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G长协定价方式日趋多元》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19-05-13
  • 壳牌于4月首周先后达成了两笔非传统天然气定价方式的液化天然气(LNG)协议,一个是美国首份基于布伦特原油价格LNG协议,另一个则是全球首份采用煤炭指数定价的LNG协议。这标志着长期LNG协议定价方式正日趋多元化。

    与布伦特油价挂钩

    4月3日,壳牌与美国LNG开发公司NextDecade签署协议,达成了美国首份与布伦特石油价格挂钩且由美国生产的LNG长期协议。

    《纽约时报》指出,壳牌和NextDecade签署了一项为期20年的有约束力的销售和采购协议,后者每年将提供200万吨LNG,这些LNG主要来自NextDecade位于德克萨斯州RioGrandeLNG出口项目,具有目的地灵活性。据悉,其中3/4的LNG将与布伦特原油价格挂钩,其余则与包括亨利中心在内的美国国内天然气价格指标挂钩。

    RioGrandeLNG出口项目预计将在2023年开始商业运营,届时壳牌将从该项目按照船上交货价格购买LNG。NextDecade计划今年第三季度末对RioGrande项目的3条生产线做出最终投资决定,总共将建6条生产线,总成本估计173亿美元,年产能达2700万吨。

    NextDecade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attSchatzman表示:“壳牌是第一个在2011年签署与美国亨利中心挂钩的长期销售和采购协议的公司,因此其为第一个签署与布伦特价格挂钩的美国LNG项目长期销售和采购协议也非常合适。”

    首次基于煤炭指数定价

    4月5日,壳牌和日本东京燃气公司(TokyoGas)又签署了一份为期10年基于煤炭指数定价的无约束力LNG供应协议。根据协议,东京燃气将在2020年4月至2030年3月的10年间,每年向壳牌购买50万吨LNG。

    彭博社指出,壳牌和东京燃气达成这笔LNG供应协议定价实属罕见,但意义重大,间接凸显出煤炭在亚洲电力市场中的地位。目前,亚洲地区长期LNG合同普遍与油价挂钩,而美国则通常基于亨利中心(HenryHub)天然气指数定价。

    东京燃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与壳牌达成的LNG供应协议,将部分采用与煤炭相关的定价公式,其余部分将按常规天然气和石油相关指数定价,这也是日本买家首次在LNG合约中使用煤基价格指数。

    不过,东京燃气并未就上述两种定价方式的具体订货量做出说明。“凭借双方长期合作关系和共同考量,我们达成了这个颇具创新意义的LNG协议,这将进一步推动东京燃气价格指数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东京燃气首席执行官KentaroKimoto称,“通过分散LNG的价格敞口,燃料成本将得以稳定。”

    事实上,对东京燃气而言,作为一家试图在竞争激烈的自由化电力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天然气和电力供应商,该公司势必需要与更便宜的基本负荷燃煤发电竞争。

    路透社指出,参考煤价出售LNG是蓬勃发展的LNG市场的一次创举,不仅能够分散风险,还标志着LNG的定价方式正随着需求和现货贸易的增加而变得越发多样化。日本目前是全球第二大LNG买家,正在不断扩大能源供应来源多样化并努力降低成本。

    据了解,壳牌将从其全球LNG投资组合中向东京燃气供应LNG,而不是从特定的LNG项目中供应。壳牌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一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将使东京燃气获得长期稳定的LNG供应,并增强价格指数化的多样化。

    壳牌执行副总裁SteveHill表示:“我们广泛的投资组合使我们能够提供可靠的LNG供应以及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包括根据各种定价指数制定灵活的合同条款。”

    定价多元化提升LNG竞争力

    有分析师指出,鉴于亚洲地区LNG采购价格一直高于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探索建立区域天然气市场价格指数,提升亚洲买家定价话语权。同时,还可以与LNG出口国进行天然气合作,通过参股上游、产量分成等方式进口天然气资源,保证进口气源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能源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指出,在亚洲电力行业中,煤炭仍然是天然气最大竞争对手。全球战略顾问和专业咨询公司BerkeleyResearch也指出,长期LNG协议定价方式多元化,可以加速提升LNG竞争力。

