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 氢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讨》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21-11-29
  • 氢能具有清洁环保、能量密度高等优势,被视为极具潜力的可再生替代能源,是实现国家“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目前的核心问题是用氢成本过高,与燃油车和电动车相比没有价格优势。从制氢—运氢—加氢的产业链角度出发,对近中远期氢能产业链进行了成本分析,发现在近期和中期,制约氢气价格下降的瓶颈主要在于加氢站,而加氢站氢气成本下降的核心在于提升加氢量,摊薄成本。如果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提高,每日加氢量提升至一定水平,会迅速降低氢气成本,并为中远期的CCUS、电解制氢等更为低碳的制氢技术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同时给出了具体建议,包括通过政策引导大力增加燃料电池汽车数量以增加加氢量;合理规划,减少运氢距离;增加运氢压力以增加单次氢气运载量;优化加氢站工艺,减少日常运营成本等。

    迄今为止,人类共经历了两次能源革命,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初,伴随着工业革命及蒸汽机的普及,煤炭取代柴薪,成为主要动力能源,建立了煤炭—铁路为核心的工业链条;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末,伴随内燃机革命,石油和天然气逐渐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建立了以油气田—管道(油轮)—炼油厂—加油站为核心的能源供应链条。但是,200年来,以化石燃料为主要能源的工业体系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在大气中的浓度上升,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多。面对日益严重的气候挑战,各国纷纷制定碳减排及最终“脱碳”路线图。由此,第三次能源革命呼之欲出。在此次重大变革中,以太阳能、风能、核能和氢能为主的可再生清洁能源将逐渐取代化石能源,成为人类未来的主要能量来源。其中氢能作为一种高效、清洁、可持续的能源,质量能量密度为传统汽柴油的3倍以上,被认为是人类的“终极能源”。

    为应对气候挑战,我国作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已经提出30/60的碳减排目标,发展氢能等清洁能源作为替代能源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被写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地方鼓励政策也陆续出台。但目前阻碍氢能发展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氢气成本太高,燃料成本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没有经济优势,如果没有政府政策介入很难获得大规模推广。本文主要探讨氢能供应链上各个环节如何在不依赖补贴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1 近期模式探讨

    我国目前正处于氢能产业的起步阶段,近期的政策目标是氢气终端售价不高于35元/kg,当前各地政府的政策补贴也将其作为基准。本文从制氢—运氢—加氢角度分别进行分析,探究是否可以在不依赖补贴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

    1.1 制氢

    由于我国当前的电价相对较高,而且电力结构仍以火电为主,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所以电解水制氢不但成本高昂,没有经济性,且环境效益差,每1kg氢气碳排放可达30kg CO2,高于化石燃料制氢。以全生命周期考察,当前的电解水制氢并非真正的“绿氢”。由此,在氢能发展的初期,我国还不具备电解水制氢的发展条件。当前氢气来源以化石能源制氢为主,主要是天然气制氢和煤制氢。无论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目前工艺技术都已经十分成熟,且成本相对低廉。由于我国多煤少气的资源现状以及煤炭的低成本优势,近10年来煤制氢项目一直占据相关行业的主流。但与天然气制氢相比,煤制氢有如下不利方面:①煤制氢的一次性投资高于天然气制氢,以90000Nm3/h制氢装置为例,煤制氢需投资12.4亿元,天然气制氢只需6亿元,相差近1倍,而且天然气制氢装置小型化撬装化技术已经成熟,适合分布式制氢发展。②在当前“双碳”政策目标的大背景下,煤制氢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天然气制氢的4倍以上,煤制氢与当前的环境政策目标相悖。③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而未来氢能推广和消费的主要区域是华东和华南,需要远距离运输煤炭资源;与此相对,我国已经建成西气东输、中俄天然气管道等天然气主干管道7.7万km,依托主线同时修建了遍布全国的管道支线,天然气基本覆盖我国城市地区,目前天然气原料的获得便利性优于煤炭,这为分布式天然气制氢创造了条件。④目前我国天然气由政府定价,价格相对固定,波动性小;而煤炭属于市场定价,价格随市场变化,可能在短期内剧烈波动,所以煤制氢既不利于氢气价格判断,也不利于维持市场的价格稳定。由此,在氢能发展初期阶段,应该以天然气分布式制氢作为制氢主要手段,给氢能行业以原料支撑。根据参考文献中天然气制氢成本的计算方法,设计产能20000Nm3/h,预计投资1.6亿元,对外销售利润为20%,测算在2.5~3.5元/Nm3的天然气价格范围内制氢价格,结果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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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1可以看出,在天然气价格2.5~3.5元/m3的范围内,对外售价保持在大概14~19元/kg的范围内,其中天然气原料成本占到总成本80%左右,即天然气价格直接决定着氢气价格。

