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征程上提高中国社科期刊国际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中华性、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四个方面的特征入手。中华性即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精品性要以提升“综合刊力”打造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全行业不同量级文化精品；传承性要强化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构建社科学术期刊服务学术生产“全流程”；引领性要提升学术传播与引领效能实现社科学术期刊“高水平”。要在整体上形成“综合刊力—全流程—高水平”的完整链条，整体推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社科学术期刊；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加快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学术期刊建设作了重要指示[1]。学界迅速掀起了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热潮，但也出现了研究成果的明显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以下简称“社科期刊”）的成果明显滞后于科技期刊。外因在于学术期刊整体发展愈发关注国际影响力，而社科期刊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往往“水土不服”；内因则是社科期刊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进而导致实践举措不够具体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社科期刊的缓慢进步与科技期刊的飞速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需要深入探讨、明确认识、深化改革，促进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2]。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切实做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明晰了具体路径。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论述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中华性、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四个特征及其实现路径，为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1
问题背景与文献综述：中国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研究现状与本文思路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学术期刊建设”[1]，中国学术期刊界“高质量发展成为共识”[3]。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4]。目前学界关于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及一流学术期刊的内涵、目标、评价原则等的研究。朱邦芬院士提出兼顾数量质量、定量定性相结合，比如以发文总量和影响因子两个指标来衡量期刊影响力会更合理[5]。肖宏将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质量要素分为内容、编辑、出版传播、管理四项，以国际大刊为例进行了说明[6]。上述成果虽以科技期刊为核心，实质上也同样适用于社科期刊。王政武基于“做最好的传播”还是“引领学术”的学术期刊功能争论，提出重塑学术期刊发展体系[7]。其二，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与进路，包括时代背景、组织支持、学术转型、技术更新等。在科技期刊领域，大量成果基于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针对“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总结了成功经验。在社科期刊领域，主要针对现有问题和不足展开探讨，如张志强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AMI评价体系的“全评价”体系未能达到预期效果[8]，李媛等探索“以文评刊”机制并进一步以“论文的学术创新性强、成果价值突出、完备程度高、写作难度大”作为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9]。其三，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实践及案例研究。这类成果众多，但大多拘泥于办刊经验介绍，尚未形成整体性共识，本文不再赘述。
截至2023年10月25日，以“期刊高质量发展”进行篇名检索，在中国知网得到241篇文献，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CSSCI收录期”的文献65篇。现有成果有四个特点：一是数量众多，对相关重要问题均有探讨，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研究格局。二是研究与实践相互促进，学术期刊顶层设计和政策措施得到阐释，成功经验得到及时总结，问题导向得到突显。三是对于长期以来制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进行探讨，在反思基础上进行了实践探索，比如影响因子问题、期刊评价问题等。四是带动和引领了一批相关议题设置，拓展了研究视野和实践空间，比如一流学术期刊问题、学术期刊话语权问题、英文学术期刊问题、社科学术期刊独特性问题等。
关于“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凡成就，但也存在三个方面明显不足。其一，成果众多，但众说纷纭，普遍共识尚未达成，一些关键问题还处于矛盾纠结的争议状态。比如对影响因子的不同态度，英文期刊大讲影响因子，中文社科期刊从过去不讲到现在开始大讲影响因子；再如定量和定性评价，对量化评价的褒贬不一，但定性评价却很难标准一致，也很难基于大量期刊文本做到全面深入。其二，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不够明晰。涉及原理层面大多援引西方传播学理论，涉及实践层面主要基于国家各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文本，没有形成中国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因而在研究成果中总体上缺乏系统性，虽有问题导向但系统观念不足。其三，分别针对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的研究成果严重失衡。在中国知网总库的241篇文献中，高级检索“+科技”61篇，“+社科”仅15篇，在具体学科及个刊案例中同样以科技期刊为主。中国科技期刊在卓越计划实施后，大量英文刊影响因子迅速提升，学术影响力跻身世界前列，形成了良性“双循环”；但社科学术期刊仍以“内循环”为主，这在提升“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成就往往被忽视。学术研究的滞后也影响了办刊实践的推进，导致目前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尚处于散漫状态而未能形成全行业普遍共识。
