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斯古普塔报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 来源专题:生物科技领域知识集成服务
  • 编译者: 陈方
  • 发布时间:2021-03-08
  • 受英国财政部委托,由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负责督导,全球数百名学者在2年间编汇的《达斯古普塔报告(Dasgupta Review)》于2021年2月2日发布。该报告长达606页,共三部分21章,其阐释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价值,敦促各国政府超越传统产品和服务生产措施,以应对过去70年来自然界的“大规模恶化”。
    1、发布背景
    2006年极具影响力的《斯特恩报告(Stem Review)》描绘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可怕图景,《斯特恩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斯特恩报告》在当时是里程碑式的文件,它研究了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价值,呼吁世界采取紧急行动。此后十年里,世界各国政府未能实现为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而设定的20个目标中的任意一个。《达斯古普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2、报告主要内容
    (1)人类的经济、生计和福祉都依赖于其最宝贵的资产:自然。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相分离,人类依靠自然为其提供食物、水和住所,自然可以调节气候、保持营养循环并产生氧气,同时自然为人类提供精神上满足的机会,增加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此外,人类还将地球用作废物的汇集地,例如二氧化碳、塑料和其他形式的废物,包括污染。因此,正如生产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自然也是一种资产。生物多样性使自然具有生产力、恢复力和适应力,正如金融资产组合中的多样性降低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样,自然资产组合中的多样性也增强了自然对冲击的抵御能力,从而降低了自然服务的风险。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和人类都将遭受苦难。
    (2)人类未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与大自然互作,以至于其需求远远超过大自然为之提供所依赖的商品和服务的能力范围。
    人类都是资产经理,个人、企业、政府和国际组织都通过我们的支出和投资决策来管理资产。但总体而言,人们未能可持续地管理全球资产组合。据估计,1992年至2014年间,人均生产资本翻了一番,全球人均人力资本增长了约13%;但人均自然资本存量却下降了近40%。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增长和发展意味着以牺牲自然资本为代价来积累生产和人力资本。换句话说,尽管人类在最近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繁荣,但实现这种繁荣的方式意味着它以给自然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为代价。对自然的总体影响估计表明,人类需要1.6个地球才能维持世界目前的生活水平。该报告认为人类的需求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不平衡是“影响不平等”。这些需求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个人需求的规模和构成、人口规模以及转换自然服务以满足需求并将废物返回自然的效率等;而自然的供给则受到自然资产“存量”及其再生能力的影响。
    (3)人类与自然不可持续的相互作用正在危及今世及后代的繁荣。
    生物多样性正在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例如目前的灭绝速度比基线率高出约100至1000倍,并且该速度还在不断增加。这种下降正在破坏自然的生产力、恢复力和适应力,进而加剧了人类经济和福祉的极端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不采取转变措施,COVID-19和其他新兴传染病的毁灭性影响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许多生态系统(从热带森林到珊瑚礁)已经退化到无法修复的地步,面临着“临界点”的紧迫风险。这些临界点可能会给人类的经济和福祉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一旦生态系统进入一个新的状态,要想让它重新恢复健康是非常困难的。
    (4)问题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广泛的制度失灵。
    自然对社会的价值不会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因为其中的许多价值是向所有人免费提供的,这导致人们相对更多地投资于其他资产,而对自然资产投资不足,这使得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难以被追踪和解释,从而导致广泛的“外部性”,并使市场难以正常运作。但这不仅仅是市场失灵,它也是更广泛的制度失灵。事实证明许多机构都不适合管理“外部性”,几乎各地政府都会让人们更多地利用自然而不是保护自然,并优先考虑不可持续的经济活动,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而且我们缺乏保护海洋或世界雨林等所需的制度安排。《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15)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26)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为未来十年设定了一个新的雄心勃勃的方向,并为兑现承诺和确保履行这些承诺所需的体制安排建立适当的环境。
