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国农药工业运行回顾:四大类原药产量均实现两位数不同程度增加》

  • 来源专题:绿色化工
  • 编译者: 武春亮
  • 发布时间:2025-05-07
  • 来源:《世界农药》2025年4月
    作者:邵姗姗; 王灿; 于迟
    2024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我国农药行业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总基调,克服下游市场需求不足、产品价格低位徘徊、企业效益下行等诸多不利因素,行业运行总体平稳。
    01
    我国农药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1.1  行业效益筑底回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883家,创历史新高;规模以上企业累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2%,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4%,行业利润率5.7%,利润率处于历史低位。两大板块中,化学农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5%,利润总额同比下降6.9%;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0.6%。从全年走势看,行业效益呈现逐渐恢复态势,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两项指标累计降幅快速收窄,9月份起全年累计营业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利润总额持续下行,但降幅收窄,从两位数收窄到个位数(见图1)。
    从企业亏损程度来看,2024年我国农药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逐步缩减。截至12月底,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为24.5%,累计亏损企业数同比减少9.2%,企业累计亏损额同比缩小21.1%,扭转了上半年亏损额扩大的局面(见图2)。
    1.2  行业产量稳健增长
    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统计,2024年我国农药原药总产量(折百)同比增加24.02%。分类别看,各类别产量均实现两位数不同程度增加,其中,除草剂产量同比增加23.95%,杀虫剂产量同比增加28.45%,杀菌剂产量同比增加19.09%,植物生长调节剂产量同比增加27.65%。分品种看,大宗品种原药产量保持较快增长,2024 年原药产量(折百)万吨级以上品种39个,包含除草剂19个、杀虫剂10个(含1个卫生杀虫剂)、杀菌剂9个和植物生长调节剂1个,占全国原药总产量的77.54%,同比增加23.85%。其中敌敌畏、丙硫菌唑、异丙甲草胺、西玛津等30个品种原药产量同比实现增加;二甲戊灵、敌草快、吡虫啉、三乙膦酸铝等9个品种原药产量不同程度减少。分地区看,主要生产大省原药产量均实现大幅增长,江苏、四川、山东、河北、内蒙古、浙江、湖北、安徽等8个省(自治区)产量在10万t以上,且实现两位数增幅。近3年,江苏省原药产量占比逐年降低,四川、内蒙古、河南、辽宁产量占比逐年提升,尤其以内蒙古较为典型,占比从4.42%扩大到8.86%;此外,随着近年新建产能逐渐释放,甘肃省原药产量较前几年也有所增加(见图3)。
    整体而言,在供需矛盾压力逐步加大、价格低迷的情况下,2024年农药行业产量保持了稳健增加,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反映了我国农药行业在生产规模上的持续增长。
    1.3  国际贸易持续扩张
    全球农药市场渠道库存消化触底,市场需求逐步回暖,国际市场出现复苏迹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行业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8.3%;贸易顺差同比扩大15.1%,二季度起累计进出口贸易总额恢复正增长。从近5年的国际贸易情况来看,我国农药进出口、贸易总额及贸易顺差呈现波浪式前进态势,除去2022年特殊年份外,贸易顺差额度逐年扩大,2024年达到近5年来除2022年外的最高值。农药出口量自2021年起逐年增加。农药出口金额受价格波动影响较大,2022年达到近5年最高值,2023—2024年由于价格持续下跌,虽然出口量明显增加,但出口金额增幅明显低于出口量增幅。随着我国农药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增强,同时受国际市场环境影响,近5年我国农药进口量持续回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农药出口量同比增加28.8%,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1.3%;进口量同比减少6.1%,进口金额同比下降16.4%。价格下滑趋势向出口蔓延,农药出口表现出″量增价跌″,值得关注。
    1.4  产品价格下行趋稳
    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发布的农药价格指数(CAPI)显示,2022年以来,我国农药原药产品价格持续下行,由2022年1月的174.07跌至2024年12月的80.14。整体来看,2024年农药价格指数运行呈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整体均低于2023年同期水平,但较2023年同期的差值迅速缩小。二是持续回落,由年初的86.87跌至年底的80.14,下跌6.73。三是波动运行,受部分产品价格提升带动和短期内供需关系调整影响,个别月份短期回涨,如2月为国内传统春节假期,企业开工、物流运输、原材料供应等在一定程度上受限,部分产品短期内供应紧缺,价格上涨,带动价格指数上涨,达全年最高88.84。四是价格指数上半年波动较大,下半年低位稳定运行,上半年价格指数经历″2涨2跌″且幅度较大,最高与最低值相差6.24,下半年基本小幅震荡,平稳运行。整体来看,农药原药价格指数已逐步触底,短期内或将底部震荡运行。从农药三大类指数表现来看,农药整体价格指数和除草剂价格指数均呈下跌态势运行,杀虫剂和杀菌剂先降后升。以草甘膦等为代表的除草剂,2月上涨至全年最高值88.12,随后波动下行至年末最低值76.29。杀虫剂价格指数年初最高,为89.01,1~8月为整体下跌态势,其中5月受部分产品临时调价影响,价格指数短期升高;四季度起部分农药企业调整市场战略,提高产品价格,带动杀虫剂价格指数回涨。相对于除草剂和杀虫剂,杀菌剂价格指数整体波动范围和幅度均较小,2月达最高值88.38,6月、7月市场需求疲软价格回落,为全年最低,在80点水平(图5)。
    重点监测的100个农药品种当中,约50%原药品种价格同比环比双降,80%以上品种价格同比下降,69个品种价格低于2023年12月水平,跌幅较2023年明显缩小。
    1.5  上市公司业绩
    截至2025年3月31日,国内6家农药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年报,两家发布业绩快报,22家发布业绩预告。2024年,受宏观经济及市场变化的影响,多数农药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低位,农药上市企业面对市场震荡下行等不利因素,积极开拓新市场,推广新产品,稳定核心渠道资源,完善产业链优势,降本增效,降低能耗。
    通过30家企业发布的业绩情况来看,2024年上市企业运行情况不容乐观,多数企业出现业绩下滑或者亏损情况,以农药为主业的上市企业导致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产品价格的持续走低。国光股份、丰乐种业、绿亨科技业绩同比增长,诺普信、辉隆股份2家业绩预增。国光股份持续提升在植物生长调节剂领域中的竞争力、扩大在渠道和终端用户中的品牌影响力,营业收入和利润再创新高。而上述后4家企业的主要增长曲线均不在农药板块。诺普信第二增长曲线的蓝莓业务量产,带动业绩同比大幅增长;辉隆股份农资主业和精细化工板块积极扩展新客户,出口大幅增加,业绩大增;丰乐种业业绩提升得益于种业收入持续增加、新品种毛利增加以及管理效率的提升;绿亨科技一方面通过积极拓展市场,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带动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30家企业中,14家企业出现亏损。其中,长青股份、苏利股份、颖泰生物、贝斯美等4家企业出现首次亏损;安道麦A、雅本化学、绿康生化预计增亏。联化科技、新农股份、红太阳等3家企业扭亏。联化科技主要是战略布局原因,2023年度对英国子公司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38亿元,2024年度不存在此事项;新农股份通过制剂业务持续推进渠道和品牌建设的深化和优化,以及工业品业务的深入聚焦,扭转亏损局面,实现两大板块的营收和盈利双增长;红太阳业绩扭亏系公司资产重组,解决了资金占用和业绩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
