维人才短缺的现状,现阶段我国核电装机和发电量占比依然较低,2018年核电发电量仅占全国总发电量的4.2%,“十三五”前三年的装机增速均明显滞后于“十三五”电力规划目标。我国核电的发展客观需要厚积薄发的过程,预计到2020年以后,核电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在此进程中,如果核电或气电的发展不及预期,一旦出现用电缺口,则客观需要适当规模的煤电进行补充和托底。    近年来,频发的雾霾灾害使大众对煤电产生了很深的误解。事实上,长期的环保实践印证,散烧煤才是导致雾霾的主要成因之一,而燃煤发电则是煤炭最清洁,最高效的利用方式。美国90%的煤炭用于发电,而我国这一比例却仅在50%左右。    煤炭作为我国第一大资源,对于煤炭的定位应该有冷静客观的认识,对于煤炭的利用方式应该有清晰科学的思路,对于我国煤电的定位和发展则有必要再认识。电力行业消耗了煤炭总量的五成,却仅在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占比一成左右。可以说,我国煤电行业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高效清洁化消费体系,既有力保障了电力供应,又有效的缓解了环境保护压力。   降低煤炭消费总量和提高煤炭用于发电的比例并不冲突,需要同时坚持,更不可混淆‘控煤’与‘控煤电’的概念,避免为实现控煤目标而简单限制清洁煤电生产,进而造成用电紧张的情况发生。相信在未来,随着碳捕捉技术和碳市场等机制的摸索实施,煤电将一以贯之地秉承保障我国电力供给,支撑整体经济发展的重任。    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胸怀全局,尊重科学,我国必将走好能源保障和电力高质量发展之路。
  • 《挪威能源战略――协同管理》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19-04-04
    • 纵观挪威能源发展历程,依靠水电立国、油气富国,并通过能源与金融、企业、产业等领域的高效协同管理谋求可持续发展,是挪威能源战略的最大特色。 不管是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人均GDP排行榜,还是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榜和《全球幸福国家排名报告》,挪威总是处于前列。毫无疑问,挪威已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富有、最幸福的国家之一。挪威的发展离不开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是挪威在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的制胜法宝。 纵观挪威能源发展历程,依靠水电立国、油气富国,并通过能源与金融、企业、产业等领域的高效协同管理谋求可持续发展,是挪威能源战略的最大特色,也是其成功走出“资源诅咒”陷阱的最重要原因。 可持续利用“白煤黑金” 挪威三面环海,多山地、湖泊和瀑布,水电资源极其丰富,被称为挪威的“白煤”;大陆架油气资源储量充裕,石油被称为挪威的“黑金”。从北欧贫穷渔业小国,发展成当前人均GDP超过9万美元的高度发达国家,挪威的水电和油气不仅唱响了经济繁荣的交响曲,也是其能源战略的核心。目前,挪威国内一次能源消费中水电和油气合计占比达到96.9%,其中水电、石油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67.4%、21.3%和8.2%。 除了丰富的能源禀赋,挪威对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更是其能源战略的主线。1987年,以挪威女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具体到能源,挪威也始终坚持可持续利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挪威的水电开发可追溯至19世纪末期,当时挪威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水电站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到20世纪60年代,挪威的水电发展已相当成熟,1965年水电占挪威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已达到65%。水电开发为挪威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动力,电冶金、电化工等得到快速发展,推动挪威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迈进。 目前,挪威的水电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96%以上,不仅能满足国内生活和生产需要,还出口到瑞典、荷兰和德国等国家。为了保证水电的可持续发展,挪威政府针对水电的开发,设立了《工业特许权法》、《河道管制法》、《水资源法》、许可证管理等制度,严格限制私人投资者对水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确保国家对水资源最大限度的开发和保护。同时,挪威水电站开发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当地居民和环境的影响,水电项目实施前公众可发表意见,实施过程中会最大限度考虑地形、地貌、河流等自然生态因素,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1969年,北海油田的发现和开发,奠定了挪威的油气富国之路。1971年,挪威在北海埃克菲斯克(Ekofisk)油田开采出了第一桶油;1975年,挪威开始出口石油,正逢国际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高企,挪威依靠石油出口赚取了大量利润;1977年,挪威开始出口天然气。进入21世纪以来,挪威石油出口量逐渐下降,天然气出口量持续增长,目前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 油气产业是挪威的支柱产业,其产值约占挪威GDP的1/5,出口则占挪威总出口的一半。为了尽可能做到油气的“可持续利用”,挪威在油气开发利用过程中,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同时不断追求技术进步。挪威政府专门制定了《污染控制法》,对油气生产的程序有严格规定,可能引起污染的项目,需要申请获得许可证才可运作。挪威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控制、二氧化碳捕捉和储存在国际上均具有领先地位。挪威的海上石油技术也非常突出,石油设备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0%,石油技术与设备涵盖了钻井平台、深海作业、地质测试、项目管理、环境保护等广泛领域。 新世纪以后,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日渐严峻,挪威在做好其他减碳工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开始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非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0.1%提高到2017年的1.5%,但水电和油气在挪威能源战略中依然占据核心地位。 