探究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中国社科学术期刊“中华性”的认识不足，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路上多以“国际化”为圭臬，却往往忽视了社科期刊与科技期刊的重大差异。社科期刊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在文化上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是以自信自立、守正创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创造。关于这一认识，目前在学界还存在一些不够明晰之处，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是现代化的独异性在中国场域中的反映”[11]，如果将“中国式”放到现代化的所谓“全球化”普遍道路之中而仅仅强调其“独异性”，就会忽略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可以是并行关系。因而，必须明确树立对中国社科期刊的全新认识，树立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社科期刊是一种全新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二是对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认识不足，往往拘泥于“好的传播”与“好的引领”二者之间的纠结，多在具体传播技术层面进行工艺性改良，而从根本上缺乏指导思想与基本思维的深度挖掘与高度探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就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12]。三是学术传播与学术生产、学术传承的分离甚至割裂，期刊编辑、学术写作、学人培养三者之间缺乏沟通，出版、研究、学位三种体制之间各自为政，导致“期刊缺好文章，作者缺好期刊”，由此导致保障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以及高质量社科学术期刊服务学术生产的“全流程”机制远未建立起来，各环节之间的沟通存在梗阻。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品质学术期刊等相关重要论述为指导，提出以“中华性”为基础的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并进一步论述其“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实践探索路径，形成“一基础三路径”的“四位一体”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完整格局，打造“综合刊力—全流程—高水平”的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完整链条。
2繁荣学术期刊的国家顶层设计与当前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开启了国家关于学术期刊的顶层设计。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随后启动，2019年首期资助领军期刊22种、重点期刊29种、梯队期刊199种、高起点新刊30种、集群化试点项目5个，资助金额40万～576.25万元不等。该计划实施五年来，一大批科技期刊在全球脱颖而出，初步取得了科技期刊的国际话语权。2021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分别针对社科期刊和科技期刊，提供了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最新指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基础研究存在题目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仪器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的‘两头在外’问题。近年来，我国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成一批大国重器，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从根本上破解‘两头在外’问题还任重道远。”[13]作为国家顶层设计，尽管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但已经取得了明显突破，实质性破局的曙光已照耀天际。
相比于科技期刊，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明显滞后。就政策设计的起点来说，社科期刊并不算晚，2012年国家社科规划办就启动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计划，但与科技期刊相比存在明显不足：一是资助数量和额度相对较小；二是学界、刊界知晓度不够，《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道；三是管理办法和高质量发展观念滞后，2012年只发布了管理办法的“暂行版”，2018年正式版还未提到“高质量发展”，2021年修订版才提出“推动期刊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顶层设计的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给社科期刊带来了启示。其启示在于，科技期刊与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明显具有不同内涵。在《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着重提出的是“对标世界一流”“跃居世界第一方阵”“着力提升科技期刊国际竞争能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提出的则是“较强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目标是“重点培育一批标识中国学术水平、代表国家学术形象的国际名刊，逐步打造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高端学术期刊集群”，强调的是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民族性、本土性和主体性，就国家层面来说可称为“中国性”，就文化层面来说则可称为“中华性”，本文后文所称“中华性”就是包含了上述内涵的一个概述性术语。