    1.6  行业投资热情未减
    在安监环保政策不断趋严、化工园区管理门槛提高、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竞争加剧、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农药行业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加,但农药作为精细化工和支农产业,也持续吸引着外部资本继续投入,助力农药产业持续发展。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不完全统计(根据环评、项目备案等情况汇总,因部分项目多次环评等原因,可能与上年度存在重复),2024年,国内有163家企业进行投资,投资项目323个。其中,原药(含原药生产搬迁和配套中间体)生产项目124个。全部投产预计新增原药产能109万t,新增制剂加工产能约56万t,新增中间体产能150万t。2024年行业投资的主要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投资地域更加理性,发达地区的企业尽可能在本地园区内建设新的生产基地,除个别地区之外,中西部地区投资建设的趋势减缓;二是部分企业注意到国内原药产能释放风险较大,将投资转向延伸产业链,主要是向上游扩张,保障基础原材料的供应;三是外部资本投资建厂仍在增加;四是海外市场开拓、投资建厂、收购企业等继续进行。
    02
    我国农药行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农药产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2.1  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果
    我国农药行业正在经历从仿创结合向自主研发创制的深刻变革,逐步涌现出一批具有新农药研发创制能力的企业,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农药产品及技术。这些创新农药产品的推出,提升了我国农药创制的国际影响力。2020—2024年9月,全球有63个创制品种获得ISO英文通用名,其中我国本土有29个,占比高达46%,还有大量在安监环保政策不断趋严、化工园区管理门槛的新型生物农药完成登记,推向市场。此外,新工艺、新剂型、新技术的应用,农药产业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数字科技、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开启跨界融合,为农药研发、生产、应用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2.2  农药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从近几年农药登记情况来看,高毒农药逐批淘汰,低毒、生物农药的登记稳步增加。微毒/低毒农药数量占比平稳上升,中等毒、高毒/剧毒农药数量占比逐渐下降。此外,特色小宗作物用药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从农药新上项目来看,新型高效低风险农药产品产能逐渐释放,抗性高、药效差、风险高的老旧农药品种产能扩张得到有效控制。
    2.3  绿色发展取得新进展
    ″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农业现代化对农药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随着″双碳″战略的推进,合理削减农药生产和使用中的碳排放是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从政策来看,更加支持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药研发登记,加速推进高毒农药淘汰进程,鼓励绿色生产技术;从生产端看,倡导绿色工厂建设,清洁生产工艺,加大节能降碳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大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从使用端看,更多绿色环保的农药产品和精准施药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一系列举措在减施增效、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转型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03
    我国农药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行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可能对我国农药产业运行造成更大冲击。
    3.1  产能结构有待优化
    我国农药产业″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现有政策对产能整体布局规划约束力有限。尤其近些年,受产能西迁、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专利产品和工艺保护到期等因素影响,在资本加持下,农药原药产能扩张加剧,但大量投资主要倾向规模的扩张和数量的增加,而投向新产品创制、工艺路线改进和差异化产品开发的占比较少,不乏一些企业利用搬迁、新建生产基地等方式扩增产能的情况。从生产端看,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扩大,以及渠道库存的消化,对农药的需求也随之增加,2024年我国农药产量实现大幅增长,但综合来看,产能利用率依然相对偏低;从市场端看,由于农药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价格持续下行,利润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企业盈利能力走弱。长期来看,这种″内卷″现象影响的是企业再生产与研发投入,以及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和竞争力提升,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3.2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
    我国是农药出口大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农药出口量占到总产量的85%以上。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影响,我国农药出口面临较大挑战。一是国际贸易壁垒持续加码。如2024年我国农药及中间体产业多次遭遇″双反″调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税收加码,欧盟的CBAM以及美国的清洁竞争法案等国外发达经济体提出的碳贸易壁垒等;二是国际产能格局变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竞争。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激烈竞争和并购重组,全球农药工业格局已经固化,国际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疫情之后,整个国际市场被其他经济体企业占领的更多,使我国整个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印度以及东南亚本土企业的崛起,部分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以及巨大的环保和生产成本压力下也在向这些地区投建工厂。根据WTO发布的数据,2022年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农化品出口国。
