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能源战略――协同管理》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19-04-04
  • 纵观挪威能源发展历程,依靠水电立国、油气富国,并通过能源与金融、企业、产业等领域的高效协同管理谋求可持续发展,是挪威能源战略的最大特色。

    不管是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人均GDP排行榜,还是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榜和《全球幸福国家排名报告》,挪威总是处于前列。毫无疑问,挪威已成为当前世界上最富有、最幸福的国家之一。挪威的发展离不开其丰富的资源禀赋,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是挪威在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的制胜法宝。

    纵观挪威能源发展历程,依靠水电立国、油气富国,并通过能源与金融、企业、产业等领域的高效协同管理谋求可持续发展,是挪威能源战略的最大特色,也是其成功走出“资源诅咒”陷阱的最重要原因。

    可持续利用“白煤黑金”

    挪威三面环海,多山地、湖泊和瀑布,水电资源极其丰富,被称为挪威的“白煤”;大陆架油气资源储量充裕,石油被称为挪威的“黑金”。从北欧贫穷渔业小国,发展成当前人均GDP超过9万美元的高度发达国家,挪威的水电和油气不仅唱响了经济繁荣的交响曲,也是其能源战略的核心。目前,挪威国内一次能源消费中水电和油气合计占比达到96.9%,其中水电、石油和天然气占比分别为67.4%、21.3%和8.2%。

    除了丰富的能源禀赋,挪威对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更是其能源战略的主线。1987年,以挪威女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具体到能源,挪威也始终坚持可持续利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挪威的水电开发可追溯至19世纪末期,当时挪威经济以农业和渔业为主,水电站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到20世纪60年代,挪威的水电发展已相当成熟,1965年水电占挪威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已达到65%。水电开发为挪威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动力,电冶金、电化工等得到快速发展,推动挪威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国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迈进。

    目前,挪威的水电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96%以上,不仅能满足国内生活和生产需要,还出口到瑞典、荷兰和德国等国家。为了保证水电的可持续发展,挪威政府针对水电的开发,设立了《工业特许权法》、《河道管制法》、《水资源法》、许可证管理等制度,严格限制私人投资者对水资源的破坏性开发,确保国家对水资源最大限度的开发和保护。同时,挪威水电站开发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当地居民和环境的影响,水电项目实施前公众可发表意见,实施过程中会最大限度考虑地形、地貌、河流等自然生态因素,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

    1969年,北海油田的发现和开发,奠定了挪威的油气富国之路。1971年,挪威在北海埃克菲斯克(Ekofisk)油田开采出了第一桶油;1975年,挪威开始出口石油,正逢国际石油危机导致油价高企,挪威依靠石油出口赚取了大量利润;1977年,挪威开始出口天然气。进入21世纪以来,挪威石油出口量逐渐下降,天然气出口量持续增长,目前仍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之一。

    油气产业是挪威的支柱产业,其产值约占挪威GDP的1/5,出口则占挪威总出口的一半。为了尽可能做到油气的“可持续利用”,挪威在油气开发利用过程中,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同时不断追求技术进步。挪威政府专门制定了《污染控制法》,对油气生产的程序有严格规定,可能引起污染的项目,需要申请获得许可证才可运作。挪威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控制、二氧化碳捕捉和储存在国际上均具有领先地位。挪威的海上石油技术也非常突出,石油设备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0%,石油技术与设备涵盖了钻井平台、深海作业、地质测试、项目管理、环境保护等广泛领域。

    新世纪以后,随着气候变化形势日渐严峻,挪威在做好其他减碳工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开始大力发展非水可再生能源,非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0.1%提高到2017年的1.5%,但水电和油气在挪威能源战略中依然占据核心地位。

    成功打破“资源诅咒”

    面对自然赐予的丰富能源,委内瑞拉、蒙古等国家过度依赖资源开采,忽视其他领域的发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未能走出“资源诅咒”的怪圈。而同样拥有丰富资源的挪威成功打破“资源诅咒”,不仅保持了大量油气出口并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还保障了国民高福利,培养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能源企业,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链。

    挪威为何能打破“资源诅咒”,成为世界上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不同于美国依靠技术创新、迪拜依靠产业转型,挪威主要凭借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和先进的管理手段走出“资源诅咒”,具体到能源领域,则与其协同管理机制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设立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PFG),实现石油收入的稳定化和可持续。资源出口型经济,往往容易受国际资源价格波动而引发收入大幅度变动,大量增加的财政收入可能会导致腐败和寻租的发生,发展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国家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从而阻碍经济健康发展,这也是资源依赖型国家陷入“资源诅咒”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此,同时考虑到石油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挪威政府于1990年建立了石油基金,2006年与挪威国民保险计划基金合并,改名为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作为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将石油产业获得的巨大收益用来投资海外资产,使现期石油收益与支出相分离,减缓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支出的影响,也避免了巨大贸易顺差带来的国内短期通货膨胀。

