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专家解读大数据AI如何抗“疫”》

  • 来源专题:光电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 husisi
  • 发布时间:2020-08-03
  • 7月30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发布第二批30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其中,面向城市管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技术服务疫情防控是重要方面。

    实际上,自6月11日新发地发生聚集性疫情,到7月20日,仅仅34天,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从二级调至三级。首都安澜,大数据人工智能(AI)技术功不可没。

    专家认为,超大型国际化大都市利用大数据快速锁定病例行动轨迹,圈定密切接触者等高风险人群,对于预警管控、迅速切断传播渠道至关重要。

    那么,大数据人工智能是如何“参战”并在战“疫”中守护隐私的,对于不断突发的“疫情”,如何能做得更好?

    精准画像 “一个都不能少”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北京AI疫情追踪项目迅速启动,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文继荣团队参与建立了新冠肺炎防控智能追踪服务系统。

    “我们必须通过大数据把确诊人员的行动轨迹全部刻画出来,每一处遗漏都是隐患,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文继荣在日前召开的2020北京智源大会上表示。

    文继荣介绍,疫情追踪分为4部分。首先需要多家互联网企业合作,进行重点疫区14日内互动态势分析。其次根据确诊人员信息,结合互联网企业上报的“信息点”等,将多个互联网渠道提供的确诊人员活动轨迹进行整合和串并分析,然后绘制确诊人员的活动圈。

    接下来,要根据确诊人员的活动轨迹图,结合互联网公司等收集的确诊人员近距离接触信息,筛查出密切接触风险人员及其活动轨迹。最后综合分析这些传染风险人员的活动行为,评估传染风险人员的风险度,为疫情分析、防控和预警提供支持。

    疫情防控取得一定胜利后,复工复产成为迫切问题,然而,楼宇内的一些隔离措施成为重要阻碍。“楼宇内GPS信号弱,人员的行动轨迹无法确定,一人确诊、整体封楼这种粗放式的隔离方式不太合理,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复工复产节奏。”文继荣说。

    为了更科学、更智能、更精准的疫情防控和人员隔离,“疫情实时风险预警系统”上线。它基于蓝牙、局域网信号、气压计等信号,引进智能算法进行时空轨迹数据分析,研究人群时空轨迹,追溯近距离接触人员,做到智能防控、精准隔离,有效降低隔离成本,护航复工复产。

    对于能否将所有数据拿来统一分析,文继荣认为:“这个方法不太现实。集中进行数据分析需要非常大的算力,这需要几千甚至几万台服务器。此外,集中管理数据容易引发商业隐私等方面的问题。”

    公共利益和隐私保护“两全”

    隐私问题一直是AI发展的短板。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认为,根据我国技术和社会发展现状,想让技术和社会和谐快速发展,隐私得到很好保护,诚信非常重要。

    当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人类生存、危害人们公共利益时,隐私保护应该做出让步吗?

    “完全的隐私保护是不可能的。”文继荣说,“当今世界正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随着跟踪设备和数据收集的增加,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强化,隐私保护的问题不可避免,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文继荣看来,东西方看待隐私保护的观点是不同的。北京大学副教授边凯归也表示认同:“我国民众在政府利用个人数据方面的配合度很高,而一些西方国家的配合度相对较低,这也导致国外疫情防控出现了诸多问题。当然,我们也在不断迭代技术方案,尽量保护数据隐私。”

    “我们在鼓励使用数据进行创新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公开讨论隐私保护的风险和问题,探讨从技术、政策等方面如何做得更好。”文继荣说,“为保证数据安全可靠,可以建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数据加密机制、关键数据传输协议及安全通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钹也认为中西方存在隐私保护的差异。“我国隐私保护的核心问题是不滥用个人信息。避免滥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定法律、规则,限制滥用行为;另一方面是发展安全、可靠、可信赖、可扩展的AI技术。”张钹说。

    平战结合 “数战数决”

    实际上,如何应对突发性高传染病毒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下一次疫情到来时,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大数据吗?