    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等拥有大量燃煤发电的国家和地区,基于煤炭指数的定价方式十分有吸引力。”BerkeleyResearch能源业务主管ChristopherGoncalves坦言,“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让LNG价格与煤炭市场变化保持一致,以扩大天然气的竞争力。”

    “鉴于煤炭仍然是日本发电组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LNG协议基于煤炭指数定价,对日本买家尤为重要。”伦敦国际文传电讯社分析主管AbhishekKumar表示,“事实上,日本买家正努力通过多元化与各种燃料的价格联系来分散与LNG相关的价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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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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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NG合约,传统上采用长协模式。但长协与短约/现货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补的关系。无论是存在刚需的用户还是以贸易为目的的买家,都会面临不同的市场风险,需要不同的市场工具和手段来应对和管理。对市场参与者而言,以往实践证明的有效策略,是根据各自自身所处的市场地位以及面临的风险敞口,按不同比例匹配不同期限协议形成合约组合,以不同合约之间的协同效应,来应对天然气/LNG供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而不是在二者间做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取舍。 长协的渊源:有限资源和市场体量的产物 从商业上讲,长协是在供应和需求均有限的市场条件下,给双方以安全感和保障的唯一手段,更是价格承受力的决定因素,因为高昂的上下游投资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摊销,最终用户才消费得起。 早年的天然气合同没有期限,通常以一个气田的寿命来定义。这类合同后来被称作枯竭式合同(Depletion Contract)。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海油等与香港青山发电有限公司签订的崖城13-1供气合同,就是典型的枯竭式合同。 在天然气开发和利用的早期阶段,天然气是作为原油的副产品出现的,其可持续性是头等问题。19世纪70~80年代,美国匹兹堡市郊的Murrysville气田是最早一批得到商业开发的气田之一。1883年,该气田开始向市区供气用于照明,但只持续了7年左右,1890年因供气量快速递减,匹兹堡市又回归人工煤气。鉴于以上教训,在天然气开发利用上逐步形成了市场匹配与资源保障的概念。 20世纪30年代,任何大规模气田和长输管线,如果没有配套长协落实市场,均无法得到开发。在市场的供应者和需求者数量都有限的情况下,彼此之间容易形成相互依存的共识,这种相互依存的实质就是长期关系。 以亚太地区的LNG市场为例。日本的第一批LNG买家,是东京电力和东京燃气的联合体。第一个面向亚太市场的供应项目,是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旗下位于阿拉斯加的肯耐项目。从1969年开始供气,开启东京电力/东京燃气与菲利普斯以及后来的康菲公司长达50多年的合作关系。 亚太地区第二个用户是大阪燃气,第二个供应项目是文莱LNG,于1972年启动。1977年,中部电力、九州电力和东邦燃气等才开始进口LNG。1986年,韩国开始进口LNG,成为亚太地区第二个LNG市场,台湾从1990年成为亚太LNG市场的第三个买家。如果没有长协合同,这种市场供需两侧的项目均无法成立。 在市场参与者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卖家最关心的是投资安全,存在绑定买家的必要,而且合同期越长越好。首先,投资决策无法建立在未来出现新的买家这种小概率事件上,需要锁定当前用户换取确定性;其次,短期内回收投资不现实,高额投资必须有足够的摊销时限才能实现价格的可承受性。 买家最关心的是供应安全,宁愿付出相对较高的代价,也要确保资源可靠性。在LNG市场最初的20年,供应项目与需求项目都是匹配的,离开对方都不容易找到其他合作伙伴。 在这种情况下,卖方出于保护自己投资的目的,对买方在数量方面的限制很多,如严格限制灵活性、不得转卖等。同时,买家也认可这种限制,他们更关心供应安全问题。因此,数量刚性和照付不议的限制就不足为奇了。 天然气/LNG合约中的数量刚性条款,包括与油价挂钩的定价机制,与天然气市场较小有关,而原油和油品又是当年天然气主要替代的竞争燃料,同时石油公司已经习惯基于油价预判进行投资决策,这就是传统定价机制的逻辑。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形成了亚太地区LNG市场的交易规则与合约商务结构,成了必须接受的国际惯例。不过,市场总是变化的,需要与时俱进。 LNG合约短期化或成为趋势 过去的20多年,LNG长协的年限短期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国第一份LNG采购合约——广东大鹏SPA是25年期,而近几年的长约期限平均数缩减至十几年。美国项目出于融资的考虑,多数仍为20年以上的长协,但其他新建项目都在15年左右。 过去10多年,LNG国际市场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合同期限短期化过程。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LNG短约/现货价格飞涨,一夜之间,以往热衷于现货的亚太用户,中国买家尤甚,纷纷签订LNG长期采购协议,长协采购再次成为时尚。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趋势是LNG船租期大幅度缩减。传统做法是与SPA挂钩,SPA多少年,租约相应也多少年。过去的10多年,二者脱钩,目前市场上长协租约的期限远短于SPA。