    此外,石油基金还把短期油气出口收益转化为长期全民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挪威人民高福利的持续性,为后石油时代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7年底,该基金市值约1.1万亿美元,当年投资收益率达到13.7%,已经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2019年3月8日,挪威财政部发布声明称,将清仓GPFG所持海外油气股,减少油价下跌风险对挪威经济的影响,进一步降低挪威经济对油气资源的依赖程度。

    二是采用国有控股+市场化经营相结合的方式管理油气企业。长期以来,怎样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对此,挪威国企管理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受历史因素、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需要等的影响,二战后挪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2018年改名为Equinor)是挪威最大的油气企业,政府持股比例由100%降低到67%,既保证了对能源资源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的控制权,又通过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从最初的优惠关系发展为当前企业市场化经营。极大地提高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三是实施油气产业升级,发展多元化产业。经济学家普雷维斯和辛格等认为,初级商品的出口国贸易条件将会恶化,并拉大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差距。此外,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而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人力资本流动、产业结构单一和经济发展波动性等问题。

    20世纪70年代之后,石油出口为挪威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挪威也经历了短暂的“全民石油”,但是挪威政府很快意识到简单的以原材料为主的资源型出口不可持续。为了提高其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挪威大力发展石油化学工业,提高石油产品附加值,尽可能出口工业制成品。同时,挪威积极促进国内经济多元化发展,完善产业发展链条,借助其丰富的海洋、矿藏等资源,大力发展海事行业、金属工业、渔业及水产养殖产业等。

    此外,挪威还积极发展信息通讯产业、环保产业和旅游产业等。目前,挪威在卫星通讯、全球定位、多媒体设施、信用卡终端等领域有较强竞争力,环保服务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受益于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旅游产业也蓬勃发展,产值达到GDP的3%以上。

    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挪威能源的协同管理机制在走出“资源诅咒”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对当前我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有很大启示。近年来,能源领域体制机制问题引起各界关注,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未来改革涉及的利益、触动的领域必然更多,在规则探讨制定和机构协同落实中要强化能源与其他领域的联系,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协同管理。

