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物制药和学术界从对SARS-CoV-2病毒一无所知，发展到可以利用全新技术向世界推出多种新疫苗。COVID-19全球大流行正在使生命科学产业成为焦点。
2020年，生物技术公司IPO蓬勃发展，不仅仅是那些研发COVID-19药物的生物技术公司受到资本青睐，癌症和罕见病标的仍是投资的热点。
COVID-19也改变了临床试验，虚拟模式开始兴起，这是社会隔离期间在所有疾病领域保持研发活动的必要性。同时，流行病加上社会正义运动，激发了人们对药物公平研究的新兴趣，有色人种呼吁得到更好的测试，这让临床试验招募人群开始重视真正的多样化。
但是，COVID-19大流行也引起了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在2020年之前，人们把疫苗和传染病研究束之高阁？而罕见疾病和癌症治疗一直在大众视野中，保持着医疗利润更高的地位。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FDA的质疑，政权交接后美国FDA的运作又将面临什么变革？
从这些来看，2021年无论如何都将成为真正变革的一年。不管2021年COVID-19大流行轨迹如何，可以肯定地说，COVID-19将永久性地改变生物制药行业，就像它对世界其它地区一样。那么可以预见的，2021年医药行业会有哪些变化呢？
预测1
虚拟试验模式的兴起
虚拟的、分散的或无站点的、利用网络的临床试验模型……不管你想怎样描述它，一种新的研究运行方式在2020年全面启动了。COVID-19全球大流行让患者前往指定医疗地点进行临床试验成为一种负担，但远程医疗的出现使一些参与者能够在家接受评估，这是停止这场流行病的关键驱动力。
什么是分散临床试验？本质上，它是将现代数字健康技术（如移动设备、移动应用程序、远程监控设备和在线社交平台）集成到研究设计中。这可以让患者在家中进行监控，还可以在试验参与者的日常生活过程中连续实时收集终点数据。
这个想法已经孕育了多年，但大多数CRO和大型药企更喜欢传统的方法。因为虚拟试验模式并不能适用于所有人，一些参与者必须在医院进行某些试验。另外，远程健康监测（通常归结为通过智能手机通过视频交谈）能否取代与医疗人员一对一的接触，以及老年人在试验中使用现代技术时的适应性如何，这些也是未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在家里参加药物试验的一个巨大好处就是降低成本，提高招聘和留用率，这是CRO和生物制药公司面临的大问题。
这种方法优劣参半，但随着美国FDA宣布新指导方针，称在可能的情况下试验应切换到虚拟模式以保持研究进展后，Medable、Science 37、Signant Health/VirTrial等公司就转向虚拟试验，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资助和合作。
预测2
COVID-19使应对传染病的研发走到聚光灯下
2020年，传染病成为生物制药研发榜单上的最热门领域。大型公司和投资者正在重新考虑这个领域，可以预见，传染病研发在未来几年内将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
如，葛兰素史克向CureVac支付2.94亿美元用于在mRNA传染病研发方面进行合作。几周后，赛诺菲预付Translate Bio 4.25亿美元以扩大针对传染病的基因疫苗合作。而mRNA疫苗在预防传染病方面的有效性已经被COVID-19晚期试验所证实。
Flagship公司在2019年下半年将健康安全确定为一个新的重点领域，技术转向更主动、预防性更强的医疗保健上。资金数据也显示投资者对传染病兴趣上升的迹象。G-FINDER（全球被忽视疾病创新基金）项目显现新兴传染病研发的真正和持续增长，其中两个主要因素是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的建立和埃博拉、寨卡疫情的爆发。
而辉瑞成为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主要参与者之前，一直在向疫苗研发注入资金，包括拥有Prevnar特许经营权，并推动针对脑膜炎球菌病、艰难梭菌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晚期疫苗增长。与此同时，吉利德与AbCellera也展开合作开发针对传染病的抗体疗法。
而且在大流行前，一些药企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如BioNTech与辉瑞，AbCellera与礼来。AbCellera和礼来此前花了数月时间达成了一项单独的多目标研发协议，而针对COVID-19的抗SARS-CoV-2抗体协议只花了13天。对COVID-19的反应表明，我们有其它更快的方法来完成任务。而2021年及以后，这种工作方式是成为新常态，还是迅速恢复到接近大流行前的状态呢？
预测3
