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 Commun |上海药物所联合构建表面功能仿生型纳米药物载体改善胰岛素口服治疗效果》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2-11-25
  •  糖尿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目前,临床上针对Ⅰ型糖尿病及Ⅱ型糖尿病中晚期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是频繁皮下注射胰岛素,这不仅给患者造成了痛苦与不便,且会导致外周高胰岛素血症,从而引起低血糖、肥胖等副作用。相较而言,口服胰岛素则因无痛、给药方便等特点而更容易被患者接受。但是,一方面人体胃肠道内的生理屏障极大限制了胰岛素的口服吸收效率;另一方面,胰岛素经口服吸收入血后,还面临着在靶部位有效蓄积的困境。正常生理状态下,胰岛素经胰岛β细胞分泌后主要作用于肝脏,肝脏处胰岛素浓度约为外周组织的2-3倍。因此,口服胰岛素需要依次高效克服肠黏膜吸收屏障并靶向富集在肝脏发挥作用,从而模拟内源性胰岛素的分泌模式,改善体内葡萄糖的利用与分布。综上,胰岛素口服递送面临着巨大挑战。
      针对上述挑战,启发于病毒独特的表面特性及功能特征,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甘勇团队联合复旦大学魏刚团队于2022年11月4日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该成果设计了一种表面配体可转换的病毒仿生型多功能纳米载体(Pep/Gal-PNP)。经口服给药后,首先在酸性的胃肠道环境中,Pep/Gal-PNP表面的Pep配体可以仿照包膜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结构发生伸展并暴露出一端的穿膜肽片段,介导纳米载体高效跨过肠黏膜屏障;入血后,在生理pH条件下,Pep配体结构折叠,Pep/Gal-PNP表面的Gal配体暴露出来并与肝细胞表面的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ASGPR)结合,从而将胰岛素特异性递送至肝脏发挥作用(图1)。体内研究结果表明,Pep/Gal-PNP口服给药后在小肠绒毛上吸收明显,且主要分布在肝脏(约占总吸收量的71.9%)。在I型糖尿病大鼠模型中,Pep/Gal-PNP显示了良好的降血糖效果。更重要的是,其恢复了糖尿病大鼠体内肝脏-外周的高胰岛素浓度梯度,长期给药后显著提高了肝糖原的储存,约为对照组的7.2倍,有效改善了糖利用。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口服胰岛素递送策略,通过模拟病毒表面蛋白的构象变化,可依次高效克服肠黏膜屏障并精准靶向肝脏,实现糖尿病病理状态下体内血糖的合理处置,有助于维持血糖稳态,最终改善胰岛素的口服治疗效果。
      上海药物所博士研究生杨甜甜为论文第一作者,上海药物所甘勇研究员和复旦大学魏刚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复旦大学-上海药物所融合基金的资助。
    全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2-34357-8

  • 原文来源:http://www.simm.ac.cn/web/xwzx/kydt/202211/t20221123_65540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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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技术可以提高纳米药物的治疗效率》

    • 来源专题:纳米科技
    • 编译者:郭文姣
    • 发布时间:2020-07-29
    • 莫斯科物理与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同事从Shemyakin-Ovchinnikov有机化学研究所和普罗霍罗夫普通物理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已经开发出一种突破性技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避免引入小说几十年来药物进入临床实践。 这种新溶液可以延长任何纳米药物的血液循环,提高其治疗效率。俄罗斯研究人员的研究发表在《自然生物医学工程》杂志上,并在该杂志的新闻和观点部分刊登了专题报道。 19世纪末以来,医学化学的发展导致了传统医学向化学公式严格定义的药物的转变。尽管已有150年的历史,这种模式仍然是绝大多数现代药物的基础。它们的活性分子倾向于执行一个简单的功能:激活或停用某个受体。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实验室一直在研究能够同时实现多种复杂功能的新一代药物。例如,通过一系列生化线索来识别癌细胞,向医生指示肿瘤的位置,然后通过毒素和加热来摧毁所有的恶性细胞。 由于一个分子不能完成所有这些功能,一个更大的超分子结构,或纳米颗粒,必须使用。 然而,尽管纳米材料的种类繁多,迄今为止,只有最简单的具有高度特异性功能的纳米材料进入临床实践。使用治疗性纳米颗粒的主要问题与我们免疫系统惊人的效率有关。千百年来,进化完善了人体消除纳米大小外来实体的能力,从病毒到烟雾颗粒。 在合理的剂量下,大多数人工纳米颗粒能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被免疫系统从血液中清除。这意味着,无论药物多么复杂,大部分剂量甚至都没有机会接触目标,而是会影响健康组织,通常是以有毒的方式。 由MIPT纳米生物技术实验室负责人Maxim Nikitin领导的俄罗斯研究团队在他们最近的论文中提出了一项突破性的通用技术,可以显著延长血液循环,提高各种纳米制剂的治疗效率,而不需要对其进行修饰。 