这个趋势说明,市场上的流动性已今非昔比,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供需两侧市场参与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市场规模倍增。20世纪70年代初,LNG项目和用户屈指可数。到了50多年后的2021年,进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44个,出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9个。世界LNG贸易量,从1990年的550万吨,到2010年达到2.2亿吨,2021年则达到3.723亿吨,是31年前的68倍。 二是大批非传统玩家进入市场,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对风险管理的偏好都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宏观市场体量增大的一个结果,对市场参与者抗风险能力的门槛要求降低了。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短约/现货数量大幅攀升。过去3年,中国以短约/现货形式进口的LNG占进口总量的比重都在40%以上。在价格平稳的市场形势下,这一比例尚可,但遇到像今年初以来的剧烈波动,就会构成挑战,形成成本压力。 不过,市场体量增大,除意味着买卖双方之间的选项增加之外,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的传统风险,即供应安全问题程度变轻,或更容易克服。高流动性,并不代表高保障程度。最近的欧洲形势即是写照。 另一方面,短约/现货比例的增加,除方便更多参与者入门之外,同时也方便了市场炒作势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过去的20多年,LNG长协的年限短期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国第一份LNG采购合约——广东大鹏SPA是25年期,而近几年的长约期限平均数缩减至十几年。美国项目出于融资的考虑,多数仍为20年以上的长协,但其他新建项目都在15年左右。 过去10多年,LNG国际市场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合同期限短期化过程。随着乌克兰危机爆发,LNG短约/现货价格飞涨,一夜之间,以往热衷于现货的亚太用户,中国买家尤甚,纷纷签订LNG长期采购协议,长协采购再次成为时尚。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趋势是LNG船租期大幅度缩减。传统做法是与SPA挂钩,SPA多少年,租约相应也多少年。过去的10多年,二者脱钩,目前市场上长协租约的期限远短于SPA。这个趋势说明,市场上的流动性已今非昔比,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供需两侧市场参与者数量大幅度增加,市场规模倍增。20世纪70年代初,LNG项目和用户屈指可数。到了50多年后的2021年,进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44个,出口国家和地区增加到19个。世界LNG贸易量,从1990年的550万吨,到2010年达到2.2亿吨,2021年则达到3.723亿吨,是31年前的68倍。 二是大批非传统玩家进入市场,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对风险管理的偏好都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宏观市场体量增大的一个结果,对市场参与者抗风险能力的门槛要求降低了。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短约/现货数量大幅攀升。过去3年,中国以短约/现货形式进口的LNG占进口总量的比重都在40%以上。在价格平稳的市场形势下,这一比例尚可,但遇到像今年初以来的剧烈波动,就会构成挑战,形成成本压力。 不过,市场体量增大,除意味着买卖双方之间的选项增加之外,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的传统风险,即供应安全问题程度变轻,或更容易克服。高流动性,并不代表高保障程度。最近的欧洲形势即是写照。 另一方面,短约/现货比例的增加,除方便更多参与者入门之外,同时也方便了市场炒作势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 合同期限的选择策略 对安全感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需得到满足。长协是当年给予买卖双方安全感和价格承受力的手段。但在短约/现货盛行的时代,价格的可承受力让位于竞争力,有了新的视角,风险更多地体现在数量上。 因此,作为消费市场,我们最关心的是供应的可靠性与连续性,以及一旦因为价格高企或其他原因销售不顺畅,相应的气量有地方消化,即规避数量风险的通道是否畅通。相应地,对于天然气/LNG采购合约如何选择期限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具体取决于买家的市场地位和商业目标。 长协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供应的安全可靠性和保障度,以及作为一个供应资产组合中有竞争力的优质资产基本盘,必要的时候用来拉低不得不补入的高价资源。因此,长协的合同条款,中心思想宜以争取价格竞争力和数量保障为主要目的,在数量调节灵活性等议题上,不做过多坚持,而是通过不同合约组合处理。 无论如何,供应保障都无法回避,数量和价格风险管理,不同时限实际上框定了你面临风险敞口的周期;但是,对于一个有长远打算的玩家而言,一个合约的时间线能框定的是一个周期内的风险,但在周期之外风险依旧,且与合约内的风险相反,因为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合约保障。因此,相对于非此即彼的选择,合理的组合更有效、更有意义。 那么如何建立这个组合,不同期限和侧重点的合约比例如何分配?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市场参与者的具体身份不同,所追求的商业目的不同,处理这个议题的思路也不一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风险管理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采购一侧的供应端进行组合管理,在销售一侧的需求端同样需要进行组合管理,多元化的格局是应对风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 《《巴黎协定》何以成中国改变世界格局之利器》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1-01-27
