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数字时代,“一稿多投”禁令会不会松动 学者呼吁优化学术期刊出版流程》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 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3-12-25
  • 一直以来,学者们向学术期刊投稿面临着激烈竞争,特别是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发稿更是“一刊难求”。作者常会遇到等待好几个月最后还被拒稿的情况。由于有着“一稿多投”禁令的约束,大部分学者只能等待。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前不久,《自然》就发表了葡萄牙学者德里琼·格鲁达(Dritjon Gruda)的文章。他提出,“一稿多投”不仅延误了科研工作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信息的快速传播。在数字时代,应该废除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则。该文章将学术圈里的禁忌搬上台面,引发的有共鸣有反对,还有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看待“一稿多投”问题、促进学术发展的思考。

    著作者和期刊之间的不同诉求格鲁达在文章中提出,“一稿多投”的禁令最早要追溯到前数字时代。在那个时代,信息交流不畅,版权规则难以执行,主要由期刊编辑对纸质稿件进行筛选,同行评议人也很少。



    于是,为了规范出版流程和保护原创性,期刊社开始要求研究人员一次只能向一个学术期刊提交其研究论文,不能同时向多个期刊提交相同的论文,以此维护审稿过程的公正与透明,保护编辑和作者的共同权益。



    《中国肿瘤临床》与Cancer Biology & Medicine(《癌症生物学与医学》)编辑部主任刘惠琴认为,“一稿多投”禁令的产生,是为了避免稀缺出版资源的浪费,保障正常的出版秩序。



    “‘一稿多投’伴随重复发表风险。这也就意味着会牵扯到版权问题,引起版权纠纷。‘一稿多投’还会让多家期刊耗费时间和金钱对同一篇论文做重复性工作。此外,在当前审稿人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审稿人可能为多个期刊服务,‘一稿多投’容易导致审稿混乱。”刘惠琴举例说,一篇稿件在确定发表之前,一般要经历编辑初审、同行评审、编委会终审的审稿流程。有的文章就曾在同行评审的环节,被审稿专家发现在为其他期刊审稿时看到过,这意味着期刊之前所做的工作可能是“无用功”。



    因此,目前绝大多数期刊社都明确拒绝“一稿多投”。“我们会在作者投稿时,让作者承诺稿件无‘一稿多投’的情况。一旦发现作者存在‘一稿多投’的问题,期刊社一般会做退稿处理,并将其列入失信作者名单。”刘惠琴说。



    尽管禁令严格,但是“一稿多投”现象在学术圈依然存在。



    对此,天津大学期刊中心主任陈金龙分析:“如果单纯从科研工作者角度来看,之所以有人会选择‘一稿多投’,还是希望能‘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从之’,也就是提高投稿命中率,加快科研成果公之于众的速度。”因为快速发稿能为著作者赢得相应的声誉。



    “‘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其实也是期刊社和作者站在各自立场的不同诉求的反映。”陈金龙表示。


    数字技术可提高出版效率格鲁达认为,当科学出版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已经使评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编辑和审稿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审阅稿件,第一时间确定版权也更容易、更直接,效率大大提高。



    在格鲁达看来,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为“一稿多投”提供了可行性,这也更凸显了“一稿多投”禁令的不合时宜。他认为,“一稿多投”禁令不仅耽误科研创新的进程,还阻碍了科学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气候科学、健康和医学等许多领域。禁止“一稿多投”对年轻科研人员尤其不利。对他们来说,延迟发表不仅令人沮丧,而且影响晋升,会阻碍职业发展。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真的可以解决“一稿多投”带来的问题吗?