3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以“中华性”为基础的系统特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给社科期刊带来了契机。其契机在于，一是在明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为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二是在明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上，为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指向；三是在明确文化建设方面的“十四个强调”“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为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概括，2018年提出“九个坚持”高度概括宣传思想工作规律性，2021年“七一讲话”提出“两个结合”，2023年密集提出系列重要概括，其中“十四个强调”明确了文化建设方向，“两个结合”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任务，“七个着力”提出宣传思想工作新要求。上述系列概括中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包括“九个坚持”中的第五项“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4]，“两个结合”中的第二项“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5]，“十四个强调”中的第五项“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12]及其他多项，“七个着力”中的第五项“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6]。这在“两个结合”之“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集中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核心要义。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第二个结合”为基本遵循，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文化篇，为新征程上文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17]；“‘两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法宝，‘第一个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现实性，‘第二个结合’激发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明性。”[18]“第二个结合”不仅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特征，同时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和现实路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表现”[19]。强调“第二个结合”，就是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然导出“十四个强调”中的第五个强调：“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1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学术期刊建设。针对社科期刊，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20]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阐明了社科期刊的使命目标和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具体实践领域的体现。
《文史哲》创办于1951年，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人文学术期刊之一，以刊载中国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即传统“文史哲”为特色，办刊理念坚持“超越功利性目标追寻，着眼长时段学术史价值”，走出了和所谓“国际化”评价方式不一样的道路，比如该刊副主编刘京希提出以“被引半衰期”这一“判断一本期刊所刊载内容之历时性价值”来衡量期刊价值，“坚持‘长期主义’原则，着眼于‘潜结构’和‘长时段’，倾力于长时段学术史价值及其追求”[21]。《文史哲》的办刊实践，深刻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巨大魅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观念与回信的具体论述相结合，可以总结出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第二个结合”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总体性宏大命题，指引社科期刊以建设“中华性”为基础，“高品质”的外在表征形成“精品性”，引领创新等形成“引领性”，人才成长构建“传承性”。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性、精品性、引领性、传承性构成了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系统特征。其中，中华性是理论基础，精品性、引领性、传承性是实践路径，四个特征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华性是内容本质，精品性是形式特征，引领性是效果呈现，传承性是生产流程。基于社科期刊实际，为方便论述，下文对四个特征的逻辑顺序稍加调整，将传承性放在引领性之前，形成内容—形式—生产—效果的论述逻辑。