    1.2 运氢

    目前国际主流的运氢方式主要有高压气氢、低温液氢、管道输氢。由于技术及基础设施造价等问题,液氢运输及管道输氢在我国应用较少,目前主流的运氢方式仍然以长管拖车运输高压气氢为主。通过高压将氢气压缩至拖车内的储氢单元中,通常由6~10个高压钢瓶组成。该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但由于氢气密度小,而储氢压力容器自重大,所以最终拖车所运氢气的质量只占总运输质量的1%~2%。国内常见的单车运氢量约为350kg,而且氢气装卸过程时间较长,效率不高。目前长管拖车钢瓶主要为Ⅰ型瓶,受制于材料,运输压力约为20MPa。随运输距离的变化,运氢成本会随之变化,同时附加毛利15%,氢气运费具体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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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2可知,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单位质量氢气运输成本直线上升。一般认为,高压气氢运输的经济运输半径在200km以内,200km范围内的运氢价格可以控制在12元/kg以下,如果在150km范围内,则可以将运输成本控制在10元/kg以下。

    1.3 加氢

    加氢站是整个氢能产业链的终端,其成本也要被包含在用氢成本中。一个典型的加氢站由储存系统、压缩系统、加注系统和控制系统等组成。从站外长管拖车运进的氢气,通过压缩系统压缩至一定压力,加压后的氢气储存在固定式高压容器中。当需要加注氢气时,氢气在加氢站固定高压容器与车载储氢容器之间高压差的作用下,通过加注系统迅速充装至车载储氢罐。除去土建成本和管阀外,加氢站建设成本占比较大的主要是一些核心设备,如压缩机、加注设备和储氢罐。由于国内缺乏成熟量产的加氢站设备厂商,进口设备推高了加氢站建设成本。一个具备1000kg/d加注能力的加氢站投资约为2000万元,每年运营成本约250万元,如果投资回报率按20%计,按每日不同的加氢量分析,单位氢气成本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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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3可以看出,每日加注量越多,加注环节的成本越低,尤其在日加注量500kg以下,每增加100kg的加氢量其成本几乎以指数形式下降。由于加注量的增加可以摊薄折旧和运营成本,但由于我国目前加氢站平均日加氢量只有240kg,所以加氢环节成本仍然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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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是近期氢气供应链的成本汇总分析。从图中可知,由于制氢成本主要取决于天然气价格,但我国天然气定价体制并非完全市场化,所以制氢成本相对变化幅度不大,人为可控因素较小。运氢成本取决于氢源与加氢站的距离,实际相对比较固定,所以波动也不大。加氢站的加氢成本波动幅度较大,主要由加氢站每日的加氢量决定,每日加氢需求越高,加注成本越低。所以要想在不依赖补贴的条件下实现35元/kg的氢气售价,关键还是取决于制氢工厂与加氢站的设置距离和氢气每日的加注需求。但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受制于燃料电池汽车数量稀少、加氢需求不足、以及运输距离过长等因素,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一般很难达到35元/kg的目标价位。因此,在氢能产业发展的初期,要特别注意制氢工厂以及加氢站的区位选择,在项目的可研阶段要将当地加氢需求纳入统筹考虑范围,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项目建成后的亏损。

    2 中期模式探讨

    在2030年后,预计我国氢能产业已经逐渐从起步期过渡到产业化快速发展期,在这期间,氢气售价的目标价位为25元/kg。遵循相同思路,对此阶段氢能的制氢—运氢—加氢产业链进行价值分析。

    2.1 制氢

    在2030年后的氢能产业快速发展期,氢气来源会更加多元化,电解水制氢会占据一定的比例,但化石燃料制氢仍然占据主流。由于规模化效益以及折旧和财务费用的递减,天然气制氢的成本会比现在降低大约12%,但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此时制氢项目会通过二氧化碳捕集技术(CCUS)实现氢气的脱碳化生产,即将“灰氢”变为“蓝氢”。如果叠加CCUS,预计每吨CO2处理成本为210元,则天然气制氢成本上升1.26元/kg。剔除设备折旧和财务费用后,计算分析利润率20%,有CCUS和无CCUS两种情况的天然气制氢的氢气价格,结果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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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5可知,在2.5~3.5元/Nm3的天然气价格范围内,叠加CCUS后的氢气价格基本在13~18元/kg范围内波动。由于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的完善,即便叠加CCUS,此时的制氢费用仍然比当前费用更加低廉。

    2.2 运氢

    在2030年后由于氢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当下20MPa的运氢压力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运氢压力会比现在有所提高,长管拖车储氢的Ⅰ型瓶会逐渐被Ⅲ型或Ⅳ型瓶取代,运氢压力可以达到目前国外的50MPa甚至更高,单次运氢可以达到1200 kg以上。由此,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计算出50MPa压力下的运氢费用,详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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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比图2和图6可知,由于压力的提高导致单次运氢量的提升,使每公斤氢气运输成本平均下降50%,运氢效率获得了极大提升。在此条件下,氢气运输的经济距离大大增加,可以向更远的地方运氢。

