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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占约旦电力需求超20%》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22-01-12

  • 阿拉伯可再生能源委员会（AREC）秘书长Muhammad Al-Taani表示，可再生能源满足了约旦20%以上的电力需求，使该王国成为阿拉伯世界能源转型的领导者。

    约旦通讯社佩特拉援引Al-Taani的话说，约旦的地理位置被视为其未来在中东能源转型及其在发展电力基础设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互连方面的作用的经济催化剂。

    根据Al-Taani的说法，随着包括约旦在内的该地区国家已采取措施，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预计到2040年，阿拉伯世界将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氢能方面投资约1万亿美元。

    AREC于2011年由16个阿拉伯国家在约旦首都安曼创建，代表阿拉伯世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其目的是促进绿色能源的使用和该领域的投资。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Saleh Kharabsheh在11月曾透露，国家已制定目标，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份额扩大到50%以上，因为该国寻求加强对当地能源的利用。

  • 原文来源：http://www.cnenergynew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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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guo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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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中东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规模扩大，减排压力不断增大。沙特、阿联酋、埃及等地区国家纷纷出台并更新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努力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加快能源转型，助力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国际能源署报告显示，根据目前中东国家公布的计划，到2030年，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不含水力发电）总发电能力将超过192吉瓦，为当前水平的17倍，其中太阳能发电所占比例将占42%以上，风能约占35%。分析认为，中东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将有利于地区国家推动绿色发展、减少碳排放，并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多国力推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 近年来，中东国家充分利用各自的自然禀赋，积极开发绿色能源项目，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 埃及位于撒哈拉沙漠东缘，全年日照充足。位于埃及南部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项目占地37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光伏产业园之一。2019年园区建成投产当年，埃及利用太阳能产出的电能总量达到24亿千瓦时，有效缓解当地用电紧张问题。该项目因此印在了埃及发行的纪念币上，成为一张“国家名片”。埃及学者穆斯塔法表示，5年前，埃及经常拉闸限电，现在随着太阳能项目陆续上马，这一问题大大缓解。 去年1月，沙特能源部启动了第三轮国家可再生能源计划招标。这轮招标包括4个太阳能发电项目，总发电能力为1.2吉瓦。今年1月，阿联酋全球铝业和迪拜电力与水务局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阿联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太阳能生产铝的国家，率先在应用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技术突破。自2011年建设第一座太阳能电站以来，阿尔及利亚已有22座太阳能电站处于运营状态。 全球风能委员会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风能将成为中东地区可持续、高效益的能源，创造就业、推动当地经济增长。摩洛哥、约旦等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将风电作为重要发展方向。摩洛哥2019年风电装机总量位居非洲第三；约旦目前有5家风力发电站，分布在伊布拉西亚、赫法、马安和塔菲勒；埃及在苏伊士湾西岸的扎阿福兰地区建立了多座风力发电厂。 相关产业支持政策持续出台 中东国家经济结构普遍较为单一，经济状况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为减少对传统能源依赖，地区多国相继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埃及计划到2022年将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提升至20％，到2035年提升至40％。埃及政府不断健全管理和监管机制，为光伏发电设定了上网补贴电价，同时鼓励有实力的国际企业参与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 地区多国将能源转型视为加快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一大战略。2016年4月，沙特发布“2030愿景”，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60吉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高到50%。沙特政府还计划2023年前在可再生能源项目上投资500亿美元，相关措施包括扶植本地开发商、放松对本地太阳能面板制造商的限制。沙特工业发展基金会也推出了可再生能源融资计划。 摩洛哥计划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满足50%电力需求，到2050年将实现满足100%电力需求。根据2019年的数据，可再生能源约占该国电力需求的35%。截至2019年底，摩洛哥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为736兆瓦，整个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力为3264兆瓦。 2017年，阿联酋发布“2050能源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阿联酋能源结构中44%为可再生能源、38%为天然气、12%为清洁化石能源、6%为核能，总投资预计达6000亿迪拉姆（1美元约合3.67迪拉姆）。该战略预计未来30年阿联酋能源需求年均增长6%，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从目前的25%提高至50%，减少发电碳排放量70%，整体能源使用效率提升40%，为阿联酋节省开支约7000亿迪拉姆。 此外，阿曼计划在2025年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10%。科威特规划到2030年实现15%的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 中国与中东新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不管是风电还是光伏发电，中国都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规模庞大的输电网络。中东国家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埃及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部副部长穆罕默德·穆萨说。 “中东地区未来将迎来太阳能发电、风电高速发展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领先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在中东地区得到推广应用。”中东可再生能源研究专家詹姆斯·基德表示。