第一，中华性。中华性是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强调“第二个结合”，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上述“十四个强调”中的一系列“中华”概念，为坚持文化自信指出了明确方向。如果从普遍性上说，文化自信是要坚持“民族性”“主体性”“本土性”等；从国家层面的行政法理意义上说，可表述为“中国性”；而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说，显然是更大的层面，故本文以“中华性”来概括包含了上述“民族性”与“主体性”“本土化”“中国性”的整体特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指出，社科期刊要“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提出标识性学术概念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充分彰显学术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2]。彰显“中华性”还基于目前中国社科期刊国际化方面的困境，即由于主体上的意识形态导向、传播上的渠道与文种特点、影响上的评价与对话特征、引导上的问题与方案特征等因素[23]，中国社科期刊并不为西方英语世界所广泛接纳。这固然有中西方意识形态等文化隔阂的外因，也有文化自信未充分彰显而导致“综合刊力”不够强大的内因。因而，中国社科期刊初心使命与当前要务，就是要紧紧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中心任务，以“中华性”的建构“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15]，实现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
第二，精品性。精品性是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形式特征。中国社科期刊要实现整体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解决“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24]，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办法明确提出要培育“权威期刊”。高峰的形成是以高原为基础的，在培育高峰的同时也要注重全行业形成高原，对于占比较小的头部期刊数量而言是“权威期刊”，对于全行业而言是“精品期刊”。权威基于比例而存在，精品则可以在全行业实现。全行业“精品性”就是在《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基础上，秉持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科学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全面提升期刊内容方面的创新质量和育人质量，秉持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全面提升期刊编校质量和规范质量，最大限度打造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全行业精品意识，形成建设一批权威期刊和打造大量精品期刊相辅相成的大格局，以权威期刊解决“卡脖子”问题，以精品期刊形成完整供应链。
第三，传承性。传承性是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流程特征。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传承，“七个着力”明确提出“赓续”问题。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大格局的形成，并非仅仅只是期刊学术传播与作者学术生产的职责，更是以人才成长为坚实基础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术期刊“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在目标定位确立之后，高质量发展是一代代优秀学术人才赓续成长的结果，是长期坚持不懈将学术成果传播、学术内容生产、学术人才培育三个环节全面贯通起来的结果。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形成“全流程”意识，将三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一是在学术成果传播环节，充分重视学术成果发表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拓展；二是在学术内容生产环节，注重期刊与作者的反复沟通，发挥学术期刊视野融通的优势，将“好的传播”和“好的内容”充分结合起来；三是在学术人才培育环节，重视期刊规范与学科惯例的融合，从跨入学术之门一开始就注重培育学术新人的传播意识和效度意识，并将其融汇到学术教育体制之中，为学术内容得到好的传播打下基础。将上述三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全流程”意识，整体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第四，引领性。引领性是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效果特征。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其外在表征必然是强大的学术引领力和社会影响力，而这二者都必然表现为学术期刊的引领性。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在“加强出版能力建设”部分明确提出“提升学术引领能力”，总体要求是“引导学术研究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现实关切，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紧密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和战略任务”，针对社科期刊的分类要求是将“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重大任务”。与“三大体系”相对应，“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引导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通过议题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方向，通过规范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范式，通过话语设置以引导学术研究融合”[23]。其中，引领议题设置是服务国家战略、回应重大关切，引领规范设置和话语设置则是引领标准制订，上述共同构成主体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5]“文化主体性是文明‘活的灵魂’，是驾驭文明的物质成果的精神力量，是一民族得以凝聚的精神标识。”[26]主体性确立了，中国社科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就能顺利实现，“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25]，也就达到了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质量传播与交流。
