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物 | 年仅55岁!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教授逝世【中国科讯】》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 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3-12-18
  • 商汤科技微信公众号12月16日发布讣告,商汤科技创始人、人工智能科学家、浦江实验室主任、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因病救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5日23时45分离世。中国计算机视觉的“探路者”汤晓鸥1990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于199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随后,他便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并创立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先后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等单位工作。

    汤晓鸥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造诣颇深,尤其是在人脸识别这个细分赛道中,更是“探路者”一般的存在。

    其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出自2014年。

    这一年的3月,汤晓鸥研究团队发表了GaussianFace人脸识别算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人眼识别能力的计算机算法,让机器学会了“明察秋毫”。

    同一年的6月,汤晓鸥实验室开始发表的DeepID系列算法,逐步将人脸识别准确率提升至99.55%!

    用汤晓鸥自己的话来评价:DeepID算法标志着人脸识别技术真正成熟,开启了整个行业技术落地的时代。而现如今回头看来,事实也确实是如此: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人脸识别,或多或少都与之有关。

    可以说,汤晓鸥是让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走进日常生活的众多科技推动者中极具代表性的那一个。

    而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也离不开汤晓鸥在此之前的“深挖洞、广积粮”:2012年CVPR仅有的两篇深度学习文章均出自其实验室;2013年ICCV全球只有8篇深度学习文章,其中6出自汤晓鸥的实验室;2011-2013期间,在CVPR和ICCV两大顶会发表了14篇深度学习论文,占全球范围(共29篇)的近一半。也正因如此,汤晓鸥团队在2016年入选世界十大人工智能先锋实验室,成为亚洲区唯一入选的实验室。

    商汤科技,则是汤晓鸥教授于2014年成立的公司,在成立之初,他的目标就不局限于创立一家人脸识别公司,而是致力于打造深度学习平台。

    而后种种的工作,包括建设深度学习超算平台、数据超算中心,以及各种软硬件一体的平台等等,都可以视为推动AI快速落地的每一步。

    然而,自身的成就,还只是汤晓鸥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军人物表象的一隅。桃李满天下近年来,在前赴后继出现的AI新星中,听过较多的一句话或许就是“师从汤晓鸥”。

    没错,汤晓鸥教授更为璀璨的一面,应当是将梦想的火炬成功传递到了一批又一批的后浪手中。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汤晓鸥便非常自豪的介绍了他的三位学生王晓刚、何恺明、林达华:王晓刚让机器的人脸识别首次超越了人类眼睛;

    何恺明开发了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流行架构——深度残差网络(ResNets),解决了深度网络梯度传递的问题,成为GPT等大模型系列的基础;

    林达华主导发起了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视觉算法开源项目OpenMMLab。△左:汤晓鸥;右:何恺明三人也只是汤晓鸥众多桃李中较具代表性的一批,还有众多的学生继续在计算机视觉的道路上拼搏。

    现如今,巨星的陨落固然令人痛心不已。

    但我们相信,巨人梦想的火炬定将生生不息。

    汤晓鸥教授,一路走好!