    (5)解决方案始于理解和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经济根植于自然之中,而非自然之外。
    尽管大多数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都认识到,自然只能产生有限的商品和服务,但重点是表明技术进步原则上可以克服这种有限性,但这只是想象,人类最终还是自然的“外部”。该报告基于人类“嵌入”于自然的理解而发展了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其方法基于人们从生态学中了解到的生态系统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包括为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提供自然资源以及通过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废物,这些废物最终会破坏生态系统并破坏其提供人类所依赖的服务的能力。这种方法有助于人们理解人类经济有限并重塑人们对真正构成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解:充分考虑人与自然互动所产生的影响,并利用自然的供应能力重新平衡人类的需求。
    (6)人类需要改变思考、行为和衡量成功的方式。
    人类面临一个紧迫的选择,现有的方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要求我们转变行为方式以保证与自然的互动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还能增强人们以及子孙后代的福祉。选择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将需要进行变革,其基础是类似于甚至超过马歇尔计划的雄心、协调和政治意愿。所需的变革应面向三个主要方面:确保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不超过其供应量,并确保相对于当前水平增加自然的供应量;改变人们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引导人们走更可持续的道路;改革机构和系统(特别是金融和教育系统)以实现这些变革,并为子孙后代维持这些变革。
    (7)变革是可能的——我们及后代理应受到同样的待遇。
    从根本上讲,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祖先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即如何在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东西与我们为后代留下的东西之间找到平衡。虽然我们的祖先没有能力影响整个地球系统,但我们正在这样做。选择可持续道路所需的变革需要各级行为者做出持续的承诺,它还涉及艰难的选择。经典的经济模型将我们的选择视为以自我为中心,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行为会受到他人选择的影响,它们是“嵌入社会的”,因此必要的变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能会比想像中的成本更低、难度更小。在整个报告中强调的世界各地的成功事例向我们展示了变革的可能,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对自然提出如此巨大且具有破坏性要求的独创性可以甚至在同样短的时间内被重新部署以带来变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理应受到同样的待遇。
    宋琪 编译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
    publications/final-report-the-economics-of-biodiversity-the-dasgupta-review
    原文标题:The Economics of Biodiversity: The Dasgupta Review(Headline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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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生物科技领域知识集成服务
    • 编译者:陈方
    • 发布时间:2020-11-17
    • 2020年9月1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了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BO-5),针对自然的现状提供了最权威评估。GBO-5分为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2020年生物多样性现状以及通往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之路三部分,其对实现当前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最后评估,并借鉴本世纪头二十年的经验教训,指明为实现世界各国政府商定的2050 年“与自然和谐共处”愿景所必需的改变。 1. 生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 (1)《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2010年,GBO-3为世界各国政府在商定具有历史意义的《2010-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时所采用的方法提供了背景,使全球社会共同认识到从多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2010年商定的战略包括五项战略目标和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并包括执行、监测和审查方面的支助机制,目标是采取有效的紧急行动,实现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即“与自然和谐相处”;2014年,GBO-4成为通往2020年目标的中期检查点,其概述了在每个目标领域中可能采取的行动,加紧实施这些行动有望促进战略计划目标的实现;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人、地球与繁荣的全面行动计划,题为《变革我们的世界》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并包括169项为这些目标提供支持的具体目标,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被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2015年还通过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达成了一项全球共识,将大大降低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气候变化将成为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越来越重要的驱动因素。 (2)生物多样性平台与实现变革性改变的必要性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充分描述了生物多样性面临着何等规模的挑战和机遇,特别是2019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其中提请全世界关注生物多样性和大自然对人类的贡献所面临的令人震惊的趋势。IPBES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进行的最新评估都表明,需要实现变革性改变,以解决导致变化的根本性驱动因素,并着重指出现在和今后十年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国际社会集中关注可持续发展,将其作为本世纪的一个紧迫议程,特别是在政治和公众对话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认为这是一个高度迫切的生存问题,从而为把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主流提供了机会。在就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选择时,必须把生物多样性充分考虑在内。 2. 2020年生物多样性现状—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进度 鉴于大多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都规定了2020年的最后期限,因此GBO-5这部分实质上是对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每一项的实现进度进行的最终评估。但总体来看,在全球层面,虽然大多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 目标1: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价值及采取哪些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没有实现) 过去十年中听说过生物多样性并了解这一概念的人的比例明显增加。 年轻人对生物多样性的了解似乎增加得更快。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在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对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所需的步骤有较全面的认识。 目标2:将生物多样性价值酌情纳入战略和规划进程、核算和报告系统(没有实现) 许多国家报告了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种规划和发展进程的例子。将生物多样性价值纳入国家核算和报告系统的国家呈稳步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生物多样性已经按照目标的要求真正纳入发展和减贫规划。 目标3:消除或改革危害生物多样性的奖励措施、制定有利的积极奖励措施并顾及国家社会经济条件(没有实现) 总体而言,过去十年在取消、淘汰或改革补贴和其他可能危害生物多样性的奖励措施,以及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制定积极奖励措施方面,进展甚微。甚至采取措施查明危害生物多样性奖励措施的国家也很少,而在渔业和控制去森林化等领域,有害补贴远远超过积极奖励措施。 目标4: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并将使用自然的影响控制在安全生态限度内(没有实现) 虽然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正在制定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计划,但这些计划的实施规模不足以消除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自然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但对资源的总需求量继续增加,因此使用自然资源的影响仍然远远超过安全的生态限度。 目标5:所有自然生境丧失速度至少减少一半、大幅度减少退化和破碎情况(没有实现) 最近的去森林化速率低于前十年,但只低三分之一左右,一些地区的去森林化速率可能会再次加快。在森林和其他生物群落,尤其是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生境丧失、退化和破碎程度仍然很高。荒野和全球湿地持续减少。河流破碎化仍然是淡水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一个严重威胁。 目标6:所有鱼群和无脊椎动物种群和水生植物都实行可持续管理、所有枯竭物种的恢复计划和措施到位、渔捞不产生重大有害影响、把渔捞影响限制在安全生态限度内(没有实现) 虽然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三分之一的海洋鱼类种群被过度捕捞,比例高于十年以前。许多捕捞活动仍在造成不可持续的影响,例如非目标物种副渔获物量和破坏海洋生境。 目标7:农业、水产养殖以及林业的可持续管理(没有实现) 近年来采取农民主导的农业生态学等做法,大力推广可持续农业、林业和水产养殖,全球化肥和农药使用率稳定,不过用量很高。