    “虽然数字化时代,出版流程中的一些环节可以得到优化,效率可以提高,但是版权等问题依然无法解决。”陈金龙说,因为目前各个出版社的投稿平台都是独立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投稿平台。大家在处理稿件的时候依然都是“背对背”,在出版之前无法看到其他平台的文章。如果多个期刊同时进行出版流程,一稿多发的风险依然存在。



    对于著作者最为诟病的等候发稿时间过长等问题,刘惠琴认为,这也并非都是禁止“一稿多投”造成的。目前审稿专家资源十分紧张,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冷门的研究方向,审稿专家更是少之又少。即使在目前数字时代,期刊社可以在网络平台向审稿专家发送审稿邀请,但不能保证有专家应答。“我们就曾遇到过一个著作者,投稿给国外期刊,等了5个月,论文最终被退稿。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刘惠琴说。


    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抛开“一稿多投”禁令的废与留之争,格鲁达也认为,发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因此,他也给出了在“一稿多投”禁令下,可使论文尽快发表的建议。比如在正式投稿之前先与期刊编辑建立初步的联系,评估他们对论文的兴趣程度;根据文章的内容确定一个目标期刊列表,根据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级,这样当文章被拒绝后就可以迅速转移到下一个期刊;投稿后,要定期与期刊进行沟通等。



    同时,投稿人可充分运用数字时代的技术手段,比如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期刊的审稿时间、出版周期和接收率等;可以通过预印本服务器提前上传手稿,将其作为工作的公开记录。



    对此,刘惠琴表示认同。她介绍,目前期刊社正在积极推出各种举措,提升著作者论文发表速度。“我们会定期开展针对著作者的论文写作与投稿培训,让著作者更加了解不同期刊的特点和投稿要求。这使著作者在投稿时有的放矢,大大提升投稿的命中率和发表效率。”刘惠琴说。



    陈金龙也表示,为了保证重要科研成果的时效性,目前很多期刊社开辟绿色通道等形式,加快重要领域科研文章的评审速度。



    一些出版社和期刊社也在积极探索有组织的“一稿多投”。今年9月,细胞(Cell)出版社宣布推出“一稿多投”服务,允许作者将研究论文提交至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以及一些与细胞出版社合作的学会期刊。



    陈金龙认为,这种方式相当于把论文投给同一个出版社旗下的多个子刊。通过期刊矩阵,可以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出现版权纠纷。



    “国内的出版社虽然无法达到国外这么大的规模,但我们可以采用联盟的形式。”刘惠琴介绍,其与相同领域的期刊成立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可进行文章和评审专家的资源共享,未来可能会实现联盟内部期刊之间的“一稿多投”。


  • 原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0_xCPRVuvJ_jj6NauNlDcg?poc_token=HLj0iGWjl9Tf8Ach8IYd7v2qxz4vjylc4JVs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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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3-11-13
    • 今年10月,组织行为学研究员Dritjon Gruda在Nature上发表文章《Dear journals: stop hoarding our papers》,意在呼吁科学出版针对“一稿多投”的政策需要进行改革。 过去传统媒体时代,出版模式较为单线化:当同一审稿人被不同期刊邀请时,会导致多个期刊审稿资源浪费的情况;当作者的同一稿件被不同期刊接受,则会导致版权混乱和冲突。 如今数字媒体时代,期刊编辑可以从电子稿件中进行筛选,并寻找审稿人;联系上作者先定稿的期刊,则能在第一时间递交版权,从而避免版权纠纷。 在一个及时出版可以影响科研工作者职业稳定和研究资金的时代,禁止“一稿多投”的政策,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是相当不公平的。因此对“一稿多投”禁令进行关键的重新评估已经迫在眉睫。 近日,Cell出版社将“集体审稿”(Community Review)项目,更名为“Cell Press Multi-Journal Submission”即“一稿多审”服务。 该服务目前允许作者将研究论文提交至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的期刊,以及一些与Cell出版社合作的学会期刊,并为选择该服务的稿件作者提供了被27种期刊同时考虑的机会,其中包括21本SCI期刊和5本被ESCI目录收录的期刊。 以下为可支持“一稿多投”服务的21本期刊: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1区Cell Cell Metabolism Molecular Plant Molecular Cell Developmental Cell Plant Communic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Cell Chemical Biology Cell Reports Cell Systems Current Biology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3区Biophysical Journal 中国科学院:医学-1区Cell Stem Cell Cell Reports Medicine Cancer Cell Immunity Cell Host & Microbe Neuron Stem Cell Reports 中国科学院:综合性期刊-2区iScience 今年六月,一篇名为《150 risk variants for diverticular disease of intestine prioritize cell types and enable polygenic prediction of disease susceptibility》的研究通过Cell出版社的“一稿多投”服务并在线发表。 该篇文章的作者Yeda Wu在接受Cell出版社的采访时回答道:“我本以为同时提交给多家期刊会有一个繁琐的格式和文书处理过程,事实上这一过程竟非常简单!” 他大加赞赏了Cell出版社凭借旗下众多优秀期刊推出的“一稿多投”服务,并认为这一举措大大减少了作者的等待时间和工作量。 同时,他也表示很愿意将该服务推荐给其他研究人员,并期望看到更多不同出版商的期刊加入这一类服务。 综合整理自:Cell官网、Nature官网
  • 《中国科研影响力正在引领本土期刊出版的发展》