  • 原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fiNJud44x6RPTdKdmOXC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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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终岁末,多则与少年班有关的消息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比如,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捐赠2亿元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楼建设、西安交通大学少年班发布2024年招生简章、河南两所学校开设“丘成桐少年班”获批复等。 提及少年班,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创新人才培养及教育公平等话题,后者也往往成为人们争议乃至诟病少年班模式的焦点。在我看来,这些争议的背后有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如何挑选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真正的教育公平是“因材施教”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两个概念——教育平等与教育公平。 公众通常十分关注教育公平,但公平是有不同角度的。很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看过一幅漫画——3个身高不同的人隔着栅栏看球,高个子不需要踩垫子便能看球,矮个子即便脚踩垫子仍被栅栏遮住视线。此时,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同样高的脚垫看似平等,但是否“公平”?我们是否应将更高的脚垫发给矮个子? 图源:网络 教育也是如此。“一刀切”式的教育很容易造成接受能力慢的学生“赶不上”、接受能力强的学生“吃不饱”。从这个角度说,因材施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对此,孔子、亚里士多德等中外古代先贤均已有过论述,然而在近代工业化的大规模教育中,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已经被弱化。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因材施教”的理念更加重要,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这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后便一直在尝试,不管是以中国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各种少年班,还是最近几年相继推出的英才计划、珠峰计划、拔尖计划等,都希望能针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 然而在我看来,目前我们的探索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现有教育选拔体系和拔尖人才挑选体系对于“学霸型”人才过度呵护。 所谓“学霸型”人才,简单说就是门门功课都优秀。现有高考体制下,学生要进北大、清华等名校,任何一门课拿不到高分都不可能。这就有可能造成部分学生在学习和探索上谨小慎微,生怕失去几分而进不了“清北”。这样挑选和培养人才的方式是学生“高分低能”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更难以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必须承认,一些能够做出颠覆性创新的人才往往是偏科的奇才、怪才,世界进步也往往由这些怪才、奇才推动,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实例。 比如,物理学家霍金小学成绩不好,曾经留级;我国数学家华罗庚的初一数学是通过补考才过关的;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钱伟长高考成绩中数理化总分只有25分…… 试想一下, 如果这些人求学时就被淘汰,社会能进步到如此地步吗?令人担忧的是,在当下的考试体系下,这种猜想很可能成为现实。 同样地,我们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视度颇高,但对跨界创新、创新突破的人才关注不够,对社会科学的创新人才关注更少,而社会科学对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偏科”的超常人才教育 也属“特殊教育” 上述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在高考体系下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在我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是将对特殊的超常人才的保护纳入法律框架中。 谈及在法律层面对于特殊儿童的教育,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残疾儿童。但事实上,对于某些“偏科”的超常人才的教育也应属于“特殊教育”。我们能否在“特殊教育”的框架中,将极少数有创新潜质的特殊人才找到并保护起来,给他们一些特殊帮助? 因此,有关部门在制定《特殊教育法》时,应将超常儿童纳入特殊教育对象, 对具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识别、安置、 选拔、培养、师资等方面作出规定,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提供法律保障。 这就好比亚运会、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如果只有十项全能冠军而没有单项冠军,是不可能吸引太多关注的。但目前我们的考试却只关注“十项全能”。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能呵护奇才、怪才、偏才学生的制度,让他们有一些出路。 比如,从目前国内林林总总的科技竞赛中,是可以挑选出一些偏科人才的。 未来可以适度扩大科学竞赛的范围,增加人工智能、工程、环保以及跨学科等方面的竞赛。