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渔令”施行后 退捕渔船渔民建档立卡进展如何?》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lifs
  • 发布时间:2020-09-02
  •   原标题:各地压实责任、狠抓落实,逐船逐户摸清底数,为退捕渔船渔民建档立卡 让禁捕退捕更精准有效(来信调查·跟踪报道)   之前,针对长江“禁渔令”施行后仍有禁而不止的现象,本报进行了连续的跟踪报道。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退捕渔船渔民信息的建档立卡,是长江禁捕退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后续的渔船处置、渔民安置和长江十年“禁渔令”的贯彻落实。   建档立卡进展如何?记者再赴长江沿岸多地走访,深入了解退捕渔船渔民信息建档立卡情况。 摸清底数,不漏一船一户一人   何广胜是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渔政站站长,过去一个多月,他几乎每天都往渔民家里跑,“主要就是询问情况核查信息,建档立卡扎实了,信息完备了,后续工作才会更顺利。”   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社部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建档立卡,确保补奖资金足额到户、配套措施保障到人,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   今年6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人社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船渔民信息建档立卡“回头看”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全面排查问题,确保信息全面、数据精准。农业农村部还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奔赴沿江各地深入了解情况、督查指导工作。   “按照‘回头看’通知要求,7月以来,我们一线工作人员再次深入实地,查缺补漏,掌握的数据信息更加规范、全面。”据何广胜介绍,登记的渔船信息不仅包括证书编号、渔船类型等,还包括捕捞区域、网具数量等细节信息;渔民信息不仅包括渔民姓名、家庭情况、年龄、文化程度等基本信息,还包括技能水平、退捕去向、就业意愿、补助资金落实、安置保障措施等内容。如今,在安庆市大观区,共计为561条退捕渔船建立了档案,同时核定渔民416户、825人,登记渔民家庭人口1779人。   摸清底数,不漏一船一户一人,是沿江各地扎实开展退捕渔船渔民信息建档立卡的工作要求:   在湖南,各任务县严格执行每户必核、每证必查、每船必验,统计全省共需退出渔船19343艘,渔民27053人;   在江苏,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建摸排工作队伍,实行“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机制,深入社区、村组、渔港、码头等,全面摸清退捕渔民渔船底数。   据四川省水产局副局长罗本彬介绍,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专项督查组到四川开展工作。督查组以2019年四川省摸底数据为基数,采取随机抽查退捕渔船渔民档案、与渔民访谈的方式开展督查,结果显示渔船渔民实际建档立卡率均达100%。   前不久,农业农村部举行长江禁捕退捕工作视频调度推进会。据悉,各地建档立卡已顺利收官,8月1日起对退捕渔船渔民基数实行锁定管理。根据建档立卡情况,这次共有退捕渔船11.1万艘,涉及退捕渔民23万人,目前已完成退捕8.3万艘、13.8万人。 该纳入的全部纳入,不该纳入的坚决卡住   一方面要确保不漏一船一户,另一方面要防止虚报冒领,很多地方着力完善政策制度、加强审核把关,先由乡镇(街道)、村(社区)对以捕捞为生的渔民进行认定,然后公安、财政、人社、渔政等部门分别对已通过初审的专业渔民的户口性质、粮补数量、社保情况、责任田面积、有无船舶证书进行审核,并要求审核信息经办人签名负责。最后,汇总各方审核信息,确定是否符合渔民认定条件。   前不久,湖南岳阳市南湖新区飘尾社区开展渔民身份的第一轮入户摸底,居民刘林(化名)第一时间亮出自己的渔民证,申报渔民身份,社区给予登记。   完成初步登记后,社区干部便挨家挨户求证复核。有人提出,2015年办理内陆渔业船舶证后,刘林从未下湖捕过鱼,近3年来一直都在外地打工,根据当地公布的标准,刘林并不符合渔民认定条件。   为了搞清楚刘林是不是渔民,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和社区干部先后三次上门了解情况。“我们告诉他,申报渔民身份是他的权利,但在认定时,还需要社区评议。” 湖南岳阳市南湖新区飘尾社区党支部书记廖清国说。最终,刘林不再要求确认渔民身份。   同样在这个社区,既有办了证的非渔民,也有未持证的真渔民。彭爱国在2018年以前,一直在湖上靠打鱼为生,全家收入就指着一条船、几张网。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一直没办上捕鱼证。在社区第二次摸底无证的事实渔民时,彭爱国被纳入名册参评。在民主评议会上,彭爱国向飘尾社区50多名居民代表陈述情况。“代表们围绕我的陈述展开了讨论,最终经投票表决,我顺利被确认为飘尾社区2户无证捕捞渔民之一。”彭爱国说。   “该纳入的全部纳入,不该纳入的坚决卡住。”廖清国说,“走访查得实在,群众充分发声,结果自然令人信服。”   精准识别渔民是建档立卡的关键。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建档立卡对象主要包括持证渔船渔民、事实渔船渔民、提前退捕渔船3类,必须按照户申报、村公示、乡镇审核、县批准等程序,从严审核,精准对接。   为了避免虚报冒领,7月中下旬,四川农业农村厅还向省内各地派出工作专班,对数据录入、文书档案、渔船渔民识别等进行核查,并对档案信息中渔民信息、渔船网具、公开公示、资金补偿等进行核实。 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有保障   “禁捕退捕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个别地方在建档立卡过程中,可能发生政策解释不到位、补偿标准不清晰的情况。一些群众在船网工具赔付问题上,往往相互比较。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很容易引起矛盾冲突。”江苏省宜兴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此,江苏宜兴农业农村局与相关乡镇(街道)沟通协商,对辖区所有的船网工具,都邀请同一家评估公司进行评估,保证“一把尺子量到底”。同时,坚持禁捕政策上墙、赔付保障标准上墙、各家实际补偿数据上墙,设立答疑电话,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政策公开、规则公平、结果公正、渔民公认。   随着建档立卡工作的完成,长江禁捕退捕工作转入全面推进、精准实施、狠抓落实的新阶段。   