    • 来源专题:科技出版市场动态监测
    • 编译者:崔颖
    • 发布时间:2024-07-07
    • 第一部分:中国科研文章发表现状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已然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知识生产国。Digital Science’s Dimensions database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了近83万篇文章,约占当年全球540万篇发文的15%。2022年,中国在自然科学期刊上的发文量首次超过美国。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在西方出版社的期刊上发表的,而不是发表在中国的出版社期刊。2012到2021年期间,80%中国科技文章发表在全球最大的前20家出版社的期刊。 对此,中国正在努力扭转“本国出版商期刊相对弱势”这一场面,推出了几项举措,以建立其国内的学术期刊组合。 第二部分:改变动机 (一)经济原因:APC支出过高 中国想要改变的部分原因是经济问题。中国每年在科学出版上的支出超过10亿美元,不仅如此,随着黄金OA出版模式的兴起,这一支出还在快速增长,2017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的APC支出年均增长25%,这其中90%的钱都流向了国际出版商。Goncharoff说:“中国目前正在寻找一种能使国际出版商APC回流的方法”。 (二)其他原因:研究倾向 香港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员杨丽丽表示,除了经济上的APC外,中国改变的动机也包括想要摆脱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情况,希望能更多更好地满足本国研究的需求。她表示,“为了满足国际期刊的期望,我们的研究可能不会倾向于直接解决当地问题和话题。”因此,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希望国内期刊能够帮助中国研究人员更好地与当地社区和国内问题建立联系。 除此之外,中国还希望能塑造全球学术出版体系运作方式,而不总是遵循由西方国家建立的模式和规则。 第三部分:中国为改变现状所做的举措 改革中国分散的出版行业将会是一项重大的任务。2020年,共有4,261家出版社出版了4,963种期刊,其中96%的出版社只出版了一种期刊。只有375种英文期刊,184种中英文双语期刊,4,000余种期刊中只有少数具有国际影响力。 举措一:中国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大多数为发展国内出版商而做的努力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效。最新的一项举措是中国期刊卓越行动计划(China Journal Excellence Action Plan, CJEAP),同时也是资金最充足、得到最广泛支持的项目。中国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计划由中国政府在2019年启动,为期五年,旨在创建由中国机构拥有的400种世界一流期刊组合。第一批的285种期刊在2019年底宣布,资助金额为2.05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2,900万)。另外在2020年7月和2021年9月宣布了30种期刊,在2022年9月又宣布了50种期刊。该计划同时包括额外的支持,如数字出版平台和培训计划,以培养本地出版和编辑人才。 然而,想要得到中国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认可并不容易,需要在三年内被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收录。如果期刊不隶属于顶尖大学或中国最大的研究机构,例如中国科学院,想要获得这种索引可能很困难。 在中国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下启动期刊增长的一种方式是与国际出版商合作。目前中国的大部分英文期刊都是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出版的,这种合作为中国机构提供了技术和专业知识。中国(通常是研究所或大学)保留版权和编辑控制权,而外国出版商则得以在该国保持一席之地。 举措二:政府影响力 中国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并不是中国发展国内出版系统的唯一措施。政府还可以利用其影响力来决定研究人员的发表机构。在过去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努力改革其研究评估和学术晋升体系,具体表现为不再根据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数量来奖励他们,而是转向基于质量的更细致的评估方法。被评估为基础学科研究人员“代表性”文章的三分之一必须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期刊,其余的可发表在顶级国际期刊上或主要国际会议。 