    2.3 加氢

    随着氢能行业的发展,加氢站的数量逐渐到达一定规模,建设费用和运营费用会比现在有一定的降低,但幅度有限。但由于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增加,每日的加注量会比现在上一台阶。预计在此阶段,1000kg/d加注能力的加氢站投资约为1800万元,每年运营成本约200万元,投资回报率按20%计,根据每日不同的加氢量计算加氢成本,结果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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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7可知,在此阶段,加氢环节成本会比当前降低近20%。由于燃料电池汽车数量的增加,预计可以将每日平均加氢量稳定在500kg以上,此时加注环节的氢气成本将在20元/kg以下。对以上成本分析进行汇总,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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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8可知,在氢能产业的发展中期,虽然由于技术进步,产业链各个环节对比现在都会有一定幅度的降低,尤以运氢环节降低幅度最大,但此时制约氢气成本下降的瓶颈仍与现在相同,即在加注环节上。如果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发展至一定水平,使加注量可以维持1400kg/d以上,才有可能达到25元/kg的目标价位。由此可见,在氢能发展中期阶段,全行业盈利的平衡点主要仍在于市场对于氢气的加注需求。

    3 远期模式探讨

    预计在2050年后,氢气在动力能源消费比例中将达到10%,氢燃料电池汽车获得广泛应用,加氢站等配套设施基本完善,氢能行业将进入产业成熟期。此时,可再生能源制氢成本相比现在将大幅降低,市场在售氢气基本以电解水的“绿氢”为主,同时,站内制氢将成为主流,制氢加氢一体化,避免了运输成本。

    3.1 制氢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氢能发展规划,2050年之后,氢能行业将进入成熟期。天然气制氢和煤制氢在此阶段虽然仍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由于“双碳”政策的深化,化石能源制氢将逐步退出市场,电解水制氢将占据市场的主流,而PEM电解槽将成为电解水制氢的主流设备。由于光伏电力成本和电解槽价格的降低,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电解槽能耗效率的提升,预计制氢的平均电耗将降至4kWh/Nm3以下,1000Nm3/h的PEM电解槽购置成本将降至1000万元以下,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费将降至0.13元/kWh以下。此时站内制氢会取代站外制氢成为主流,如果按照站内制氢产能800万Nm3/a、毛利20%计算,不同电价条件下的电解氢气价格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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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9可知,如果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电力成本在0.13元以下,则单位氢气生产价格可在14元/kg以下,与当前的天然气或煤制氢价格处于同一水平。随着技术的进步,“灰氢”向“绿氢”的过渡不会带来成本的提升。

    3.2 加氢

    在2050年后,预计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将达到500万辆以上,加氢站数量达10000座以上,加氢站每日加氢量可以稳定在1000kg以上,甚至有可能达到2000kg。由于制氢-加氢一体化,大部分加氢站都将配备电解制氢设施。假设此时加氢站建设成本在1000万元以下,运营成本每年150万元,毛利20%,站内制氢,不同每日加氢量下的加氢成本详见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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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10可知,当氢能行业发展到成熟期后,加氢站每日加氢量可以稳定在1000kg以上,结合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氢气的加注成本将在8元/kg以下,如果加氢量达到1500kg,则加注成本可以进一步降低到5元/kg以下。在加氢需求达到一定水平后,加氢环节将不再是制约氢气成本的瓶颈。对远期的氢气价格组成进行分析汇总,详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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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11可知,如果未来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发展顺利,“绿色”电力成本比现在大幅降低,同时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稳步增加,氢气加注需求同步增长,那么加氢站加注环节将不再是制约氢气成本降低的核心。在2050年前后,氢气售价将极有可能降到20元/kg以下,届时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使用成本将在乘用车、商用车、重卡等细分领域全面低于燃油车。

    4 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当前氢能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燃料电池汽车数量还是加氢站等配套设施还都很短缺,为了使这一行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对燃料电池汽车政策扶持,降低购车成本。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近期和中期,降低氢气成本的瓶颈在于加氢站加注环节,其核心在于提高加氢需求以摊薄折旧和运营费用。短期内,由于燃料电池汽车购置成本高于燃油车和电动车,因此,需要政府介入,以补贴或者产业优惠政策等形式努力降低燃料电池汽车的购置成本,尽可能增加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增加加氢需求。

    (2)通过合理规划,缩短运氢距离。在目前阶段,由于我国供应燃料电池汽车的氢气仍以工业副产氢为主,尚未建立成熟的分布式的制氢网络,所以现在氢气平均运输距离仍比较长,成本较高。未来应通过合理规划,科学选址,为加氢站和制氢工厂确立合理的运氢距离,尽量不大于200km,以150km甚至100km为宜,以降低运氢成本。

    (3)提升运氢压力,提高单次运氢能力。受技术限制,利用长管拖车公路运输高压氢气是我国目前的唯一选择。如提高运氢压力至国外的50MPa,则可多运氢气3~4倍,从350kg左右提升至1000~1500kg,可极大降低单位运输成本,且随着运输距离的增加,高压的优势更加明显。这就要求必须替换现有长管拖车的Ⅰ型高压气瓶,更换为Ⅲ型瓶或者Ⅳ型瓶管束,以提高压力等级降低运输成本。

