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拉丁美洲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拉美各国均普遍重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仅设立了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还系统性推出针对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激励政策。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拉美地区电力系统中可再生能源占比长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加快恢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社会经济、实现清洁低碳的发展目标，拉美地区纷纷建立适应本国新能源行业发展的电力系统发展战略。考察分析拉美地区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也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与影响
疫情对拉美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0年拉美地区整体经济衰退了7.0%，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加勒比海地区甚至达到了15%的深度衰退。2021年随着免疫接种工作的逐步展开，区域经济开始缓慢恢复，当年经济增长率约6.3%。经济衰退导致贫富差距显著扩大，2020年拉美地区有大约2200万人口陷入贫困状态，贫困人口占比达到33.7%，同比增长3.2个百分点。对拉美地区电力能源行业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电能总需求整体萎缩但差异性明显
疫情冲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拉美地区电力需求的显著萎缩和缓慢恢复上，但是程度在不同行业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20年拉美地区GDP同比衰退7.0%。受此影响，2020年区域内电能需求总量同比下滑5.5%，但是电力需求萎缩主要体现在工商业和交通领域（同比下滑13%），居民用户的电力需求同比上涨20%。拉美国家中，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电力需求同比分别下滑4.1%、2.5%和1.5%，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电力总需求同比下滑约4.9%。
恶化的财政状况影响投资意愿
一方面，疫情冲击造成的需求萎缩导致电力企业收入下滑；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都出台的纾困政策，例如用户暂缓缴纳电费或低收入家庭电费减免等，客观上恶化了电力行业的财务状况，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
个别国家由于政府财政原因减少了对可再生能源系统的开发支持力度。拉美国家受自身历史因素的影响，其能源转型过程的政府主导色彩偏重，市场力量难以主导能源转型过程。疫情环境下政府更迭带来的政策突变进一步恶化了上述问题。例如2020年5月墨西哥国家能源控制中心（CENACE）以电力需求不足、风光电源间歇性和波动性危及电力系统稳定性为由，暂停审批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并网申请，同年12月CENACE再次以相同理由暂停审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并网申请。受此影响该国总投资额超过64亿美元的44个在建风光发电项目被暂停。
工作效率下降
疫情暴发后，拉美各国纷纷采取包括居家办公和严禁多人聚会等在内的社会隔离措施，在疫情蔓延高峰时期甚至推出了边境封锁等措施，严重降低了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的工作效率。政府工作效率不高和项目审批拖沓的问题在社会隔离措施的大背景下愈加严重。巴西矿能部宣布将发电项目招标延期，哥伦比亚瓜希拉省风光发电项目招标无法按时启动前期环境评估和社会咨询。疫情期间的社会隔离措施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在内的建设工程进度停滞问题严重。
重新重视传统化石能源发电
由于能源行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普遍存在前期投入大、运行寿命长的惯性特征，因此尽管拉美各国政府在公开场合都表态支持绿色复苏，但是在疫情压力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仍然把支持现有能源企业当作缓和疫情影响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捷径。为支持本国化石能源企业，部分国家甚至出台政策鼓励发电企业抓住油气价格低迷的机遇扩大火力发电机组容量。2020年底墨西哥能源监管部门手中大约有200项待审批电源项目的申请处于停滞状态，其中大部分为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政府方面表示主要原因是缺乏人手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受影响项目中包括一个投资规模4亿美元的风电项目。加上疫情后墨西哥政府试图严格限制能源领域的私人投资比例，墨西哥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既定目标未能完成。
拉美地区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趋势
尽管存在上述诸多阻碍，但拉美地区各国发展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整体趋势并未动摇，2021年拉美各国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仍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第一，拉美地区电源结构进一步优化。说明该地区利用了用电需求整体下降的条件顺势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2020年拉美地区的总发电量中水电占比57%。2020年前10个月巴西总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90%，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2020年墨西哥总发电量中清洁能源占比27.8%，同比提高4.3个百分点。
第二，域内国家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持续增长。2020年巴西分布式光伏总装机同比增长64%，2021年光伏发电装机同比增长70%，发电量同比增长67%。2020年墨西哥总发电量中风光电源和燃煤机组分别占比10%和4.1%，同比分别增长2.5和下降3.2个百分点。总发电量中清洁能源占比27.8%，同比提高4.3个百分点。2021年阿根廷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装机同比增长24%，发电量同比增长10%。分布式光伏发电同比增长超过190%。2020年底哥伦比亚全国发电总装机19.3吉瓦，其中光伏装机9.5吉瓦，水电装机4.4吉瓦，风电装机2.5吉瓦，其余为火电装机。2021年哥伦比亚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71%。