这项技术利用了免疫系统不断从血液中清除旧的、“过期的”红细胞的事实——人体每天约有1%的红细胞。“我们假设,如果我们稍微加强这个自然过程,我们可以欺骗免疫系统。当它开始忙于清除红血球时,人们对清除治疗性纳米颗粒的关注较少。重要的是,我们想以最温和的方式转移免疫系统的注意力,最理想的是通过人体固有的机制,而不是通过人工物质。” 研究小组发现了一种优雅的解决方案,即向小鼠注射红血球特异性抗体。这些分子构成了哺乳动物免疫系统的基础。他们识别出需要从身体中去除的实体,在这里是红细胞。 这一假设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小剂量的抗体——每公斤体重1.25毫克——被证明非常有效,能将纳米颗粒的血液循环延长几十倍。这种权衡是非常温和的,小鼠的红细胞水平仅下降了5%,比贫血的水平少了两倍。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方法被称为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细胞封锁”,适用于所有的纳米颗粒。它延长了微小的量子点测量循环时间只有8纳米,中等规模的100纳米粒子,和大型微米大小的,以及最先进的nanoagents批准使用在人类身上:一种“隐形”脂质体,伪装自己下一个高度惰性聚乙二醇涂层来躲避免疫系统。 与此同时,无论是小剂量还是在脓毒症的情况下,细胞阻滞都不会损害人体抵御血液中细菌(天然微粒)的能力。 这项新技术使纳米颗粒的广泛应用成为可能。在一组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在所谓的纳米制剂主动输送到细胞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它包括配备特殊分子的纳米颗粒来识别靶细胞。一个例子就是使用识别T细胞的CD4受体的抗体。给这些细胞的药物输送将有助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其他疾病。 在小鼠体内诱导细胞阻滞使纳米颗粒的循环时间从通常的3-5分钟增加到1小时以上。在没有细胞阻滞的情况下,清除速度过快,无法与靶细胞结合,但在细胞阻滞后,药物表现出异常高的靶向效率,与体外达到的水平相当。 该实验凸显了这项新技术的巨大潜力,不仅可以增强纳米制剂的性能,还可以使之前在体内完全低效的纳米制剂成为可能。 团队继续演示他们的癌症治疗技术的适用性,与cytoblockade使23倍更有效的磁纳米粒子的引导交付肿瘤(图1)。这种交付技术利用磁场来指导,集中注意力,并保留磁代理在肿瘤减少系统性毒性。这种传递只适用于纳米颗粒,而不适用于分子。 该研究报告了一种有效的治疗黑色素瘤的方法,即使用载磁铁矿的脂质体和化疗药物阿霉素,如果不使用红细胞抗体则完全无效。研究表明,改善磁传递对五种不同性质的肿瘤,包括黑色素瘤和乳腺癌。 他说:“我们观察到,对于我们所针对的每种癌症,纳米剂的输送都得到了改善。特别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在小鼠体内的人类肿瘤细胞上起作用,”研究合著者伊万·泽莱普金评论道,他是RAS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和MIPT的初级研究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技术使一种已获批准用于人体的商业脂质体制剂的治疗得到改进。这意味着细胞阻滞不仅打开了新的治疗机会,而且加强了现有的治疗机会。 作者指出,纳米颗粒性能的增强与血液循环时间的延长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可以通过研究小组开发的一种高灵敏度的磁粒子定量方法来建立。它能够以一种无创的方式检测血液中颗粒消除的动力学——也就是说,不抽血。 这种方法不仅能让我们实时测量血液中的颗粒含量。它使整个研究中,因为这将不可能测量如此大量的纳米粒子动能概要文件使用任何其他现有方法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切赫尼基丁说,他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之一Biophotonics实验室主管和RAS的普通物理研究所。 这项新开发的技术在转化为临床应用方面尤其有前景,因为抗d抗体与rhd阳性的红细胞结合,长期以来被批准用于治疗免疫血小板减少症和预防恒河猴疾病。因此,利用已获批准的药物,对人类新技术的评估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开始。 毫无疑问,纳米医学与现有的抗d或改进的下一代抗红细胞抗体的联合作用应该在严格的临床试验中进行检验。然而,我们对这项技术及其在癌症等需要靶向药物治疗的严重疾病中的应用感到非常乐观。” “既然这项历时七年的复杂研究已经发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将其转化为临床实践。因此,我们正在寻找有兴趣加入这个团队的合作者和积极的同事。” 自cytoblockade技术是通用的兼容nanoagents,不需要修改,它有可能成为比PEGylation大大更有效率,这是发达国家在70年代以来产生了数十亿产业“长期循环”的药物,与数十名临床批准的药物。 这组作者认为,这项拟议的技术可能为最先进的纳米制剂在体内的使用打开大门,主要关注的是功能性而不是隐形特性。 根据材料科学中最先进的理念制备的新型生物医学纳米材料,可以立即被引入体内的生命科学研究,然后迅速完善到临床应用。
  • 《Nat Commun | 上海药物所合作解析人源松弛素/胰岛素样肽受体4复合物三维结构》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hujm
    • 发布时间:2023-02-03
