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 关于全球变化驱动因素和传染病风险的荟萃分析》

  • 编译者: 李康音
  • 发布时间:2024-05-10
  • 2024年5月8日,圣母大学的研究人员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A meta-analysis on global change drivers and the risk of infectious disease的文章。

    人类活动的变化导致新发传染病的增加,而新发传染病与社会经济、环境和生态 因素有很大关系 。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气候变化、化学污染、地貌变化和物种引入都会改变传染病的风险。然而,目前仍不清楚哪些全球变化驱动因素会在何种情况下加剧疾病的发生。

    该研究从文献中收集了一个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了1497 种宿主-寄生虫组合(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宿主)中 2938 种传染病对全球变化驱动因素反应的观察结果。研究人员发现,生物多样性丧失、化学污染、气候变化和引进物种与疾病相关终点或危害的增加有关,而城市化与疾病终点的减少有关。作为疾病的驱动因素,自然生物多样性梯度、森林砍伐和森林破碎化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或具有特殊性。

    总体而言,这些结果在人类和非人类疾病中是一致的。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全球变化驱动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往往取决于具体情况。这项荟萃分析所揭示的结果应有助于针对疾病增加的全球变化驱动因素开展疾病管理和监测工作。具体来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生态系统健康、防止生物入侵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都有助于减轻植物、动物和人类疾病的负担,尤其是在改善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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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随着更广泛使用有效的卒中预防治疗,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CAS)后30天内的卒中/死亡风险可能已经改变。该研究旨在探究CEA和CAS的手术卒中/死亡风险是否随时间变化。研究纳入了截至2016年5月关于CEA和CAS的51项观察性队列研究,包括223313例接受CEA的患者和72961例接受CAS的患者。在有症状和无症状患者中,CEA的手术卒中/死亡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在2005年或以后完成招募的研究中,有症状(2005年前为5.11%,2005年以后为2.68%;P=0.002)和无症状(3.17%vs1.50%;P<0.001)患者的风险均显著降低,但CAS的手术卒中/死亡率随时间无显著变化(有症状患者为4.77%,无症状患者为2.59%)。事件发生率存在显著异质性,招募时间较长。随着时间的推移,CEA术后的手术卒中/死亡风险大幅降低,尚无证据表明CAS后卒中/死亡率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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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传染病大流行的威胁和风险预测概述 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人群变得越来越拥挤,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们更加关注制定应对流行病风险的战略方针的必要性。2018年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2014-2016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2015年和2016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爆发的寨卡疫情,都凸显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2018年6月,美国国会就美国公共卫生生物防护状况举行听证会,以确定预测、应对和大量减轻这类生物威胁的方法。 尽管与全球大流行病有关的死亡人数大幅下降,但经济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导致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28亿美元。寨卡病毒爆发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损失了35亿美元。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波及全球20多个国家,感染了约8098人,造成全球经济损失约达522亿美元。卫生官员、各国政府和全球商界领袖研究应对全球疫情爆发的威胁,许多人正在研究通过金融结构、供应链和信息共享等途径,如何共同协调以防止灾难性后果。 表1 1918-2016年传染病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 流行病的隐性成本 许多针对大流行病成本的估算没有考虑到一个被称为内在价值的概念,它指的是诸如死亡率上升等无形因素。随着流行病恶化,死亡率上升造成成本增加,几乎掩盖了所有收入损失的有形经济成本。 美国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人员,以及前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Summers联合撰写了一篇文章,在其分析中考虑到了这一内在价值。该文章预测,如果现代流感大流行的程度与1918年爆发的严重程度相当,那么每年大约有72万人死亡,花费5700亿美元。 现有基础设施的问题 准备对于大流行应对至关重要。然而,有证据表明,尚未分配适当的资金和资源来妥善处理疫情意外爆发。世界卫生组织运行突发事件应急基金(CFE)。该基金指出,在调动其他资金之前,24小时内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可以阻止卫生突发事件失控,挽救生命和资源。CFE的目标是掌握1亿美元的资金,并且每年向该基金补充2500万至5000万美元的资金。然而,2015年至2018年期间,仅提供了6900万美元,并且几乎所有这些资金都在同一时期支付。到目前为止,金融结构被相对较小的疫情耗尽,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供分配来应对更严重的疫情。此外,现有的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协议或基础设施并不能保证对突发事件做出充分的响应。2016年6月,一份关于美国卫生部对于埃博拉爆发响应的回顾报告指出,许多现有的协议和反应框架要么被忽视,要么不适合快速响应。例如,美国政府没有做好准备应对需要迅速的、国内外综合响应的紧急危机,美国卫生部在埃博拉响应过程中没有运用现有的大流行计划和协调机制,美国政府没有以相应的规模和速度部署埃博拉疫情响应应急人员。除政府协议外,全球供应链也对预防大流行构成风险。最常见的救命药物都依赖于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长供应链,而这些供应链很可能在一场严重的大流行中破坏。 表2 2015-2018年各国向CFE捐助的资金(美元) 预测 根据一些估算,类似1918年流感大流行规模的传染病大流行可能对全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影响。2006年,Warwick J. McKibbin和Alexandra A. Sidorenko发表的一篇被广泛引用的研究论文概述了现代流感大流行的四种模式:轻度、中度、严重和极端的。论文预测,即使轻度的流感疫情爆发也会导致140万人死亡,造成约3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论文指出,随着疫情严重程度的增加,花费也更高。极端疫情发生,将导致超过1.4220亿人死亡,全球经济增速大规模放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萎缩将超过50%。全球GDP损失将达到4.4万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