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贺涛 | 文 王小 | 编辑
东北三省玉米收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一位黑龙江的粮食经销商却有些发愁，有笔高价收购玉米的订单，没人敢接。
这笔5万吨的订单，有一个要求——必须是高淀粉的非转基因玉米。这位粮食经销商跑遍了黑龙江双鸭山周边的几个粮库，使用转基因快速检测试纸抽检玉米，结果都测出转基因成分，“都被污染了”。
上述这位粮食经销商告诉《财经》记者，现在生产商对非转基因玉米有需求，但需求的东西很难找到。
该粮食经销商的经历或许偶然，但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东北存在大面积滥种转基因玉米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
科技部9月在北京召开了一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调研会，旨在摸清国内转基因作物种植情况。会上不仅有该领域的专家和官员，还请来十多位东北地区的种粮大户、村干部和种子经销商。
一位参会的生物学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开始大家有顾虑，不敢说真实情况，后来说只为了解情况，不查违规种植，种粮大户们才开口说“转基因好，离开不行”。
会上，一家种子公司的管理人员透露，该公司的传统玉米种子原来播种面积有400万亩，现在只剩下50万亩，市场都被转基因种子抢走了。
对东北三省转基因作物播种情况，一位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农业部门也处于摸底过程中。
在中国，转基因处于“只准吃不准种”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每年大量从国外进口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尽管严禁直接被人食用，但可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料。
与此同时，国内不允许种植转基因粮食作物，农民无法合法享受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福利，部分农民转寻非法私繁的转基因种子。
作为第二大玉米消费国，国内玉米种植面积约5亿亩，每年还需进口300万－500万吨的转基因玉米弥补消费缺口。而政府累计投入逾200亿元研发的转基因重大专项，由于“不准种”的产业化“梗阻”，迟难落地，也使研究成果面临技术更新的淘汰。
一位参会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分析，科技部也希望通过多方摸底、深度评估形成报告，进一步向中央反映。
非法种子如何潜入
国内一直缺乏转基因违法种植面积的评估数据。有种业人士根据传统玉米种子的销量下滑情况，对东北三省的转基因玉米种植有个大体的判断：转基因种植面积大约在辽宁占六七成，吉林约六成，最少的是黑龙江，整体应该也有两三成。
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现象已经存在多年。2015年8月至9月，绿色和平曾经对辽宁的玉米种植区进行实地调查。在黑山县、法库县、康平县、新民市，以及彰武县等五地，从通往各县市的省道和主要干道两侧的玉米大田中随机收集玉米样品45个，送第三方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其中42个样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这印证了前述粮食经销商的说法，但并不是说转基因玉米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这么高的比例。主要原因在于沾染，多年来转基因玉米在收割、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留了大量的“痕迹”，非转基因玉米进入这一链条，很容易沾染上转基因成分。一条装过转基因粮食的麻袋，再装其他粮食，都可能会测出有转基因成分。
农民偏爱购买转基因种子，主要看重转基因种子能抗虫。黑龙江转基因玉米种植少，和当地气温低，很多面积属于第三积温带，虫害不十分严重相关。
一些种子店在“试验田”上召开现场会，推销转基因玉米，销售人员向前来参观的种植户宣讲该品种如何“抗虫”，好管理。
与普通玉米相比，种植转基因玉米可以降低农民的管理成本，大大减少除草、打药等农业劳作，并且在遭遇虫害时保持作物稳产。
早期的地推人员也很会包装，把转基因玉米种子说成是苦秆儿的玉米新品种，虫子怕苦就不吃了；现在，种植户都懂行了，购买种子时，会直接问抗不抗虫，或者是不是转基因品种。
这些非法转基因玉米的源头仍不清晰。一位中外合资农业公司的前市场部总监分析，最大可能是不法分子从转基因试验田中盗种，然后非法制种，私自售卖。
转基因作物在研发阶段，需要很高的投入和很强的科研实力。最初，国内种业公司实力有限，只有国家组织研发一途，如2008年启动的转基因重大专项。而一旦得到表现良好的转基因单株，它们的后代就可以将转基因性状遗传下去。
此后的事情就简单了，以玉米为例，通过常规的杂交技术，就能将转基因玉米品种的性状转入其他玉米品系，并稳定遗传下去。小种子商只要找到带有转基因成分的商业化育种材料，就可以自行制种、繁育、销售。
抗虫种子与常规种子的价格差别不大，抗虫玉米种子的竞争优势是生产成本低，不用缴纳转基因的知识产权费用、品种权使用费，育种环节是通过私繁滥制，生产成本也低。
由于玉米广泛沾染转基因成分，前述粮食经销商透露，转基因玉米已混上人们的餐桌了。
在东北制作低筋面粉，需将玉米淀粉掺入面粉，按一定比例调和，掺入的玉米淀粉越多，筋度越低。低筋粉的主要用途是制作口感柔软、组织疏松的蛋糕、饼干、花卷等。
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医学会、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的共识是，转基因技术并不比常规育种技术风险更大。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引起健康风险的确凿证据。
也就是说，在东北三省发生的转基因玉米违法偷种，与食品安全无关。农民、企业之所以铤而走险偷种，在一些支持者看来，是由于政府目前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上不作为，农民偷种是市场的选择，转基因技术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严令下的铤而走险者
