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对学术期刊运作方式的不满加剧，四名研究人员将六大出版巨头告上法庭，指责其剥削性强、费用过高，并依赖于非法和反竞争行为。
四位研究人员起诉了全球六大出版商：Elsevier、John Wiley & Sons、Sage Publications、Springer Nature、Taylor & Francis和Wolters Kluwer。科学家们声称，这些出版商串通违反联邦反垄断法，具体表现为：不支付研究人员同行评审稿件的报酬，阻止他们同时向多本期刊投稿，以及限制作者在向期刊提交作品后公开讨论或分享其工作。
原告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诉讼中声称，“这一计划为出版商被告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同时对科学和公共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
出版商表示，串通的指控毫无根据，他们将提交动议要求驳回此案。
这一案件可能对研究界产生深远影响。发表论文是科学家开启和维持职业生涯的核心，而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学术界依赖无偿和低报酬的工作。但科学和法律专家告诉STAT，“在联邦法院看到这些争论并不常见。尽管尚不清楚这起特定的诉讼是否会成功，但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可能会推翻（现有）负责审查、记录和传播生物医学突破的（出版传播）体系。”
开放科学中心研究高级主任Tim Errington表示，“对科学出版领域发生的事情进行正面对抗的必要性认识出现得已经非常晚了，现在这种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自17世纪科学协会开始出版其成员的作品以来，学术出版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新发现通常要经过同行评审，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专家会提供关键反馈，研究人员必须在作品发表在期刊之前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如今的论文通常是由大型营利性公司出版的。许多主要出版商的利润率约为40%，超过了苹果和可口可乐等企业巨头。
在他们的诉讼中，四位研究人员主张，这些利润是基于违反《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政策，《谢尔曼法》是一项禁止垄断商业行为的联邦法律。
他们要求联邦法官Hector Gonzalez发布禁令，迫使出版商解除有关当前做法的协议。他们还要求为自己以及自2020年9月12日以来为被告期刊撰写同行评审论文的任何美国人提供三倍赔偿。原告估计，在此期间，有数十万人为被告的期刊进行了同行评审或提交了手稿，并且他们已请求联邦法官Hector Gonzalez将此案认定为集体诉讼。
出版商表示这些说法毫无根据。被告在最近的文件中写道，“所质疑的做法在学术出版界已司空见惯……并且与长期的、合理的、独立的行为一致。基于这些原因，修正后的诉状应被全部驳回。”
最初的投诉是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Lucina Uddin提出的。Uddin后来得到了费因斯坦医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Elvisha Dhamal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卫生研究员Shelley Facente和新奥尔良大学的地球科学家Robert Mahon的加入。
在诉讼中，科学家们声称出版商通过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STM）达成了反竞争协议，STM是一个行业协会，也是本案的被告之一。他们声称，这一协议在STM于2013年发布的《国际学术出版道德原则》文件中有明确规定。
该文件中包含的措辞表明，同行评审是“自愿工作”，并且普遍认为“希望在期刊上发表自己作品的研究人员有义务为这些期刊承担公平的评审工作”。科学家们引用这些措辞作为证据，表明出版商被告“实际上同意挟持学者的职业生涯”，强迫他们提供免费劳动力。与此同时，他们写道，出版商从期刊订阅和文章处理费用中获取不断增加的收入，这些收入是用纳税人的研究资金支付的，本可以支持科学的发展。
原告在诉讼中声称，“这一计划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延缓了所有研究领域的进步，找到有效的癌症治疗方法需要更长的时间。”
研究人员还引用了STM文件中的措辞，指出同时向多本期刊投稿是不道德和不可接受的。他们在诉讼中说，这一单次投稿规则剥夺了作者的谈判权利，也削弱了出版商及时审查和发表手稿的动力。
