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气候大会前瞻:面临三大挑战 行动刻不容》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9-12-02
  • 中新社马德里12月1日电 (夏宾)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这是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最新结果,2018年全球平均二氧化碳浓度达百万分之407.8,较2017年继续增长,增幅依旧略高于过去十年平均水平。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第二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将于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开幕。尽管外界将今年大会看作是一次“小年”,但其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少,正如“时钟”作为此次大会标志所传递的信号:时间紧迫,行动刻不容缓。

    挑战一,解决《巴黎协定》遗留问题。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本次大会的一大任务就是积极推动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谈判,这是全面有效实施《巴黎协定》的重要基础,事关多边机制权威性和有效性。

    挑战二,发达国家能否填上缺口、弥补差距。

    “在马德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致力于实现更多雄心勃勃的目标,弥合当前承诺之间的差距。”智利环境部部长卡罗莱纳·施密特如是说。

    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指出,目前,发达国家在落实2020年前承诺方面还存在巨大缺口。“基础四国”呼吁各方做好2020年前行动和力度盘点,清晰梳理发达国家在减排力度、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和报告义务履约情况的差距,确保这些差距不能转嫁至2020年后由发展中国家负担。

    赵英民特别强调,中方敦促发达国家以透明、可预见、基于公共资金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持续、及时的支持,包括兑现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尽快提出以1000亿美元为起点的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包括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切实提高资金支持透明度。

    挑战三,能否成功对抗单边主义危害。美国近期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法律程序,一些发达国家也表示正在考虑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单边主义正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蔓延。

    “COP25将重申多边主义,而这也是解决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最佳工具。”西班牙生态转型部长特雷莎·里贝拉对记者表示,尽管组织此次大会面临挑战,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没有让气候议程落空,因为这是实施承诺和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前局长吉娜·麦卡锡对中新社记者说,我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感到很失望,大家需要齐心协力站在一起,让世界所有人都清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大家需要现在就行动起来,如果美国政府不理解这一点就会孤立自己。