    (4)优化加氢站工艺,降低运营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国产化程度的提高,加氢站核心设备的购置成本会越来越低,使用寿命会越来越长,每年的折旧成本也会随之降低,那么加氢站每年的主要成本就来自于日常运营。目前各种经济性分析主要集中于加氢站的建设成本,但加氢站的运营成本为250万~300万元/年,是成本核算中的大头,如果可以通过工艺优化,如降低故障次数或电耗、减少工作人员等手段来降低运营成本,其收益大于仅单纯降低设备投资的手段。

    5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在近期和中期,氢能是否可以实现全行业盈利、吸引更多资本进入的关键仍然在于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数量,如果数量不足,加氢站的加氢量无法突破临界点,那么在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氢气成本无法大规模降低,企业也无法获得投资回报。因此应该在氢能产业的发展初期,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大幅增加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在充分的加氢需求的驱动下,带动制氢—运氢—加氢产业链的全面发展,各个环节均可获得合理利润,实现全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推动下,CCUS、电解水制氢等热点技术会持续进步,成本持续降低,但相关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市场化同样需要足够的市场容量。所以,氢能行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端的需求支撑。相信在我国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大力推动下,通过相关科研单位、装备制造企业、能源企业和燃料电池车企的持续努力和通力合作,氢能行业会很快跨过当下的产业导入期,在逐步离开政策扶持的条件下进入实质性产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氢能的可持续发展会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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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0-10-16
    • 氢能产业在中国正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其产业化落地进程不断加快。但如何更好的发展本国氢能,需要放眼世界各国的现状与进展,在国际化的角度和高度上进一步借鉴和完善。 10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氢燃料汽车也被纳入新能源汽车“三纵”之列,这对目前热情高涨的氢能产业给予了更多的信心。 政府支持对任何新产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今天的能源行业处于多元化竞争的局面,持续发展还是需要各种能源自身的竞争力。补贴期是有限的,暂时的,但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很有意义。怎样的模式推动行业更快降低成本,形成规模化效应呢?也许,通过比较国际上几条氢能发展路径会对我国氢能产业化有一些启示。 加拿大模式:全球氢燃料电池技术的支持者 加拿大是世界氢燃料电池研发的鼻祖,氢燃料电池最早起源于加拿大、美国的军方,是军转民用的一项技术。加拿大的巴拉德(Ballard )、水吉能(Hydrogenics)企业为世界氢燃料电池贡献了基础研发的路径,也培养了很多氢燃料电池行业的专业人才。 1979年成立于加拿大的巴拉德动力系统公司1993年即在多伦多交易所上市,1995年在纳斯达克上市,是一家从事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各种燃料电池产品并提供相应服务的公司。 水吉能公司主要基于水电解技术和质子交换膜技术设计、开发和生产氢气发电、储能和燃料电池产品,是一家设计、制造、建设氢能系统的公司,拥有超过 60 年的行业经验。其总部位于加拿大密西沙加,设有德国、比利时制造工厂和设备,在多国设有代表处,为全球范围内的用户提供电解制氢设备、电动交通工具燃料电池、燃料电池 UPS 和发电站,同时拥有全球的“电能-气体”转换储能技术。 显然,在全球氢燃料汽车尚未产业化之前,以科研为主的企业长时间处于投入中,从目前可以录得的财务数据来看,两家氢燃料科技公司都未曾有过盈利,而且销售规模也没有突破。加拿大市场并不大,在产业链与规模化上,他们似乎更加致力于全球市场的开拓,目前全球很多氢燃料电池公司都有这两家加拿大公司的贡献。 日本模式:从产品端出发的乘用车发展路线 日本从50多年前就开始了氢燃料汽车的研究,大约20多年前,学术界基本上否定了这条技术路线,但近20多年来氢燃料电池的成本效率大大改善,日本又将氢能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从19.9%降到2012年的6%,氢燃料产业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科研机构和企业对氢燃料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从1995年至2015年的20年间,丰田持续的研究将燃料电池的功率密度提升了20倍,车载瓶压力从35兆帕提高到70兆帕,整车耗氢降低了37.5%,耐久性提高了6.2倍,系统成本降低至原来的1/20,生产能力提高了7.5倍,这使得氢燃料汽车产业化变成可以实践的现实。 本田早在 1999 年就在东京车展展示过 FCX 燃料电池汽车,2008 年推出第二代 FCX Clarity,因为产业尚不成熟,该车型于2014年停产;2016年12月本田推出量产车型 Clarity,售价为766万日元。Clarity加氢时间约为3分钟,JC08工况测试下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750km,燃料电池的功率为 103kW。 