虽然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是粮食和木材生产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继续下降;粮农生产仍然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目标8:将污染控制在不危害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范围内(没有实现) 污染,包括过分养分、农药、塑料和其他废物造成的污染,仍然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尽管人们日益努力改进肥料的使用,但养分水平仍然危害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塑料污染在海洋和其他生态系统中积累,已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对其他生态系统的影响尚不为人知。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塑料废物,但不足以减少这一污染源。 目标9:外来入侵物种、进入渠道得到鉴定和排定优先次序,优先物种得到控制或根除、进入渠道得到管理以防止入侵外来物种的进入和扎根(部分实现) 过去十年间,根据外来入侵物种构成的风险及其管理可行性,对其进行鉴定和排定优先次序上,取得了良好进展。多项根除外来入侵物种,尤其是岛屿上的入侵哺乳动物的方案取得成功,惠及本地物种。然而,在全部的入侵物种发生面前,这些成功微不足道。并无证据表明入侵物种的引进数量有所减少。 目标10:到2015年减少对珊瑚礁和脆弱生态系统的多重人为压力,维护其完整性和功能(未能在2015年规定日期完成,到2020年也没有实现) 受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影响的珊瑚礁和其他易危生态系统仍面临多重威胁。过度捕捞、营养盐污染和沿海开发加剧了珊瑚白化效应。在所有被评估的种群中,珊瑚的灭绝风险增长最为迅速。一些地区硬珊瑚覆盖率显著下降,珊瑚物种也发生变化,支持多样化珊瑚礁生境的能力下降。其他生态系统,尤其是山区和极地地区的生态系统,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其他压力也加剧了影响。 目标11:至少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得到保护、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得到保护、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得到保护、保护区在生态上有代表性、保护区得到有效而公平的管理、各保护区的相连性好且融为一体(部分实现) 地球上陆地和海洋被指定为保护区的比例很可能会实现2020年的目标,如果考虑到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和未来的国家承诺,也可能会被超越。然而在确保保护区保护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区域,在生态上有代表性,相互连接并与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相连,并得到公平和有效管理等方面,进展却比较有限。 目标12:已知濒危物种免遭灭绝、且其保护状况得到改善和维持(没有实现) 平均而言物种继续趋近灭绝,然而如果没有过去十年采取的保护行动,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数量至少会高出两到四倍。在经过充分评估的生物分类组别中,除非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大幅减少,否则近四分之一(23.7%)的物种将濒临灭绝,所有组别中估计有100万个濒危物种。自1970年以来脊椎动物种群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目标13:保持栽培植物、养殖和驯养动物、野生亲缘物种以及宝贵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制定并执行减少基因损失和保护其遗传多样性的战略(没有实现) 栽培植物、养殖和驯养动物以及野生亲缘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依然受到侵蚀。异地种子库有助于保障保护要粮食作物的野生亲缘品种,对未来的粮食安全很重要,但重要粮食作物的野生亲缘品种样品收集很少。濒临危险或灭绝的牲畜品种的比例正在增加,尽管速度比前几年要慢,这表明在防止传统品种衰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养殖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野生亲缘物种更接近灭绝。 目标14:带来重要服务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和保障,同时顾及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贫穷和脆弱群体的需要(没有实现) 生态系统提供社会所依赖的重要服务的能力继续下降,因此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自然对人类的贡献)都在下降。总体而言,贫困和脆弱社区以及妇女因这一下降而受到特大影响。平均而言,负责授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物种正在走向灭绝,食用和医用物种也是如此。 目标15: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生物多样性对碳储存的贡献得到加强从而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以及防治荒漠化做出贡献(没有实现) 到2020年恢复15%退化生态系统这一目标进展有限。尽管如此,许多区域正在实施或提出宏伟的恢复方案,可能在加强生态系统复原力和维持碳储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目标16:到2015年《名古屋议定书》根据国家立法生效和实施(部分实现) 《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于2014年10月12日生效。截至2020年7月,已有126个公约缔约方批准了《议定书》,其中87个缔约方出台了国家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措施,设立了国家主管部门。可以认为《议定书》已经实施。 