    里贝拉直言,各国政府必须继续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议程,尽管某些利益相关者极力减慢这一不可阻挡的进程,但我们必须为今世、后代扛起责任而行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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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guo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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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核工程》杂志网(NEI)十月初发文,报道了安德鲁·图尼克利夫(Andrew Tunnicliffe)与美国核学会(ANS)主席蒂文·内斯比特(Steven Nesbit)和美国核学会(ANS)公共政策委员会副主席斯文·贝德(Sven Bader)的谈话[1]。主题是在美国,随着用过的核燃料(又称乏核燃料)不断堆积,除了深地处置外,从未像现在这么迫切需要寻找另一解决方案。谈到如何从技术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以及现在监管机构需要做些什么,以避免未来更大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不利的经济、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和过去的决定等因素,继续阻碍对用过的核燃料进行商业后处理,而新一代核反应堆即将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加迫切地需要制定一项规则决议。内斯比特说,“如果最终要在美国大规模采用再循环或后处理技术,就必须在经济、安全和价值主张的基础上自立。” 用过的核燃料目前在反应堆现场的干桶储存,等待临时的综合储存或最终处置解决方案。 今天美国用的所有的铀,几乎全进口,大多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然而,在上个世纪中叶,美国曾享受铀矿开采的某种繁荣。除了生产铀,还走上核燃料后处理的道路。在西谷,有一家商用设施在运营,另外两个正在建设:通用电气在伊利诺斯州的莫里斯厂(Morris)和联合核服务公司(Allied-General Nuclear Service)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恩韦尔再处理厂。但是,这种情况仅仅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至于什么导致后处理减少,有很多争论。某些行业观察人士认为,就是经济;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缺乏政治意愿;但大多数人认为,是核不扩散,当时恰值冷战最危险期。很可能是这些,甚至更多。 西谷示范项目是美国唯一的商用后处理厂 应该说,目前美国正在进行后处理,只是规模很小,而且主要是在能源部(DOE)拥有的乏核燃料设施中。这种并非商业的后处理,不受核管理委员会(NRC)的监管。 今天阻碍商业后处理的,仍然是多个错综复杂的问题。2021年6月,《催化剂》杂志的一篇文章发问,“美国为什么不再后处理乏核燃料?” 这就是说,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但美国核学会(ANS)公共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奥拉诺联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Orano Federal Services)技术顾问斯文·巴德(Sven Bader)不同意这个说法。对他来说,争议点主要是经济因素,但解决问题必须包括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就是要解决过时而笨拙的监管构架。他说,监管机构“制定规则的资源数量有限”,再加上,采取行动需要时间。 1977年,当时的总统卡特停止进行商业后处理,因为担心核扩散。恰好四年后,里根总统推翻了这个决定。尽管里根废除了原来的决定,但实际做法并没有真正获得支持,主要因为经济。 巴德说,“目前美国不做任何商业后处理,主要是经济上的各种原因。只是我们开采、转化、浓缩和研磨的原材料没有竞争力。” ANS核学会主席、LMNT咨询公司总裁史蒂文·内斯比特(Steven Nesbit)也认为,今天的情况是上个世纪70年代做出决定的结果。他说,“当你回到过去,你可以说,其他大多数有核国家都把后处理纳入其燃料循环通道,英国和法国一直在走这条路。”“美国做出不同的决定,所走道路不同,既不再循环也不后处理。”里根推翻的那个决定,给现在的美国奠定了基础。 据内斯比特说,铀的成本相当低,再加上处理装置的研发成本相当可观,一直令人望而却步。他说,“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决策和当今经济形势结合。后处理设施的建造成本非常昂贵,要是铀价格足够低的话,可以‘从零开始’而且更便宜,那就很难找到再循环燃料并回收这种材料的经济正当性的理由。” 另一个重大障碍是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核能的利益攸关方开始对目前的形势表示不满。制定规则的工作在进行中,但这个过程一直非常缓慢,而且证明是这个部门演进的重大障碍。实际上,这个进程基本上停滞了,使许多人不敢着手这个进程。 巴德说,这种不确定性一直证明,投资者目前不愿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提请注意,他所说的法规中的“差距”已存在多年,例如,“要求在10年内把产生的任何高放废物作为后处理的组成部分,放入处置库”。他说,“如果有个可用的处置库,那好极了;但没有处置库,就是个巨大的风险,也是眼前的挑战。” ANS与能源解决方案公司、核能研究所和西屋公司一样,去年还敦促NRC加快其工作进程。ANS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克雷格·H皮尔西(Craig H Piercy)在给NRC的一封信中说,“任何有意义的、显著减少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的努力,都必须包括让核能发挥巨大、长期和可持续的重要作用。” 他补充说,随着反应堆技术的进步和核燃料的可用性,尽量减少核废物是“确保核能长期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他在信中说,“制定规则是个审慎的过程,重要的是提交任何许可证申请之前建立一个综合的监管构架。”此外,完善的后处理规章制度会支持未来的各种选择、潜在的创新、用过的燃料管理,以及利用先进堆的清洁能源生产。 内斯比特认为,先进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制定某些规则。他说,“我们ANS的立场是,不仅关注当前的核技术和电力,而且要着眼未来。我们看到了希望在未来十年左右、或许与先进堆相结合的部署后处理和再循环设施的可能性。” 内斯比特说,2020年写给NRC的信,反映了这个现实和对可行框架的需求。“虽然并不立即要确定监管架构,但我们认为是时候了,必须提前做准备。如果NRC将来再确定监管框架,美国就不可能在各地涌现大量再循环设施,但必须这么做,也希望他们继续做。” 先进堆的前景是真实的。据估计,目前仅在美国就约有75个先进堆概念。鉴于快堆有重新利用乏核燃料的能力,越来越有吸引力。随着最新技术从研发转向商业化,能使供电商在现场重复利用少量乏燃料。巴德对此特别满怀希望,认为这种技术甚至能解决NRC制定规则中面临的某些挑战。 然而,两人都认为,乏燃料再循环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代际”不公平。巴德说,“有些事情,我们谈论不多”,“我们现在生产核废物,却留给下一代处理。”内斯比特赞同并补充说,今天处理这个问题才是正确的做法。 美国不伦瑞克(Brunswick)核电厂的核燃料储存 然而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安全有效地储存核废料,在某些方面,解决了最终处置的障碍。“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安全、可靠地管理核燃料,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做。”因此他警告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我们明天必须解决它,但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它给了人们把问题拖下去的机会。” 要使后处理成为美国及其核燃料循环的下一个前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NRC必须采取有意义的步骤,改进监管框架,而后处理必须变得更加经济。内斯比特警告说,“如果最终要在美国大规模采用再循环或后处理,就必须在经济、安全和价值主张的基础上自立。” 