短暂而戏剧化的任期后，美国FDA局长Hahn将谢幕
一年前，医学博士Stephen Hahn被确认为美国FDA局长时，电子烟被称为当时特朗普政府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然而很快COVID-19就戏剧性地扭转了一切，包括Hahn短暂的任期。
对美国FDA局长的批评在2020年8月达到顶峰。当时这家监管机构发布关于紧急使用授权（EUA）的新闻稿标题称赞“这项授权是美国政府抗击流感大流行的又一项成就”，于是有人担心特朗普会依赖美国FDA在11月大选前过早批准疫苗。随后，Hahn出现在特朗普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针对COVID-19患者恢复期血浆疗法（由从新冠感染中恢复过来的人血液制成）EUA的好处。当时Hahn称：“每100名COVID-19患者中，就有35人因为使用血浆而得救。”在强烈、广泛的谴责声中Hahn很快表示：“批评完全有道理”，并为自己解释“数据显示的是相对风险降低，而不是绝对风险降低”。这一做法使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
同时，特朗普指责美国FDA的规定使得制药公司很难招募参与者测试疫苗和疗法。之后特朗普称，美国FDA在批准辉瑞的COVID-19疫苗方面“像一只又老又慢的乌龟”。此时Hahn态度有所转变，甚至以辞职“威胁”坚持表示：“美国FDA必须采取一种严格的方法审查，以说服对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的公众。”然而总的来看，这场疫情大流行使美国FDA在政府压力下变得“黯然失色”。
面对日常事务，Hahn和美国FDA的监管和审批工作也很强硬。不但拒绝了BioMarin血友病A基因治疗的审批申请，还要求Sarepta使用额外的效价测定，推迟了其杜氏肌营养不良基因疗法的审批进展。Sarepta公司首席执行官Doug Ingram认为：“（缺乏对话）在美国药品监管部门可能是典型存在的，而且他们承担了大量的细胞和基因治疗审批工作。当然，COVID-19还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如果疫苗有助于安全地控制COVID-19大流行，那么无论新政府组建后选择谁来管理美国FDA，这个人都可以把更多时间集中在日常事务上了，比如处理细胞和基因治疗审批团队的人员配备，而不再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预测4
尽管有COVID-19大流行的隔离，生物技术产业IPO数量仍然创下纪录
当COVID-19大流行爆发时，全球IPO市场看起来了无生机。社会距离和不确定性颠覆了公共市场的运行，甚至有人预测IPO将在2020年春季“几近停滞”，但生物技术公司的IPO将成为经济低迷中的一线希望。但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个行业会有多成功。
截至2020年12月初，纳斯达克共有102家医疗保健公司IPO，募集到236亿美元的收益。在这102宗交易中，生物科技公司上市82宗，共筹资150亿美元，是前一年的两倍（2019年生物技术公司IPO交易55宗，筹集到56亿美元的收益）。这些表现应归因于生物技术行业的一些独特因素。一方面，生物技术投资者是从长远角度配置资本，而不是看季度销售的影响。医疗保健投资的长期性质确实会产生平缓效应，这是高科技或以消费者为基础的零售投资所没有的，但长期价值的创造确实是一种回报。另一个方面是创新，想投资于创新基本上是在生物制药领域，例如Moderna、辉瑞和BioNTech开发的COVID-19疫苗，mRNA疫苗是一项从未有过的创新。
说到COVID-19大流行，这本身就是生物技术投资的驱动力。现在每个投资者都意识到并对PCR检测、分子生物学和疫苗感兴趣，但2020年成功IPO并不容易。ORIC Pharmaceuticals在2020年初已决定IPO，然而当COVID-19大流行袭来给其计划带来了麻烦。ORIC几乎每天都在观望，看上市是否有意义。这家正在研发抗肿瘤药物的公司拥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等待疫情结束后再上市。但他们不知道这次疫情会持续多久，以及COVID-19大流行后会是什么样子。
ORIC最终决定在4月上市，IPO定价为1.2亿美元，超过了其在证券申报文件中设定的8600万美元目标，并且成功了。可是由于社会隔离，ORIC并没有按计划完成为期两周的路演，而是将路演浓缩为4天的视频会议。
网络视频或电话会议可能会在IPO过程中继续存在，COVID-19大流行后人们可能不会完全回到原来的方式，一些传统低效的习惯将改变。至于2021年究竟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有大量的生物技术公司IPO正在酝酿中，以跟上2020年的步伐，但这完全取决于投资者的胃口。据估计，2021年的上市数量介于2019年55宗和2020年85宗之间。