中国尚未批准转基因玉米的商业化种植，所以说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玉米种子都是违法的。由于农业部门监管很严，流通在市场上的转基因种子主要来自小企业，它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难监管。
有多个生产、经营非法转基因的案例遭到处罚。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最近的一起判决发生在9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被告人罗涛、徐振杰、徐龙、仲志广犯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分别处以有期徒刑三年到八年，并处罚金8万到20万元不等。
2016年3月，罗涛、徐振杰等四人在甘肃省张掖市荣康宾馆六楼罗涛的办公室碰头，商量在新疆呼图壁县生产种植金庆707、世宾338转基因玉米种子，随后付诸行动。这两个品种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已经退市的转基因种子。
呼图壁县农业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在对上述四人租用的制种玉米田检测时，发现了转基因成分，后经专业机构确认为转基因玉米，遂责令制种玉米做报废处理，经济损失共计约333万元。
大型种业公司在转基因问题上会相对谨慎，但亦有数起违法案例。
今年7月10日，登海种业（002041.SZ）连续发布两份公告，承认因内部管理问题，将培育的50公斤转基因DH351玉米种子繁育扩大到12吨，并“误种”在2950亩土地上。
2015年4月，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在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始违法生产隆平703转基因玉米种子，其多名经销商分别被判处两年到三年有期徒刑。
多位业内人士解读大型种业公司都在为转基因玉米产业化做准备，违法生产和误种都是“抢跑”。
自2016年下半年起，中国农业监管部门频出重手，试图从各个环节阻截转基因抗虫玉米的违法种植。一系列的打击行动，主要针对违法制种、繁种、销售转基因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和违法开展田间试验的研发者。
次年1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7年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严防转基因玉米、水稻、油菜、大豆等冒充非转基因种子生产经营”，并提出将对“违法制种、繁种、销售转基因种子（种苗）的生产经营者”采取“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等严厉措施。
黑龙江省肇东市种子管理站甚至在2016年初，发布“关于严禁销售转基因品种的紧急通知”称：按照农业部和省种子管理局的相关文件通知，严禁在国内种子市场销售转基因种子，否则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其中可能涉嫌转基因玉米品种包括：世宾338、金庆707等30个玉米品种。
然而，法不责众，面对数量众多的偷种农民，农业部门束手无策。农民一旦播种，毁田的情况很少发生，监管部门处理重点是针对销售和生产企业。前述种子经销商分析，现在转基因玉米的种植比例太大了，强行毁种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如果从正规销售渠道查处转基因粮食，是很容易检验出的，转基因成分可以用试纸速测出来，如果这个品种的生产企业没有国家的转基因安全证书，提供不了相关手续，即可视为假种子。
能起到震慑作用的还有，不收储含转基因成分的粮食。然而，粮商在收粮时，大多对是不是转基因没有要求，只有一等、二等、三等和毒素等指标。因为饲料厂在采购原料时，强调的是品质好、价格低。况且，没有严格法规，种植户又没有那么好的自律，粮商收购时也就不可能挑着收。
辽宁省农委曾下发一份通告，明确称：2016年开始将在地方储备粮收储单位配备转基因成分检测仪器设备，因购买和种植非法转基因农作物种子造成损失的后果自负。但是，前述种子经销商称，最后也都没有影响销售，原因是少有粮食企业在收购时会去检测转基因成分。
实际上，快速测试的过程很简单也易操作，然而，粮食收购企业基本不做测试，仅个别食品企业做测试，因为要做非转基因食品。
作为中国第一产粮大省，黑龙江省政府试图塑造该省严惩转基因种植的形象。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将“依法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等内容写进了《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自2017年5月1日起，将在该省行政区域内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禁止非法生产、经营和为种植者提供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禁止非法生产、加工、经营、进境转基因或者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用农产品。
这一规定争议很大。在很多农业口专家看来，该规定已超出立法权限，本身是“违法行为”，因为其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订）中，并未规定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种植和种子生产、经营等事项；同时，该规定也和国家推进转基因产业化发展的精神相背离。
上行下效，今年3月19日，佳木斯市政府发布通告，警告农民，购种时不要购买以“抗虫”“抗草”等名义销售的非法转基因种子。凡私自种植非法转基因玉米、大豆、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农户，一经发现将立即依法销毁种子或铲除青苗，停止发放农业补贴。
实际上，黑龙江省内多地都发布了类似公告。
然而，农民对高产的追求是永恒的，行政命令能起到多大的遏制作用，还有待观察。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来源：财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