当然,需要扩大范围的还有一些高校开展的英才计划等,可以将跨学科人才、社会人才纳入其中。 总之,在当下教育环境中,对于高考进行大幅度调整并不现实。我们只能逐步探索用一些科学方法甄别和选拔拔尖创新人才。对于这些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也不能局限于城市中的少数学校。要知道,随着网络技术发展,农村中的某些偏才、怪才孩子也能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进入待选拔和培养的特殊人才行列。 再次强调,上述制度的建立最好能被纳入法律框架中。目前有关部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相关举措还停留在“报告”“意见”范畴内,但国外很多国家已经有了针对拔尖人才、天才人才、特殊人才的专门法律和规范。比如,美国1978年便已经通过了《天才儿童教育法案》,俄罗斯也颁布了《构建发现和发展青少年天才的全国体系方案》, 荷兰、英国、韩国等国家均有类似法案。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对教育公平的担心 不应阻碍探索实践 必须承认,高校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特殊培养,特别是针对偏才、怪才的培养会面临很多风险,公众的某些担心也并非全无道理。 其一,高校乃至中学会以此为借口“掐尖”。毕竟以培养“拔尖人才”为理由,可以把大量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到单一学校中。这涉及我们该如何定义“拔尖人才”的问题。毕竟,如果“拔尖人才”的定义可以多样化,就能在客观上减少“掐尖”的土壤。 其二,高校对“拔尖人才”的培养会成为偏离“教育公平”的口实。因为拔尖创新人才属于极少数而非大多数,我们在整体上还是应追求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也不能偏离这一大的主题。 其三,不是每一个“拔尖人才”最终都能取得成功,即便是“少年班”这种专门针对拔尖人才培养的模式也是如此。从这一点看,公众不能对拔尖人才有过度要求,因为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 虽然有上述担心,但并不应妨碍我们开展一些探索和实践。在此,我想讲一个具体事例,即由深圳市推动创办的创新型学院——深圳零一学院。 深圳零一学院意指“从0到1”培养创新型人才。其创始院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泉水。作为清华大学钱学森班的主持者之一,在创办钱学森班多年后,郑院士觉得这种模式可以扩大范围,深圳零一学院便由此而来。 该学院在挑选学生时,并不青睐样样优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而是更偏好具有很强内驱力、创新力,特别是富有好奇心、敢于探险的学生。 被选拔的学生并不集中到零一学院上学,而是以暑期夏令营的形式培养学生兴趣。 在活动中,零一学院不以教授学生知识为主,而是推行项目制学习。由院士专家拟定题目,学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项目,其中的很多项目甚至能与公司达成合作。这些学生也被称为“学生研究员”。 经过高考,“学生研究员”们会进入不同大学,但他们依然具有“研究资格”,仍可到零一学院做研究。经过一定的考核淘汰,这些“学生研究员”也会“毕业”并获得荣誉毕业证书。但这些证书既不能作为高考加分成绩,也不能成为保送研究生的理由。这是为了防止功利化,更好地选拔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深圳零一学院的经验很具有启发性,其学生可以分散在不同大学,又可以重新集中进行研究。这种模式可以解决很多此前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国内学校(不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不是以掐尖制,而是以项目制对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特别是偏才、怪才)进行选拔和培养;不是以成绩的好坏,而是以兴趣、创新能力对这类学生给予特殊的引导、培训和项目支持。这有可能是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式之一。
  • 《科学人物 | 中专学历的他,当选院士!【中国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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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两院院士增选名单尘埃落定,共新增59名中国科学院院士、7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不过在人均博士的院士队伍中,此次增选冒出了一个最高学历停留在中专的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厦门大学教授、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夏宁邵。 中专毕业后,夏宁邵没有再去提升学历,从一名基层医生做起,他不断打破着自己的天花板,担任了985大学学院院长,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夏宁邵的脚下踩着一条荆棘路,但牵绊他的从来都不是学历。 从中专开始 院士名单出来的当天晚上,邵阳学院官微发出了贺信,祝贺78级医士59班校友夏宁邵教授当选医学卫生学部院士。图 | 邵阳学院发出贺信1978年,从湖南娄底前往邵阳求学的夏宁邵,母校邵阳地区卫生学校尚未并入邵阳学院,仍是一所中专。三年学成毕业后,17岁的夏宁邵重回娄底,在当地的人民医院脚踏实地十几年,从一名小小的实习医生成长为副主任医师。图 | 娄底市广播电视台截图多年的基层实践给予夏宁邵的还远不止这些。1993年,夏宁邵主持完成的“中国各民族丙型肝炎感染情况调查”项目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被反复打磨的科研能力开始崭露头角,而命运就在这个时候拐向了另一条轨道。 曾定,厦门大学原生物系主任,看到了这个年轻人不限于此的才能。在曾定的大力引荐下,时任厦大副校长、分管人事的朱崇实决定与夏宁邵见一面。这一面后,厦门大学副教授的调令就寄到了夏宁邵手中。 中专的学历以及还不亮眼的成果,质疑总是围绕着夏宁邵。但厦大却从不怀疑,从不动摇。 