    • 2020年末签订的《中欧投资协定》,欧盟对中国所做的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承诺是: 有效完成《巴黎气候协定》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明眼人都知道,《巴黎气候协定》的初衷,表面上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应对,实际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经济和道德绑架。然而,当《巴黎气候协定》2015年底被正式通过,2016年初被并正式签署后,除了美国退群,中国竟和欧盟一起成为最大的推动者。 不仅如此,在刚刚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中,“有效完成《巴黎气候协定》”竟成为欧盟对中国所做的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承诺。 一掌一剑、一拳一腿之间,欧盟变了吗?美国变了吗?中国变了吗? 1. 美国又回来了 美国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新老总统的交接,全世界在疫情的阴影中,也跟着有点焕然一新的感觉,那个熟悉的建制派又回来了,世界未来可能要少很多乐趣,新总统上任第一天签的第一批文件,对世界影响最深远的,就是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 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听起来很遥远,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中国也是这个协定的主要参与者,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生活中体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了,可以说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这两年就是因为这个协定出现了很多变化,而且不出意外的话,后面的变化还会越来越多。 那美国为什么之前要退出,现在又迫不及待的加回来呢?这一切都是因为围绕着《巴黎气候协定》,将重塑世界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美国退出,世界其他国家都继续坚定不移的推动,那美国就相当于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等到后面体系成熟了,他要再回来恐怕损失会更大。 说了这么多这个协定的重要性,那《巴黎气候协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其实它最初的时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挖的一个坑,从最开始计划实施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分了五步走,才最终达成了这个协定。 2. 五步走出来《巴黎气候协定》 第一步,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最早的前身,是1992年的时候在巴西里约开了一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叫《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算是给全世界开了个头,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都来应对气候变暖的问题,实际上大家签了这个公约,就相当于大家都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气候在变暖,而气候变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是第一步。 有了这第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首先就是既然气候变暖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那么我们就得联合起来想办法,于是就有了很多西方科学家发表论文,主要就是论证一个问题,那就是气候之所以变暖,主要是因为温室气体排放过多,所以要控制气候变暖,就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所谓的温室气体,最主要的就是二氧化碳,而这又主要是工业化进程里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现在说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那不就是等同于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后面的第二步。 第二步,五年后的1997年,在日本的京都就正式通过了一个协定,叫《京都议定书》,这个《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因为这一次相当于把应对气候变暖提升成了有法律约束的国际公约,这是第二步。 这个公约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也同意了呢,因为它约定了一个事,就是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样给了一个时间差以示公平,但是为了不打消大家的积极性,没有明确发展中国家这个减排的义务到底是多少,只是定下了这么个目标,同时发达国家还答应出钱补偿来推动这个事。 