    精鼎医药亚太区真实数据负责人冯胜参与了新冠临床试验数据分析工作,他回忆道:“很多数据处于零散阶段,是疫情期间大数据利用的一个重要问题。”

    文继荣也认为这种“数据孤岛”应该被打破,“与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很多数据散落在各个政府部门、互联网、电信运营商、物流等企业,以及民航、高铁、公交车、网约车等公共出行系统中,未能得到有效汇总和利用”。

    此外,文继荣还提出:“数据的动态性、安全性和决策的及时性,都是疫情期间制约大数据发挥作用的因素。”

    为打造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数据服务平台,文继荣认为,首先要实现公共信息互通共享,打破各部门“信息孤岛”,实现计算、数据等资源完全共享,形成统一的数据标准、数据对策模块化。其次要适应数据海量增长,有效满足需求,提供充足资源。此外要实施精确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探索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模型,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数字信息预警体系。

    当前疫情还未获全胜,如何运用大数据服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摆在国家乃至世界面前需要长远考虑的“必答卷”。

    “要通过‘平战结合’的思路,建立多种数据采集渠道,围绕关键数据的采、治、用、管、研,建立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应急事件的完善系统和规范工作流程。”文继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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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son)是美国著名免疫学家,美国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免疫学研究平台负责人、免疫学教授。艾利森被认为是分离出T细胞抗原(T-cell antigen)复合物蛋白的第一人,他同时发现,如果可以暂时抑制T细胞表面表达的CTLA-4这一免疫系统“分子刹车”的活性,就能提高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攻击性,从而缩小肿瘤的体积。他对T细胞发育和激活,以及及免疫系统“刹车”的卓越研究,为癌症治疗开创了全新的免疫治疗思路——释放免疫系统自身的能力来攻击肿瘤。艾利森1948年8月7日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微生物学学士学位,后又获生命科学博士学位。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2014年,他获生命科学突破奖、唐奖生物技术医药奖、霍维茨奖、盖尔德纳国际奖、哈维奖。2015年,艾利森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本庶佑(Tasuku Honjo)日本免疫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学士院会员。现任京都大学高等研究院特别教授。1942年1月27日,本庶佑出生于日本京都府。1975年取得京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本庶曾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医学部任助手。此一时间,他也兼任了美国卡内基研究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在许多美国研究机关以客座身份活动。1984年开始在京大专职,担任了京都大学基因实验设施的负责人。此后数十年,他又担任过弘前大学教授、京大研究科长、医学部学部长等职。2005年开始转为京大教授。本庶教授建立了免疫球蛋白类型转换的基本概念框架,他提出了一个解释抗体基因在模式转换中变化的模型。1992年,本庶首先鉴定PD-1为活化T淋巴细胞上的诱导型基因,这一发现为PD-1阻断建立癌症免疫治疗原理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在2013年被《Science》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链接:https://www.nobelprize.org/2014年,基于“免疫系统刹车”抑制的第一个PD-1抑制剂在美国上市;2018年6月15日,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正式批准PD-1抗体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商品名欧狄沃,英文名Opdivo)上市,针对的适应症是“系统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不包括敏感基因突变患者)”,意味着我国的肿瘤治疗真正进入了“免疫”时代。科研圈找到了2014年6月发表于《环球科学》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癌症免疫疗法取得的巨大医学进步。撰文?杰德· D ·沃夏克(Jed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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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son)提出假设:如果可以暂时抑制CTLA-4这一“分子刹车”的活性,是否就能提高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攻击性,从而缩小肿瘤的体积?艾利森和同事设计了验证性实验,他们向小鼠体内注入合成的抗体,以阻断CTLA-4的活性。结果显示,抑制CTLA-4,确实可以使多种肿瘤缩小——包括移植到实验动物上的结肠癌和肉瘤。另外一些实验显示,给实验小鼠注射抗CTLA-4的抗体,以及一种实试验性疫苗(该疫苗是由经过修饰的黑色素瘤细胞制造的)后,小鼠身上的黑色素瘤显著缩小了(疫苗的目的,正是激起机体对该种肿瘤的特异性免疫反应)。研究人员的下一步任务,是将这种名为“免疫检查点阻断”的技术,从实验室转移到对人体的治疗上来。艾利森在生物技术公司Medarex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该公司已研制出人类的CTLA-4抗体——最开始名叫“MDX-010”,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伊匹单抗(ipilimumab),并招募那些对其他疗法完全无应答的晚期癌症患者,开展临床试验。无论是在首批试验,还是一系列后续试验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患者的肿瘤的体积明显缩小了。而在此之前,科学家对免疫疗法进行的早期评估,往往会得到令人困惑的结果。在对这些“异常”现象进行追踪调查后,研究人员发现,一旦涉及免疫治疗,评估肿瘤疗法是否有效的常规手段,都有可能产生误导作用。