日本新能源产业的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是日本最大的公立研究开发管理机构,他们以达到燃油车的经济和性能指标倒推关键产业链的技术指标,并以此制定了氢燃料车的发展规划,但这是个从生产端出发的目标,所以,日本氢燃料车的推进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他们2001年提出在2020年达到500万辆,到2010年又将2025年的目标调整为200万辆,到了2018年这一目标依然是遥遥无期,又将目标调整为2030年80万辆。 从2014年12月Mirai投产到2019年总共生产了10000多辆氢燃料电池乘用车,其中大部分出口美国和欧洲,国内销售不到4000辆。 尽管丰田、本田燃料电池汽车的性能指标已经非常领先,而且日本的加氢站数量超过100座,乘用车政府补贴大约为整车售价的1/4(这一补贴对相对不那么便利的市场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但这种从产品出发、生产端主导的模式很难形成商业闭环,丰田开始将燃料电池的功能延展至商用汽车和船舶领域,并在北京与中国五大汽车集团和亿华通成立了合资公司。 相比汽车产业,日本的热电联产的推广就顺利得多,日本自 2005 年以来开始部署家庭用分布式氢燃料电池 Ene-Farm项目,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部署了292,654个商业Ene-Farm装置。 韩国模式:高额补贴+应用场景 韩国和日本一样,也是由国内汽车龙头企业主导氢能产业、配套企业参与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现代布局整车、系统、电堆和双极板,形成自给供应链;三星在膜电极领域积累深厚,专利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浦项制铁切入金属双极板;ILJIN Composite 开发了超轻复合氢气罐,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及增强纳米复合材料内衬。 韩国的起步不算太早,但近年发展速度超过了日本和中国,政府对氢能可谓是“豪赌”。相比日本乘用车25%左右的补贴,韩国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比例超过售价的60%,加氢站补贴达建设费用的50%。2019年,韩国燃料电池汽车全球销售已经达到4987辆,超越日本列世界第一。 韩国政府在公交车、卡车方面也大力鼓励氢燃料电池的发展:2019年现代推出商用汽车,当年销售35辆公交车,到2022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000辆,到2040年将增加到41000辆;从2021年起,公共部门将垃圾收集车和清扫车转换为氢卡车。 今年7月6日,现代汽车打造的全球首款量产燃料电池重型卡车——XCIENT Fuel Cell,首批10台车辆已启程运往瑞士,这批订单总共是50台XCIENT Fuel Cell燃料电池重卡,今年将陆续交付。这批卡车抵达瑞士后,将被交付给Hyundai Hydrogen Mobility公司——由现代汽车和瑞士专业氢能源解决方案企业H2 Energy于2019年9月正式成立的合资企业,该合资公司将把氢能卡车改装成冷藏货车等车型,推广应用于融合了超市及加油站的综合流通供应链和食品流通企业等应用领域。 同时,XCIENT Fuel Cell在瑞士将推出全新概念的移动出行服务形态:采用根据行驶里程来支付使用费(Pay-Per-Use)。该使用费中涵盖了充电费、维修费、保险费及定期保养费等与车辆行驶相关的各类费用。该服务形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氢能源生态系统,集车辆供应、客户企业、加氢站、氢能源生产等4大领域于一体,将卡车的生产、服务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可以在区域性线路上形成闭环,从而提高卡车运行路线与时间的确定性,使得投资回报变得可以计算。 现代汽车雄心勃勃,他们计划将以出口瑞士为起点,陆续拓展至德国、荷兰、奥地利及挪威等地区,并逐步覆盖整个欧洲全境,同时进一步进军北美商用车市场。 德国模式:进口车辆试运行搭建基础建设 德国秉承了稳打稳扎的传统作风。宝马、奔驰、奥迪等汽车制造商和核心供应商在氢能和燃料电池乘用车的开发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也积累了很深的技术基础,拥有SFC Energy、巴斯夫、Linde、H2 MOBILITY等成熟的氢燃料配套商和运营商,而且推出了自己的FCV概念车。 不过在产业化进程中面对“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他们一开始选择了通过进口车来建加氢站,并进行商业化试运行。2017年在德国汉堡和慕尼黑等地,已经有燃料电池轿车在共享出租车的公司旗下提供租赁服务,目前,德国境内约有500辆氢能源家用汽车。 当前,德国加氢站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加氢站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拥有加氢基础设施第二多的国家。德国在运营加氢站数量达74座,规划建设加氢站26座,计划于2020年建成100座,到2025年400座,2030年1000座。 奔驰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启燃料电池技术研发,他们推出一代又一代样车,但在投入产出上似乎更加精打细算,并不急于执行量产计划,近期发布的GenH2卡车计划样车在2023年交付客户使用,到2025年才开始量产。 美国模式:从应用场景出发形成局部闭环的商业模式 在目前中国关于氢能的各种会议上,美国企业的身影相对比较少。尽管美国上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了氢能源汽车,近期也出台了鼓励氢能发展的政策路线图,但自2018年以来,美国面对世界氢能产业的如火如荼的热情似乎相对比较淡定。 不过,美国的氢燃料电池车辆企业却一直牵动着全球氢燃料产业从业人员的视线,无论NIKOLA披露的信息如何被质疑,但没有人质疑他的商业模式。以全球知名的核心零部件和制氢供应商构建的整车体系,加上全美最大的卡车租赁服务公司,样车出来后拿到了超过10000辆的订单。 对行业来说,重要的不是NIKOLA的资本运作和订单,而是通过核心供应商构建车辆,保障卡车的品质和车辆运行可以计算的经济效益。相比乘用车所面临的运行范围的局限性,商用车可以在局部商业区域让系统运行相对高效。 即使NIKOLA最后走不出来,只要他们的性能指标没有超出当今世界氢燃料电池可以达到的指标,Trevor Milton为这个行业贡献的商业模型就是有价值的,而且目前现代推出的卡车显然也是参照了NIKOLA商业闭环的思路。 