目标17:到2015年各缔约方已制定、作为政策工具通过和开始执行一项有效、参与性的最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部分实现) 截至本目标规定的2015年12月最后期限,有69个缔约方提交了在通过《战略计划》之后编制、修订或更新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ational Biodiversity Strategies and Actions Plans,NBSAP)。后来又有101个缔约方提交了NBSAP,因此到2020年7月,已有170个缔约方按照《战略计划》制定NBSAP,占《公约》缔约方的85%。然而这些NBSAP在多大程度上已被采纳为政策工具,并以有效和参与性的方式在实施,情况各不相同。 目标18: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得到尊重并纳入《公约》中,并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在各国相关层次上的有效参与下,充分地纳入和反映在《公约》的执行工作中(没有实现) 无论是在全球政策论坛还是在科学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知识和可持续习惯使用的价值。然而尽管有些国家取得了进展,但显示传统知识和可持续习惯使用得到广泛尊重和/或反映在与执行《公约》有关的国家立法中或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参与相关进程的信息有限。 目标19:生物多样性知识、科学和技术已经提高、广泛分享和转让及适用(部分实现) 2010年以来,在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数据的生成、共享和评估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大数据汇总、建模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为增进对生物圈的了解提供了新机遇。然而在研究和监测的位置以及分类重点方面仍存在严重不平衡。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对人类造成的后果方面仍存在信息空白,生物多样性知识在决策中的应用有限。 目标20:依照“资源动员战略”的综合和商定进程较大程度的增加从所有来源动员的财政资源。这一目标将视各缔约方制定和报告的资源需要评估发生变化(部分实现) 过去十年一些国家用于生物多样性的国内资源有所增加,而其他国家基本保持不变。依靠国际资金和官方发展援助,可用于生物多样性的财政资源大约翻了一番。但若考虑到生物多样性资金的所有来源,生物多样性资金的增加似乎不足以满足需求。此外这些资源因补贴对生物多样性有害活动而左支右绌。较少国家在确定资金需求、缺口和优先事项以及制定国家财政计划和评估生物多样性价值上取得进展。 3. 通往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之路 《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为题,描述了商定的2050年生物多样性长期愿景,为短期和中期行动确定了框架。虽然上一个十年设定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进展有限,但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仍然是今后指导全球生物多样性行动的基准。 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评估清楚显示,继续走“一切照旧”老路将使生物多样性愿景遥不可及。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实现土地和森林转型、可持续淡水转型、可持续渔业和海洋转型、可持续农业转型、可持续粮食系统转型、可持续城市和基础设施转型、可持续气候行动转型以及涵盖生物多样性的一体健康转型八个方面的转变。每个领域的转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确认人类的所有活动和福祉都依赖生物多样性,确认当前的经济和其他行为模式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多重证据表明,实现2050年生物多样性愿景取决于在多个领域共同采取一系列行动,否则即使一个领域最密集的努力也不能成功“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 宋琪 摘编自https://www.cbd.int/gbo/gbo5/publication/gbo-5-zh.pdf 原文标题: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
  • 《美国《保卫生物经济2020》报告》

    • 来源专题:生物科技领域知识集成服务
    • 编译者:陈方
    • 发布时间:2020-09-11
    • 鉴于生物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重要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院成立专家委员会,对美国生物经济范围进行评估并确定如何评定其经济价值,明确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潜在风险以及相关的政策鸿沟,研究用于保护生物经济的数据和其他产出的网络安全策略,制定使美国在生物经济未来发展和革新过程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机制。为此,美国三院于2020年1月14日联合发布《保卫生物经济2020》报告,定义和评估了美国生物经济现状,提出了保卫美国生物经济的战略,详情如下。 1.定义美国生物经济 建议:为了界定美国生物经济的范围并实现之,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评估生物经济及其资产,美国政府应采用以下定义:美国的生物经济是由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活动,并由工程学、计算和信息科学的技术进步促成。 2.评估美国生物经济 建议:美国商务部和国家科学委员会应就上述界定的美国生物经济,扩大并加强与经济贡献相关的数据收集工作。商务部应借助科学机构和非政府生物经济利益相关者等合作伙伴的力量,补充和指导这项工作。应修订现行的北美行业分类系统和北美产品分类系统,以更准确地捕捉和跟踪与生物科学有关的商业活动和投资,并跟踪生物经济各个部分的增长情况(例如化学品和材料的生物法生产)。同时,商务部的技术评估办公室应开展以更深入了解生物基产品、工艺和服务如何渗入美国经济为目的的研究。美国普查局应定期收集和提炼有关生物经济活动的全面统计数据。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应牵头开设与中央国民账户挂钩的生物经济附属账户。