预测5
长期以来“临床试验多样性”被大型药企视为眼中钉，但2020年扭转了局面
“如果制药公司想用它的新药治疗每个人种中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那么应该在每个人种的参与者中试验这种药物。”这似乎是一个无需思考的问题。但即使在今天，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
2020年夏天，研究人员指责吉利德在针对Veklury的临床试验中未能平等招募黑人、拉丁美洲人和土着美国人患者参与，而Veklury是美国FDA批准的第一种治疗COVID-19的药物。研究人员分析该药物几个数据集的人口统计数据后发现，在一项纳入397例患者的研究中，美国黑人占11%；在另一项涉及1000多例患者的大型研究中，美国黑人占20%。
这些数据与美国人口统计数据相比也显得寒酸，黑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3%。但COVID-19大流行对人种是“平等”的。例如在美国阿拉巴马州，黑人或非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27%，但占COVID-19病例的4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Shmuel Shoham医学博士指出：“如果临床试验不包括参与者间的多样性，就会导致结果和研究不准确。临床医生或病人可能会认为药物的治疗结果不适用于他们。”
尽管制药行业一直存在这样的挑战，但COVID-19大流行仍可能成为临床试验多样化的一个转折点。
在疫情大流行早期，基因泰克和其它制药商一样，搜索其已批准药物中可以用于治疗COVID-19的药物。其中一种叫做Actemra的药物已经上市多年，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该公司认为它可能有助于抑制COVID-19患者的炎症。
结果在一项全球、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COVACTA）中发现了种族差异信号，之后又启动了第二项旨在招募少数族裔患者的试验（EMPACTA），超过85%的参与者是少数族裔，以确认少数族裔对药品的反应和容忍程度。最终这项试验达到主要终点，Actemra能够将住院患者的机械通气进展减少44%。而第一项为什么会遇到“种族差异”的结果呢？
一方面，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倾向于与大型学术机构合作进行试验，因为它们拥有试验的基础设施，并且有足够多的患者可以招募患者，但这也意味着患者是同一个群体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少数族裔对于接受药物试验仍带有无法信任的历史阴影。另一方面，成本和可访问性也是一个因素。参加试验的人可能需要乘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试验地点和/或请假才能参与试验，而且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收费规则可能会将某些患者排除在外。
除了改变临床试验收费的法律，制药公司和试验场所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多样性。目前基因泰克没有去招募一般的患者，而是与一个社区癌症中心网络OneOncology合作，为不同的社区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此外，设计不同的试验也会有所帮助。COVID-19大流行使远程医疗成为常态，包括远程医疗访问和数字工具，在临床试验中使用这些工具可以让那些不能经常休假来完成现场访问的患者参与进来。
美国FDA在11月发布了新的指南，扩大了临床试验的合格标准，促进了代表性不足群体参与药物研究，这绝非巧合。美国的药物研究和生产商紧随其后，推出了第一套全行业临床试验多样性原则，将于2021年4月生效。原则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建立信任，承认黑人和其它少数族裔社区对临床试验的历史不信任，减少临床试验准入的障碍，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来加强产品批准以外不同人群的信息，并加强参与临床试验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信息。
总之，一切都在进步，2021年全球或将继续笼罩在COVID-19大流行的阴霾下，但其催生的变化正在推动行业和社会、生活更好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