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 | 沈建忠委员:加快建设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中国科讯】》

  • 来源专题:数智化图书情报
  • 编译者: 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4-03-18
  • “近年来,以非洲猪瘟为代表的重大动物疫病、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新冠,以及多种人兽共患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蔓延扩散。面对这些具有高度致病性及传染性的疾病,开展感染致病机制以及药物与疫苗研发等至关重要,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其中发挥的平台支撑作用不可或缺。”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建忠呼吁,进一步加强我国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根据微生物及其毒素的危害程度不同,安全防护等级分为四级,一级最低,四级最高。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指生物安全防护级别为三级和四级的实验室。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国家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防范动物与人类重大、新发、突发高致病性传染病与人兽共患病中发挥关键的平台支撑作用。

    沈建忠告诉记者,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医疗、疾控、海关检疫、药物及疫苗研发等多个领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存在数量不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以P3实验室为例,截至目前,美国的P3实验室超过1500个、英国有400余个,而我国不到70个,且存在地域和领域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对此,沈建忠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布局,加大P3实验室建设和投入力度。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域和行业领域的实际需求,合理布局,将P3实验室增加到500个以上,为重大疫情和外来疫病监测、病原生物学与感染致病机制研究、疫苗与药物研发等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第二,进一步加强管理。生物安全实验室涉及多个领域,由多个部门监管,建议统筹安排,组建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牵头部门,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与协调机制,明晰各部门在综合性交叉问题上的管理职责,完善实验室的宏观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

    第三,加强与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专业方向的人才培养。如设立生物安全专业,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制订国家生物安全战略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生物安全战略人才队伍;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培训,增强风险意识,切实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和实际操作水平。

