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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Nature呼吁取消“一稿多投”禁令初见成效，21家期刊将允许“一稿多投”》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 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3-11-13

  • 今年10月，组织行为学研究员Dritjon Gruda在Nature上发表文章《Dear journals: stop hoarding our papers》，意在呼吁科学出版针对“一稿多投”的政策需要进行改革。

    过去传统媒体时代，出版模式较为单线化：当同一审稿人被不同期刊邀请时，会导致多个期刊审稿资源浪费的情况；当作者的同一稿件被不同期刊接受，则会导致版权混乱和冲突。

    如今数字媒体时代，期刊编辑可以从电子稿件中进行筛选，并寻找审稿人；联系上作者先定稿的期刊，则能在第一时间递交版权，从而避免版权纠纷。

    在一个及时出版可以影响科研工作者职业稳定和研究资金的时代，禁止“一稿多投”的政策，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因此对“一稿多投”禁令进行关键的重新评估已经迫在眉睫。

    近日，Cell出版社将“集体审稿”（Community Review）项目，更名为“Cell Press Multi-Journal Submission”即“一稿多审”服务。



    该服务目前允许作者将研究论文提交至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以及一些与Cell出版社合作的学会期刊，并为选择该服务的稿件作者提供了被27种期刊同时考虑的机会，其中包括21本SCI期刊和5本被ESCI目录收录的期刊。


    以下为可支持“一稿多投”服务的21本期刊：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1区Cell

    Cell Metabolism

    Molecular Plant

    Molecular Cell

    Developmental Cell

    Plant Commun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Cell Chemical Biology

    Cell Reports

    Cell Systems

    Current Biology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3区Biophysical Journal

    中国科学院：医学-1区Cell Stem Cell

    Cell Reports Medicine

    Cancer Cell

    Immunity

    Cell Host & Microbe

    Neuron

    Stem Cell Reports

    中国科学院：综合性期刊-2区iScience

    今年六月，一篇名为《150 risk variants for diverticular disease of intestine prioritize cell types and enable polygenic prediction of disease susceptibility》的研究通过Cell出版社的“一稿多投”服务并在线发表。



    该篇文章的作者Yeda Wu在接受Cell出版社的采访时回答道：“我本以为同时提交给多家期刊会有一个繁琐的格式和文书处理过程，事实上这一过程竟非常简单！”

    他大加赞赏了Cell出版社凭借旗下众多优秀期刊推出的“一稿多投”服务，并认为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作者的等待时间和工作量。

