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地名的价值——丰富的自然、人文与历史信息
聚落是指民众聚居、生息之所，既包括大型聚居地，如都城、中心城市和市镇，也包括规模较小的乡村聚落，如《汉书·沟洫志》所载：“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
村落是民众在利用和改造自然基础上创建出来的居住场所，具有因地制宜的人居环境，其名称往往反映了当地的地形、地貌、河流、湖沼、村落形态等实体特征，或承载着村民们的美好愿望，或记载了发生在当地的历史事件、人物活动等。
村落地名的形成与传承不仅是区域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而且地名自身及其变迁也是区域历史变迁的构成部分之一，有益于区域社会文化脉络永续绵延。如果说单体村落地名的历史文化指示性较弱的话，特定区域内的村落地名体系就包含有更为丰富的自然、人文与历史信息，能够综合反映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某些内容。
村落名称一方面具有指示地理方位的实用性意义，另一方面，村落地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乡土情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村落名称需要依附于村落实体及其周边的自然环境而存在，若由于自然灾害或战争等人为原因致使人口迁徙、村落湮灭，其地名也就随之不存，或被新的村落地名取代，成为历史地名。
传统村落地名的传承方式——以方志、舆图为中心
在我国历史上，记载地名的方式和文献丰富多样，从甲骨、金文、竹简，到刊本、石窟和碑刻，记述了上自都城，下自居民点的各类地名。
就传统村落地名而言，主要是由方志、舆图集中记载、标绘，涉及村落地名的来源、村落实体的选址、与周边村落的相对位置、村落人口的数量等，这成为我们了解不同区域村落地名发展演变的重要依据。
同时，我们从中也能发现，有大量村落地名在历史进程中由于村落不存而成为历史地名，又有大量地名随着新的村落出现而产生，由此形成村落地名的更替。
城市开发热潮下濒临消失的村落地名——以西咸新区为例
当前，在“大西安”的建设中，越来越多的各类经济与技术新区、创新港横空出世，圈占了原本属于郊区乡村的大片区域，数以百计的传统村落正面临拆迁，或已被彻底拆毁，如西咸新区范围内的沣东、沣西、空港、秦汉等新城所辖区域内的一大批村落。众多村落被整体拆迁后，原有村名随之被弃之不用，而将多个村落的人口集中迁居在新建小区内，为之重新起名。
如我的家乡——原咸阳市秦都区钓台乡和兴堡村，现在已经与周边的王道村、前寨、后寨、马家寨等村，一起被拆迁，安置进了名为“天福和园”的小区。这一小区名称与原有各村落名称之间毫无文化联系，更遑论文化脉络的延续与传承。
和兴堡、王道村、马家寨等村名已存在了至少数百年之久，与区域自然因素和历史变迁具有天然联系，但在新规划城区的开发热潮中，仅短短一两个月，村落实体便被拆迁，村名难以留存，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按照现有规划，西咸新区将按照“现代田园城市”格局，构建由“特大城市—中等组团城市—优美小镇—村落组成的点状布局市镇体系，形成“开敞田园、紧凑城市”的大开大合城市空间布局。为了让优美小镇点缀新区，西咸管委会明确2015-2020年规划建设35个优美小镇。以每个“优美小镇”至少迁入3-5个村落计算，在未来2年内，西咸新区范围原有的至少100-175个村落将被拆迁，也就是说，同等数量的村落名称将成为历史地名。而为了匹配“优美小镇”，相关机构无疑会为35个小镇重取新名，不会继承原有村落“土里土气”的村名。
就此而言，一方面，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历史渊源的大批村落地名被“人为清理”，另一方面，一批缺乏根脉、难以凸显自然与人文因素的新地名随之出现，这一“舍本逐末”的作法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予以纠偏。
传统村落地名的保护与利用——拆迁前尽可能保存其自然与人文信息
毋庸置疑的是，凝结着前人智慧和思想的村落名称与具有重要文物、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实体文物古迹一样，均属于国家和区域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周全保护和有效利用。
在传统村落地名的保护方面，由于“城市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而会有越来越多的村落地名将随着其实体村落的拆迁成为历史地名，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政府相关管理机构与学术研究群体应在新的城市规划区内进行系统、全面的地名调查、统计工作，采取文献采集、口述访谈、地图绘制等多种方式，建立地名（地情）资源数据库，在大批村落被拆迁之前尽可能地保存其相关自然与人文信息，为后人留下可资追忆、研究的宝贵信息。
在传统村落地名的利用方面，首先，应当强化地名管理部门的权限，使之能够号召、引导相关机构、单位在各类新地名的命名中，充分参考、借鉴原有村落名称，尽可能地在街巷、道路、站牌、建筑物、基础设施等命名时保留原有村落地名印痕；其次，传统村落地名的利用应与区域文化宣传、文化景观塑造、旅游活动开发等工作相结合，使已经消失或濒于消失的村落名称“活起来”，为区域文化普及、建设提供鲜活素材，使之重新焕发崭新生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