许多中国资助者、研究机构和大学都保留了首选的期刊清单和期刊的“预警名单”。由于这些列表直接反映了政府和研究资助者的意愿,所以这些列表对科学家的出版机构和图书馆订阅的出版物有很大影响。 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是中国科学院期刊预警清单,这个清单旨在识别那些被认为管理不善、学术声誉较低或偏袒商业利益的期刊。该名单于2020年底启动,根据一系列期刊标准进行评估(包括自引率、撤稿率、文章处理费(APC)成本,以及最近在2024年的引用等)。名单的第一版包括65种期刊;2024年的版本只有24种,仅有2种期刊从原始名单中保留下来。 中国大学非常关注预警名单,发表在预警名单期刊上的论文可能不会被计入评估和晋升的考虑范围,甚至可能会损害作者的学术声誉。所以预警清单会对被列入其中的期刊产生重大影响,有些期刊在被列入名单后的六个月内接受的中国投稿量下降了70%,同时撤稿的数量和中国编辑辞职的数量也在增加。 第四部分:中国目前开放获取的情况 中国似乎不太感兴趣的出版领域之一是开放获取。中国每年的开放获取文章产出在数十万篇左右,且总数增长迅速,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开放获取文章占所有研究产出的比例仍然较低,Digital Science’s Dimensions database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22年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不到一半是开放获取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方开放获取文章占产出总量的65%。中国目前大约只有178种英文开放获取期刊,仅占开放获取期刊目录中注册总数的0.9%(不包括由中国和国际组织共同出版的期刊)。 尽管中国政府和许多领先机构在官方上支持开放获取,但他们仍然对其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对金色OA。Goncharoff表示,“中国相当抵制金色OA。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西方的商业模式,金色OA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昂贵的。”Goncharoff估计,如果大部分出版都转向金色OA,中国可能不得不增加三到四倍的文章处理费(APC),即使订阅成本可能会有所下降。 为了控制不断增加的成本,中国已经有很多关于什么是“合理”APC的讨论。虽然有资金供中国研究人员支付APC,但如果费用超过2,800美元,就必须由学术委员会审查。所以一些大学已经开始拒绝任何超过2,000美元的APC支出,有建议认为合理的APC大约是1,200美元。 中国大学正在讨论转换协议,这些协议旨在逐步将出版商从订阅模式转变为成本中性的开放获取模式。这可能会严重打击国际出版商的利润,因为许多中国机构已经能够在订阅模式上谈判到深度折扣。 第五部分:未来情况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提升国内期刊的努力是否会影响国际科学合作。英国牛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者西蒙·马金森表示“这可能会根据中国机构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与世界其他地区有紧密联系的大型大学可能会保持联系,并继续在主要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但联系较少的小型机构可能不太关注追求国际出版物。”建立中国期刊影响力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研究产出,而是想要吸引全球作者,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期刊组合,供全球研究社区使用。 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对在中国期刊上发表文章持犹豫态度。对政治干预的担忧以及本国部分不鼓励与中国进行某些类型合作的政策,冷却了他们想要合作的意愿。但中国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特别在其“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倡议所涉及的新兴经济体中更是如此。来自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可能更愿意在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偏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在中国是其最大财政贡献者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尽管中国出版业的变化需要时间,但这是一个全球研究人员和出版商都不能忽视的事情。“中国是一艘大船,需要很多时间来转向,但当他们转向时,他们会完全转过身来,彻底重新定位,”马金森说,“如果中国想增强他们的科学出版能力,那这绝对会在将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