成功打破“资源诅咒” 面对自然赐予的丰富能源,委内瑞拉、蒙古等国家过度依赖资源开采,忽视其他领域的发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未能走出“资源诅咒”的怪圈。而同样拥有丰富资源的挪威成功打破“资源诅咒”,不仅保持了大量油气出口并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还保障了国民高福利,培养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能源企业,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链。 挪威为何能打破“资源诅咒”,成为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不同于美国依靠技术创新、迪拜依靠产业转型,挪威主要凭借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和先进的管理手段走出“资源诅咒”,具体到能源领域,则与其协同管理机制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设立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PFG),实现石油收入的稳定化和可持续。资源出口型经济,往往容易受国际资源价格波动而引发收入大幅度变动,大量增加的财政收入可能会导致腐败和寻租的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从而阻碍经济健康发展,这也是资源依赖型国家陷入“资源诅咒”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此,同时考虑到石油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挪威政府于1990年建立了石油基金,2006年与挪威国民保险计划基金合并,改名为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作为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将石油产业获得的巨大收益用来投资海外资产,使现期石油收益与支出相分离,减缓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支出的影响,也避免了巨大贸易顺差带来的国内短期通货膨胀。 此外,石油基金还把短期油气出口收益转化为长期全民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挪威人民高福利的持续性,为后石油时代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7年底,该基金市值约1.1万亿美元,当年投资收益率达到13.7%,已经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2019年3月8日,挪威财政部发布声明称,将清仓GPFG所持海外油气股,减少油价下跌风险对挪威经济的影响,进一步降低挪威经济对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 二是采用国有控股+市场化经营相结合的方式管理油气企业。长期以来,怎样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挪威国企管理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受历史因素、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需要等的影响,二战后挪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2018年改名为Equinor)是挪威最大的油气企业,政府持股比例由100%降低到67%,既保证了对能源资源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的控制权,又通过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优惠关系发展为当前企业市场化经营。极大地提高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三是实施油气产业升级,发展多元化产业。经济学家普雷维斯和辛格等认为,初级商品的出口国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并拉大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此外,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而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力资本流动、产业结构单一和经济发展波动性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之后,石油出口为挪威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挪威也经历了短暂的“全民石油”,但是挪威政府很快意识到简单的以原材料为主的资源型出口不可持续。为了提高其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挪威大力发展石油化学工业,提高石油产品附加值,尽可能出口工业制成品。同时,挪威积极促进国内经济多元化发展,完善产业发展链条,借助其丰富的海洋、矿藏等资源,大力发展海事行业、金属工业、渔业及水产养殖产业等。 此外,挪威还积极发展信息通讯产业、环保产业和旅游产业等。目前,挪威在卫星通讯、全球定位、多媒体设施、信用卡终端等领域有较强竞争力,环保服务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受益于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旅游产业也蓬勃发展,产值达到GDP的3%以上。 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挪威能源的协同管理机制在走出“资源诅咒”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对当前我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有很大启示。近年来,能源领域体制机制问题引起各界关注,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未来改革涉及的利益、触动的领域必然更多,在规则探讨制定和机构协同落实中要强化能源与其他领域的联系,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协同管理。 第二,挪威能源行业以国有为主,政府的有效干预为能源企业创造了有效的市场化环境,这与我国发展路径不谋而合。当前,我国正处于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于能源领域国企改革,要减少政府过度干预,营造市场化竞争环境,不断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