科学家们进一步声称，出版商达成了一项封口令，作者不能自由讨论或分享已提交的手稿，他们指出STM原则文件中指出，“收到的待审稿件必须被视为机密文件。未经编辑授权，不得向他人展示或讨论。”
STAT联系了诉讼中提到的出版商，但所有出版商要么拒绝就案件发表评论，要么没有回应。STM的发言人表示，该组织坚决否认研究人员的指控，但拒绝进一步评论。
然而，在2月18日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被告方列出了他们计划用来请求驳回案件的论据。他们写道，研究人员投诉中提到的STM文件并不构成反竞争协议的直接证据，而是描述了早于2013年文件的常见做法。被告方还辩称，这些做法反映了共同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共谋，并引用了禁止向多个期刊提交同一研究的规定作为例子。
出版商在法律文件中写道，“每年有数百万篇论文提交给期刊，每篇论文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审阅，避免将编辑资源耗费在可能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文章上，这显然符合期刊的独立经济自身利益。”
出版商还辩称，没有证据支持研究人员声称STM会议加强了反竞争协议的说法。STM董事会前成员David Crotty也在9月份为专注于学术出版的博客The Scholarly Kitchen撰写的文章也否认了这一说法。他在博客中写道，“我从2015年开始在STM董事会任职两届，直到通过诉讼，我才了解2013年文件的存在，据我回忆，在我任职期间的任何一次董事会上，都没有讨论过被指控为阴谋的任何活动，如果连策划者都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那一定是极其隐蔽的阴谋。”
在上周提交的文件中，原告方辩称被告方的论据毫无根据，STM文件构成了共谋的直接证据，因为该组织要求成员同意其出版原则。
法律专家告诉STAT，尽管无偿同行评审帮助出版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要证明诉讼中提到的做法是反竞争协议的产物可能很难。斯坦福大学法律与生物科学中心主任Hank Greely表示，部分原因是法院现在对《谢尔曼法》的解释发生了变化。他表示，“几十年来，最高法院一直在削减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垄断法的解释会更有利。”
一位经常处理学术出版案件的法律专家，对诉讼的前景表示不乐观。他们指出，被告方并没有阻止任何人创办支付同行评审费用的新期刊。这位专家还补充说，许多未被起诉的出版商也有与被告相同的政策，这表明当前的政策可能并非共谋的结果。
他们告诉STAT，“我认为从法律上来说胜诉的可能性不大，尽管我认为投诉背后的原因是合理的。”
在最新提交的文件中，原告方写道，尽管STM有150多个成员，但诉讼只提到了创建出版原则文件并控制该协会的出版商。
诉讼的结果可能在数月甚至数年内都不明朗。此案增加了出版商受到冲击的时刻。根据Retraction Watch的统计，自2020年以来，至少有28起期刊编辑集体辞职事件，通常是因为与出版商在开放获取费用和繁重工作量方面的争议。201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抵制了Elsevier，终止了与其的合同，原因是双方在是否让该校研究人员的作品向公众免费开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最终在2021年达成了开放获取协议。
超过20,000名研究人员加入了The Cost of Knowledge这一反对Elsevier商业行为的持续抗议活动，签署者承诺不向其期刊提交论文，也不为其进行同行评审或提供其他服务。2020年，科学调查员James Heathers发起了“450运动”，呼吁期刊为同行评审一篇论文支付研究人员450美元。他的努力被引用在诉讼中，但并没有得到出版商的广泛支持。
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的生物伦理学家Lisa Rasmussen指出，“支付同行评审费用可能会激励一些希望赚取额外现金的研究人员草率地查看提交的稿件，而不是提供深入的反馈。其他想法，比如为审稿人提供免费期刊访问或创建工具，让研究人员能够跟踪并获得同行评审的认可，也只获得了有限的支持。”
Taylor & Francis出版社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杂志主编Rasmussen表示，“该杂志有时不得不联系多达40名专家，才能找到两名愿意评审的审稿人。如果学术出版和背后的激励机制不改变，这种情况可能会恶化。我认为考虑补偿同行评审者很重要。依赖免费同行评审将变得不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