  • 原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VD83TIf0m9BuUKTeZQbs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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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于彰淇
    • 发布时间:2024-03-18
    • “我们一定要真正重视和关心广大青年科技人员。如果他们不能心无旁骛地做科研,我国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科技强国。”今年全国两会上,一直关心青年科技人员成长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再次呼吁为他们“减负”。 近年来,有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的专项行动,旨在解决青年科技人员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保障青年科技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充分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与活力。 袁亚湘表示,不少青年科技人员反映,“破五唯”似乎是越“破”越“唯”,而科研工作中的繁文缛节依然存在。如今“帽子”的花样和数量都比以前更多了。更糟糕的是,职业晋升、组织团队、申请项目时会默认没有“帽子”就没有机会,这些无形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感觉没有戴“帽子”就抬不起头做科研。同时,项目申请、结题的流程依然烦琐,格式上和形式上不尽合理的条条框框仍有不少,项目申请表填报往往需要科技人员投入大量重复性、低技术含量的劳动。 此外,不少优秀的科技骨干也是单位中学术单元的负责人,如高校系主任、科研院所实验室主任等,因此被纳入行政干部系列管理。这让他们为非学术事务分心太多。 对此,袁亚湘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切实减轻青年科技人员负担。 第一,切实减少“帽子”的类型和数量。减少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评比、评估和排名;在进行少量而必要的评估时,尽量不把“帽子”作为指标。 第二, 提高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的待遇,使他们不必通过“帽子”来提高收入。让“帽子”和待遇脱钩,避免用人单位根据“帽子”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第三,简化基础研究类型基金的申请和结题流程。比如,由于基础研究项目具有不可预见性,可以不要求给出项目的技术路线、不提供经费预算。 第四,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担任中层干部的学术骨干选择是否要行政级别。对于那些不要行政级别的“双肩挑”的科技人员,按普通科技人员管理,不纳入干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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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lifs
    • 发布时间:2020-05-26
    • 内容提要: 自2019年《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启动以来,长江经济带席卷起一场环保风暴,让各地发展的思想愈加统一:碧波清流,是优势是财富;污泥浊水,是劣势是包袱。 2020全国两会 长江之水浊,长江之水清。 自2019年《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启动以来,长江经济带席卷起一场环保风暴,让各地发展的思想愈加统一:碧波清流,是优势是财富;污泥浊水,是劣势是包袱。 来自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数据见证了长江水质变好的趋势。截至2019年底,长江流域水质优良(I-Ⅲ类)断面比例达到91.7%,同比上升4.2个百分点;劣V类断面比例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至0.6%。 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效果初显。 根据《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底,长江流域水质优良的国控断面比例达到85%以上,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的国控断面比例低于2%;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比例达9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高于97%。 2020年也是《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如何把长江保护修复攻坚的硕果保持下去,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还将如何发力? 查 尽管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有目共睹,但高负荷、高污染、高风险依然是横亘在长江大保护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围绕长江沿岸布局的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带来的污水排放,来自生活、船舶和农业农村等面源污染及其他生态环境问题,威胁着长江脆弱的生态环境。 看不到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近两年,连续两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的问题让沿江省市大为触动。只有直面问题,攻克难点,才能实现长江大保护“质”的飞跃。问题在哪儿?一个字“查”。 江苏自去年起,全面开展长江健康大普查大体检,切实找准病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环境安全。“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等技术,组织对沿江8市的入江排污口开展全面排查,初步掌握沿江污染分布状况。”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天琦表示,江苏已经完成58个“千吨万人”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265个“千吨万人”以下乡镇农村地下水型水源地环境隐患排查,组织对1975家较大以上环境风险企业开展“八查八改”核查和沿江8公里环境风险源排查。 “从今年3月起,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开展为期3个月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排查整治,采取地方自查和省级暗查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告诉记者,由省厅领导带队,已对15个市(州)的集中排查整治情况开展了两轮暗查指导,共发现典型问题50个,“全部纳入四川省自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治 查出问题,还要有治理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为抓手,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实施长江沿线大治理。”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许恒秋表示,截至目前,安徽沿江8市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10027家,已完成整治9869家。2018年和2019年国家两次警示片共披露的“38”个点位问题已完成整改18个,2019年省专题片80个问题,已完成整改10个,2019年排查出4批“N”类的问题1280个,已完成整改1194个。全省44家危化品搬迁企业任务,已完成32家,有效解决了“化工锁江”问题。 矛盾千变万化,如何因地制宜治理难题,考验着管理者的创新思路和协作能力。 2020年,随着成渝经济圈成为国家战略,借助这一契机,两地在流域综合防治上也即将展开深度合作。“川渝两地将共同开展联合整治,针对81条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跨界河流,以跨界河流‘清四乱’(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专项行动及跨界河流污水偷排直排乱排专项整治行动为抓手,坚决打好打赢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余国东告诉记者。 全覆盖、拉网式全面排查跨界河流,聚焦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四乱”突出问题,是本次“清四乱”专项行动的重点。两地立下军令状,8月底前,“清四乱”专项行动要见到明显治理成效。 “重庆将不断深化流域一体化治理。”余国东说,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深化两地跨境流域治理,探索打破行政区划障碍,推进一体化治理模式,实现两地流域水生态环境共防、共治、共保。 治理问题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江苏,为了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安排4.86亿元环保资金用于长江保护修复,对保护成效好的地区进行正向激励。建立长江保护修复项目库,已入库项目367个,总投资约2353亿元。”王天琦介绍说,通过深化水环境“双向”补偿制度,完善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努力释放制度红利。 “近段时间,江苏南京的江豚增加到50多头,太湖流域多年不见的‘吉祥三宝’(即桃花水母、白鹭、地衣)也开始回归了。”对此,他感到十分欣慰。 划 立下规矩、划定红线。完成“三线一单”编制,完成战略环评,沿江各地生态环保部门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结构、完善产业结构布局的作用,倒逼长江沿线各地深刻变革发展理念,推动产业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安徽省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个转型的典型。 曾经,其公司老厂区临近长江1公里范围内,年产值6亿元人民币。通过搬迁和产业升级,新厂区发展空间变大了、工艺变先进了,污染物排放更低了,同时年产值大幅增加,达20亿元人民币,是搬迁升级前的两倍多。“近年来,皖江地区通过抓问题整改,倒逼产业转型升级,2019年皖江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13.6%,高新技术企业达到5282家、占全省的79.6%。”许恒秋说。 作为经济强省的江苏,则从强化源头管控做文章。“我们完成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及‘三线一单’编制,确定环境管控单元2592个,逐一明确差别化管控要求。”王天琦表示,江苏已划定231块生态红线区域,陆域面积约占沿江8市的9.77%,会同有关部门安排生态补偿资金15亿元,引导各地守住生态“家底”、为发展“留白”。针对各地实际情况加强引导,如支持南京市建设沿江“最严生态环境管控区”,指导泰州市开展好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努力为诊治“长江病”寻找更多良方。 四川则积极推进流域立法,“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岷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的立法工作,制定了立法计划和工作任务表,目前正在开展前期立法准备工作,拟于近期开展立法调研。”王波说。 修 江水奔流,不舍昼夜。 尽管关停经营了18年的“小二黑”渔庄,现年56岁的“小二黑”依然眷恋着江水。当年生意最好的时刻,想要到“小二黑”的船上吃鱼,吃客往往要提前几天才能定到位置。 现在,往日的喧嚣和嘈杂已随着重庆长江餐饮船舶污染整治远去,江面宽阔整洁,居民沐浴着江风习习,享受着水清岸洁的宁静致远。“小二黑”也是这漫步江边的一员,尽管上岸做起生意,但是“挣的不比以前少”,他咧开嘴笑着,“看着江面干干净净,我也高兴。” 餐饮船舶整治是重庆落实长江大保护其中的一个缩影。还江于民,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安徽,沿江城市全面实施长江岸线清理整顿和修复,大规模开展干流两岸绿化,加强自然湿地修复和综合整治,取缔拆除非法码头1165座,释放长江岸线111公里,其中港口岸线36公里。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多年来存在沿江码头林立的情况得到有效扭转,铜陵市3.2公里滨江公园和芜湖市“十里江湾”公园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马鞍山清理长江岸线10公里,建成薛家洼生态游园、滨江文化公园、陈家圩亲江绿道10公里生态岸线,改变了马鞍山多年来“临江不见江”的尴尬局面,薛家洼区域环境整治被多家媒体广泛报道,成为安徽省落实长江大保护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一张重要“名片”。 保护长江,法治保障的力量将更加强劲。 “长江保护立法,能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妥善解决流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谢德体在2019年3月的全国两会时,就提交了《关于长江保护立法的建议》。在共同的期盼中,2019年12月,《长江保护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时刻一年后的今天,他告诉记者,“通过我的调研和走访,长江大保护的成效越来越明显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