夏宁邵团队核心成员、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军曾提起过,“对我们这个‘非主流’的‘孩子’,厦大从来没当外人看,要场地给场地,要人给人,始终无惧杂音。学校尽所能来支持我们的团队,给予我们非常宽松的发展环境。” 据夏宁邵回忆,刚入校时,朱崇实时不时就会给他打电话,“小夏,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吗?”后来,朱崇实出国考察,还特别拜托后来的厦大党委书记、校长陈传鸿,请他留心关照夏宁邵。 陈传鸿确实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把厦大的一幢独立小楼留给了夏宁邵,尽管这时夏宁邵才成立了一个课题组。陈传鸿对夏宁邵说,“你的脾气比较臭,但是个好人,你在这里独立干事情,没有人会来打搅你,好好干!” 于是夏宁邵在这里好好干了下去,后来,这幢小楼就壮大为了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厦大则打破常规,特许夏宁邵带领的研究中心全职引进海外著名资深学者,与国际一流研究机构开展实质性科研合作。图 | 夏宁邵带领的研究中心教师团队在厦大,夏宁邵用7年时间从副教授晋升教授,又担任了10年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这片不拘一格的广阔天地,让他大有可为。 与病毒博弈的日子 院士结果出来后的寻常一天,夏宁邵照旧走进了研究中心的小楼。其实这栋楼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椭圆楼。 “故科学之创新,恒须突破此圆之阻力,而拓之为椭圆,且又由椭而圆,由圆而椭,生生不息,渐臻于真理,此非真有毅力,又假之以时日与财力者,不能为也。故椭圆楼者,进取之谓也,创新之谓也。” 这段话就像是夏宁邵科研路途上的序言。 进入厦大后,夏宁邵单枪匹马带着几名学生在病毒学课题组开始了研究,刚刚起步的实验室每一个决定都要慎之又慎。多年的临床经验让夏宁邵对于现实需求有着更深的考量,解决传染病防控的实际问题是他一直渴望的愿景。 彼时艾滋病正在国内肆虐,但诊断艾滋病的试剂却完全依赖进口,夏宁邵把实验室的第一步定在这里,决心要与艾滋病诊断打一场攻关战。 4年的埋头苦干,夏宁邵团队终突破艾滋病毒生物活性原料的难题,研制出国内首个第三代艾滋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帮助我国国产艾滋病诊断试剂成功实现第一次更新换代。夏宁邵也因此获得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之后,夏宁邵持续迭代,研制第四代诊断试剂盒,构建国产艾滋病免疫诊断试剂体系。今天,是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这套试剂已经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连续19年位居第一,累计使用人次超5亿。图 | 夏宁邵团队研发的艾滋病系列诊断试剂1998年,艾滋病诊断试剂的研究迈入正轨,夏宁邵把目光转向了戊肝病毒,他要挑战难度更大的疫苗研发。而这次,跨越了14年光阴。 2012年,先后有200余名核心研发人员参与、投入5亿元的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个戊肝疫苗正式在我国上市。临床试验显示疫苗保护性达100%,《Nature》发文称其“堪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生物科技领域起到示范作用”。图 | 全球首个戊肝疫苗戊肝疫苗更大的突破在于,它彻底扭转了生物医药界的传统,证实了利用大肠杆菌研制疫苗的可行性。基因工程药物奠基人之一William Rutter博士评价其“(大肠杆菌类病毒颗粒疫苗技术平台)提供了一个生产疫苗的非常廉价和直接的方法”。这项成果也被评为2012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也正是因为使用了大肠杆菌,夏宁邵团队在2002年启动、历时18年研发的首支国产HPV疫苗(宫颈癌疫苗),才能以比进口疫苗便宜一半多的价格成功上市。图 | 首个国产HPV疫苗2020年,HPV疫苗上市的激动还未退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夏宁邵决定暂停或放缓大多数正在进行的实验研究,昼夜不停,一日无休,用最快的速度攻关疫情。 团队研制出了全球首个新冠总抗体试剂等24种新冠试剂,全球首个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则被纳入全国新冠肺炎疫苗应急攻关五条攻关技术路线。 2022年12月2号,疫情放开前夕,鼻喷苗获批紧急使用。图 | 全球首个鼻喷苗跳跳高,够得着 今年,夏宁邵带领的研究中心教师团队被教育部认定为第三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夏宁邵笑起来会现出一对酒窝,这让他在学生那显得格外可爱。学生并不惧怕夏老师,就像夏宁邵所说,他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关系。图 | 夏宁邵(中)与学生他会叫住独自做实验的学生,说一声“做实验要加油”,会亲自洗了水果递给学生,有空时就在微信上和学生聊聊天。 一位厦大公共卫生学院的学生提到,“夏老师有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叫‘跳跳高,够得着’。” “比如,我们把天花板当作目标。你伸手,还差了点距离。但是,你可以每天跳一跳,现在可能只能跳30、40公分,锻炼一年,可能就能跳50、60公分了。这就叫‘跳跳高,够得着’。” 这是夏宁邵的人生准则,唯有如此,方能在总是要跨越十年的研究中沉下气来,一点点突破科学边界。正如夏宁邵所言,“也许有人认为我们总能把握住前沿方向,但我们现有的成果依靠的不是天赋,而是耐心与毅力。”图 | 夏宁邵每周工作6天,全年工作超过300天,人均每天工作时长达12.7个小时,一些人甚至达到16、17个小时,奇迹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夏宁邵团队用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对抗着百分之九十九的瓶颈。 关于夏宁邵本人的采访很少,他总会以“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宣传也要一起宣传”为由婉拒。在研究中心团队介绍的网页上,他的位置也没什么特别,几乎排在了队伍的最末尾。图 | 研究中心官网团队介绍但此时,回望着网页上夏宁邵的名字,会咂摸出一点仿佛注定的巧合。他从邵阳的中专走出,走到厦门,这一路上牵绊他的,也只有人们可以远离病毒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