第三，投资需求依然广阔。域内国家继续开展发电招标，推进新的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2020年12月巴西发布了新的招标计划，公布了2022年底前存在5.1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需求缺口。墨西哥公共电力公司CFE提出将于2025年底前投资6亿美元，改造3个老旧水电站并建成投运约5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2020年7月智利完成了11个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招标，项目装机总容量约2.6吉瓦，预计总投资超过25亿美元；2020年底前完成了2.31 太瓦时的可再生能源和储能项目开发招标。
第四，域内国家继续探索新的可再生能源开发途径。巴西计划在2050年以前建成投运16吉瓦的海上风电项目，部分企业已经在近海范围内开始项目前期工作，截至2021年底，已有80吉瓦的海上风电项目完成了初步勘测并向政府提交了环保许可申请。2020年11月，智利能源部推出智利绿色氢能国家战略规划，计划在2025年底前建成投运5吉瓦的制氢专用可再生能源机组。2021年6月，智利与德国签订政府间绿色氢能促进协议，由西门子公司出资820万欧元支持智利的绿色氢能项目。
第五，域内国家仍然保持较强的投资吸引力。安永公司创建的“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场吸引力国别指数”（RECAI），全球前20个最具吸引力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中，拉美地区国家有3个席位，分别是智利、巴西和阿根廷。其中巴西的排名持续上升至2021年底的第9位。
拉美地区新型电力系统发展的驱动因素
尽管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拉美地区可再生能源和新型电力系统的发展趋势仍然得到了保持，这背后是区域内一些固有驱动因素的作用。
第一，资源禀赋的决定性影响。疫情暴发之前，拉丁美洲就已经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少的地区了。2020年底拉美地区光伏装机总量已超过20吉瓦。部分小国，如乌拉圭、巴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的总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均超过98%。拉美地区各国除秘鲁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幅均常年高于化石能源发电量。域内主要经济体中，如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智利，2010～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分别增长了60%、28%、33%和84%，明显高于同期化石能源发电量增幅（16%、16%、4%和59%）。
第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开发成本保持较低水平。由于资源禀赋优势，拉美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仍具有较强的开发成本竞争力。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研究，2020年全球风光发电项目开发成本最低的地区在拉丁美洲，水电开发成本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禀赋的优势令拉美国家可再生能源的电价持续走低。2020年巴西分布式光伏增长速度远超预期的原因就是居民用户群体追求自发电以节约电费成本。在2021年9月巴西举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招标中，共有20个光伏项目中标，总装机容量236.4兆瓦，计划于2026年1月前建成投运，平均中标价3美分/千瓦时，相当于同期巴西化石燃料发电招标平均价格的10%。
第三，拉美国家坚持绿色增长意愿强烈。为帮助经济社会从疫情冲击中尽快恢复，拉美各国政府纷纷提出明确的绿色复苏战略，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出台新的激励政策。2020年6月，巴西总统签署法案扩大税务豁免债券发行企业范围，覆盖所有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2020年7月，巴西政府宣布免除101种光伏设备的进口关税至2021年底，以降低光伏项目开发成本刺激行业发展。墨西哥政府计划推出新的电力市场改革法案，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的内容，具体包括建设1吉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和25兆瓦的地热发电项目。2020年8月，哥伦比亚政府宣布“清洁发展计划”，其中包括针对27个可再生能源发电和配套输电项目的350万欧元投资计划。2021年4月，哥伦比亚政府宣布将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压降至2015年排放总量的49%。
智利政府宣布疫情复苏计划中30%的公共资金将用于绿色项目，尤其是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开发。并宣布将进一步加速完成原定于2040年燃煤电厂全部关停的目标，在2024年以前实现65%的燃煤机组退出。为进一步提高电力市场灵活性，智利政府计划今年内出台新的电力市场改革法案。该法案被市场评价为40年来改革力度最强的法案之一，旨在鼓励电力行业创新，建立独立售电商以吸引新的投资商进入电力市场。智利政府也在积极研究规模化并网储能系统的监管框架，以保障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综上，拉美地区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进程关系紧密，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拉丁美洲依然保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有利形势。未来拉美地区仍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一是域内各主要国家的扶持激励政策能否保持连贯性，这关系到投资者信心能否保持，更关系到政府的承诺能否真正落实；二是域内各国能否真正建立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摆脱目前市场主体主动性不强、过分依赖公共部门的不平衡状态；三是电力能源相关行业能否适应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形势，部分群体如果因为利益受损而引发新的政治紧张和社会冲突时，能否妥善处置并保持发展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