另一家美国氢能燃料电池的企业PLUG近期股价从1美元暴涨了18倍,达到 18.43美元。PLUG发现了一种将氢能源的优势最大化、劣势最小化的方法,即这项技术应用于高使用量、运行空间确定的工业终端市场,这些市场不需要大量的运输需求,比如电商模式下蓬勃发展的仓储搬运业务。 氢燃料电池叉车具有充电时间短(电池充电约15分钟;HFC不到5分钟)、减少了对自由空间的要求(锂电需要大量空间来存储电池; HFC需要的很少)、更高效的功率输出(由于电池损耗,操作功率减弱; HFC则不是这样)和更长的生命周期(电池每隔几年就要更换一次;HFC则不要)。 他们以叉车为切入点也正是遵循了局部市场商业闭环的商业逻辑。公司2020年中报称:“Plug Power已经部署了超过34000个燃料电池系统,并且已经成为最大的液态氢买家,在北美建立并运营了一个氢气网络。”目前,PLUG也还处于亏损中,但随着成本氢燃料电池成本和氢气的成本下降,公司前景值得期待。 中国模式:政府带单的区域市场模式 无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电动汽车,在这些代表新能源的产业中,中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因为中国经济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性,我们在这些产业中也没有太多的原创技术,在这些非成熟产业中,中国在推动产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应用研究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才有了世界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 同样,目前世界氢能产业的发展正处于从“实验室”到批量化生产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政府补贴,中国与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参与度非常高。因为政府在公交车、出租车的采购上享有主动权,对于处于补贴周期的氢能源产业,公交车具有固定的线路、工作时间长的特点,比较适合用氢燃料车。 目前中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发布了氢燃料产业发展规划,从应用的角度来看,这种积极性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如果所有公布规划的城市都要发展氢燃料汽车的话,这个产业就变得非常分散。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和加氢站的数据大幅增加,但过于分散的产业也会造成鱼龙混杂,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国内也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比如,上海已经形成了上下一体的氢能产业链,而且传统车企和高等院校、新兴企业共同参与,从制氢、核心零部件到下游运营几乎是全产业链覆盖;佛山氢能产业以燃料电池企业为主导,在政府支持下构建了燃料电池发动机、整车、及加氢站等氢燃料汽车产业链;北京是以燃料电池企业为核心、城市公交和特殊活动(奥运)为契机构建氢能产业链;而山东则凭借当地商用汽车上下游资源构建氢燃料产业生态链。 我们说,行业的发展通常有五个周期:发展阶段性周期、政策性经济周期、产品使用寿命周期、库存周期、产品迭代周期,对于非成熟产业来说,还多一个周期就是“政府补贴周期”。也就是说,处于补贴周期的时候,往往地方政府都会将当地的公交车交给自己扶持的企业,但一旦这个周期结束了,产业进入市场化运行,过于分散的产业就会出现大量亏损,直到一些企业退出。 从其他国家来看,德国、韩国、日本氢燃料汽车产业的带头者都是国内汽车龙头企业,这些汽车产业可以在国内国际整合上游核心供应商资源,并构建不同的商业模式;美国是燃料电池企业为主导构建商业生态体系的模式;加拿大专注于燃料电池技术;在中国市场,优势是补贴期间市场会快速成长,竞争有利于成本下降,劣势是资源过渡分散,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因为产业基础不同,有些地区本身具有天然的优势,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自身可以构建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而对于更多整车企业来说,他们不一定要选择本地的配套企业,而是在全世界选择更优的供应商,所以,地方政府应该与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整车企业探讨构建商业闭环的方案,避免招商引资引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概念性和竞争力差的企业。
  • 《煤电与新能源耦合发展模式探析》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3-02-16
    • 长期以来煤电作为我国的主力电源,在我国电力安全供应保障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远期来看,在碳中和目标下,无减排措施的燃煤发电量必然逐步削减乃至清零,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期来看,到2030年,就全国总体而言,煤电仍然是我国的主体电源,提供近50%的电量,以及不低于60%的容量支撑和重要的电网安全保障;远至2040年,就电量贡献而言,煤电届时仍然可能是第一大电源品种。在低碳减排和安全保供的双重约束下,一方面煤电需要逐步由高碳电源转变为低碳或零碳电源,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推动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长期逐步退出以顺应经济社会的清洁低碳发展;另一方面煤电同时作为电力供应安全、能源系统碳中和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压舱石”,仍将长时期承担电力安全保供的责任,由主体性电源转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同时肩负供热服务。