湖南坚持市场就业与政策帮扶就业相结合,采取“送服务、送培训、送政策、送岗位”等措施,分类精准施策,引导退捕渔民转产安置;退捕专业渔民自愿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财政资金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方式入保,应保尽保。截至7月31日,湖南省已落实退捕渔民社保13781人。   罗本彬介绍,今年9月底前,四川将完成全省境内天然水域的“清船”“清网”任务,停止生产性捕捞,同时全面落实退捕渔民生活补贴等补助资金。此外,针对渔民年龄层次、就业技能等不同特点,进行技能培训、产业扶贫,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有保障。   打鱼40多年,安徽安庆市大观区十里铺乡的李国保早已习惯水上生活。开始退捕时,他非常担忧一家老小的生活。后来,他拿到补偿款,有关部门还帮他家联系工作。李国保目前在工厂上班,一个月挣4000元,妻子在酒店做服务员,工资是每月2800元。   站在同马大堤皖河段堤坝上,从上岸到上班,李国保十分感慨:“长江鱼多了、水也清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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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l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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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流域渔船渔民退捕基本完成 退捕渔船11.1万艘、渔民23.1万人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目前渔民渔船退捕已基本完成,经过逐船逐户建档立卡,沿江10省份共核定退捕渔船11.1万艘、渔民23.1万人。其中“一江两湖七河”和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重点水域,共有建档立卡渔船8.4万艘、渔民18万人,已全部提前退捕上岸;各省份自主确定的其他水域,共有建档立卡渔船2.7万艘、渔民5.1万人,已提前完成2020年退捕任务,剩余1599艘、3072人将按计划于2021年底前完成退捕。 渔民安置保障稳步推进。截至12月4日,中央财政原计划安排的92亿元补助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各地落实资金114.6亿元。截至12月11日,通过发展产业、务工就业、扶持创业和公益岗位安置等措施,各地累计落实社会保障21.8万人,帮助16.5万人实现转产就业,其中,重点水域落实社会保障17.2万人、占应纳入社保人数的99.9%,落实转产就业12.9万人、占需转产就业人数的99.1%。同时,积极帮助渔民解决上学、看病、住房等实际困难,确保上岸有出路、就业有门路、生活有保障。 打击非法捕捞形成震慑。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和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加强日常执法监管,清理涉渔“三无”船舶,破获一批违法案件,通报一批典型案例,形成持续严打高压态势。6月底以来,沿江执法机构累计查处非法捕捞案件7160起,清理取缔“三无”船舶3.2万艘,查获涉案人员7999人,有力遏制了非法捕捞多发态势。 目前,各地正组织开展“四清四无”大排查。“四清”是指清江、清湖、清船、清网,“四无”是指无捕捞船舶、无捕捞网具、无捕捞渔民、无捕捞生产。12月16日起,部际协调机制还将组织禁捕退捕工作大督查和“四清四无”情况水上大排查,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 来源 : 人民日报
  • 《长江禁渔只为“年年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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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lifs
    • 发布时间:2020-03-16
    • “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新年伊始,长江白鲟灭绝的消息霸屏,它们以决绝的背影,在社会和网络上泛起了最后一阵涟漪。在漫长的1.5亿年历史中,长江白鲟带着自白垩纪而来的“复古外形”,历经风浪,却无缘跨入2020。从此,再无“伯牙鼓琴,鱏鱼(指白鲟)出听”。   挽歌不只为白鲟而唱,鲥鱼、中华鲟,长江鲟等也已处在灭绝的边缘。长江曾是世界上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据不完全统计,长江流域曾有水生生物4300多种,其中鱼类424种,特有鱼类180余种。但如今,长江的生物资源正面临巨大危机,生物完整性指数已降为“无鱼”等级。   以前我们常一厢情愿地认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环境矛盾。但事实是,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屡屡碰壁,一个现实是,直到白鲟灭绝,我们都没研究清楚它的繁殖方式。越来越多的生态危机提示我们:人类不是生态金字塔的顶尖,而只是生态系统闭环当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只是拥有权力,却也不自觉地“滥权”;我们本应敬畏边界,却时常挑战红线。   从这个角度来讲,长江流域从今年起要实施的“十年禁渔”,既体现了管理者的决心和定力,同时也是客观背景使然。长江太累了,一道道渔网掏空了它的“家底”,一声声巨轮的轰鸣惊扰着它的安眠;更不用说,还有非法排污、电鱼者的长期破坏。   如今,禁渔令之下,长江终于迎来一个稍长的“产假”,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而对于上岸的渔民来说,这也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当然,面临身份转换的不仅是渔民,当地政府也要从渔民管理者转向服务提供者。渔船回收、退捕补助、安置住房、就业帮扶,对渔民的安置是一个系统工程,完成好这项任务,既是保障民生的题中之意,也影响着禁渔工作能否持久落实。   如果说,十年禁渔是针对长江“病症”开出的一剂处方,那为长江立法,则是从源头上为长江开发立规矩、为长江保护“赋权”。   2019年12月23日,长江保护法草案接受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审议,并于当年12月28日公开征求意见。草案提出建立长江流域统筹协调机制下的分部门管理体制,或能让长期以来的多头管理、九龙治水不再重演。   很遗憾,长江白鲟没能等到十年禁渔与保护法,但它的邻里、近亲、同类,迫切需要良法与善治的照拂。期待在“共抓大保护”的共识和“不搞大开发”的定力之下,长江生态环境能够迎来拐点,再度碧波水清、“年年有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