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中国社科期刊的中华性、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四个主要特征，做深做细，落地落实，中国社科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就能在高峰和高原两个层面全面展开。在四个主要特点中，中华性是基础，精品性是实力，传承性是机制，引领性是效果。中华性作为理论基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总体战略目标，充分树立文化自信，就是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中华性；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则是具体办刊实践。在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实践中，以中华性为根本的办刊基础，在具体办刊实践中践行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就是要通过提升期刊“综合刊力”打造全行业不同量级的文化精品，通过贯彻创新2.0理念实现学术期刊与科研体制、教育体制的“全流程”人才培育和学术推进双线传承，通过研究认知和学术成果被广泛接受而实现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好的传播”与“好的引领”双向发力的“高水平”。
4精品性：以提升“综合刊力”打造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全行业不同量级文化精品
早在21世纪初，针对中国高校学报的不足，业界就形成了社科期刊广泛存在“全、散、小、弱”现象的共识，进而提出“专、特、大、强”的改革进路。“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于2003年正式启动，到2011年止，共分三批入选31家期刊。2004年进一步启动“名栏工程”，截至2014年，分三批入选65个栏目。名刊用于解决大、强问题，名栏用于解决专、特问题，思路是好的，但从今天的效果来看却未必尽如人意，“名刊”“名栏”两大工程后续均未产生预期重大社会影响，其后也不再进行考核、不再给予经费资助、不再启动新的评审。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仅仅只是着眼于结构性改革，而没有真正致力于内涵提升。比如在31种名刊中，23种仍是综合刊即所谓“全”，尤其是第一批11种名刊全部都是综合刊，且其中9种是985高校学报，本来就“强”，其实施结果，“大、强”都是原本状态，并非改变结果，实施效果并未突显，整体实力和地位并未有实质性提升。同样，入选名栏的大多数学报，也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当部分依托名栏的普刊并未实现显著提升，对期刊的地位提升和影响扩大并未起到首位度作用。笔者通过对大量期刊的调研后发现，上述改革并未涉及决定期刊水平的核心要素即综合实力的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时指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0]，这给予我们十分重要的启示，即话语权的提升在于两个重要因素的契合，一方面是实力，另一方面是地位。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实力就是以量化方式来衡量的多指标考核结果，地位就是以认可度来衡量的专业领域质性评价结果。实力和地位并非总是相称的，常常会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如何做到二者相匹配进而形成话语权，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本文提出的进路，就是依照“综合国力”概念，打造学术期刊的“综合刊力”，实现期刊的“精品性”，进而取得期刊的“学界地位”。根据不同层次的期刊具体实际，对质量和实力的要求可以分为“做好规范—形成特色—打造精品”三个层面。从广义而言，三个层面都是在不同层面实现不同量级的“精品性”。
其一，“做好规范”是语言文字和写作规范层次上的精品，这是对社科学术工作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至今甚至是一些拥有正高职称和博士学位作者的论文，在语言和规范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在2019年以来抽检的若干批次中，仍有相当比例的社科学术期刊编校质量不合格。其二，“办出特色”是在学术内容无法做到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重点突破，这是目前中国社科学术期刊最为普遍的情况，大量期刊通过策划专题特色栏目、组约重点作者稿件等途径来形成某一方面的特色化高质量发展，“名栏工程”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但其效果并不显著，说明在形成特色方面还需要持续探索，重点是如何保持初心、找准定位、长期坚持。其三，“打造精品”是全面高质量发展，在整体形成“高原”的基础上还要有“高峰”耸峙，既有量化数据的整体和全面的领先，更有长期受到广泛关注的经典性代表作，刊发的成果对于国家战略、社会发展、学科建设、学术推进都具有解决老问题、提出新问题、阐释新理论、发表新见解等多维创新，使期刊作为平台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精品性”。
在精品性维度上，不同层面的期刊具有不同的高质量发展精品内涵和精品目标，“做好规范”是对所有期刊的基本要求；“形成特色”是对部分处于上升阶段、拥有成长要求的期刊的进阶要求；“打造精品”是对实力强大、志向高远的优秀期刊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和国家对期刊工作的重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实现了持续发展。本文仅以作为“全、散、小、弱”典型而饱受诟病的综合性期刊为例，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7—2023年各卷中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别统计数据列成表1（其中2019年因“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社会科学综合”两类分列，数据未列入），表中统计了不同复合影响因子位次期刊历年的数据变迁，具体情况如下：
从表1看，处于不同位次层级的期刊，复合影响因子整体上均实现了100%左右的增长。在专业期刊领域，从2017年到2023年的增长更加显著，比如中国政治类《探索》从1.172增至5.989，工业经济类《中国工业经济》从7.774增至24.929，中国经济类《改革》从3.452增至14.507，等等。根据中国知网2022年的公开数据，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0的有13种，2023年则达到了34种，“更重要的是，还涌现了一大批5以上的社科学术期刊，就连一直饱受批评的高校学报也有8种期刊超过了5”[27]。
上述全行业复合影响因子的持续增长，虽然代表的是某一方面的结果，但其作为近两年论文成果被其他成果采纳引用的一个量化指标，已能说明论文成果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采纳，说明国内学术界对话更加活跃，学术共识趋于形成，学术成果以及学术期刊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以“六个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注重多种质量表征融合提升而形成“综合刊力”和“学界地位”，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精品性”必将进一步持续发展和呈现。