这就要求未来煤电向更加清洁低碳、更加高效、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 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低、间歇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具备电网支撑性能,在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进程中,可再生能源与煤电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征求意见稿)》指出,2030年前煤电装机和发电量仍将适度增长。为满足经济社会用电负荷增长以及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的调峰需求,在严控煤电项目前提下,近期仍需要在部分地区发展适量为消纳风电、太阳能发电服务的调峰机组和为保障电网安全供应服务的支撑性机组。至少在新能源及其配套的储能技术具备独立保障电力安全供应能力之前,要处理好煤电与新能源的优化组合问题,推进二者耦合发展。这既是我国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必由之路,也是可再生能源规模化跃升式发展的前提条件,更是煤电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煤电“三量”与“三新”的耦合发展   (相关资料图) 1. 煤电存量、增量、减量“三量”发展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预计煤电规模在电力需求刚性增长和电网安全支撑需求下仍会有一定的扩张,近期将出现煤电规模小幅增长、灵活性改造大面积铺开的情形,从主力电源向基础电源转变,来满足新能源快速发展的系统调节需求;达峰后以煤电碳捕获改造、容量有序清退、合规机组延寿运行(备用)为重点,从基础电源转变为补充电源,煤电发电存量由新能源逐步替代,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平稳过渡和煤电高质量有序退出。煤电存量、增量和减量“三量”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对于现役煤电机组、自备电厂,即存量机组来说,可作为主力机组在网侧起到基础支撑兜底保障作用,配合推进煤电机组清洁高效改造与灵活性改造,保障电力系统的低碳、灵活和稳定运行。对于当前即将到期退役的煤电机组,根据需要完成适应性改造后符合能效、环保、安全等要求的,可通过延寿运行来满足容量需求。存量机组的改造能快速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减少电力系统安全容量投资,应对大规模新能源并网和用电负荷“双高峰”化所带来的供电安全挑战。 对于增量煤电机组,未来以发展高参数的高效节水型火电为主,不再单纯以发电为目的,主要定位为灵活调节型和容量保障型机组,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和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在“双碳”目标约束下,煤电装机增量发展空间有限,在新建煤电机组时可考虑和新能源一体化耦合方案,发展多能互补综合能源生产新模式,例如“风光水火储一体化”,通过风光出力特性互补,联合调峰电源和储能,实现友好型并网,推动清洁能源最大化利用,或进行生物质耦合混烧,以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减少废弃问题。 对于减量煤电机组,随着新能源渗透率的快速提升,源荷匹配难度加大、系统受冲击干扰的风险加剧,有必要逐渐扩大常备应急电源和战略备用电源规模,一来提升电力系统的安全供应阈值,二来充分利用退役煤电机组的技术价值。部分退役煤电机组不能简单地关停淘汰,可以作为备用机组应对区域性、季节性、时段性的尖峰用电需求,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作为应急主力机组。 2. 新能源、新模式、新业态“三新”发展助力煤电低碳转型 助力新能源,以绿色发展推动清洁转型。建设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推进整县式光伏、依托电力企业发展属地的转型光伏、开展风电下乡等,都是发展新能源的重要路径。而新能源发电出力的不稳定性对电网消纳带来压力,系统对储能和调峰电源的需求愈发迫切。然而电化学储能发展尚在初期(成本高,安全性待提升),抽蓄受自然资源条件限制较大,灵活性改造后的煤电调峰已成为当前最优选择。目前风光大基地项目配备调峰火电机组已成趋势,通过规划建设大型风光电基地,鼓励煤电企业与新能源企业开展实质性联营,以综合能源基地模式鼓励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发挥支撑性作用,促进存量煤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主动改变供给侧功能和定位以实现转型,推动煤电和新能源的优化组合,全面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和灵活性。 探索新模式,以协调发展推动稳步转型。推进分散式风电、分布式光伏、中小型风光与风光火储互补项目资源储备和开发建设,创新多能互补商业模式。燃煤电厂特别是城市燃煤电厂可以开展多种服务,探索与变电站、储能电站、电动汽车充电站、分布式光伏电站和数据中心的局域集合,实现“源-网-荷-储-用”有机联动,形成面向城市、园区、社区及居民的综合能源服务“一站式平台”。 布局新业态,以创新发展推动增长趋势。新能源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讯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着电力行业的转型升级,带来电网形态功能的改变,电力新业态不断涌现。发电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煤厂、库房、热网等厂区布置,因地制宜改造升级,配套部署风光可再生能源、储能、制氢、热泵等,为周边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等提供冷热电气水等综合能源服务,并结合技术改造提高煤电机组经济运行和灵活运行水平,发挥煤电的兜底保障和灵活调节作用。 3. “三量”“三新”的耦合关系 面向电力安全保供和低碳转型的双重目标,电力行业低碳转型需要处理好传统电源与新能源之间的关系,实现煤电清洁高效利用与新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的协调统一。 