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 | 袁亚湘委员:切实减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中国科讯】》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 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4-03-18
  • “我们一定要真正重视和关心广大青年科技人员。如果他们不能心无旁骛地做科研,我国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科技强国。”今年全国两会上,一直关心青年科技人员成长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再次呼吁为他们“减负”。

    近年来,有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的专项行动,旨在解决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充分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与活力。

    袁亚湘表示,不少青年科技人员反映,“破五唯”似乎是越“破”越“唯”,而科研工作中的繁文缛节依然存在。如今“帽子”的花样和数量都比以前更多了。更糟糕的是,职业晋升、组织团队、申请项目时会默认没有“帽子”就没有机会,这些无形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感觉没有戴“帽子”就抬不起头做科研。同时,项目申请、结题的流程依然烦琐,格式上和形式上不尽合理的条条框框仍有不少,项目申请表填报往往需要科技人员投入大量重复性、低技术含量的劳动。

    此外,不少优秀的科技骨干也是单位中学术单元的负责人,如高校系主任、科研院所实验室主任等,因此被纳入行政干部系列管理。这让他们为非学术事务分心太多。

    对此,袁亚湘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切实减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

    第一,切实减少“帽子”的类型和数量。减少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评比、评估和排名;在进行少量而必要的评估时,尽量不把“帽子”作为指标。

    第二, 提高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的待遇,使他们不必通过“帽子”来提高收入。让“帽子”和待遇脱钩,避免用人单位根据“帽子”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第三,简化基础研究类型基金的申请和结题流程。比如,由于基础研究项目具有不可预见性,可以不要求给出项目的技术路线、不提供经费预算。

    第四,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担任中层干部的学术骨干选择是否要行政级别。对于那些不要行政级别的“双肩挑”的科技人员,按普通科技人员管理,不纳入干部管理。


  • 原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xJqXs46dHWe_GKEQ0oQf6w
相关报告
  • 《聚焦两会 | 沈建忠委员:加快建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国科讯】》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4-03-18
    • “近年来,以非洲猪瘟为代表的重大动物疫病、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冠,以及多种人兽共患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扩散。面对这些具有高度致病性及传染性的疾病,开展感染致病机制以及药物与疫苗研发等至关重要,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其中发挥的平台支撑作用不可或缺。”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建忠呼吁,进一步加强我国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安全防护等级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指生物安全防护级别为三级和四级的实验室。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国家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防范动物与人类重大、新发、突发高致病性传染病与人兽共患病中发挥关键的平台支撑作用。 沈建忠告诉记者,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医疗、疾控、海关检疫、药物及疫苗研发等多个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存在数量不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以P3实验室为例,截至目前,美国的P3实验室超过1500个、英国有400余个,而我国不到70个,且存在地域和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对此,沈建忠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布局,加大P3实验室建设和投入力度。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域和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合理布局,将P3实验室增加到500个以上,为重大疫情和外来疫病监测、病原生物学与感染致病机制研究、疫苗与药物研发等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第二,进一步加强管理。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多个领域,由多个部门监管,建议统筹安排,组建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牵头部门,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与协调机制,明晰各部门在综合性交叉问题上的管理职责,完善实验室的宏观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与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如设立生物安全专业,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制订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生物安全战略人才队伍;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增强风险意识,切实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和实际操作水平。
  • 《专家观点 | 袁亚湘院士:科技评价要关注在中国大地上写论文的科技人员【中国科讯】》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4-01-02
    • “不但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要在祖国大地上作出重要工作和贡献。”近日,中国数学会2023年学术年会在辽宁大连召开,在年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如是呼吁。他还建议,科技评价中应更多关注在中国大地上写论文的科技人员。 “加强国际交流很重要,但更要重视立足国内的科研发展。”接受采访时,袁亚湘阐述了他对科技评价的一些思考。 “崇洋媚外”值得警惕 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海外经历、名校身份、被国际权威高度评价、入选某某计划……在当前的科技评价和人才引进中,这些“履历”几乎是“硬性指标”。若没有这些条件,在目前国内的科技评价体制下,科技人员很难脱颖而出。 在袁亚湘看来,这些做法对立足国内工作的科技人员不公平,对年轻人而言,也是不好的引导。诚然,这些指标圈定了一些优秀人才,但在客观上,是潜在地“鼓励”海外“优秀”人才在外做出很多成绩、功成名就之时再回国。事实上,学术界最需要引进的不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之人,而是朝气蓬勃、具有创新思维和学术冲劲的青壮年人才。 “如果青年人能在学术最活跃时回国工作,那才是真正地服务和奉献于国家。许多‘唯国际’的指标和将海外经历当作荣誉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崇洋媚外’,是缺乏科技自立自信的表现。”袁亚湘说。 事实上,老一辈科学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比如,华罗庚仅有初中文凭,却凭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解析数论学派;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1+2”的详细证明发表于国内期刊《中国科学》,这一成果至今仍在相关研究中保持世界领先水平;袁隆平《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科学通报》上。 老一辈科学家在国内艰苦环境下坚持科研并取得国际领先成果的例子还有很多。袁亚湘说,以这些科学家的能力,在国外谋得教授的教职轻而易举。但这些科学家完全不为国外优渥的条件所动,而是认认真真地在祖国大地上写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论文。这样的家国情怀和深明大义令人敬佩、令人动容。 “唯一要‘唯’的是取得的成果”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提出“破五唯”改革。但“五唯”“破”了之后,应当如何恰当地评价科技成果? 袁亚湘认为,科技评价最重要的是转变评价思维。“破五唯”的目的并不是在去除一些指标后,另立一些新指标。人为制定一些定量的指标,只是为了方便科技管理部门,让他们用一把无形的尺子衡量不同的单位和个人。而这对于科技成果的评价显然是不科学的。 在袁亚湘看来,不合理的评估组织方式,比如外行评内行、低水平专家评高水平成果等,也会导致评价过程过分依赖某些指标。“合理的评价应当衡量做了什么研究、最终解决了什么重要问题,唯一要‘唯’的是取得的成果。” 作为早期留学归国人员,袁亚湘不仅不反对出国留学,而且认为国际学术交流对促进高水平科研非常重要。但他想强调的是,在科技评价中不要将国际交流“扩大化”和“唯一化”。 “大家应该相信科技界内部的判断能力,科技评价应回归评价科技成果本身,而不是使用某些指标简单量化。”袁亚湘说,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引导青年科技人员把精力放在重要的研究上,而不是不断追求各种指标和“帽子”。他表示,其实这关系到我国科技界能否真正建立科技自信,“有了自信,才能更好地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