    第二,挪威能源行业以国有为主,政府的有效干预为能源企业创造了有效的市场化环境,这与我国发展路径不谋而合。当前,我国正处于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于能源领域国企改革,要减少政府过度干预,营造市场化竞争环境,不断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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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仍是中国存在行政性垄断的领域之一,也是中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短板之一。当前,各类能源基础设施利用率不高与实体经济用能用电成本偏高并存的问题依然存在。部分传统能源相关设施产能临近峰值,统筹存量优化改造与增量转型升级的难度加大;新能源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尚需平衡好去补贴、降成本与增效益的关系。着眼长远,中国能源发展需长期兼顾安全保障、环境治理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三大要求,长短期矛盾交织,需更加注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了加快形成“投资于绿色、投资于增长”的能源投资新格局,政府角色应从全方位调控向投资方向引导与重大项目部署相结合转变,而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结构和布局上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重视能源基础设施冗余度与经济性的平衡,更加重视通过盘活能源基础设施存量来降低实体经济用能成本。因此,加快能源投资转型应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改革优先领域。 3.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能源领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纵观全球能源发展趋势,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和《巴黎协定》的签署正在加快推动全球经济和能源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长期发展目标,这将需要持续加大面向清洁能源、能效、以及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巴黎协定》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力争1.5°C,这要求本世纪下半叶全球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对加快推动全球能源体系转型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中国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将于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推动能源体系转型。但能源投资资金规模大、服役周期长、路径锁定效应明显,当前阶段若仅以2030年碳排放达峰为目标部署能源投资,将难以有效应对达峰后推进深度减排的严峻挑战。因此,为了兼顾当前与长远发展,未来五到十年的能源投资就需探索出一条超前2035年标准并对接2050年目标的解决方案,这将有望成为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贡献。 (二)推动能源投资转型是东盟国家谋求跨越发展的内在需求 1.有助于保障区域能源安全 伴随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东盟内部和国际机构普遍预计东盟能源需求高速增长将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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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环境气候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认识相对不足,这一短板随国内发展阶段转换更为显现。在全球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东盟国家能源投资将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能源投资在考虑短期需求和长期经济性的同时,还需充分考虑全球气候治理下东盟国家规划调整带来的资产搁浅风险,以及市场化趋势下竞争环境的剧烈变化。这也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协同推进能源投资转型将对中国能源投资主体提出更高要求,将推动各类投资主体更加坚定地摒弃“东边不亮西边亮”的产能转移思维, 在“ 中国+ 东盟” 这个更大的平台下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全面推动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提质增效。 (二)为推动东盟国家能源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 能源投资转型是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行维护以及装备制造等环节对能源全产业链的重塑, 将对国家能源产业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带来不可避免的阵痛。中国能源装备制造业规模庞大、体系完备,水电、特高压输电、核电等装备技术水平更是居于世界前列,多年来有效支撑了中国能源工业高速发展。东盟国家仍面临较为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依托中国雄厚的装备制造实力实现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可以为东盟国家完善能源基础设施提供先进技术解决方案。这也为中国统筹做好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能源装备制造“走出去”、为助力东盟国家能源投资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为全球探索能源转型提供了新模式 当前清洁能源技术迅猛发展,为兼顾低碳和低成本、探索能源跨越式转型提供了机遇。从国内来看,中国未来能源结构将区别于发达国家走过的从煤炭到油气、再由油气到非化石能源时代的道路,而将由当前的以煤为主,跨越油气时代,进入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并存的多元时代,并在未来进一步迈向非化石能源时代。而从东盟国家来看,大部分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落后,甚至是从零起步,这为分享全球能源转型最佳实践、直接跨过煤炭、油气时代、一步迈入多元时代提供了机遇。但若要实现这种跨越必将面对比中国能源转型更大的挑战,因为东盟国家还面临较为严重的能源短缺,在供给存在刚性不足的背景下推动转型可谓难上加难,纵观全球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将有望填补这一空白。推动能源结构一步跨过高碳时代,要求能源投资需更加注重处理好长期和短期的关系,以共建共享、多方参与的思路,打造更为包容、更富韧性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这也将为全球积极探索能源发展路径、创新能源投融资机制提供新模式。 中国与东盟国家协同推进能源投资转型的思考 中国与东盟国家协同推进能源投资转型,应顺应全球能源发展大势,加快推动能源投资的战略方向从基于资源禀赋转向创新驱动,推动能源投资的适度超前理念从单纯满足需求转变为引领绿色低碳方向,从战略、模式、机制和路径等四个层面发力,全面适应中长期发展对能源投资的基本需求和不断增加的外在约束,并将中国—东盟协同推进能源投资转型打造成为国际能源合作、全球能源转型的样板。 (一)协同探索兼顾当前需求与长远转型的能源投资战略 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能源需求仍将呈刚性增长,但东盟国家面临的保供压力要大得多,且在区域能源需求增长势头强劲的背景下仅依靠自身产业体系难以很好兼顾保供应与促转型等多方面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则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先进能源装备供给的规模优势,更多的以符合绿色低碳方向的能源投资满足当前需求,最大程度兼顾长远转型要求,避免仅从当前需求出发部署投资带来的路径锁定,并增加中长期转型成本。 (二)协同探索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能源投资模式 从改革进程来看,中国不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政府和国有资本投资补齐了以改善民生和普遍服务为导向的能源基础设施短板,并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推动社会资本不断进入清洁能源领域。当前东盟国家能源发展所处的阶段更为特殊,既需要政府在提升能源可及性方面积极作为,又需要市场在推动清洁能源开发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则可以显著提升这两方面的推进速度,并做好依托清洁能源提升能源可及性这篇大文章,实现能源可及性、经济性与清洁低碳三者的统一。 (三)协同探索统筹增量互补与存量替代的能源投资机制 从能源转型进程来看, “十四五”时期中国煤炭消费占比将进一步下降,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形成的多元供给结构将初见端倪,为加速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提供了中国方案。