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专业人士大幅度削减抗生素处方,取得显著效果》

  • 来源专题:重大新药创制—政策信息
  • 发布时间:2016-06-01
  • 在英国NHS的努力下,药师和全科医生将不必要的抗生素处方削减了7.3%,已经远超过NHS设定的降低1%的目标。全科医生正在努力设法将治疗严重感染的广谱抗生素的处方量减少16%,相当于减少626302项抗生素处方。

    Maureen Baker博士指出,数据显示英国医疗卫生人员已经对抗生素滥用导致有耐药性的问题作出了实际行。但最终需要更多的新药研发投入,在过去的25年里,并没有看到新的抗生素菌株的研发成果。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更新的药物,能够治疗新的疾病,并且能保证患者的安全。但这并不能不蹴而就,需要继续共同努力;并且使公众意识到,处方抗生素并不总是解决疾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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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癌症研究预算大幅度削减》

    • 来源专题:再生医学与健康研发动态监测
    • 编译者:malili
    • 发布时间:2017-07-27
    • 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由当时的副总统拜登领导的18亿美元的“癌症月刊”计划。根据白宫新闻稿,癌症月刊专注于“五年内,在预防、诊断和治疗癌症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最终努力以我们所知的方式终止癌症”。 时间快进到2017年3月,癌症月刊的目标对众多肿瘤学、癌症专家和将治愈希望寄托于这雄心勃勃的事业中的病人而言,希望是渺茫的。2018财年,特朗普总统在预算蓝图中提出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预算削减58亿美元的资金,将NIH支出降低了约20%,达到259亿美元。 国家癌症研究所(NCI)是NIH的一部分,主导美国癌症研究的资助。肿瘤学研究人员十分关切国家卫生研究院削减资金对他们未来生活工作以及数百万癌症患者的健康意味着什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主任、美国癌症协会主席Michael A. Caligiuri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总统关于大幅削减资金的提议不仅会给生物医学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还会给那些身患疾病的病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多少关于如何削减癌症研究经费的细节信息,以及NCI将如何受到具体的影响。此外,特朗普提出的预算削减必须由国会通过,而在历史上两党都支持癌症研究。事实上,在特朗普提出削减NIH之后,国会在2017年的预算协议中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拨出了20亿美元。这笔额外的资金将在2017 年9月结束前分配。 然而,在2017年4月发给联邦机构负责人的备忘录中,预算总监Mick Mulvaney写道:“现在应该开始规划这些削减,因为执行和实现相关人员的减少需要时间。”具体来说,Mulvaney建议各机构在进行分析联邦政府改革和减少联邦文职人员时考虑以下因素: •机构或计划是否重复? •代理或程序是否非必需? •是否是联邦政府的职责,还是由另一个(州、地方或私人)实体提供更好地服务? •成本效益是什么? •机构或计划是否有效和高效? •机构或计划是否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癌症研究人员几十年来一直认为,这种对癌症研究资助的官僚主义方法威胁到这一领域的进步。2008年在Molecular Oncology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Eckhouse和合著者写道:“官僚主义和过度管理依旧是常在的进步威胁....癌症研究的知识基础与通常的投入产出模式截然不同,正如美国医学院院会前任主席约翰·库珀所说:“在癌症征服计划中,目标是模糊的、看不见的,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美国参议院,1971年)”。 (李亚清 编译)
  • 《研究显示针对难以治疗的感染的新抗生素处方不足》

    • 来源专题:新发突发传染病
    • 编译者:张玢
    • 发布时间:2024-04-20
    • 波士顿—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自2014年以来FDA批准了几种新的革兰氏阴性抗生素,但超过40%的难治性病原体患者被开具了老旧的通用药物。 根据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临床医师兼研究员Sameer S. Kadri-Rodriguez,MD,MS及其同事的说法,自2014年以来,FDA已经批准了八种新一代革兰氏阴性抗生素,其中包括: 头孢洛西那-他唑巴坦; 头孢他啉-阿维巴坦, 美罗培南-瓦波巴坦; 普拉左霉素; 依拉伐西林; 亚胺培南-西拉司他汀-瑞勒巴坦; 头孢吡啶铁; 舒巴坦-杜洛巴坦。 在ACP内科医学会议的全体会议上,Kadri-Rodriguez表示,他和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看看临床医生如何使用这些”抗生素。 在回顾性队列药物流行病学研究中 — 该研究同时发表在《内科医学年鉴》上 — 研究人员评估了619家医院对最近批准的革兰氏阴性抗生素的使用,“采用了一种新的定义治疗限制性抗生素耐药性的范式,称为‘难治性耐药性(DTR)’”。 “作为一个床边临床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想知道,我至少有一种安全有效的抗生素来治疗病人吗?”Kadri-Rodriguez解释道。“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种菌株我称之为DTR。” 从2016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二季度,头孢他唑钠-他唑巴坦和头孢他啶-阿维巴坦主导了新抗生素的使用,这些抗生素的使用“相对缓慢”,Kadri-Rodriguez和同事写道。 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在362,142次革兰氏阴性感染的医院就诊中,有0.7%被归类为DTR病原体。 研究人员指出,在DTR病原体患者中,有41.5%的DTR发作患者仅使用传统的普通药物进行治疗,其中包括79.3%的DTR发作患者,“这些老式药物是已知安全性和/或疗效不佳的药物,如多粘菌素、氨基糖苷类和替考拉宁”。 此外,有三分之一的医院 — 这些医院往往是农村地区或城市地区抗药性低的小型医院 — 从未使用过新抗生素。 Kadri-Rodriguez指出,在年龄、性别、种族、族裔、保险状况或ICU状况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他总结说,新抗生素“仍然被低估”对抗DTR病原体。 “临床医生仍然经常开具有毒性的[和]效果不佳的药物,通常是在患有DTR感染的患者身上”,Kadri-Rodriguez说。“我们需要有针对病原体的创新机制的药物,以解决那些没有良好治疗选择的病原体。” 他还补充说,有必要“在新药一经问世就扩大对这些新药的抗体敏感性测试”,这可以帮助“填补未来抗生素中未满足的患者需求”。 在一篇相关的社论中,埃默里大学医学助理教授Jessica Howard-Anderson,MD,MSc和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Helen W. Boucher,MD指出,抗菌药物的开发可能是耗时、昂贵且成功前景不确定的。 然而,鉴于抗菌耐药性(AMR)据估计每年导致全球120万人死亡,“我们需要确保不仅开发了新抗生素,而且也得到了有效利用”,他们写道。 Howard-Anderson和Boucher补充说,进一步努力“提高意识、在病原体特异性试验中创新、定期更新的抗菌耐药性指南、以患者为中心的终点、快速敏感性测试将是确保这些新抗生素得到适当和最佳使用的关键”。 文献信息:Anderson-Howard J, Boucher H. Ann Intern Med. 2024;doi:10.7326/M24-0192.Kadri-Rodriguez SS, et al. New in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Hear it first from the authors. Presented at: ACP Internal Medicine Meeting; April 18-20, 2024; Boston.Strich J, et al. Ann Intern Med. 2024;doi:10.7326/M23-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