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地区多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15年8月，中埃签约筹备可再生能源国家联合实验室，极大推进可再生能源领域深度合作。2018年8月，浙江正泰和特变电工两家中企分别参与承建埃及本班光伏产业园的165.5兆瓦和186兆瓦两个项目。 中东媒体指出，中国已成为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重要参与力量。包括沙特、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在内的中东国家都已经把能源多元化作为一大经济增长战略，相关领域的融资、设计、采购、建设、开发等都将持续拥有巨大需求。中国参与的一些能源发展项目正在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北非电力走廊”的一部分，将惠及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和苏丹等国。 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埃及国际公司总裁杨凯分析称，由于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持续下降，同时多国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未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可以在太阳能、风能、电力存储技术、氢能源等多领域进一步开展深度合作。 穆罕默德·穆萨表示，期待中国的“智能光伏”等先进技术帮助中东地区突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瓶颈，“我们把中国视为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将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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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能源战略信息监测
    • 编译者：giecinfo
    • 发布时间：2016-03-25
    • 山姆·吉尔认为，约翰·马修斯和谭浩（音）的新书对中国绿色转型背后的政策驱动因素进行了完美阐释，但对政治和电力的论述似乎不够。 Article image 新书强调了中国能源革命的全球意义，但忽视了地方创新和政治因素。 图片来源：绿色和平/苏里 哲学家兼经济学家安安东尼奥·塞拉对16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命运进行了研究，并对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进行了对比，前者因为贸易和制造业富裕无比，后者则因只依靠金属采矿而非常贫穷。 在一本关于中国电力体系的专著中，这样一个观点可能显得有些非同寻常，但对于作者约翰·马修斯和谭浩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在书中写道，尽管中国身陷各种不利的“地缘政治纠葛”，以及给地区及全球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但它正在从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采掘经济中“解放自我”。 相应的，中国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建设自身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来打破碳依赖僵局的国家”。 他们认为，这一进程“背后主要的驱动力是对当前的污染状况，以及中长期的能源安全和工业发展等问题的关切”。 减少造成气候变化的碳排放并非终点，而是这一宏大政治经济转型的一个“十分顺手的副产品”。 认识到这一点，两位作者说，中国花重金建设电网，以更好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这可以被视为“21世纪伟大基础设施项目”，能与公元7世纪修筑的大运河相媲美，这给中国摆脱“早期工业化电力”化石燃料依赖创造了良机。 马修斯和谭浩认为，正如德国和英国在19世纪主导了以煤炭为基础的技术，美国在20世纪成为石油基础技术的世界“老大”，中国则将成为以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世界领袖，无论是其产品还是技术。用作者的话说，中国注定将创立“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能源范式”。 这些意义深远的结论并非凭空推测，而是作者在研究近年来中国发电、投资、专利等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作者关于创新与产业动力之间的理论基础尤其有价值。马修斯和谭浩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释，例如从“黑色”（化石燃料）产业到绿色产业的转型路径（企业家致力于新的产业，其他人也会跟上）是如何变得“自我强化、自我可持续和不可逆的”。 他们阐释了中国如何通过规模化生产积累了大量经验，从而有效降低了太阳能光伏板和风力发电机的成本，这使得中国的非热源电力已经占到了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 最近的数据表明，太阳能发电量急剧增长。有趣的是，作者还指出，这些数据说明由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都超过了核能发电，中国的非碳电力并不会依赖核电。 这条“学习曲线铁律”，再加上产业战略和在五年规划下“精心设置的目标”，为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做出了贡献。去年，中国的煤炭消费达到峰值，煤炭产量和热电发电量都开始下降，这一年“对世界和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三重巨大意义的里程碑”。 电力政治 不过，对于一本力图“专门阐释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来说，马修斯和谭浩在政治方面的分析似乎有所欠缺。偶然出现的矛盾之处以及重要人物和机构名字的拼写错误让这个印象更加深刻。 更实际地说，书中处处提到了各种能源政策，这种提及也是有用和必要的，读者会认为这些政策有一个专家治国式的形成史，并且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的电力政治（包括精英层和基层）进行更多阐释的话，至少会改变行文的架构。换句话说，这本书的重点在能源上，但对于电力谈得较少。 在中央层面，本书应该阐明围绕电力部门改革的漫长讨价还价和冲突过程，我很想多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在地方层面，读者可能会提出更多问题：如果增长缓慢的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意味着要对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或者应对大规模失业的社会后果，产煤县的省一级官员应该如何适应？为遥远的城市输送电力的可再生能源设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这些设施能给电力企业带来收入，却对地方就业鲜有贡献。对此，当地人会有什么感受？ 自下而上的创新 此外，这本书自上而下的视野意味着它忽略了产业层面、以及社会层面正在塑造中国能源转型的许多有趣的自下而上的动力。 这里有不少需求引导的成功案例，比如农村地区广泛采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城市地区到处驰骋的锂离子电池电动自行车。尽管上网电价常常受到地方电网的抵制，非政府组织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首批光伏设备采用者推动了其落实。 公众的焦虑甚至抗议似乎也在塑造着中国关于低碳能源选择的决策，尤其是在事关核能的情况下。在一些个案中，省或市政府（如山东省，尤其是德州市）为绿色创新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对中央政府研发项目进行了有力补充。 但总的来说，这本《中国可再生能源革命》是关于中国方兴未艾的能源转型的一本很有价值、简明清晰的最新研究专著，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球气候都很重要。 面临中国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所带来的竞争威胁，发达经济体力图抵御。对此，本书在结论部分的观点也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共鸣。书中呼吁发达经济体摒弃贸易报复，转而采取同样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在本国大力推动绿色创新和市场扩展。 但是，与16世纪的意大利一样，今天美国或英国的障碍不在于缺少英明的政策，而在于能源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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