东盟国家煤炭、油气需求增长势头强劲,需要高度重视并做好各能源品种的统筹协调和能源代际更替的衔接过渡,既要从全局做好新增化石能源基础设施与非化石能源基础设施的有效互补,避免仅从巩固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投资的弊端;还要在重点区域做好新增非化石能源基础设施对存量化石能源基础设施的有效替代,破除体制机制束缚。中国与东盟国家携手则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领域的综合实力,推动能源基础设施多功能一体化发展。 (四)协同探索域内平衡与跨境联通相呼应的能源投资路径 从共建“一带一路”来看,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油气管网互联互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有望通过非化石能源开发进一步推动电网互联。而多数东盟国家存在能源投资滞后、供给能力不足的短板,域内能源基础设施互联程度更是偏低,既需要推动能源投资转向更加突出分布式的发展方式,回避劣势并降低成本,也需要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推动跨境连通的重大能源基础设施落地, 降低域内高成本、高碳排放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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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2-03-05
    •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顶层设计出炉。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未来一段时间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指明方向。与此同时,多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因地制宜推进能源绿色发展。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顶层设计出炉 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活动碳排放占比较高,因此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环。 《意见》明确,“十四五”时期,基本建立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比较完善的政策、标准、市场和监管体系,构建以能耗“双控”和非化石能源目标制度为引领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进机制。到2030年,基本建立完整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形成非化石能源既基本满足能源需求增量又规模化替代化石能源存量、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 事实上,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不同地区和各类产业都提出过相关的产业政策,但在不同产业衔接和绿色转型具体路径方面很难形成节奏上的统一。 对此,《意见》提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处理好转型各阶段不同能源品种之间互补、协调、替代关系。 能源安全受到着重强调。《意见》指出,要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坚持全国“一盘棋”,加强转型中的风险识别和管控;在加快形成清洁低碳能源可靠供应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对化石能源进行安全可靠的替代。 此外,为促进清洁低碳能源产业链一体化技术进步,《意见》提出依托大型新能源基地等重大能源工程,推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开展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制造和应用,通过工程化集成应用形成先进技术及产业化能力。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田磊表示,《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协调发展,不断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能力。《意见》提出建立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开发利用新机制,全面开展清洁低碳能源资源普查和评价,建立非化石能源目标制度,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创新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机制,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运行机制。 地方版方案密集推出 春节刚过,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的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宁夏电力”)200万千瓦光伏项目施工现场已是热火朝天。作为我国首批大型风光电基地重点项目之一,该工程是目前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集中式智慧光伏电站,是“西电东送”重要通道的绿色电源点,预计明年底实现全容量投产。 国能宁夏电力的转型也是我国当前区域能源发展的一个缩影。记者注意到,多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因地制宜推进能源绿色发展,一方面强化煤炭等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清洁能源利用。 浙江提出狠抓百个千亿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启动700万千瓦清洁火电、100万千瓦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新增风光电装机400万千瓦以上,积极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强化能源运行调度,确保能源安全保供。 河北提出强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积极发展风电、光电、氢能,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800万千瓦。 四川提出聚焦清洁能源产业,加快水风光气氢多能互补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三江”水电基地、凉山州风能发电基地、“三州一市”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打造国家天然气(页岩气)千亿立方米级产能基地,支持发展氢能源。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董战峰表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能源基础条件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研究确定达峰方案、达峰重点和实施路径,实现差别化和包容式能源低碳转型。 董战峰认为,长三角地区有经济基础、技术能力以及节能减排需求,可率先开启能源转型和深度脱碳。西南部分地区可再生能源条件好,有丰富的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资源,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由新能源的增长来满足能源需求。部分中西部能源大省应进一步调整能源和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从而实现降碳目标。 转型与保供双管齐下 当前我国煤炭主产区在保障生产生活需求基础上,加快能源产业结构调整,已初现成效。 春节以来,国家发改委多次强调“煤炭生产企业要抓紧恢复正常生产供应,严格落实国家煤炭保供稳价的政策要求。”数据显示,假日后煤矿复产加快,全国煤炭日产量回升至1200万吨以上。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保障煤炭稳定供应要立足当下,更要谋划长远,煤炭行业要积极推进煤炭安全绿色生产和清洁高效利用,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升级改造,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扎实做好煤炭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工作。 以能源重要产区宁夏为例,国能宁夏电力是宁夏最大的煤电和供热企业,同时肩负浙江、山东两个用电大省的“西电东送”任务,是宁夏电力保供及新能源调峰调频的重要支撑。在“双碳”目标下,国能宁夏电力全力打好绿色转型突围战,实现降碳发展。 “近年来,我们投入约50亿元资金对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给绿电发展让路。同时通过以集中供热替代小锅炉、以电动重卡及绿氢重卡替代燃油重卡、以新能源供热替代常规能源供热‘三个替代’,实现节能降耗提效。”国能宁夏电力副总工程师任献民说。 此外,国能宁夏电力还通过多能创新驱动、落后产能替代等措施实现综合能源转型新突破,今年不仅将推进四个综合能源供应示范项目建设,助力火电产业向综合能源转型,还将加快推进低碳新材料产业园建设,围绕废物综合利用、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产业链,加快推动化工产业提档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