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次给药即可治愈,HIV细胞疗法初创拟SPAC上市》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hujm
  • 发布时间:2023-08-14
  • 近日,总部位于罗克维尔,专注于艾滋病的基因治疗公司Addimmune 宣布,将与空白支票公司 10X Capital Venture Acquisition Corp. III 合并后上市。

    根据新闻稿,交易将于 2024 年第一季度完成,合并后的新公司 Addimmune 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代码为“HIV”。Addimune 的投前价值(公司上市前的价值)为 5 亿美元。

    Addimmune 的股东将把所有股权转入新公司,而投资银行 Cantor Fitzgerald 的一家附属公司已同意在一项同步交易中向 Addimmune 注资 5000 万美元。

    另外,此次合并还包括与各种开发里程碑相关的未来潜在付款高达 3 亿美元。

    Addimmune 于 6 月从基因和细胞治疗生物技术公司 American Gene Technologies(AGT)中分离出来,继续开发针对 HIV 的细胞疗法。AGT 是一家开发基因和细胞治疗药物的生物技术公司,在基因和细胞治疗药物开发方面拥有 15 年的记录。

    AGT 于 2020 年开始 AGT103-T 的人体试验,这是一种细胞疗法,可对患者的 HIV 特异性 CD4 T 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使这些细胞能够抵抗 HIV 感染和耗竭,从而使这些细胞能够靶向并杀死 HIV,而不是被病毒“杀死” 。

    该公司成功完成了 AGT103-T 的 I 期试验,在七名患者中显示出积极的安全性结果。第一阶段试验以及后续研究显示,在给药后六个月内,对艾滋病毒的免疫反应活跃。

    第二阶段试验正在筹备中,II 期试验将扩大试验,预计治疗 50 至 100 名患者,目的是建立证明关键研究合理性的疗效水平。数据收集或于 2024 年底或 2025 年初完成。

    AGT103-T 项目前期研发有不少知名专家加盟。David Pauza 是 AGT 的前 CSO,现在在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 Viriom 担任同样的职位。Pauza 发表了 200 多篇原创出版物,包括有关艾滋病毒/艾滋病治疗和预防的研究,以及自然肿瘤监测机制在癌症中的作用;医学顾问 Robert R. Redfield 于 2018 年至 2021 年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担任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并曾担任 AGT 临床咨询委员会主席;另一位顾问 Tommy Thompson 于 2001 年至 2005 年在George Bush总统领导下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后两位现在仍是 Addimmune 的顾问。

    其首席执行官Jeff Galvin 在新闻稿中表示:要开发一种单次给药即可治愈的治疗方式。他于 2008 年创立了 AGT,旨在开发针对传染病、癌症和遗传性疾病的基因和细胞疗法,但采用了传统生物制药之外的方法。

    Jeff Galvin 表示,Addimmune 的分拆将使 AGT 能够将资源集中在另外两个治疗领域:苯丙酮尿症和癌症。FDA 已授予 PKU 疗法孤儿药资格,这是一种慢病毒载体基因疗法,AGT 预计将于 2025 年进入临床。

    迄今为止,AGT 已筹集 7500 万美元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开发 AGT103-T。

    目前 HIV 市场现由吉利德主导,其销售 11 种 HIV 产品,并从第 12 种 HIV 产品 Symtuza(地瑞那韦、可比司他、恩曲他滨、替诺福韦艾拉酚胺)中获得收入,其中后 3 种活性药物成分来自于吉利德。去年,吉利德艾滋病药物销售额整体上涨 5%,为 171.94 亿美元。其最畅销的 HIV 药物 Biktarvy 第一季度销售额为 26.8 亿美元,比 2022 年第一季度跃升 24%。

    其次是 Viiv Healthcare,该公司拥有 17 种 HIV 治疗药物组合。GSK持有多数股权 (78.3%),辉瑞和盐野义分别持有 11.7% 和 10% 的股份。去年,Viiv 的 HIV 药物销售额达 73 亿美元。

