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ITIF发表评论性文章《中国技术安全战略的政策指导》》

  • 来源专题:集成电路与量子信息
  • 发布时间:2025-03-25
  • 据官网2月18日报道,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表评论性文章《中国技术安全战略的政策指导》。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大国,正在积极追求技术霸权,以确保其全球领导地位。文章简要分析了中国旨在保护和巩固竞争优势、弥补相对落后的技术领域以及确保新兴前沿技术“三管齐下”的技术安全战略及其潜在发展障碍,并认为美国需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技术劣势和总体技术安全战略进行清醒的评估,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暂时落后、在某些领域迅速赶上、以及在许多领域已经领先。这对于美国制定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政策以及在未来几年保护美国的创新、竞争力和安全至关重要。美国需要采用战略应对方法,包括增加对STEM关键领域的公共投资,以及适当的贸易、税收和监管政策等。

    中国“三管齐下”的技术安全战略包括:(1)保护和巩固竞争优势。中国利用深厚的制造业专业知识储备、庞大的劳动力、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和系统的产业升级方法等优势,寻求保持和巩固其技术竞争优势。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代表性领域包括先进制造业,特别是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电池等电子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技术创新往往来自生产线,而不仅仅是大学。中国工业劳动力改进流程的能力以及有竞争力的出口定价,在补贴等产业政策和汇率干预等措施支持下,推动了中国的竞争优势产业的发展。中国在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进步,将人工智能驱动的软件与硬件相结合,表明其正朝着下一阶段的工业升级迈进。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方面的领先地位可能会继续前进。(2)弥补相对落后的技术领域。中国希望解决其相对劣势的技术,努力减少对外国投入的依赖。2018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出口管制已经敲响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对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强大警钟,2022-2023年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进一步加强了中国自力更生的行动。中国已为半导体投资拨款142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的390亿美元,这表明了中国克服国内半导体产业劣势并缓冲外国政府杠杆的坚定决心。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国际市场准入与本土开发和生产之间取得平衡。(3)确保新兴前沿技术。中国还在确保新兴前沿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并超越全球竞争对手。例如,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做法与美国等全球领导者的做法明显不同。美国在传统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表现出色,例如开发大语言模型。但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其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大量数据(尽管数据质量难以衡量)。中国政府鼓励各行业利用这些数据并将人工智能整合进运营中以提高生产率。在百度、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商汤、科大讯飞和旷视科技等公司以及清华大学等许多研究机构的支持下,中国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正在不断发展。在国内,中国正在为人工智能制定自己的标准和基准,DeepSeek等公司凭借其突破性的R1模型挑战现有模型,成为前沿人工智能参与者;在国际上,商汤科技等公司正在协助沙特阿拉伯等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城市和监控系统。

    该评论同时指出,虽然中国的技术安全战略可能成为其政策制定者的指路明灯,但其雄心勃勃的最终目标仍面临重大障碍。在创新领域之外,中国还面临着劳动力投资不平衡、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非市场环境可能会抑制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潜力、政府机构效率低下以及日益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成为中国的技术安全战略的潜在发展障碍。