    •  人源松弛素/胰岛素样肽受体4(Relaxin family peptide receptor 4, RXFP4)为A类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GPCR),2003年首见于人类基因组数据库,2005年被证实为胰岛素样肽5(Insulin-like peptide 5, INSL5)的内源性受体。INSL5属于松弛素/胰岛素超家族,1999年Conklin等人在研究该超家族保守的B链半胱氨酸基序(Motif)时,通过检索人类表达序列标签(Expressed sequence tags, EST)数据库而被发现,二者均高表达于结直肠组织。INSL5/RXFP4还参与调控能量代谢、食欲调节和肠道蠕动等生理功能。目前,尚未解析RXFP4与内源性配体或活性小分子配体的复合物三维结构。   2023年1月30日,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王明伟、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柳红和杨德华领衔的合作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了题为“Ligand recognition mechanism of the human relaxin family peptide receptor 4 (RXFP4)”的研究论文。该论文首次报道了RXFP4分别结合内源性配体INSL5、小分子RXFP4/RXFP3双激动剂Compound 4及小分子RXFP4选择性激动剂DC591053与Gi蛋白形成复合物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不仅阐明了INSL5独特的受体识别模式,而且揭示了Compound 4拟肽作用的关键位点和DC591053受体亚型选择性的分子机制。 合作团队利用大肠杆菌表达、高密度发酵和专有蛋白纯化技术批量生产INSL5,为结构解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对柳红课题组已构建的四氢异喹啉类优势骨架化合物库进行药理活性筛选,以及基于四氢异喹啉母核开展多轮结构优化,发现了非肽类RXFP4选择性激动剂DC591053(pEC50 = 7.24 ± 0.12)。王明伟课题组和杨德华课题组在NanoBiT系连技术的助推下获得了分别与上述三种不同配体结合、颗粒均一和性状稳定的 RXFP4–Gi蛋白复合物,并通过300 kV冷冻电镜所拍摄的清晰图像和后继单颗粒三维重构,成功解析了分辨率各自为3.19 埃、3.03 埃和2.75 埃的INSL5–RXFP4–Gi、Compound 4–RXFP4–Gi及DC591053–RXFP4–Gi三个复合物的分子结构(图1)。   研究显示,RXFP4识别INSL5的方式不同于已报道的A类GPCR:INSL5 B链羧基末端的α-螺旋深入受体跨膜域(Transmembrane domain, TMD),而A链则覆盖正构位点从而维持配体的完整性和结构稳定性。特别是B链羧基末端的R23B与RXPF4上的E1002.63(右上标数字为Ballesteros–Weinstein编号,用于确定TMD氨基酸的相对位置)形成盐桥,而W24B除了与T1213.32、Q2055.39和R2085.42等残基形成众多极性作用网络外,亦可与W972.60及H2997.43发生与受体激活密切关联的堆叠效应(图2)。人为突变E1002.63、T1213.32和R2085.42导致INSL5完全失活,破坏W972.60、Q2055.39和H2997.43等残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RXFP4的活化。  非选择性激动剂Compound 4也能深入RXFP4的结合口袋,其胍基模拟INSL5的B链R23B与RXFP4上的E1002.63形成盐桥,而吲哚母核则模拟W24B的吲哚环与周围残基形成广泛的相互作用;该小分子配体对RXFP4的激活能力在发生W972.60、E1002.63、T1213.32与H2997.43等残基的突变后显著降低(图3a-b)。然而,选择性激动剂DC591053则展现与Compound 4迥异的结合方式,其吗啉环占据RXFP4独特的配体结合口袋(图3c-d),在3.29、3.33、5.39、5.42和7.39等位点上(Ballesteros–Weinstein编号)与RXFP3的氨基酸差异明显,与亚型选择性相关(图3e)。这个发现得到了功能性实验数据的支持:置换RXFP3和RXFP4上述同源位点的氨基酸,Compound 4对RXFP4突变体L1183.29S+V1223.33S的作用没有显著变化,但DC591053的效价却降低20.9倍;较之Compound 4,DC591053激活Q2055.39H和R2085.42K等RXFP4突变体的能力也受到更大影响。   这项成果将有助于深入研究RXFP4的生理功能和开发高效的选择性RXFP4小分子激动剂,同时也有望提升人们对胰岛素超家族成员多元识别相关受体的认识。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彦、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青年研究员周庆同和临港实验室王江研究员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复旦大学王明伟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柳红研究员和杨德华研究员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合作者包括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Ross A.D. Bathgate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徐华强研究员和常州健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沈纯博士等。该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的经费资助。   全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3-3618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