疗效的评价对于标准的抗癌疗法,肿瘤学家往往很快就能判断某种疗法对患者是否有效。我们可以使用各种成像手段,如CT、PET(positron-emission tomography,即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或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共振成像),来比较刚开始治疗时和治疗6周后肿瘤的大小变化。如果恶性肿瘤明显缩小,我们就可以选择继续治疗(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有效的);如若不然,我们便可以考虑采用其他疗法,或者干脆停止治疗。但对于免疫疗法,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首先,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等待免疫系统激活,所以一般要等到治疗12周以后,我们才会去测量肿瘤大小的变化。而就算再加上6周的观察与治疗时间,CTLA-4阻断试验的结果依然不甚明朗。扫描结果显示,一些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了,而另一些患者的肿瘤却增大了——甚至还出现了新的肿瘤。然而,那些体内肿瘤增大了的患者,身体的感觉往往更好。经过免疫治疗后,患者体内的肿瘤为何会增大?现在我们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治疗没有效果;还有一种可能是,大量的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进入恶化组织,导致肿瘤变大了。换句话说,肿瘤的增大,恰恰代表治疗起了作用,只需再假以时日,肿瘤就会缩小。免疫疗法的疗效很难通过测量肿瘤体积来判断,因此,研究人员采用了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标准来评判伊匹单抗的疗效,将其作为最有说服力的分析结点,这一标准,就是“整体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即患者的生存时间)。最新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接受伊匹单抗治疗后,20%以上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病情在较长时间内得到了控制,治疗后的存活时间达到了3年以上。这一结果已相当令人瞩目,因为在伊匹单抗这样的现代药物出现之前,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中位预期寿命(median life expectancy)仅为7~8个月。事实上,一些较早参与试验的受试者——比如雪莉,在经过治疗后,已经生存了5年以上。与此同时,我们对免疫疗法的研究,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关键的分子刹车——PD-1上。这是一种存在于许多T细胞表面的分子。当PD-1与某些特定分子结合后,能迫使免疫细胞“自杀”(和与其密切相关的CTLA-4蛋白一样,PD-1也是一种行使正常生理功能的蛋白),从而终止正在进行的免疫反应。然而,一些肿瘤细胞进化出了一种防御机制,它们的表面带有能与PD-1蛋白结合的分子,从而诱导T细胞过早地进入自我破坏程序。如此一来,T细胞在攻击肿瘤细胞时,反而会接收到“自杀”的信号。肿瘤细胞已经练就了许多逃避免疫系统方法,而这只是其中之一。默克公司、医学免疫公司和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都各自研发了相关抗体,抑制肿瘤对PD-1的欺骗性诱导作用,从而“解救”与之对抗的T细胞。最近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这些药物在30%以上的黑色素瘤患者中,都起到了长期性的缓解作用,在有些患者中,这种缓解作用甚至能持续好几年。并且,在这30%的患者中,还有一些是对伊匹单抗的治疗没有反应的。我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几位同事,已经和其他机构的合作者一道,试验了PD-1阻断剂对一类肺癌患者的疗效:20%以上的受试者,体内的肿瘤都得到了持续性的抑制。我们在2013年11月报道了上述肺癌治疗的临床试验结果。事实证明,这成为了免疫疗法的转折点。那些曾对免疫疗法心存疑虑的医生们,再也不能将其当做一种“小众”的疗法——之前的那些试验,只能证明免疫疗法对几种特定的肿瘤有效(例如黑色素瘤和肾癌)。而今,免疫疗法在肿瘤治疗领域有了更广阔的前景。未来,免疫疗法很有可能和化疗、放疗一样,成为许多肿瘤的常规治疗手段。与绝大多数的肿瘤疗法一样,免疫疗法也会引起一些副反应。以使用抗CTLA-4药物的患者为例,很多患者会因免疫细胞释放的大量刺激性化学物质,产生皮肤和小肠的炎症反应,从而表现出红疹、肠绞痛和腹泻的症状。患者往往需要服用抑制免疫反应的类固醇药物(如强的松)来控制这些副作用。使用PD-1阻断药物的患者,也可能发生这类副反应——尤其是肾癌、肺癌和肝癌患者,但是,这些副反应的发生频率和严重性,都要比使用CTLA-4阻断剂时来得要低。幸运的是,使用抗炎药物,并不会影响这些抗肿瘤药物的疗效。炎症反应也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问题。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们一直担心,免疫疗法使用的药物会使免疫反应越演越烈,以至于激发全面的自身免疫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免疫系统会攻击很多正常组织,而机体却无法阻止。还好,与真正的自身免疫疾病不同,这些副作用似乎是暂时性的,一旦经过治疗,就不会复发。抗PD-1和CTLA-4的抗体似乎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增强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能力,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研究一下,将两种药物一同使用,是否同样安全、有效。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患有结肠癌和黑色素瘤的实验动物身上联用CTLA-4和PD-1阻断剂,比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都更有效。因此,在2010年与耶鲁大学的马里奥·斯诺尔(Mario Sznol)合作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决定进行一项小范围的药物安全试验,在53位患有转移性黑色素瘤的受试者中,联合使用伊匹单抗和抗PD-1的抗体nivolumab。我们在去年的一个医学会议上报告了该项试验令人惊叹的研究结果。在接受了最优剂量的药物的治疗后,超过50%的受试者体内的肿瘤缩小了一半以上。与单独使用以上任一种抗体的患者相比,联用两种抗体收到了更明显的效果。诚然,患者身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副反应,但都可以通过类固醇药物进行控制。我必须指出的是,这还只是小范围试验的初步结果,我们并不确定,当患者范围扩大、治疗时间延长,联用两种药物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疗效。