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后凯:城镇化要以提高质量为导向》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9-04-19
  •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正在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密切关注、有效破解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明确关键环节,采取有力举措,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全体人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经过不懈努力,新型城镇化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显著成效,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

    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

    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等文件,有关部门和各地区也相继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成效显著。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6年间新增城镇人口1.20亿人,平均每年新增1993万人。从2012年到2017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由45.96%提高到52.96%,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高0.38个百分点。这期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有61.5%是中西部地区贡献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我国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7年实现1300多万人进城落户,2018年又实现近1400万人进城落户。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35.3%提高到2018年的43.37%。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同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使进城农民工权益得到进一步保护。

    城镇化布局和形态不断优化。我国制定实施了长江中游、哈长、成渝、长三角、中原、北部湾、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发展规划,基本形成“19+2城市群”格局,城市群的主体形态进一步巩固。同时还启动设市工作,完善国家中心城市布局,有序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城市功能和宜居性稳步提升。随着中西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差距逐步缩小。

    城镇化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分三批启动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探索城镇化关键制度改革。同时,我国还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以及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改革,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等。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创新取得了重要进展。

    解决制约新型城镇化的难点问题

    我国城镇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理性看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城镇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因承担功能过多,产业高度集聚,导致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凸显。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从2012年到2016年,21个300万人以上大城市城区人口(含暂住人口)增长14.9%,建成区面积增长21%,远高于全国城镇平均增长速度。这期间,全国建制镇数量增长5.3%,其建成区人口仅增长11%,建成区面积仅增长6.9%。

    农民工市民化任务依然繁重。由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2015年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连续4年维持在16.2个百分点左右。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

    城镇发展特色不足。有的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贪大求快,脱离实际追求“第一高楼”,建宽马路、大广场,忽视城市精细管理和广大居民需求,忽视地方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城市个性塑造,造成“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在特色小城镇建设中,一些地方存在盲目跟风、借机搞房地产开发的倾向。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需努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达2.69∶1。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尚未形成,农村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还不畅通。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还十分艰巨。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退出机制不畅,缺乏自主退出的制度安排,也不利于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重要发展阶段,正在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应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坚持以人为核心、以提高质量为导向、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就近就地转移为重点,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分享城镇化的红利。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协调机制。一方面,全面深化户籍制度及配套改革,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人地钱挂钩机制及相关配套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尽快落户城镇。另一方面,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扩大居住证享受公共服务的范围,并逐步与户籍制度并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最终实现市民化与城镇化同步。

    提高城市群和城镇发展质量。构建世界级、国家级和区域级三级城市群体系,按照综合承载能力、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标准,合理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优化空间布局,确定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明确城镇功能定位,提高城镇发展质量。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断增强城市群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使之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吸纳新增城镇人口的核心载体。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在规模格局上,优化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加快中心城市转型升级,充分发挥其引领带动作用。积极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城镇,有序推进设市工作,强化公共服务和产业支撑,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网络化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着力抓好中西部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城镇化,积极培育一批新增长点、新增长极、新增长带,提高城镇的吸引力、承载力和产业支撑能力。

    降低城镇化的资源环境成本。从根本上改变发展方式粗放、可持续性差、资源环境成本高的城镇化模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协调城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全面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工作,大幅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和“三废”排放,提高资源配置和土地利用效率。推进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走资源消耗低、环境友好、集约高效的绿色城镇化道路。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行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加快农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进城落户农民农村“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和资本化途径,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土地管理、就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城乡要素、产业、居民、社会和生态全面融合,使城市与乡村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共同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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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20-12-07
    •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城市发展发生新变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形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选择,对“十四五”时期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全球城市发展格局发生新变化 新科技革命重塑全球城市发展格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城市竞争力消长和全球城市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数字技术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重新定义国际分工和产业生态,并将深刻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全球化退潮影响城市网络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退潮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经历了30多年扩张后转向收缩。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主要经济体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全球供应链呈现区域化、近岸化和在岸化趋向,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内部循环强化。在东亚地区,东盟已超过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世界城市体系孕育重大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带来世界城市体系的重大调整。纽约、伦敦、东京等顶级全球城市仍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资源要素配置中仍将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全球城市正在加速崛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东亚地区有可能出现全球顶级城市,并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目前全球排名前50位的城市,其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20%。这些城市集聚了全球主要跨国公司、学术机构、行业组织和智库等全球性机构,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对接高标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 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新形势 城镇化增速将趋于放缓。我国城镇化在经历高速发展阶段后,增速已趋于放缓。这与经济增速放缓是分不开的。“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6年至2019年经济年均增长6.6%,比“十二五”下降了1.3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口、城镇人口增长也在放缓,带来城镇化速度放缓。“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加之农业可转移劳动力数量下降,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也会呈现放缓趋势。 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基于人口流动的大数据观察城市中心度,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处在第一序列,内陆地区的成都也在第一序列,说明内陆地区的大都市圈发展也明显加快。“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内陆地区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并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力量。 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势上升。现在19个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80%以上,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比更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城市群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势快速提升。大都市圈与周边城市的同城化也在加快,比如广州和佛山加快推进广佛一体化。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正在成为优质生产要素的汇聚平台和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十四五”时期,这个发展态势还会深化,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扩散和集聚效率大幅提高,进而提升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效率。 部分城市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由于创新活动对人力资本、科研设施、大学和科研机构等要求较高,创新活动在空间上具有更高的集聚性,并吸引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创新生态逐步形成和完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创新型经济加快发展。 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加快。这次疫情加快了城市数字化进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信息溯源等数字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推进“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有效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效率,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城镇化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第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确保国内消费持续扩大和升级。研究表明,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27%,这对扩大消费意义重大。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消费潜力,最重要的是要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梗阻。我国城乡要素长期单向流动,比如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变成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金融资源从农村单向净流出,农民工进城落户又面临各种限制。这就要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逐步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加快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拓展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第二,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双循环”的枢纽功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对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尤为重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建立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为枢纽的经济循环系统,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和扩散,提高空间配置效率,将成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新形势下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三,增强中心城市的创新策源功能。“十四五”时期,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推动与我国科技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要加强北京、上海、合肥、深圳等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建设,推动创新体系战略性重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布局建设基础研究、前沿创新和生产制造相结合技术集群,构建安全的技术供给体系。 第四,在内陆地区培育有竞争力的城市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要建设内陆地区城市群,释放内陆地区发展潜力。要培育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一批重要城市群,拓展内陆地区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格局。 第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和空间集中度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迅速增长。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其覆盖面,并率先在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一体化。 第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加强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等建设,提高教育、医疗、城市管理的智能化水平,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作者王一鸣,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