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机构网站
  1. 首页
  2. 情报产品
  3. 快讯详情

《习近平论把战略资源产业发展好》

  • 来源专题：战略生物资源
  • 编译者： 郭文姣
  • 发布时间：2023-07-11

  •     2023年6月7日至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上展现新作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优化产业结构必须立足这些禀赋特点和战略定位，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探索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径，加快构建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发挥好能源产业优势，把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做好。要发挥好战略资源优势，加强战略资源的保护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化管理，加强能源资源的就地深加工，把战略资源产业发展好。


    编译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9FiJRADlKmVNE-TLFVfqkQ

  • 原文来源：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6/08/c_1129679219.htm
23浏览量
原文链接
相关报告

  • 《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发展进程、特点及展望》
    • 来源专题：大气污染防治
    • 编译者：APC
    • 发布时间：2019-12-02
    •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之路至今已走过40余年。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中国确立了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建立形成了行政管制、经济激励、公众参与综合运用的环境政策体系。　　中国环境战略政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第一阶段，探索起步阶段（1972年-1983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等法规标准政策颁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1981年出台《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这个阶段在工业“三废”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初期探索，确定了北京、杭州、苏州、桂林等重点治理城市，但由于受发展阶段、意识理念等限制，只有少量命令控制型政策出台。　　第二阶段，初创建立阶段（1984年-1991年）。这个阶段环境保护地位有所提升，环境政策得到完善，政策体系初见雏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环境保护上升到基本国策，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截至1991年，共制定并颁布了12部资源环境法律，20多件行政法规，20多件部门规章。出台《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三大政策”“八项制度”初步建立了中国环境管理政策体系，特别是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政策影响深远。　　第三阶段，框架完善阶段（1992年-2002年）。1992年，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和《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提出施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阶段，国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政策、法律、标准和管理制度体系，提出了“一控双达标”，实施“33211工程”，环境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明确了环保投资的渠道，排污许可制度开始试点，推进清洁生产，推行环境标志制度，国家给予环保产业减税、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等。　　第四阶段，提升发展阶段（2003年-2012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针，加强了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经济政策蓬勃发展，产业政策相继出台，环境与贸易、气候与能源受到关注，环境保护政策出台力度大，综合环境政策体系逐步建立。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7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三个转变”，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时期，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开始即积极参与WTO环境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APEC环境产品清单等相关谈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这个时段重要的环境政策是生态补偿、绿色金融，许多环境经济政策开始实施，许多政策创新力度大。　　第五阶段，改革突破阶段（2013年至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施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工作方针。2015年，新环保法正式施行，对企事业排污行为实施严惩重罚。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颁布实施水、气、土十条，强化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改革环境经济政策，推进建设绿色金融体系。这个阶段，改革排污许可证，推行企事业信息公开，创立实施生态红线管控，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代表的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任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了大环保格局。　　重大环境战略与政策推动了生态环保事业发展　　在环境战略方面，与实践发展相一致，国内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生态文明理论进行了持续深入研究。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政研中心）主持完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学分析》、世界银行项目《更新1992年中国环境战略报告》等研究，承担《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技术协调组织工作，出版了《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手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理论与机制研究》《可持续发展新方略》等多部著作。知网上以“循环经济”为关键词的16935篇文献中，政研中心2003年发表的《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被引次数达358次，排名第五。1998年政研中心开创性阐释“协同控制”科学内涵并纳入相关政策法规，在知网“污染物”和“协同控制”为主题的文献中，政研中心发表文章排名第一，参与撰写的《中国电力行业硫、氮、碳协同减排的环境经济路径分析》被引排名第三，下载排名第五。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关键词的近四百篇期刊文章中，苏州大学、人民大学、政研中心排名靠前，特别是政研中心在联合国环境大会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完成了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等9部著作，已经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研究机构。　　在经济政策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大力推动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创新。以李金昌先生为代表，研究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构建了资源价值论、资源资产论、资源产业论和资源核算论四位一体的新资源经济理论体系，出版了《资源产业论》《资源核算论》《资源经济新论》。开展污染损失计量的研究与实践，出版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计量与研究》《近十年全国环境污染损失估算、预测及结果分析》《生态价值论》等著作。政研中心较早将ISO14000标准翻译引入中国，首次将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赤道原则引入中国，一直致力推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政研中心课题组与西南财经大学2015年发表的《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在绿色金融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2010年发表的《绿色信贷加快德国转入绿色发展轨道》一文二级引证300余次。以“环境与贸易”或“环境贸易”为主题，在CNKI上共搜索到期刊文献3694篇，其中政研中心发表文章排名第三，并研究提出了“资源环境逆差”的概念。　　在社会政策方面，多年来，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环保信用评价、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并正在日益发挥更大作用。政研中心先后支持出台了《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等多部政策法规文件，在国内较早提出环境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目标、方式方法、理论框架等，明确环境社会治理是指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调动全社会力量做好环境保护，化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1119篇文献中，政研中心共发表排名第四，在以“环境与健康”和“环境健康”为主题搜索核心期刊文章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研中心研究学者成为我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研究主力。　　奋力推动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迈上新台阶　　在环境战略理念方面，目前我国已经由“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护”向“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变，在政策导向方面，正在从总量为主向质量核心、兼顾总量、防范风险转变，从行政区域为主到强化区域流域综合调控转变，从全面平推向突出重点、差异化施策转变，从小环保到管生产、管发展、管行业的必须管环保的大环保格局转变，从行政执法向执法、司法、社会信用、经济手段综合运用转变，着力构建党委负责、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处于新阶段、有新特征，新时期我国环境保护战略与政策要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更加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重视推动制度重构和绿色转型，并重点抓好如下工作：　　一是推动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目前环境与经济问题日益交织，进入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新阶段，要实现环境与经济关系被动到主动、倒逼到内化、外挂到融入的问题，在营造有利于生态环保的社会氛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实操指导，让“美丽经济”成为普遍追求，让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针对生态环保与经济关系的分化现象，进行中短期不同影响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对比研究，把统筹经济和环保做实，实现多效多赢。加强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机制和路径研究，挖掘自然资本生态资本价值，提炼欠发达地区如何兑现的可操作、可复制的路径政策，实现生态环境优质优价劣质低价。　　二是着力强化制度政策的内生动力。打通战略与政策通道，以政策受体为对象优化建立政策簇和制度链，激励与约束并重，环境管制政策重在落地，环境经济政策重在激励，环境社会政策重在引导。要结合国情和社会文化寻找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抓手，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化固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新阶段。　　三是加强政策统筹协同。加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统筹，资源、生态、环境联动，对技术经济政策推行分析论证。同时要建立单项环境政策的统筹评估，注重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条件，解决政策叠加影响问题，实现政策协同增效，强化政策的可预期性。建立政策评估技术体系，注重形势分析与政策工具箱储备研究，加强前瞻性、预判分析，尽早健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系统、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政策体系，着力提升环境治理效能。
    314浏览量
    原文链接