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更大范围的联用药物试验,招募了900多位黑色素瘤患者。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正在将这种“联合免疫疗法”应用到更多种肿瘤的治疗当中,其中包括肺癌、肾癌、胃癌、乳腺癌、头颈癌和胰腺癌。研究表明,其他一些直接攻击肿瘤细胞的疗法——比如化疗或放疗——在杀伤肿瘤时,可以触发机体的固有免疫系统,而这能够强化免疫疗法的作用。对于肿瘤来说,这是一场完美的“末日风暴”,因为放化疗产生的肿瘤碎片,能更有效地被免疫系统识别和攻击。这种组合式的治疗,也使T细胞形成了对肿瘤细胞的记忆。加强了警惕性的T细胞,足以在治疗停止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防止肿瘤的复发。此类联合性免疫疗法,还可进一步与其他正在研发中的免疫治疗手段联合使用——比如肿瘤疫苗,这种联合是否会带来更好的疗效,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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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8-03-16
    • 按语 3月13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拟组建自然资源部,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民所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负责测绘和地质勘查行业管理等。这标志着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的改革设想正式得到落实。对此,学术界如何看待?对自然资源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我们邀请部分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并整理集锦如下,以飨大家。        郭仁忠 ( 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   组建自然资源部是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英明决策,彰显“千年大计,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襟和历史担当。自然资源部的设立将根本扫除自然资源管理中政出多门、相互掣肘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消除部门内耗,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高效可持续利用,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的转型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自然资源管理中,科学技术将大有用武之地,国家的自然资源管理水平将大幅度提升,福荫千秋的生态文明建设将顺利推进。          刘彦随 (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相关人才计划)   组建自然资源部,是新时代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创新可持续管理模式的重大举措,地球表层自然资源是一个有机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实行自然资源一体化管理,不仅科学还原了自然资源系统的整体性,而且有望解决我国长期以来自然资源多头管理、空间规划重叠打架的大难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强全国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正是践行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实施乡村振兴的强国之策、长远大计,有利于 稳固发展根基、守住天然财富,实现永续发展 。在信息化、全球化新时代,创建自然资源部,有利于统筹资源大调查、共建资源大数据,通过加强自然资源综合研究和科技联合攻关,还利于创建自然资源一级学科、创新自然资源一流事业。         林家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组建自然资源部,是一项问题导向、针对性很强的机构改革举措,对于解决我国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目前存在的多头管理、职责不清、部门间相互掣肘等问题有望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将使政府的自然资源管理职能得到统筹和强化。这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将对促进我国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挥影响深远的积极作用。         黄征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地所研究员)   空间规划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空间规划体系不断孕育发展,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调配重要战略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各种空间性规划依托的基础资料、分类标准、技术方法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协调难度越来越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后,国家相关部委已在市县和省两级层面开展空间规划试点,取得了一些成效,不过,矛盾依然突出。为深入推进空间规划体制改革,本轮政府机构改革将发改部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管理职能、住建部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能、国土部门的国土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管理职能统一划归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门,既有利于统筹协调各主要空间性规划的关系,也有利于推进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这对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郝晋珉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二级教授)   组建自然资源部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举措。