煤电存量、增量、减量“三量”发展是新型电力系统转型规划的关键,是电力新能源、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消纳新能源、保障电力安全提供支撑。以风光为主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并不等于有效容量,尤其是电力系统源、荷资源对越发频繁的极端天气的敏感度提升,电力系统安全稳定面临更大挑战,煤电作为我国电力系统的“压舱石”和“调节器”,必须要发挥“三量”功能价值促进新型电力系统“三新”转型生态的发展。 新能源、新业态、新模式是助力煤电低碳转型的重要形式,“三新”生态是推动“三量”发展的有效动力。煤电“三新”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风电光伏大规模、高比例、多元化发展,促进新能源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丰富的绿色电力。通过积极培育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负荷聚合服务、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等贴近终端用户的新业态、新模式,同时搭建能源数字经济平台,发展综合智慧能源,以“三新”模式推动煤电机组功能定位转型,促进煤电与新能源一体化、多元化发展。 煤电与新能源耦合发展的典型模式 “燃煤电厂+分布式光伏+储能厂内耦合”。燃煤发电“源随荷动”,光伏发电“靠天吃饭”且夜晚没有出力,当新能源并网容量不断提升,新能源的波动性和间断性将导致电源侧的调频和顶峰压力激增,因此,新型电力系统势必需要煤电机组拥有深度调峰的灵活性。除发电机组的灵活性改造外,燃煤电厂可利用厂房和闲置土地加装光伏,利用光伏发电减少厂用电,可适当降低供电煤耗,减少发电厂碳市场履约成本、增加绿电收益;并根据装机容量,按比例配置一定规模的储能电站,与厂内燃煤发电及分布式光伏形成互补联动模式,提升项目整体的低碳性、灵活性和经济性。 “燃煤电厂+分布式光伏厂外耦合”。我国建筑屋顶资源丰富,开发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潜力巨大。但是建筑屋顶分布广泛、资源分散、单体规模小、开发建设协调工作量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屋顶分布式光伏的规模化发展。启动推进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工作,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积极性,引导地方政府协调更多屋顶资源,进一步开拓市场,扩大屋顶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在推进整县分布式光伏的政策契机下,燃煤电厂利用其中央企业或地方优势国企的资源优势,可以力争成为所在县域的整县分布式光伏平台服务商,实现业务、资产、技术和人员的整合优化和平稳转型。 “风光大基地+支撑调节性煤电”形成综合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是稳步快速且有保障地提高清洁能源供给能力的主要途径。围绕以沙漠、戈壁、荒漠为重点的大型风光电基地,合理规划建设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配套支撑性煤电,充分发挥煤电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进一步夯实煤电的电力保供“压舱石”作用,促进新能源开发外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煤电发展为电热冷汽水综合能源。煤电需要从单一发电服务转型为提供多种能源联合供应服务,因地、因企制宜,构建智能供电、气、水、热等系统,构成区域综合供能网架,为城市提供“电、热、冷、汽、水、压缩空气”等多品类能源供应。煤电向综合能源转型发展可以通过煤电生物质耦合、煤电与资源再利用组合发展等方式开展。 煤电生物质耦合发电,可以利用农林废弃物和城乡有机废弃物,通过将其加工成燃料颗粒替代燃煤掺烧,也可以通过气化处理产生可燃气体送入锅炉,实现生物质能处理耦合发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实现锅炉低负荷稳燃,提高机组灵活性调峰能力。 煤电与资源再利用组合发展是推动煤电“生态共享型电厂”发展的新模式,协同处置市政污泥、垃圾及工业固废等可再利用废弃物,实现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可以使煤电向污染治理企业和多种能源类型综合供应商转型,实现区域内能量资源体系的梯级利用、循环利用,灵活匹配多种用能需求,降低区域碳排放,打造绿色智慧低碳综合能源服务示范区。 以煤电为中心的综合能源生产单元模式。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周孝信院士团队提出了一种融合火电机组碳捕集、燃煤机组混烧生物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新甲烷/甲醇合成等多种技术的设想——综合能源生产单元(Integrated Energy Production Unit,IEPU)。该生产单元既可以生产电力和各种近绿色燃料,又能以其高灵活调节能力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IEPU通过单元内部各设备协同运行及单元与外部电网的灵活互动,实现多类型能源的生产、存储、转化和化工合成等过程耦合,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优点:一是以电解制氢装置作为可控负荷,通过与火电、水电等可调机组联合运行,在综合能源生产单元内部各子系统协同优化的同时,实现与电网互动,成为具有高灵活性的虚拟能源生产单元,为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支撑。二是通过二氧化碳与氢气合成生产甲烷、甲醇等便于存储、运输的绿色燃料或化工原料,一方面可规避大规模二氧化碳捕集后压缩及封存的高额成本,结合相应的产品收益模式,有利于火电企业推广应用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技术;另一方面,所生产的氢气及合成产品,也可为能源领域化石燃料和原料替代提供一定的来源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