图片 后来美国觉得这么搞对自己约束太多,影响自己赚钱,所以在克林顿政府手里虽然也签约了,但小布什政府手里就没批准,相当于事实上就退出了,但是其他国家还是在继续推进。 到这个时候,事情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从这里开始就有具体的利益纠缠了,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京都议定书》约定了几个事,这几个事非常重要,是后来一系列事情的利益基础,也是现在《巴黎气候协定》的运行核心所在。 议定书约定了四种减排方式: 1、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2、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3、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 4、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第三步,到这里的时候,就抛出了一个新兴事物:“碳排放权”,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么个东西,这是在前面这些协议的基础上,凭空造出来的,造出来之后现在还可以交易,那就变成了商品,而且是一个虚拟的商品,它之所以能交易,正是因为前面两步,一步一步的推动给它赋予了法律约束力,然后就开始变得有价值了,碳排放权由此诞生,这是第三步。 图片 第四步,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图穷匕见,真正让世界意识到它的威力的时候,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到这个协议的时候,就开始暴露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真实意图了,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就是约定碳排放权的总额,其中发达国家在2006-2050年分配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是发达国家的5倍多,这摆明了就是发达国家挖的一个坑,要用碳排放权来剥削发展中国家。 这次会议之后,就有了那次著名的采访,主持人在节目中质问丁仲礼院士的画面,而丁院士回应这个协议的不公平时,就反问了一句:中国人是不是人? 当年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哥本哈根协议》就是发达国家插在发展中国家身体上一根吸血的管子,那个时候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不到十年,也是美国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面临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那个时候欧洲国家锋芒毕露,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所以咄咄逼人的想达成这个极不公平的协议。 这个事遭到了我们坚决反对,因为我们工业化进程正处于关键发力的时期,同意这个协议就是给自己挖坑,本来美国对这事就不是太热心,如果我们再退出,这个事基本上就要凉凉,所以最后《哥本哈根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没有约束力,约等于没成果。但是各方通过激烈的争吵,最后摸清了彼此的底线,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第四步。 第五步,终于在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协定》达成了,这次跟之前有个关键的变化,就是不强迫大家定碳排放减少目标,而是转为各个国家自己定目标,叫国家自主决定贡献,这样一来就相对公平多了,所以这个协议就正式达成了。 那么这么一个由发达国家发起的,明显有给发展中国家挖坑嫌疑的协议,我们为什么最后不仅签署了,还要大力支持呢? 3.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支持 我们之所以大力支持搞这个协议,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国内因素,一个是国际因素,我们先说国内因素吧。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央行联合起来救市,我们当时也参与了救市行动,其实主要就是信用扩张,俗称放水,但我们没有去搞金融市场,主要是搞工业产能和基础建设了,在之后几年,我们的工业产能增长特别快,各种项目上的很多,大家可能还记得2012年-2015年那几年雾霾的情况很严重,这跟工业产能增加其实有很大关系。 而正是在《巴黎气候协议》通过的2015年,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就是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去除过剩的工业产能,而这个行动目标跟《巴黎气候协定》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内自身就有非常迫切的改善环境,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一举两得。 所以在2015年6月,我们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 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同时,中方还将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这些是国内的发展需要,而国际因素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这是因为碳排放权体现的是另一种国际势力。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的财富源泉就是美元,而美元是通过石油来锚定的,而石油在工业上的应用,就是最大的碳排放来源,可以说碳排放权和石油美元本质上就是竞争对手,碳排放权崛起的另一面,就是石油美元地位被削弱。