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延伸还是新的物种？ 具备完整意识的机器人是否可以被列入自然人的范畴？ 自然人被技术化（非自然化）的限度在哪里？ 谁来决定人工智能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些充满趣味和想象空间的问题无一不包含着对未来的思考，显然无法单纯通过科学技术本身来解决，而是与观念和价值相交织，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 “现代技术的进展呈现出不断加速之态，特别是通过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自然人类文明正在过渡和转变为技术的文明新形态，今天人们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莫名期待与深度工具的交织。文明正处于巨大的断裂中，哲学已经不能靠回忆和美化过去时代度日了。哲学必须具有未来性。”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孙周兴表示道。 为此，孙周兴发起成立的“本有研究院”与全球最大的Class A级共享生物实验室——大得创同实验室（ATLATL）共同筹办了首届未来哲学论坛。该论坛于11月23日在上海开幕。在两天时间里，包括生命科学研究专家、同济大学前校长裴钢院士，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门生贝尔纳·斯蒂格勒教授，“佳佳之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教授，海德格尔专家陈嘉映教授，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教授，建筑设计学家、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教授，德国心灵哲学专家、波恩大学国际哲学中心主任马库斯·加布里尔教授等哲学和科学领域的学者，围绕未来在哲学和科学层面展开跨界对话。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科斯塔斯·泰尔齐迪斯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在今天计算机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们的能力和潜力也已经超过人类的理解范畴，这恰恰提醒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才能承认那些不同的、异形的、与我们不同的智能。” 但贝尔纳·斯蒂格勒则表示，“技术是人类的解药，也是人类的毒药。我们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去应对技术的时代。”这位拥有堪称传奇经历的法国哲学家曾因抢银行被捕入狱，并于出狱后得到了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指导。他所撰写的巨著《技术与时间》将“技术”问题从哲学的边缘推到了核心位置，由此确立了在哲学领域的地位。斯蒂格勒提醒人们自觉地塑造新的行为模式，以对抗市场统领下的技术体系的追捕。 赵汀阳也在哲学层面表达了对技术无限制发展的忧虑。今天技术的发展在意图上并非否定人类的存在，但在实际效果上蕴含着对人类存在的否定。“人类数千年来的存在经验正在发生无法接续的断裂，如果经验无法继续延伸，就意味着未来变成一个绝对陌生的状态，包含着完全不可测也不可控制的变化，未来也就变成不可信任的赌博。” “技术进步是否永远都有利于人类？”赵汀阳对此表示疑问。在他看来，现代以来的技术发展之所以是成功的，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技术的存在论边界。但是现在的技术发展正在开拓出一个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未来。这就等于进入了赌博模式，是一场人类无法控制的技术赌博，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 新技术发展从来都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风险，科学家看好处，思想家却老是看风险，陈嘉映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他认为知识人的任务不是在于指导社会，而是在于指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危险。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技术不仅将大规模改变世界的面貌，也会改变人类自身，“AI要把机器变得更像人，基因工程要把人类变得更像机器。”但是陈嘉映不认为人工智能会演变为一种新人类，反而很可能把人类变成新人类。 陈小平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威，他提醒要区分真实的人工智能与媒介传播中的人工智能，二者相去甚远，仅仅通过媒介来理解人工智能显然不能了解业已存在的人工智能，更无法理解人工智能的未来。 作为科学家，裴钢理解的人类文化具有“三原色”，即哲学、科学和信仰，这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交叉，科学发展到最顶端必然要面对哲学和信仰层面的拷问。 “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在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面前是需要重新被思考的。”裴钢认为，克隆技术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可以达到克隆人的能力，剩下的就是伦理问题。而与其讨论人工智能做什么，他更愿意谈人工智能不能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是最终又由谁来决定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科学家不会放弃研究，哲学家也不必停止思考，裴钢认为这就回到了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在差异中寻求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