自然资源部将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将对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进行监管。改革方案中专门提到了空间规划重叠的问题。过去由于部门分隔,众多规划相互重叠、相互矛盾,即使在推进“多规合一”过程中,也发现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根本解决。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规划、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等的编制职责,这对建立起全面、科学、高效的空间规划体系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长期从事国土(土地)规划的专业人员非常兴奋,也深感责任重大,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要努力奋斗为建立健全空间规划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         严金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相关人才计划)   早春三月, 自然界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自然资源部的组建,标志着自然资源管理的春天到来了。这是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深化国家自然资源管理机构改革的一场深刻变革,重塑了自然资源管理的新格局,实现了期盼已久的自然资源管理的“四统一”,即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统一行使所有自然资源的调查和登记,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的“多规合一”,以实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正月即将过去,春分即将到来。让我们携起手来,拥抱自然资源管理的春天,踏上自然资源管理现代化的新征程。        黄贤金 (南京大学教授、相关人才计划)   40 年来,农村土地作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创新的示范,在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优化土地要素配置以及引导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0多年来,土地自然资源系统的关键要素,在保障粮食安全、调控经济发展、推进生态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0多年来,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和环境督察的示范,在探索构建土地督察体系、引导自然资源督察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系统的重要组成,将更在构建”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中发挥着更为重要作用;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系统的空间,将在引导国土空间管制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土地作为自然资源产权体系的一个权利束,将在平衡各个要素产权关系中发挥中更为重要的作用。         郭旭东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自然资源部的成立意味着土地资源综合监测时代的正式开始。未来土地的调查监测不再是某一单一地类或一种属性,而是耕、林、草、湿地等各种类型全覆盖和数量质量生态各种属性全涵括的土地全要素调查监测。需要学界同仁进一步协同攻关,加快土地科学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主动作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开辟出更加广阔的天地。         李满春 (南京大学教授、相关人才计划、国家教学名师)   大自然赋予了我们宝贵的生存和发展资源,我们唯有十分珍惜、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好它,才能实现人地和谐。自然资源部的成立,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自然资源节约集聚利用,有利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综合效益。集成星空地协同立体观测技术,搞好自然资源调查,摸清家底,可夯实资源科学利用基础。统一规划用途语义,统筹国际国内、区域内外、行业之间资源利用,编制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是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物联网、云计算、遥感和GIS等技术,研发并运行综合监管平台,是资源正确利用的保障。新时代又一次给了广大地学工作者施展才华的机会。我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一定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攀科学高峰,做好地球资源环境及其规律科学认知的基础研究,创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键技术,服务“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实现绿色发展,为保护地球(实际上也是保护人类)、实现我国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白晓飞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信息工程与数据中心研究员)   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职责上至各类空间规划多规合一,下至各种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登记,紧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头一尾,夯实了自然资源家底,统筹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向,实现了自然资源的空间管控,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里程碑式的重大举措。作为一名国土资源技术人员,我深感责任重大,资源家底亟待整合,空间规划尚未统一,每项工作都是全新挑战。我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本职工作,做一颗拧的紧、靠得住的螺丝钉,着力打造我国自然资源“基础数据共同体”,为自然资源统一监管提供更加有效的数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