    同时，他也表示很愿意将该服务推荐给其他研究人员，并期望看到更多不同出版商的期刊加入这一类服务。

    综合整理自：Cell官网、Nature官网

  • 原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_S3oupgQ8xyWy1ZuRp33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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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动态】数字时代，“一稿多投”禁令会不会松动 学者呼吁优化学术期刊出版流程》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3-12-25
    • 一直以来，学者们向学术期刊投稿面临着激烈竞争，特别是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发稿更是“一刊难求”。作者常会遇到等待好几个月最后还被拒稿的情况。由于有着“一稿多投”禁令的约束，大部分学者只能等待。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前不久，《自然》就发表了葡萄牙学者德里琼·格鲁达（Dritjon Gruda）的文章。他提出，“一稿多投”不仅延误了科研工作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信息的快速传播。在数字时代，应该废除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则。该文章将学术圈里的禁忌搬上台面，引发的有共鸣有反对，还有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看待“一稿多投”问题、促进学术发展的思考。 著作者和期刊之间的不同诉求格鲁达在文章中提出，“一稿多投”的禁令最早要追溯到前数字时代。在那个时代，信息交流不畅，版权规则难以执行，主要由期刊编辑对纸质稿件进行筛选，同行评议人也很少。 于是，为了规范出版流程和保护原创性，期刊社开始要求研究人员一次只能向一个学术期刊提交其研究论文，不能同时向多个期刊提交相同的论文，以此维护审稿过程的公正与透明，保护编辑和作者的共同权益。 《中国肿瘤临床》与Cancer Biology & Medicine（《癌症生物学与医学》）编辑部主任刘惠琴认为，“一稿多投”禁令的产生，是为了避免稀缺出版资源的浪费，保障正常的出版秩序。 “‘一稿多投’伴随重复发表风险。这也就意味着会牵扯到版权问题，引起版权纠纷。‘一稿多投’还会让多家期刊耗费时间和金钱对同一篇论文做重复性工作。此外，在当前审稿人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审稿人可能为多个期刊服务，‘一稿多投’容易导致审稿混乱。”刘惠琴举例说，一篇稿件在确定发表之前，一般要经历编辑初审、同行评审、编委会终审的审稿流程。有的文章就曾在同行评审的环节，被审稿专家发现在为其他期刊审稿时看到过，这意味着期刊之前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无用功”。 因此，目前绝大多数期刊社都明确拒绝“一稿多投”。“我们会在作者投稿时，让作者承诺稿件无‘一稿多投’的情况。一旦发现作者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期刊社一般会做退稿处理，并将其列入失信作者名单。”刘惠琴说。 尽管禁令严格，但是“一稿多投”现象在学术圈依然存在。 对此，天津大学期刊中心主任陈金龙分析：“如果单纯从科研工作者角度来看，之所以有人会选择‘一稿多投’，还是希望能‘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从之’，也就是提高投稿命中率，加快科研成果公之于众的速度。”因为快速发稿能为著作者赢得相应的声誉。 “‘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其实也是期刊社和作者站在各自立场的不同诉求的反映。”陈金龙表示。 数字技术可提高出版效率格鲁达认为，当科学出版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已经使评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编辑和审稿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审阅稿件，第一时间确定版权也更容易、更直接，效率大大提高。 在格鲁达看来，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行性，这也更凸显了“一稿多投”禁令的不合时宜。他认为，“一稿多投”禁令不仅耽误科研创新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气候科学、健康和医学等许多领域。禁止“一稿多投”对年轻科研人员尤其不利。对他们来说，延迟发表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影响晋升，会阻碍职业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真的可以解决“一稿多投”带来的问题吗？ “虽然数字化时代，出版流程中的一些环节可以得到优化，效率可以提高，但是版权等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陈金龙说，因为目前各个出版社的投稿平台都是独立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投稿平台。大家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依然都是“背对背”，在出版之前无法看到其他平台的文章。如果多个期刊同时进行出版流程，一稿多发的风险依然存在。 对于著作者最为诟病的等候发稿时间过长等问题，刘惠琴认为，这也并非都是禁止“一稿多投”造成的。目前审稿专家资源十分紧张，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冷门的研究方向，审稿专家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在目前数字时代，期刊社可以在网络平台向审稿专家发送审稿邀请，但不能保证有专家应答。“我们就曾遇到过一个著作者，投稿给国外期刊，等了5个月，论文最终被退稿。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刘惠琴说。 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抛开“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格鲁达也认为，发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因此，他也给出了在“一稿多投”禁令下，可使论文尽快发表的建议。比如在正式投稿之前先与期刊编辑建立初步的联系，评估他们对论文的兴趣程度；根据文章的内容确定一个目标期刊列表，根据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级，这样当文章被拒绝后就可以迅速转移到下一个期刊；投稿后，要定期与期刊进行沟通等。 