5传承性：强化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构建社科学术期刊服务学术生产“全流程”
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最终结果是“好的传播”进而形成引领性，即期刊论文的高质量认可度与引领度。传播并非能够孤立而存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好的传播必须依赖“好的生产”，这就是作者的学术生产写作环节。然而，目前二者存在着广泛脱节或不够圆融的情况，“期刊没有好文章，作者没有好刊物”的双向难题，已经成为众多学术会议上的双向喟叹。笔者于2016年开始思考一位211大学学科带头人“为什么评了教授以后反而发不了C刊”的锥心之问，致力于沟通学者与编者的供需隔阂，弥合二者由于工作出发点和学科领域视界所带来的差异与分歧，发现编者和作者所理解的“高质量”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编者理解的是“好的传播”并能得到量化体现和评价反馈的高质量，作者理解的是“好的生产”以此获得关于学术口碑及学术情怀的高质量，两种高质量理应有较大交集，但由于期刊侧重公共空间与学者侧重个人空间的产业价值链差异，在某些学科领域就会导致两种高质量较少交集，这也就是“期刊缺稿，作者缺刊”现状的由来。
解决这一问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早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8]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29]。这启示我们，实现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要从建立完整产业链的视野出发，探索学术期刊与学术生产互动的“全流程”机制。
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编者、作者在产业链和供应链全流程中的价值定位和功能定位。产业链关注价值创造过程，故又称为产业价值链，通过各环节价值创造的互动连接而形成一种链式结构；供应链关注产品和服务流动的有效性，是基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而形成的一种链式结构。产业链和供应链同样具备材料端、生产端、销售端三个环节但具有不同的价值侧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融合创新，共同驱动未来发展。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来看产业链和供应链，论文作为全链条核心要素的产品，未发表时是生产端价值，已发表后是销售端价值，在整个链条中，无论作者还是编者均不作为最初和最终环节而存在。在作者方面，写论文仅仅只是生产环节前端，其材料端是学术体制的学术能力养成和学术共同体的学术生产，其销售端则由期刊完成。在编者方面，其材料端由作者提供，对论文修改编辑包装组构而形成生产环节后端，发表后由数据库、销售商、图书馆等共同完成最终销售流通而进入消费环节。论文生产和发表共同构成生产端，同时论文生产又是期刊发表的材料端，期刊是论文生产的加工端，由于目前社科学术期刊大部分不再收取版面费，作者和编者之间一般不存在销售环节，而是材料和加工、研发和生产的关系。
明确了作者论文写作和期刊论文发表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产研”协同，强化作者、编者沟通，建立“作编共同体”。然而，产研协同仅仅只是创新的初级阶段，创新2.0的目标，不仅是产研协同，更是将“产学研”向“政产学研用”以及更进一步向“政用产学研”推进。本文由此提出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全流程”观念。
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全流程”，是在充分理解目前“期刊缺稿，作者缺刊”流程梗阻的基础上，深度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统观念践行。全流程初阶是建立分别由编者、学者、教者承担的学术“传播—生产—传承”互动结构，这是从现象寻求原因；倒过来“传承—生产—传播”则是由材料导向销售。“全流程”期刊传播端在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方面都与学术消费群体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有了较好对接；在学者生产端与传播端的对接上则出现了学科间的较大不平衡同时也有个体间的较大差异，因而还需要大力加强沟通与协同；在教者传承端目前则尚未开始布局，学术写作与学术规范并未在学位体制中尤其是作为学术能力养成初阶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得到充分重视，有的处于“散养”阶段而未能对学生进行学术写作训练，有的不能与时俱进而拘执于旧的学术规范，这些都造成了未来学术人才培育过程中学术规范与沟通能力和良好学术习惯的欠缺，致使相当部分的学术论文囿于圈子“口碑”与某些学术权力对“好的生产”的非共识性理解，不能达到能够良好适应“好的传播”的基础性要求。
基于此，本文提出在进行编者、作者沟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与学位体制形成协同，促进教者、作者、编者的三向沟通。就学术期刊自身而言，有三条路径可作尝试。一是编辑学者化，目前社科学术期刊总体上已经具备相应条件，已有相当数量的编辑人员拥有博士学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以排名第一或独立身份获得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身承担学术生产工作，使之具备了良好的与学者对话的能力水平，往往能够在学术策划、论文修改中突现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二是编辑导师化，一定数量的编辑人员担任研究生导师，承担学术传承工作，既对学术能力养成有了良好体验，又能针对性地进行学术能力培育，尤其是纠正目前学位体制中的一些学术生产培养偏误，比如不注重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不参考同行成果并与同行对话、不自证创新价值并说明预期贡献等，再如未开始研究之前就观点先行、仅有论点和论证而缺乏翔实论据等，目前存在上述问题的文章并非少数，为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三是编辑交往化，编辑不仅是编校专家，更应是传播专家，目前关于学术传播的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言。
由“编者学术传播—作者学术生产—教者学术传承”形成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全流程”，形成了创新1.0的“产学研”初阶。更进一步，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还需要进阶到创新2.0的“政用产学研”高阶，政是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用是人才培育和国力提升，产是学术编辑和学术传播，学是学位体制和学术传承，研是学术写作和学术生产，创新2.0“政用产学研”五者并举，实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6