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通过《京都议定书》,后来特朗普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核心原因,这是对美国石油美元的釜底抽薪。但反过来,凡是可以削弱美国实力的国际行动,我们岂不是正好应该大力支持么? 所以我们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内部需求,同时又承担了大国的减排义务,一下子就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个协定过去最主要的主导者,一直是欧盟,而现在我们是和他们一样重要的主导者,毕竟我们的贡献大。 欧洲国家一直想摆脱美元的控制,所以一直是核心推动者,就是想搞个像美元那样可以一劳永逸收获财富的东西,碳排放权从道义上来说高大上,在现实中经过三十年的推动,终于开始步入正轨了,欧洲可能没想到将来会有人来摘果子,但这也是没办法,一步步推动到今天,他没想到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些减排目标。 当然长远来看,欧洲国家始终还是受益者,让渡一部分权利和义务才能使得这个协定更稳健,毕竟这个世界变化是这么快,不是三十年前欧洲想象的还能争霸的时代了,未来的世界他们可能只能打辅助。 4. 《巴黎气候协定》对世界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由于我们把减排任务作为一项庄重的承诺,所以我们势必会完成,这对我们的能源利用方式和发展方式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恰好我们在化石能源的供应上,就有短板,发展新能源,既可以完成减排目标,又可以引领世界向新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推动新能源的利用,其实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条件成熟了。我们看下最主要的两种新能源,风力和光伏发电的成本走势就知道了。这十年来,风力发电成本降了一半,太阳能发电几乎降了90%,而这个趋势还在往下降。这里发生了什么? 其实原因很简单,过去尤其是太阳能发电刚起来的时候,产能都是欧美主导,价格很高,产量也上不去,直到中国开始在这些领域发力,这个格局就被颠覆了,从下面的图可以看到,我们是从2005年才开始起步,到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光伏发电全产业链的国产化,把价格做成了白菜价,然后每年大量装机并网发电,一举奠定了我们世界第一的地位,而且领先优势还在不断扩大。 在风力发电上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年新增装机容量差不多将近全世界的一半,以后大家都按《巴黎气候协定》来搞绿色能源,搞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只能是从中国进口这些设备,而这些,就是我们的条件成熟了。 此外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变化,新能源汽车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新能源概念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都受到热捧,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在过去这往往被视作一个发展陷阱。以往每一轮石油暴涨,总会催生一轮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热潮,然后美国主导的石油价格再来一轮暴跌,就把这些新能源企业全部消灭了,这一次还会这样吗? 时代不同了,因为新的大玩家出现了,去年石油价格暴跌,但是新能源汽车却在石油暴跌的废墟上狂飙突进,而我们就是最大的支持者,从引入特斯拉作为竞争的鲶鱼,到现在我们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这里面有泡沫,但是背后有更大的战略。 那就是这一次石油不但不会消灭新能源,反过来我们要通过新能源的推广,全方位降低对石油的依赖,这将在全世界形成一个趋势,而最终的目标,就是打破锚定在石油上的美元霸权。在这一点上,大部分国家有共同的利益述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巴黎气候协定》也可以为我们所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美国在过去四年已经尝试过要脱离世界了,但是他们同时也发现,不是世界离不开他们,很可能是他们离不开这个世界,所以新总统上任第一天,就回到了《巴黎气候协定》,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已经注定错过了在新的世界格局里,担任领导者的机会。 5. 新能源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帝国争霸,能源就是荷尔蒙。 过去在美元锚定石油之后,美国人担心石油越挖越多会引发人们对美元价值稀释的担心,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流传甚广的假说,叫石油枯竭,80年代说石油再过三十年就会用尽,90年代说50年会用尽,实际上过去40年了,现在石油不但没枯竭,反而随着勘探和开采技术的进步越挖越多,别说五十年,可能200年也用不完,所以现在也没人提这个假说了。 现在在欧洲最初的推动下,又利用气候变暖搞了这个碳排放权,这个一直也有争议,但不管怎么样吧,既然是为了全人类,我们也不好反对,现在我们已经在广州搞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未来可能还要推出碳排放权期货的全球化交易,利用我们在绿色能源产能上的优势,搞不好我们会成为未来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迎难而上化危为机,这一点估计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我们主动参与,然后实力碾压,最后把这个协定,变成了我们的舞台,这可能是他们始料不及,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