    3.3  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我国农药行业普遍存在企业规模较小、盈利水平较低、资金实力较弱、研发投入不足等现状。一方面,受限于高昂的研发成本和薄弱的技术积累,我国农药源头创新、核心工艺、关键中间体合成技术等与跨国公司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内大部分农药企业以仿制专利过期产品为主要生存模式,同质化产品比例大,缺乏自主创新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产品。据调研,近2年,由于行业运行困难,企业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在缩小,更多专注于创新成果转化速度快,容易产生效益的下游应用研发。另一方面,具备研发能力的科研院所等更多注重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创制,一定程度上存在与市场需求脱节、研发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同时,由于当前还存在部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品牌维护意识不强、创新成果容易被模仿和抄袭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创新的积极性。
    04
    我国农药行业发展建议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农药全行业依然要把握大势,着眼大局,坚定信心,凝聚力量,走好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4.1  加强技术创新
    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全行业要从″规模扩张″向″价值提升″转变,要坚持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的双向赋能,推动智能制造和产业链协同,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农药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加强科技创新驱动作用,既要纵向加快推进农药产业的转型升级,又要横向推进农药产业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数字科技、智能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的融合,还要推动与研产学用端组建创新联合体的协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鼓励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落地,促进行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提升,推动农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4.2  关注盈利能力建设
    盈利能力不仅关乎农药企业的生存,还直接影响到其成长速度、市场份额、品牌价值以及长期竞争力。行业中不乏重规模轻效益的现象,当前量增价跌的情况下,很多企业运行遇到困难,盈利能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一是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技术升级、优化供应链管理等措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二是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满足农业发展的需求,从而提高销售额和市场份额;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品牌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四是认准市场定位,精耕细分市场,避免产品同质化发展以及产能过剩带来的恶性竞争。
    4.3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绿色低碳转型成为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生产端,推行绿色工厂建设,清洁生产工艺优化,加大节能降碳技术和产品研发与推广应用,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大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资源节约高效利用;使用端,研发出更多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产品,通过绿色环保的农药产品和精准施药技术的应用,助力农业生产绿色高质量发展。
    05
    总 结
    2024年,我国农药行业表现出效益筑底回升态势,是盘整企稳的一年,全行业苦练内功,深蹲蓄力,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不确定因素还在持续,市场需求不足、产品价格低位徘徊的问题仍然存在,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市场环境的波动中,行业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我国农药行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全行业仍要加强战略布局、坚定发展信心、积极担当作为,在推动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优化成本控制与效率提升、加强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等多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我国农药行业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行稳致远。
  • 原文来源:http://cn.agropages.com/News/NewsDetail---346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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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季雪婧
    • 发布时间:2018-12-17
    • 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组织体系、政策体系、监管方式、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环境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中。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环境治理在曲折中不断前行。从治污减排的进程来看,我国总体上重复了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并且在40年的末期跨越了“环境拐点”。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环境保护立法、组织体系、政策体系、监管方式、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参与的治理体系格局基本形成,环境治理体系正处在不断完善中。 中国环境治理40年回顾 (一)环境治理在曲折中前行,治污减排终于进入转折期 1.污染物排放总体已跨越峰值,环境质量进入稳中向好阶段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环境治理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40年快速工业化的前30年左右的阶段,我国主要污染排放总体处在增长的态势,环境质量总体处于恶化的趋势。从“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开始,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快速递增的态势得到遏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渐次达峰,或进入“平台期”。如果按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框架,对比发达国家环境改善的历程,我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后期已经跨越了“环境拐点”,环境质量总体上进入稳中向好的阶段。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与先行国家相比,标志性污染物达峰时我国人均GDP水平更低,治污减排体现出一定的“超前性”。 2.