引领性：提升学术传播与引领效能实现社科学术期刊“高水平”
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性”体现为学术期刊话语权的建立，主要包括引导力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引导力是应然性维度上的预期效应，影响力是实然性维度上的事后效应。进一步，如果从效度考察，则引导力是内部效度，影响力是外部效度，二者在不同维度上互动，共同构成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引领性”。不少研究将传播力维度也纳入话语权，而从结构逻辑上看传播力属于从内部效度走向外部效度的路径，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手段。
一段时间以来，在学术期刊话语权建构上，人们十分强调新技术带来的传播变革，在全媒体、融媒体大趋势下，推出了诸如“精准推送”等技术化传播手段，尤其是在科技期刊传播领域形成了热潮。但社科期刊似乎对此反应迟钝，大多埋头进行主题出版、栏目策划等，而传播领域的一些技术性变革比如“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域出版”等，实施几年之后便逐渐退隐，传播主渠道仍然是以中国知网为代表的数据库传播。社科期刊始终坚持“内容为王”，一定程度上将内容自身变成了传播形式，形成了一些明显的融合内容引导力和成果传播力二者于一体的成功经验。结合笔者在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社科期刊专业委员会的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工作案例，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其一，服务国家战略，研究中国问题，在主题出版方面下功夫。
主题出版本质上是一种议题设置，初衷是针对国家重大事项而展开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具有重大性、主流性、热点性等特征，最初并未在学术期刊领域展开。随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主题出版适用范围日益广泛，目前已“拓展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出版活动”[30]，也成为学术期刊的重要出版类型。在重庆市近三年社科期刊实践中，《现代法学》聚焦“制度之治”，《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聚焦“双循环”发展战略、习近平法治思想，《改革》聚焦“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先后入选中宣部“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不仅有力地带动了主题出版作为一个选题策划方式为不同期刊所广泛采用，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学术期刊的眼界站位和创新水平，使之能够在系统观念引领下，坚持问题导向，突显基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结合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面学术创新，促进了社科期刊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0]，这无疑为学术期刊实施主题出版指明了方向。主题出版的进一步提升和延展，就是以“理论创新的勇气”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31]，进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二，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做好“第二个结合”。
中国期刊彰显“中华性”，首先是由中国人所写并为中国人所看，同时更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10]。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出现了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两种范式，“1978年改革开放后，学术界重新青睐现代化史观”[32]，二者的消长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西方理论话语一度占据主流位置。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创造，包含了对两种史观的融合，也包含着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的创新与形塑。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任务与目标，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具体表征是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根本目标在于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本质要求在于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最大法宝在于统筹推进‘两个结合’”[33]。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强调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建立在对文明高度的自觉与自信基础之上，“只有形成了高度的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才能形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主动”[34]。就学术期刊来说，首先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的中华性意识，以中国智慧针对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其次要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强调调查研究的学术作风，严格遵循“论据—论证—论点”的完整研究链条，切忌主题先行、观点先行、凭空演绎甚至东拉西扯、牵强附会等不良文风，既杜绝教条主义，也切忌经验主义，形成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良好学风；最后要在技术层面树立规范意识，包括学术期刊的理论规范、文献规范、论证规范、数据规范等，贯穿到评审、退修、编辑、推广等各个环节中，实现以充分的中华性文化自信为基础的良性循环。