  • 原文来源:https://news.bioon.com/article/f41ce863756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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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T初创公司开发新型T细胞疗法 用以抵御实体瘤》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hujm
    • 发布时间:2018-07-16
    • 近年来T细胞疗法已成为癌症治疗的新热点,并在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癌方面获得了令人激动的成功。诺华(Novartis)的Kymriah和吉利德(Gilead)的Yescarta都已在美国和欧盟获批上市,但目前的T细胞疗法被证明难以应用于像乳腺癌和肺癌这样的实体肿瘤。近日,位于美国波士顿的Torque公司,一家来自于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初创公司,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去增强免疫反应,进而抵御实体瘤。 T细胞是在体内循环的特异性免疫细胞,可以识别并杀死包括癌细胞在内的异常细胞,而T细胞疗法的关键在于获得大量的可以识别癌症细胞的T细胞。目前主要使用过继性T细胞疗法(ACT),分为两类,一是从癌症组织分离出可以识别癌症细胞的T细胞,二是从患者血液中分离T细胞,在体外用癌症抗原诱导T细胞识别癌症抗原,或是进行基因编辑靶向一种表达肿瘤细胞表面的蛋白。两者都需经过体外增殖,最后输回患者体内。 目前的T细胞疗法用于实体肿瘤时,往往无法引发足够强的免疫反应;而如果同时使用细胞因子增强免疫反应,因为所有的T细胞都会得到刺激,所以会产生严重的炎症等副作用。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辅助ACT治疗实体肿瘤,MIT生物工程和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Torque公司联合创始人,Darrell Irvine博士领导的团队为T细胞设计了一种全新纳米胶体,可以负载100倍的药量。该纳米胶体“药物背包”一种蛋白质纳米胶体颗粒,由交联分子和细胞因子IL-15组成。“药物背包”通过交联分子连接在从肿瘤部位提取的T细胞表面。当T细胞识别并与靶细胞(癌细胞)抗原相互作用时,引发T细胞表面的还原电位升高,导致交联分子被降解,从而使细胞因子IL-15得以释放去增强免疫反应。这一结果于近期发表在《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 Darrell Irvine博士说:“这使我们能够将T细胞的活化与药物的释放率联系起来。当T细胞处于肿瘤抗原的位置时(在肿瘤和肿瘤引流淋巴结中),交联的纳米凝胶充分溶解,药物高效释放在肿瘤位置,而非可能引起麻烦的健康组织中。” 与普通全身扩散型游离细胞因子给药方式相比,纳米胶体选择性使在癌症组织中的T细胞数量提高了16倍,并得以施用至少8倍剂量的细胞因子,值得一提的是还没有毒性。 研究人员在小鼠中测试了这种方法,大约60%的小鼠经多次治疗后肿瘤完全消失。研究结果还显示,将纳米颗粒附着到经过遗传修饰以靶向胶质母细胞瘤细胞的人类T细胞上,可以更有效地杀死胶质母细胞瘤细胞。 Darrell Irvine博士认为任何T细胞可以靶向的肿瘤,都可以通过加入细胞因子纳米胶体去提高整体疗效。下一步,他将研究其他细胞因子是否可能更好地刺激T细胞攻击肿瘤。 Torque去年在波士顿成立,A轮融资筹集了2100万美元。其创始管理团队多由生物医药界自身人士组成,包括来自于诺华公司的Becker Hewes博士,以及之前创立了Rhythm公司的Bart Henderson先生。除了目前进行的“药物背包”T细胞黑色素瘤治疗试验,未来Torque计划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将T细胞靶向不同类型实体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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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专题:人类遗传资源和特殊生物资源流失
    • 编译者:yanyf@mail.las.ac.cn
    • 发布时间:2018-12-01
    • 嵌合抗原受体(CAR) T细胞治疗近年来已成为最具潜力的肿瘤免疫治疗之一,在多种恶性肿瘤尤其是血液肿瘤中显示出惊人的治疗效果。 2017年,FDA批准了两种CAR - T细胞产品上市——诺华公司(Novartis)的Tisagenlecleucel和Kite的Axicabtagene Ciloleucel,分别用于治疗儿童和年轻人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成人复发或难治性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这是人类抗癌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此,2017年也被肿瘤治疗领域的人们称之为“CAR-T”元年。 自2006年第一项CAR -T细胞临床试验以来,全世界范围内CAR –T细胞治疗的临床试验数量迅速增加。到2017年底,已有超过300项CAR -T-细胞临床试验在NIH的clinicaltrials.gov网站上发布,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和中国的发起者发布的。 那么,在CAR-T细胞治疗领域,到底是中国更胜一筹还是美国独占鳌头? 实验数量 中国拔得头筹,2017年比美国多增133% 截至到2017年12月31日,在clinicaltrials.gov网站上录入的CAR-T细胞临床试验共计317项,其中包括中国160项临床试验和美国129项临床试验,占比达91.1%。(其他国家包括英国、意大利、瑞典、德国、西班牙、日本、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占剩下的不到10%的比例)。 中国的CAR-T细胞临床试验数目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国,同时每年的数量增长率也远远超过美国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第一项CAR-T细胞临床研究开始于2007年,而中国的第一个临床研究发表于2012年11月,落后美国5年。