  • 原文来源: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5/02/18/a-policymakers-guide-to-chinas-technology-security-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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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之路至今已走过40余年。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中国确立了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建立形成了行政管制、经济激励、公众参与综合运用的环境政策体系。  中国环境战略政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  第一阶段,探索起步阶段(1972年-1983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等法规标准政策颁布。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1981年出台《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这个阶段在工业“三废”处理等方面进行了初期探索,确定了北京、杭州、苏州、桂林等重点治理城市,但由于受发展阶段、意识理念等限制,只有少量命令控制型政策出台。  第二阶段,初创建立阶段(1984年-1991年)。这个阶段环境保护地位有所提升,环境政策得到完善,政策体系初见雏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环境保护上升到基本国策,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截至1991年,共制定并颁布了12部资源环境法律,20多件行政法规,20多件部门规章。出台《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三大政策”“八项制度”初步建立了中国环境管理政策体系,特别是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政策影响深远。  第三阶段,框架完善阶段(1992年-2002年)。1992年,参加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与发展报告》和《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提出施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阶段,国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政策、法律、标准和管理制度体系,提出了“一控双达标”,实施“33211工程”,环境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作用,明确了环保投资的渠道,排污许可制度开始试点,推进清洁生产,推行环境标志制度,国家给予环保产业减税、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等。  第四阶段,提升发展阶段(2003年-2012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方针,加强了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经济政策蓬勃发展,产业政策相继出台,环境与贸易、气候与能源受到关注,环境保护政策出台力度大,综合环境政策体系逐步建立。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7年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三个转变”,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时期,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开始即积极参与WTO环境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APEC环境产品清单等相关谈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出台。这个时段重要的环境政策是生态补偿、绿色金融,许多环境经济政策开始实施,许多政策创新力度大。  第五阶段,改革突破阶段(2013年至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实施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工作方针。2015年,新环保法正式施行,对企事业排污行为实施严惩重罚。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颁布实施水、气、土十条,强化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改革环境经济政策,推进建设绿色金融体系。这个阶段,改革排污许可证,推行企事业信息公开,创立实施生态红线管控,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代表的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责任体系基本建立,形成了大环保格局。  重大环境战略与政策推动了生态环保事业发展  在环境战略方面,与实践发展相一致,国内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生态文明理论进行了持续深入研究。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政研中心)主持完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学分析》、世界银行项目《更新1992年中国环境战略报告》等研究,承担《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技术协调组织工作,出版了《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手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理论与机制研究》《可持续发展新方略》等多部著作。知网上以“循环经济”为关键词的16935篇文献中,政研中心2003年发表的《循环经济和工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被引次数达358次,排名第五。1998年政研中心开创性阐释“协同控制”科学内涵并纳入相关政策法规,在知网“污染物”和“协同控制”为主题的文献中,政研中心发表文章排名第一,参与撰写的《中国电力行业硫、氮、碳协同减排的环境经济路径分析》被引排名第三,下载排名第五。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关键词的近四百篇期刊文章中,苏州大学、人民大学、政研中心排名靠前,特别是政研中心在联合国环境大会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完成了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美丽中国》等9部著作,已经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研究机构。  在经济政策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学者开始大力推动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创新。以李金昌先生为代表,研究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构建了资源价值论、资源资产论、资源产业论和资源核算论四位一体的新资源经济理论体系,出版了《资源产业论》《资源核算论》《资源经济新论》。开展污染损失计量的研究与实践,出版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计量与研究》《近十年全国环境污染损失估算、预测及结果分析》《生态价值论》等著作。政研中心较早将ISO14000标准翻译引入中国,首次将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赤道原则引入中国,一直致力推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政研中心课题组与西南财经大学2015年发表的《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在绿色金融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2010年发表的《绿色信贷加快德国转入绿色发展轨道》一文二级引证300余次。以“环境与贸易”或“环境贸易”为主题,在CNKI上共搜索到期刊文献3694篇,其中政研中心发表文章排名第三,并研究提出了“资源环境逆差”的概念。  在社会政策方面,多年来,中国在环境信息公开、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环保信用评价、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并正在日益发挥更大作用。政研中心先后支持出台了《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等多部政策法规文件,在国内较早提出环境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目标、方式方法、理论框架等,明确环境社会治理是指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调动全社会力量做好环境保护,化解由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1119篇文献中,政研中心共发表排名第四,在以“环境与健康”和“环境健康”为主题搜索核心期刊文章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研中心研究学者成为我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研究主力。  奋力推动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迈上新台阶  在环境战略理念方面,目前我国已经由“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经济发展优先环境保护”向“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变,在政策导向方面,正在从总量为主向质量核心、兼顾总量、防范风险转变,从行政区域为主到强化区域流域综合调控转变,从全面平推向突出重点、差异化施策转变,从小环保到管生产、管发展、管行业的必须管环保的大环保格局转变,从行政执法向执法、司法、社会信用、经济手段综合运用转变,着力构建党委负责、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处于新阶段、有新特征,新时期我国环境保护战略与政策要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更加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重视推动制度重构和绿色转型,并重点抓好如下工作:  一是推动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目前环境与经济问题日益交织,进入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新阶段,要实现环境与经济关系被动到主动、倒逼到内化、外挂到融入的问题,在营造有利于生态环保的社会氛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强实操指导,让“美丽经济”成为普遍追求,让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针对生态环保与经济关系的分化现象,进行中短期不同影响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对比研究,把统筹经济和环保做实,实现多效多赢。加强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机制和路径研究,挖掘自然资本生态资本价值,提炼欠发达地区如何兑现的可操作、可复制的路径政策,实现生态环境优质优价劣质低价。  二是着力强化制度政策的内生动力。打通战略与政策通道,以政策受体为对象优化建立政策簇和制度链,激励与约束并重,环境管制政策重在落地,环境经济政策重在激励,环境社会政策重在引导。要结合国情和社会文化寻找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抓手,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化固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新阶段。  三是加强政策统筹协同。加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统筹,资源、生态、环境联动,对技术经济政策推行分析论证。同时要建立单项环境政策的统筹评估,注重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条件,解决政策叠加影响问题,实现政策协同增效,强化政策的可预期性。建立政策评估技术体系,注重形势分析与政策工具箱储备研究,加强前瞻性、预判分析,尽早健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系统、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政策体系,着力提升环境治理效能。
  • 《美国智库发布《成熟制程芯片的战略重要性》》