其三，深化交流互鉴，形成中国对话，打造“全流程”中华学术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0]。学术创造与创新不是个人的事，需要群体的协同与互鉴，可从两个维度进行理解。一个维度是同向研究，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爆炸和大数据的时代，需要密切协作从不同部分、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协同建构成为整体。另一个维度是异向研究，从不同维度、不同途径进行不同探索，以众多方案互补交锋达成对立统一，提供不同路径达成求同存异的差异化共识，更通过争鸣论辩激浊扬清而彰显真理的力量。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进行了三项尝试：一是强调“问题提出与学术综述”，在部分期刊将其作为“强制性规范”，由此深化对学术体系的理解，构建学术逻辑，并由此自证创新价值；二是强调学术对话，既是在学术伦理上尊重同行劳动，也是通过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引证，求同存异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争鸣交锋和同气相求形成中国学术繁荣昌盛的良好氛围；三是重新认识参考文献的功能，不仅在于作者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更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份可信的文献清单，以助益于传播、生产、传承等“全流程”不同链位上的不同需求。实践证明，上述措施在我们的实验范围内取得了良好效果（见表2）。通过上述三项实践，以期刊为纽带，联结起“政用产学研”全流程学术需求，并进一步扩展至学术生产环节直接相关的“产学研”之外更广阔的政府需求和大众需要，真正实现“全流程”中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充分发挥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应有作用，实现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7
结语：本文的研究结论、效度证明与未来展望
本文的研究始于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期刊审读的实践积累。2017年以来，重庆市开展的社科学术期刊审读工作，从最初根据《报纸期刊审读暂行办法》第二条的“事后管理”职能，增加了提升期刊综合质量的职能，更进一步通过集群建设整体推进全市社科学术期刊工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实现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在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中，我们确立了以“中华性”为根本，致力于打造不同层级期刊的“精品性”，构建与更广大范围的学术共同体协同共进的“传承性”，实现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性”。
对于如何衡量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我们实验了以量性评价为基础、质性评价为进阶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量性评价以表征期刊论文被接受和采纳程度的“类影响因子指标群”为主，包括复合影响因子、即年指标、总被引频次、核心期刊数据库收录及学科排名等指标；质性评价原则上以代表作评价为主，比如中宣部“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等，但某些指标由于数量太少、涉及面较窄，而无法应用到社科学术期刊全行业的整体高质量发展推进实践中来，则一方面需要长期追踪其代表作学术反响，另一方面也需要根据《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进行综合评价。量性、质性相结合最终形成社科学术期刊的“综合刊力”，由实力产生地位，实力与地位相匹配提升话语权，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7年，以笔者负责审读的重庆市部分社科学术期刊为主，倡导召开了首届“兴刊联谊”办刊经验座谈会，其后逐渐形成固定机制，至今已举办11届，并在此基础上与重庆市高校期刊研究会社科期刊专委会工作并轨融合，形成了重庆社科期刊集群发展的整体态势。2021年以来，已有《重庆高教研究》《统一战线学研究》两种期刊新入选CSSCI扩展版。在知网数据完整的24种重庆社科学术期刊中，21种进入中国知网Q1、Q2区，复合影响因子五年增长率有17种超过100%、10种超过200%、6种超过300%，最高超500%[27]。不仅如此，如前所述，重庆社科期刊在“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评选方面，近年也是屡获佳绩。作为对本文实践探索的进一步验证，本文完稿之际，恰逢2023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开始发布，本文借此机会列出重庆市全部C刊（共5种）复合影响因子的近5年分年度情况如表2所示，重庆市全部5种CSSCI来源期刊均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
总结本文的研究进路与实践验证，可以得到如下几条结论：
第一，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牢牢守住“中华性”这个根基；第二，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要以系统观念为指引，以传播、生产、传承构建“综合刊力—全流程—高水平”的完整链条，以精品性、传承性、引领性实现社科期刊的整体系统化高质量发展；第三，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坚持不懈，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宏观战略和微观细节相统一；第四，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要接受实践检验，实现发展理念与实践路径的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的协调统一。
目前，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版）》，中国社科期刊复合影响因子又创新高，在全行业整体增长的基础上，《管理世界》从2022年的21.328陡增至2023年的31.204。基于这样的发展态势，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正在形成，中国社科期刊即将进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阶段，与“综合刊力”和“刊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格局亦将闪耀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