这些附属账户应包括作为资产的生物信息数据库,后续应扩大到包括生物经济带来的环境和健康惠益。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应指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开展新的生物经济创新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以更好地描述和捕捉生物经济的深度和广度,重点是确定能揭示美国领导力和竞争力的指标。 3.保卫美国生物经济战略 (1)构筑美国生物经济领导地位并制定相应战略 生物经济范围广泛,涉及许多领域,生命科学研究分散在美国多个机构和部门,这种情况对大规模协调构成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在没有明确的领导机构全面监测和评估美国生物经济的情况下。除了阻碍协调之外,这种分布式的科研机构网络对全面衡量生物经济和建立全视野扫描过程以查明科技潜在发展可能引起的新问题或对生物经济相关新政的需求也提出了相应挑战。 建议: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应设立一个全政府范围的战略协调机构,负责保障和实现美国生物经济的潜力。该机构应由白宫高层领导主持工作,科学、经济、监管和安全机构的代表共同参与。应制定、采纳并定期更新一项在线战略,以维持和促进美国生物经济。通过这一战略,协调机构知晓每个相关科学机构正在进行的正式的前景扫描过程,以及来自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的各种投入,从而有助于其明确美国政府推动生物经济的手段并提高对其的认识,包括政府采购生物基产品等现有手段。 (2)资助和扶持生物经济研究型企业 美国的生物经济依赖于强大的、资金充足的研究型企业,培育创新的种子,输出技术熟练和多样化的劳动力。在其他国家大力投资本国生物经济与美国产生竞争关系的情况下,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不足将削弱美国获得突破性科学成果和可直接用于经济的增量学习能力,最终削弱国家培养和招募全球顶尖研究人才的能力。 建议:为了保持在全球生物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美国政府应优先投资基础生物科学、工程学、计算和信息科学等驱动生物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此外,培育支持这些研究领域的各层次人才应是未来公共投资的最优先事项。 (3)建设和维持技能熟练的人才队伍 联邦政府对高校和生物经济培训项目的投入资金不足,将有可能削弱培养和留住技术型劳动力的能力。 建议:政府应继续支持相关政策,以吸引和留住世界各地能够为美国生物经济做出贡献的科学家,承认开放的学术参与对美国的科技事业非常有利。为减轻美国研究机构中外国研究人员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风险,美国安全机构应联合科学和任务机构,并通过与公认的科学界领袖的持续沟通来制定相关政策。 (4)应对知识产权挑战 美国的生物经济历来受益于开放参与、全球协作的科学环境,这种环境依赖于个人的学术诚信和遵守研究规范和价值观的意愿。在基础科研领域提供开放和参与的机会将推动美国及其科学和经济领域竞争国的企业家专利创新,更全面的认识这种机制,有助于实现保护创新和增长的同时保卫美国的生物经济。 建议:政策制定者应努力寻求一种平衡,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开放的益处的同时,保护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受那些不公平地利用这种开放的国家的侵害。 (5)保护价值链,严格审查外资 随着生物经济不断渗透到新的部门,继续开发生产非生物基产品的生物路线将扰乱现有的价值链。生物经济价值链关键部分的中断或其带来的风险,如供应短缺、运输中断或对单一原料的依赖,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风险。如果单一原料来源于海外,还会受到政治关系变化或其他美国无法控制的因素的影响。生物经济价值链的关键组成部分、关键能力以及对美国生物经济至关重要的关键供给来源仍有待确定,其相关的保障机制也有待确定。 投资于处于早期和中期开发阶段的技术和企业的风险资本来源需要更多的审查,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生物经济公司和初创企业外资增长的趋势。例如,审查以获取知识产权为目的的非美国本土来源的投资。美国现有负责审查外资的机构是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2018年8月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扩大了CFIUS的权限。鉴于生物经济的特殊性,委员会决定CFIUS需要掌握额外的专业知识来充分评估外国投资美国生物经济实体所产生的影响。 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召集有可能获得相关机密信息的科学和经济机构的代表,并请他们提供专业知识,以便确定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并且必须确保获取的生物经济全球价值链的各个方面,协助CFIUS评估涉及美国生物经济的外国交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6)优先考虑网络安全和信息共享问题 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而这些数据通常由使用自动化和网络连接的仪器产生。对这类数据的处理能力日益增强得益于高通量计算处理能力以及信息交换和存储能力。网络安全实践和保护不足使生物经济面临新的重大风险。 建议:国家科学基金机构应投资于上述数据库的现代化发展、管理和完整性维护。生物经济利益攸关方应争取成为一个或多个相关信息共享、分析中心或组织的成员,或考虑为生物经济成员建立一个以部门为基础的新的信息共享组织。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应召集生物经济利益相关者,建立对分享网络威胁信息相关模式的认识。同时应考虑是否需要一个主动存储库来存储和维护与生物经济相关的关键开源软件、算法组件和数据集。 编译整理 | 丁陈君 生物科技战略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 Safeguarding the Bioeconomy (2020),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