然而巴德认为,反应堆技术的进步可能很快就会创造出这种环境。他说,“许多新概念都着眼于先进堆和快堆,它们都能燃烧再循环的MOX燃料。” 他还关注另一个要素。就是他把美国及其目前选址储存的大量乏燃料,比作沙特阿拉伯王国及其丰富的石油储备。他说,“我们有8万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利用。”不管怎样,这种“资源”都会发挥某种作用。在极端气候意识觉醒的时代,在重复利用成为“时尚”的时代,为什么不把我们能利用的所有东西,都从乏燃料中提取出来? 俗话说,“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藏”,这是真理。 结语 大凡有核国家,都有核废料和核废物处理或处置问题。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甚至还有代际公平考虑,处理起来比较复杂。但经济考虑是主要的。 站在国家立场,既要考虑政治,也要考虑技术和经济,尊重技术和经济专家的意见。美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面,商用核废料和核废物采取地面暂存政策,有问题,但问题不大。英国因技术原因(镁铝包壳燃料元件),法国、日本设想压缩乏核废料的体积,走上后处理-再循环的道路。现在看来,关键是“湿法”后处理-再循环,技术、经济问题较多,湿法工艺的成本是高温后处理工艺的7倍[2]。 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干法”后处理-再循环,但MOX工艺、快堆或热谱堆内再循环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燃料制造工艺在经济上还难于承受…… 目前只有第四代先进快堆和微堆技术,换料周期长,甚至寿期不换料,特别是熔盐快堆的乏燃料“干式”后处理-再循环技术透露出希望[3]。如经实验证实工艺简单,标准是“经济、安全和价值主张基础上自立”,才能在气候危机、减排、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在经济上拉核能一把。 资料与注释: 1 Andrew Tunnicliffe, Regulating change–the challenge facing US reprocessing, NEI, 6 October 2021 2 Paul Day, High costs, proliferation concerns feed doubts over waste recycling, Reuters Events, Nov 24, 2021 3 例如,美国奥克劳公司(Oklo)的奥罗拉(Aurora)微堆设计,运行寿期20年内不换料;英国Moltex能源公司的SSR-W,平准化能源成本(LCOE)的平均成本估计值为 $44.64/MWh,远低于EIA对新燃煤和燃气发电机组的成本预测;美国Elysium公司的高温后处理工艺,成本低于浓缩铀。
  • 《天然气发电主要面临三个挑战》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19-11-26
    •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可与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等其他低排放能源形成良性互补,是能源供应清洁化的最现实选择。加快天然气产业发展,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是我国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的必由之路,也是化解环境约束、改善大气质量,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对推动节能减排、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类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需求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天然气发电产业也因其清洁性受到了各国的重视。 当前我国天然气发电尚未达到规划目标 中国《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为天然气发电设定了发展目标,未来我国天然气发电产业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据记者了解,中国天然气主要使用在四个方面:城市燃气、化工、工业和发电领域。 “发电用气作为我国天然气重要利用领域之一,总的来看,受天然气资源稀缺影响和价格机制的制约,当前我国天然气发电尚未达到规划目标,与国外发达国家也有一定的差距,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刘满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数据显示,2007年到2018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年均增长190.7亿立方米,天然气产量年均增长82.8亿立方米,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天然气进口量年均增长达107.9亿立方米。2018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能源的安全形势比较严峻。 依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天然气产量1276.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4%;天然气进口量974.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9.9%;天然气表观消费量2224.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3%。预计2020年我国天然气需求量达到3300亿立方米,2025年增至4500亿立方米,2030年增至5500亿立方米。 从发电能源结构来看,我国主要发电能源有煤炭、水能、风能、天然气、核能与太阳能。其中,煤电占全部发电量的70%,其次是水电、风电、气电。 美国主要的发电能源有天然气、煤炭、核能和水能等。长期以来,天然气都是仅次于煤炭的第二大发电能源。2015年4月,美国天然气发电量首次超越煤炭。此后,天然气发电量经历小幅下降后重回高位,2017年为美国提供了14680亿千瓦时的电力,占全年发电总量的35%。 刘满平表示,截至2019年7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19.5亿千瓦,其中,燃气装机89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4.6%,距“十三五”规划要求的1.1亿千瓦仍存在2000万千瓦的缺口,也远远低于美国(35%)与欧盟(18.9%)水平。从天然气消费结构来看,我国发电用气量仅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15%,发电用气份额低于美国(35%)和欧盟(23.9%)水平。 天然气发电面临一定的困难 中电联在今年4月24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气电装机为8450万千瓦,较2015年仅增长1850万千瓦,距离“十三五”规划目标仍有超过2550万千瓦的巨大差距。“十三五”已经进入第四年,且气电目前仍未现“爆发式”增长的迹象,气电规划目标“落空”几乎已成定局。 气电规划目标之所以“落空”,与高气价直接导致气电竞争力羸弱有很大的关系。中电联理事长刘振亚在中电联2019年第一次理事长会议上表示,气电成本远高于煤电,仅燃料成本就接近0.5元/千瓦时。这一水平已远高于各地煤电标杆电价。 据了解,《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确定,气电装机“2020年达到1.1亿千瓦以上”。同样制定类似“开放式”目标的还有能源领域的两颗“新星”——风电和光伏发电,二者的规划装机目标分别为,到2020年底“达到2.1亿千瓦以上”和“达到1.05亿千瓦以上”。虽然被寄予厚望,但相比于光伏发电提前3年完成“十三五”发展目标、风电正在快速接近“十三五”发展目标,气电“已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在刘满平看来,之所以存在上述情况,主要是当前天然气发电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前些年出现的天然气供应紧张以及对外依存度升高等因素,使得社会上产生了对发展气电的担心。 第二,对发展天然气发电产业重要性认识不足。 第三,缺少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政策支持机制。现行上网电价结构不合理,定价机制不够完善,难以充分体现天然气发电的调峰效益和环境效益价值。而很多地方财政补贴支持政策难以落实,导致部分气电项目经营难以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