  • 《任越：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论纲》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杨小芳
    • 发布时间：2024-09-24
    • 任越，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出版专业著作2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入选全国青年档案业务骨干，获评黑龙江省教学名师，青年龙江学者，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文化与档案价值。 文化强国、数字中国、国家文化数字化等系列战略的提出，加快推进了文化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如何打造高质量的数字文化资源、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更好满足数字时代公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成为所有社会文化机构必须思考的问题。档案机构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文化实践，更承担着让档案文化资源持续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因此，不论是档案学界还是档案部门都有必要主动作为，结合国家各项重大战略的要求，积极融入到国家数字化建设的大局之中，在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理念的指引下，共同探索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问题。此次对谈涉及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档案文化数据共享、档案文化数字体验、档案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红色档案文化数字创意开发五个方面，以期通过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的档案文化建设具体问题的思考，为档案界深化相关认知提供参考借鉴。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是一个承接传统展望前沿的融合性课题。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是档案资源开发与建设研究与实践的延伸，也是数字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制定细致完善的档案文化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是新时期实现档案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过初步调研，目前国家和各级地方综合档案馆尚未针对该战略出台详细的实施办法，这给档案机构的文化数字化实践带来了一定阻碍。实现可持续的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制定档案机构文化数字化实施方案的底层逻辑。因此，本研究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建设开发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对国家文化数字化相关政策的文本分析，梳理政策文本中有关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表述，并结合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确定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方向。并通过对当前国家档案文化资源、尤其是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存、管、用现状进行调研，探索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行动指南，最终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条基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之路。 具体来看，首先要利用政策文本分析工具，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出台前后的各类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虽于2022年正式提出，但早在2020年党的五中全会就已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明确了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系列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寻找这些政策之间的共通之处，捕捉国家在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政策走向，并结合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梳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档案事业、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之间来看，首先要利用政策文本分析工具，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出台前后的各类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虽于2022年正式提出，但早在2020年党的五中全会就已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明确了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系列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寻找这些政策之间的共通之处，捕捉国家在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政策走向，并结合国家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梳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档案事业、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该战略为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结合档案事业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要求，提出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发展趋向。 第二，调研我国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现状。调研主要围绕目前各级各类综合档案馆的馆藏数量、档案数字化率、档案资源呈现方式等方面展开。同时，通过访谈形式了解各级各类综合档案馆围绕国家数字化战略所制定的相关计划和方案，在扎根理念等方法的支持下对访谈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解读分析，从而保障后续研究能够真正贴合我国档案文化数字化转型实际。目前，结合前期的部分调研结果，大致存在基层档案部门对于档案文化资源的认识相对模糊、档案文化资源开发的影响力还有一定提升空间、档案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水平参差等问题。 第三，梳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理论基础与动力机制。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一条全球发展战略，其精要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也是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共识，文化资源的开发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也要保证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使文化资源得以永续利用，这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的重要前提之一。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正是源自于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通过引入文化生态学理论中的文化生态链视角，构建适合于数智时代需求的档案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学借用生态学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所处的 整个文化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在文化生态链视角下剖析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表征及其关联文化要素的内在结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一般文化生态学中，文化生态系统通常包括自然环境、社会主体和文化环境三个部分的互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对档案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需要重点分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即公众对于数字文化服务和产品的主要诉求、文化资源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变革、文化生态链的牵引、档案事业现代化转型的新动能等。 第四，提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文化新基建、文化大数据、文化数据资产化、文化体验场景化和文化数据安全作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五大支撑点。结合这五个支撑点初步提出五个行动指向，即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档案文化数据库与服务平台、国家档案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档案文化数据成果的资产化转化手段、搭建虚拟化和智能化的档案文化体验场景、国家档案文化数据安全与国际交流。 第五，面向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实施方案。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部分，该方案是对以上所提到的四个方面的整合归纳，即通过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档案、档案工作融入点的剖析，结合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开发实际，设计相对成熟且具有较强实施性的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行动方案。方案主要从战略提出的五大支撑点展开，重点围绕档案文化数据平台建设、档案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型构建、档案文化数字场景设计与实施、档案文化资源资产化转化等展开。 综上来看，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既能够为档案实践部门深度领会战略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提供知识补给，也能为档案实践部门践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提供智力支撑与可供践行的行动方案，有效提升档案机构快速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敏感性，进而加快档案文化资源建设、管理、开发、服务的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升级。
    212浏览量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