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工厂的倒塌事件，超过1,000人丧生，重新引起公众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环境的讨论：怎样改善工厂工作的危险性和有害性。
麻省理工大学政治学者Richard Locke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过10年了。Locke参观过全球的好几百个工厂，带领一队研究人员收集的信息量是史上最大的。许多年以来，Locke认为答案在于私营部门的监管：跨国公司监管供应商的工厂，注重违反安全行为，威胁从供应商中撤出业务。
但是近几年，Locke改变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仅靠私营监管来消除工作危害、超时工作、童工和低薪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制定和鼓励更好的工厂标准。
“从系统上来看，私营法规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凑效，”Locke说，他是麻省理工大学政治科学院的院长和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总比没有法规好，但在我们研究的任何供应链当中，私营法规对提高工作环境和加强劳动权利显得并没那么重要。”
最近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私营力量的前景和局限”中，Locke对这个观点进行延伸，详细介绍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可以作用的方式，有时可以一起作用，让工厂生活不再难以接受。
“私营部门能够做的就这么多了，对于公民权利的问题，例如结社自由权、集体谈判权，”Locke说，“你不能够一下子在一间工厂落实这些权利，或者在一条供应链，甚至是在一个品牌。这些是领土性质的权利，也只有主权国能够落实。”
供需链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工厂环境，Locke在书中强调，我们需要把每一间工厂看做巨大全球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仅只是当地糟糕的管理，同样是跨国公司需求造成的。
假设一家跨国公司期望一张新订单从采购到出货的周转时间在11周内，在设计环节花费时间较长，于是工厂只有9周处理这张订单。Locke说，对工厂工人造成的结果是“补救的唯一方式就是加班”。于是超时工作就成了主要问题。
行业对产品过度生产，这些产品往往很少赚钱，同样是仓促生产的推力。消费性电子产品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只有9个月，由于企业不想持有库存，于是造成大量订单。所有的案例都表明，重担都压在工人身上，要求工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越多工作越要快。
Locke说道：“品牌和零售商在做的事情可能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对工厂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串联性的消极的。”他指出“事实上，我们已经证实了订单的大量波动导致工作时间的大量波动，同样导致雇佣和解雇临时工数量上大量波动。”
引证材料的首例讲的是Nike，它依靠亚洲工厂用不正当劳动生产而在九十年代引起抗议。Locke开始和Nike合作研究问题，Nike很快就增加了合规员来严肃对待提高工作标准问题。Nike还逐步把1998到2011年公司每次对劳动行为的审查报告提供给Locke和他的研究团队。
对Nike的研究使得Locke有机会接触其他企业，包括Coca-Cola，Hewlett-Packard以及Van Heusen。他的书引用的超过50个国家的几千家供应商的数据，还参观了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10个国家的120家工厂。
Locke认为，正因为管理决策影响几千公里外的工作状况，改善的不仅仅只是工厂车间，应该发生在行政管理地点。他还说：“我们需要改变的管理人员的行为，他们把总部设在美国或者其他工业发达国家。”
Locke本对私营执行能够提供工厂一种双赢的机制寄予希望，这种机制是实行更好的生产运作时，工厂可能放权给工人和变得更安全。
“全球化时代，对单个国家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可以作为一种可选择的途径。”Locke说，“而且我仍然对工厂的能力建设持乐观态度。”但是，数据和工厂参观都不得不使他相信，仍然有非常多的工厂忍受着恶劣的条件，在生产前线引起抗议。
“如果你只是向工厂引入新技术，那么在供应链里面谁强大谁就获得利益，不管是需方还是供方。”Locke说，“它将真正挑战极限，人们引入精益生产却不保证工人权益和提高工资待遇等等显现大量存在。这个有趣的发现是我们从这些不同国家和不同项目的研究当中仅有的得出。”
哪里都可以改善
对工厂自身评估而言，Locke反而支持的是在政府部门、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积极合作来建立和维持可接受的工作环境。尽管，就如孟加拉悲剧表明那样，除非灾难降临，否则政策不会做任何没有必要存在的改变。
但是Locke坚持，这些改变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就拿看上不可能成功的柬埔寨做为例子。在那里，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和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合作，就工作环境方面取得全面的进步，同时建立监控系统。
“柬埔寨已经度过了战争的恐怖时期，现在也很少官方记录，然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品牌已经投资去开发工厂的生产能力，同时，开发政府加强法律作用的功能。”Locke说，“如果能在柬埔寨发生，改变也能发生在局部中国，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
Aseem Prakash，一位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者，认为Locke的新书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并称它的“主要优势在于Richard Locke获得的企业层面数据的质量。这种获得层面是在政治学科上史无前例的。”
这项工作研究将继续在苹果公司和未来与Locke合作的公司中进行检验。
“我们知道问题是存在的。”Locke说，“但是资源并不充裕的地方发生积极的改变，这样的例子也是足够的，这就有可能了。改变不是自发的，但是如果有正确的政治意愿、知识和投资，改变可以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