同时，投稿人可充分运用数字时代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期刊的审稿时间、出版周期和接收率等；可以通过预印本服务器提前上传手稿，将其作为工作的公开记录。 对此，刘惠琴表示认同。她介绍，目前期刊社正在积极推出各种举措，提升著作者论文发表速度。“我们会定期开展针对著作者的论文写作与投稿培训，让著作者更加了解不同期刊的特点和投稿要求。这使著作者在投稿时有的放矢，大大提升投稿的命中率和发表效率。”刘惠琴说。 陈金龙也表示，为了保证重要科研成果的时效性，目前很多期刊社开辟绿色通道等形式，加快重要领域科研文章的评审速度。 一些出版社和期刊社也在积极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今年9月，细胞（Cell）出版社宣布推出“一稿多投”服务，允许作者将研究论文提交至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以及一些与细胞出版社合作的学会期刊。 陈金龙认为，这种方式相当于把论文投给同一个出版社旗下的多个子刊。通过期刊矩阵，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出现版权纠纷。 “国内的出版社虽然无法达到国外这么大的规模，但我们可以采用联盟的形式。”刘惠琴介绍，其与相同领域的期刊成立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可进行文章和评审专家的资源共享，未来可能会实现联盟内部期刊之间的“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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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独家：大型期刊 PLoS ONE 发现易撤稿编辑》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程冰
    • 发布时间：2025-10-19
    • Nature 独家报道：PLoS ONE大刊中易撤稿的编辑身份被揭示。根据8月4号发表在PNAS的研究指出，从 2006 年至 2023 年，PLoS ONE 发表的所有文章中，仅有 1.3% 由这 45 位编辑负责，但他们接受的论文却占截至 2024 年初该刊 702 篇撤稿论文的 30% 以上。其中有 25 位编辑本人在 PLoS ONE 发表的文章后来也被撤稿。 PNAS 的作者并未公布这 45 位编辑的姓名。但Nature新闻团队通过独立分析，识别出其中 5 位处理最多被撤稿论文的编辑。这些编辑合计接受了 PLoS ONE 截至 7 月 14 日约 15% 的撤稿论文，其中包括两位中国学者。 01 45人问题编辑圈： PLOS ONE 由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出版，依托数千名志愿学术编辑处理稿件并监督同行评审，同时由 22 位全职工作人员编辑提供技术和流程支持。稿件通常通过算法自动分配给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编辑，在少数情况下由工作人员人工分配，作者一般无法指定编辑，提出的请求也需经过严格的利益冲突审查。 这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研究指出，PLoS ONE的撤稿危机并非偶然。研究团队梳理了该刊2006至2023年发表的27.7万篇论文、13.5万名作者及1.8万名处理编辑的数据，发现22名编辑“异常偏好”接受后续被撤稿的稿件，另有33名编辑频繁处理被“出版后同行评审”平台PubPeer标记的争议论文。其中，21名作者似乎刻意将这些高风险稿件“定向投递”给这一“问题编辑圈”。 “系统性学术不端在文献中的痕迹如此明显，不可能仅靠几个‘坏作者’完成。”研究合著者、美国西北大学元科学家里斯·理查森（Reese Richardson）表示，“期刊指定的编辑群体中存在共谋，为这些问题论文大开绿灯。” 尽管PLoS ONE所属的出版商PLOS强调“已移除涉事编辑并改进政策”，但学界对这一危机的反应远未平息。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科学政策研究员卡西迪·杉本（Cassidy Sugimoto）直言：“研究结果令人沮丧，但也证明我们有工具和机制大规模识别学术不端，并开始根除科学界的不良行为。” 02 论文工厂阴影：问题稿件“指数级增长” 这项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疑似“论文工厂”生产的论文正在以惊人速度激增。研究团队整理了3.28万篇具“论文工厂特征”（图像重复、语句生硬、大段抄袭）的论文，其中仅8589篇被撤稿。更关键的是，疑似论文数量每1.5年翻一番，而撤稿量每3.3年才翻一番，“现有学术诚信措施在规模上完全滞后”。 “当前的诚信干预手段根本不足以应对论文工厂和系统性不端的规模。”理查森呼吁，“必须大幅扩大这些措施的覆盖范围，而揭露编辑的角色正是其中重要一环。” 杉本则强调，“投稿量的激增正让编辑承受更大压力，低质量或欺诈性论文更易蒙混过关”。她指出，提高透明度（如公开编辑处理稿件的详细数据）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03 反思：政策调整能否堵住漏洞？ 面对质疑，PLOS出版伦理负责人蕾妮·霍奇（Renee Hoch）回应称：“我们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每起事件中迅速移除问题编辑，对相关论文采取必要措施。”她承认“此类问题并非PLoS ONE独有，而是整个出版行业的挑战”，并强调2023年已引入新政策，包括使用自动化工具分析合著模式、标记潜在论文工厂风险。 然而，学界对“事后补救”的效果存疑。有研究人员指出，PLoS ONE依赖志愿者编辑的模式本身存在缺陷——编辑数量庞大（超万名），难以逐一审查其学术诚信记录；而论文工厂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通过“定向投稿”或“合作互挂”绕过同行评审。正如理查森所言：“要解决这场危机，不仅需要技术工具，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学术出版的责任体系——编辑、作者、出版商都需为论文质量承担更明确的责任。” PLoS ONE的撤稿风波不仅是一起期刊危机，更是全球学术出版体系深层问题的缩影。当“问题编辑圈”与“论文工厂”形成灰色链条，当学术诚信措施在规模扩张前显得力不从心，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撤稿和声明，更是对整个学术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彻底反思。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守护科学的纯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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