    • 来源专题:集成电路
    • 编译者:李衍
    • 发布时间:2023-04-25
    • 2023年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成熟制程芯片的战略重要性》报告 。报告指出,2020年末出现的芯片短缺使美国意识到最先进的半导体已不在美国制造,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漏洞。但另一方面引发关注的是,芯片短缺主要是由于成熟制程芯片(Legacy Chips)供应不足造成的;虽然美国公司继续生产这种类型的芯片,但是数量不足以满足国内器件制造商的需求。报告讨论了成熟制程芯片的定义和用途,分析了美国成熟制程芯片短缺对美国汽车行业的影响以及导致美国成熟制程芯片短缺的原因。报告认为,成熟制程芯片供应不足对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破坏,促使美国更深入地审视成熟制程芯片的战略意义。 一、成熟制程芯片的定义及用途 美国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将成熟制程器件定义为采用28纳米或以上制程技术生产的器件,并要求美商务部为其他类型的芯片制定精确的定义。尖端芯片(Cutting-edge Chips)的官方定义也尚未形成,但可以假定适用于5纳米或以下的工艺节点。高度先进的10纳米和7纳米芯片处于定义的灰色地带,还有待美国商务部将其归类。 成熟制程芯片无处不在。虽然尖端芯片或微处理器在关键技术中有着广泛应用,但成熟制程芯片普遍用于汽车、飞机、家电、宽带、消费电子、工厂自动化系统、军事系统和医疗设备等的生产制造。这些设备在美国制造业经济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意味着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中断会对美国制造业和下游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成熟制程芯片并不是过时技术,会不断地针对新的需求和应用进行创新改进。例如,使用碳化硅半导体,有望在经济脱碳中发挥重要作用。成熟制程芯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与新兴产业和技术保持高度关联。 因此,在晶体管尺寸方面将成熟制程芯片与尖端芯片区分开来,可能会限制对成熟制程芯片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理解。2022年10月,美商务部出台的限制中国先进芯片制造的出口管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重大战略缺陷。这种失策使中国有机会在主流芯片方面继续创新。 如果美国要保护其经济免受中国产业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不能纯粹根据芯片组件的大小将芯片分为“先进”或“不太先进”,而必须更仔细地思考特定成熟制程芯片的重要性以及支持其生产和持续创新的政策。 二、美国成熟制程芯片短缺对美国汽车行业的影响 目前对成熟制程芯片的广泛认知是由新冠疫情期间的芯片短缺所引发的。尽管当时产能利用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美国本土产能仍无法满足国内需求。2022年初,美国商务部调查发现企业最严重短缺的不是尖端芯片,而是40纳米或以上制程的成熟制程芯片。成熟制程芯片仍是当前美国和全球主要生产的芯片类型。 2022年美国芯片产量有所增长,但市场现在面临某些类型芯片的供应过剩,而汽车芯片仍然面临短缺问题。用于汽车行业的芯片必须具备“汽车级”功能,相比于先进的消费电子产品芯片,需要更加强大以及接近“零缺陷”的性能。因此,成熟制程芯片占汽车行业芯片消费总量的95%,乃至于“缺芯”对汽车行业的冲击最大。 汽车级成熟制程芯片的短缺始于2020年,削弱了美国的汽车生产。在2021年初至2022年间,北美汽车制造商因无法获得足够的芯片部件而被迫减产430万辆汽车。同时,可用芯片的价格也大幅上涨,加剧了通货膨胀。例如,从2020年秋季到2021年秋季,普通微控制器的单位价格翻了五倍。 随着汽车行业的创新发展,芯片已成为汽车最基本的零部件,且单车芯片数量不断增长。2017年至2021年间,每辆汽车的平均芯片数量翻了一番,达到约1700个。随着汽车和卡车融入新的安全功能和自动驾驶功能,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增加。据Gartner预测,全球汽车芯片市场的总价值将从2020年的387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166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11.7%。然而,汽车芯片所依赖的成熟制程芯片产能仅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即使不考虑周期性供应问题,汽车芯片的产量也根本跟不上。 三、美国成熟制程芯片短缺的原因 1. 投资和产能不足。近几年来,对成熟制程芯片制造能力的投资一直远远落后于需求。就汽车行业来说,投资不足在模拟器件方面尤为突出。全球最大的模拟芯片制造商之一意法半导体公司预测,其积压的汽车芯片订单将“持续超过现有和预期的制造产能至2023年。”。对于美国来说,其芯片行业正在丧失生产某些类型成熟制程芯片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技术障碍的问题,而是因为较老的晶圆厂正在关闭而没有出现相应的替代工厂。考虑到“旧”工艺设备不易获得且投资回报率不高,企业不愿对成熟制程晶圆厂进行投资,进而引发产能的减少。面对汽车行业芯片需求的迅速增长,芯片短缺问题陷入僵局。 2. 来自中国的风险。中国对成熟制程芯片的大量投资可能导致中国在全球成熟制程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给美国带来了风险。鉴于西方对中国先进芯片的技术管控,中国的大多数新投资将可能用于生产成熟制程(28纳米及以上)芯片。如果中国能够获得必要的制造设备,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晶圆装机容量将增加近一倍,达到全球芯片装机容量的19%左右。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分析指出,“中国EDA公司的成熟制程芯片设计能力越来越强,中国国内设备公司有望在未来几年为成熟制程节点(40/28纳米)生产提供强大的能力。” 四、报告结论 展望未来,成熟制程芯片对于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只会继续增长。保持一个强大而有弹性的成熟制程芯片的供应基础,使其能够进行投资,可以生产并不断改进以迈向更先进节点,将对国家的竞争力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此外,先进制程芯片的创新预计将成为各种新兴技术的基础,例如欧美战略必争的绿色能源技术,将需要更先进、更高制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