以规划和行动为抓手,接续推动治污减排工作 针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形势,我国先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开展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的污染防治工作。“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我国以“总量控制”制度为抓手、推动主要污染物减排,并取得积极进展。十八大以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阶段,从2013年开始先后实施气、水、土三大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年,以七场标志性战役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展开。40年来,受发展阶段、环境法治水平、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总体处于环境监管失灵的状况。早期的“运动式”污染防治行动总体效果并不理想。但是,这种状况正逐步转变。 (二)环境立法稳步发展,环境法治进入新阶段 1978年修改的《宪法》作出专门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这是我国第一次将环境保护上升到宪法地位。以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试行)》为标志,我国开始了环境立法的进程。环境保护立法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方针,环境法制开始起步;从1992年到2014年,环境保护法制框架基本形成;2014年之后,环境立法进入新阶段,先后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并通过了《环境保护税法》《土壤污染防治法》。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开启了系统的环境司法专门化改革。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实施后,环境执法逐步加强,长期以来“环境违法是常态”的局面正在扭转。 (三)环境监管体制持续演进,近期发生深刻变革 1.中央层级环境保护机构建立并不断加强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这个时间略早于改革开放。此后,我国环境保护的组织体系开始建立。中央层级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经历了从80年代初的内设司局到独立为国务院直属的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总局,再到环境保护部、生态环境部的演进历程。40年来,我国中央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断调整并加强。2006年以来,原环境保护部(国家环保总局)以派出机构的形式先后成立了华东、华南、西北、西南、东北、华北等六大环境区域督查中心。2017年,区域督查派出机构统一调整为督察局。这种设置试图加强中央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地方环境执法的监督。 2.环境监管组织体系不断完善并进入重要调整阶段 40年的发展,我国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的“属地管理为主、部门业务指导”的环境保护组织体系。其中,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直属的环境监察、监测机构是我国环境保护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以监测站为载体,我国逐步建立起中央、省、市、县四级环境监测体系。从1979年我国实行排污收费制度以来,以征收排污费为主要手段,专门从事对污染源监督管理的环境监理队伍开始逐步发展。1999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将省、市、县三级的环境监理机构规范为环境监理总队、支队、大队。2002年,该体系更名为“环境监察”机构。党的十八大以后,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框架下,我国环境监管组织体系进入集权化方向调整的新阶段。在纵向上,我国从2016年开始试点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并且加快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2016年、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先后完成1436个国控环境空气质量站点和2050个国家地表水监测断面事权上收工作,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获取环境信息的能力,有效支撑了“大气十条”“水十条”等考评工作。政府环境信息的公信力显著提高。在横向上,2018年新一轮机构改革中,生态环境部的职能进一步拓展。 (四)环境保护的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1.环境保护行政责任体系和问责体系逐步成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成为推动环保工作的重要机制。1986年,洛阳全国城市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市长要对城市的环境质量负责任。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的基本原则。“九五”“十五”期间,我国开始尝试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先后提出了12项、10项指标,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从1995年开始,原国家环保局先后开展了“生态示范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生态省、市、县”创建工作,对推进城市和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积极示范作用。“十一五”开始,我国提出了约束性节能减排指标,以层层分解落实的方式和“一表否决”的责任制度对指标进行落实。“十二五”增加了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并优化了指标分解的方式。“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目标责任体系注重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并不关注政府相关部门常态化的分工机制。2016年以后,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全面实施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标志,我国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建构进入了新阶段。“十三五”期间,环境目标考核从强调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调整到以环境质量为核心。此外,这一阶段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体系在增加专项考核的同时,引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考核,强调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部门常态化的分工机制,并开始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制度,强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2.环境监管的法律问责机制初步建立 1997年,刑法修订规定了“环境监管失职罪”,将环境监管者的责任纳入了刑事法制的范围。2006年、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范围。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将9种情形列入追责范围,环境监管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得到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