但是中国却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极为迅速,到了2017年,中国CAR-T细胞临床试验的数目已经是美国的2倍多,总体而言,不论是总体临床研究数目还是增长率中国都高于美国。 研究分布 美国多点开花,中国北上广重深 虽然中国的CAR-T细胞临床试验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在美国,但美国临床研究中心的地理分布更为广泛。美国有57个城市至少有一项CAR-T细胞临床试验,而中国只有32个城市开展了CAR-T细胞临床试验。 左为中国CAR-T细胞临床试验分布,颜色越深代表试验数目越多,右为美国 中国CAR-T细胞临床研究最多的五个城市包括北京(38项)、上海(25项)、重庆(16项)、广州(15项)和深圳(14项);美国排名前五的城市是休斯顿(48项)、费城(34项)、纽约(16项)、杜阿尔特(14项)和西雅图(14项)。 相对而言中国的CAR-T细胞临床研究还是集中在生物医药行业发展比较迅速、经济更为富裕的地方。这一点上无又很明显的优劣之分。 患者招募 美国参与人数更多,安全性更高 在中国,87.5%的临床试验招募的患者不超过50人,明显高于美国(69.8%);另一方面,美国有16项临床试验招募100多名患者,远远超过中国的(2项试验)。 此外,在美国和中国分别有6579名和5229名受试者将参与CAR -T细胞临床试验。 虽然中国的CAR - T细胞临床试验起步较晚,实际规模仍然有限,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受试者入组更大胆。 首先,中国招募儿童受试者的临床试验比例(44.7%)明显高于美国(32.0%)(图2C);其次,对于在每个试验中探索的适应症类型,在美国和中国的试验研究单一适应症分别为66.9%和60.6%,在中国更倾向于在一个单一的研究中探索不止一种适应症(图2 d,补充表1)。 图2. 美国和中国研究中心和患者参与CAR -T细胞临床试验的情况。(A)不同研究中心数量的临床试验比例;(B) CAR - T细胞临床研究受试者样本量分布曲线,x轴为单次试验受试者人数;(C)招募成人、老年人和儿童的临床试验比例;(D)试验不同数目适应症的临床试验比例。黑色和灰色的条或线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NA,不可获取。 相对而言,中国的临床试验由于开展研究在临床申报之前,并且限于样本量和分组的设计,相对来说,美国的临床研究在已经有上市产品的对比下,更为规范和严谨。 靶点选择 CD19独占榜首,中美各有侧重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鉴于CAR-T细胞治疗在血液瘤中已经展现出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中美的大多数CAR - T细胞临床试验都是在造血系统和淋巴恶性肿瘤患者中进行的,分别占比达到了66.9%(中国)和68.5%(美国)。 而伴随血液瘤的,最常规的靶点就是CD19了,而CD19也确实是中美CAR-T细胞治疗最常用的靶向抗原。此外,针对CD20、CD22、CD30、CD33、CD123或BCMA的CAR-T细胞,以及针对CD19和CD20或CD22的双特异性的CAR T细胞,也在两国进行了临床研究。 图3. 中美两国CAR - T细胞临床试验靶向抗原与适应症对应关系图。(A) CAR靶向抗原与造血及淋巴恶性肿瘤的对应关系。(B)CAR靶向抗原与实体恶性肿瘤的对应关系。左边的黑色和右边的灰色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的临床试验。括号内的数字表示针对相应适应症或抗原的临床试验数量。没有列出未指明适应症或抗原的临床试验。AFP,甲胎蛋白;BCMA、B细胞成熟抗原;BPDCN,原发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CEA,癌胚抗原;cMET、酪氨酸蛋白激酶Met;EGFRvIII,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变异体III;EpCAM,上皮细胞粘附分子;EphA2,Ephrin受体A2;GD2,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HER2,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IL13Rα2,白介素13受体亚基α2;LeY,Lewis Y;LMP1,Epstein-Barr病毒潜伏膜蛋白1;MG7,MG7-Ag.;Muc1,粘蛋白1;NKG2D,自然杀伤细胞组2,成员D;NKR-2,自然杀伤细胞受体-2;PD-L1,程序化死亡受体1;PSCA,前列腺干细胞抗原;PSMA,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ROR1,受体酪氨酸激酶类似孤儿受体1;VEGFR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2。当然对于CAR-T细胞治疗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其在实体瘤治疗的潜力,在这方面由于缺乏公认的实体肿瘤靶点标志物,因此中美在这方面选择也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在中美都超过15个不同的抗原靶点(中国不少于19个、美国不少于16个)的情况下,只有7种靶点是重合的,包括:间皮素、EGFRvIII、GD2、CD19、CEA、磷脂酰肌醇聚糖3、PSMA和PSCA。 相对于这个而言,更加有趣的是单个靶点覆盖的实体肿瘤中国比美国更多,分别为3.2种和2.4种。这表明中国的CAR-T细胞治疗研究更加倾向于推动单一靶点在多个肿瘤中发挥作用,让同一种药物可以覆盖更多的实体肿瘤。 而与此同时,中国更加有创意的一点是不断地开拓CAR - T细胞疗法在非肿瘤领域的探索,包括在HIV疾病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CD19+ B细胞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中的探索。 相对美国而言,在其他领域和更多靶点的探索以及CAR - T细胞疗法在更多领域的应用上,中国并不逊色,并且占据着一定的优势。 CAR-T细胞构造 二代为基,探索更多基因改造可能 在CAR-T细胞的构造上,两国大都主要采用CD28或4-1BB共刺激信号域的第二代CAR,少量研究探索了CD28和4-1BB共刺激域、CD27、OX40 (CD134)、MyD88和CD40的组合此外,中国的研究人员还探索了:可诱导共刺激分子(ICOS, CD278)信号域的可行性。 采用2代CAR为基础的临床试验项目均占多数 除了CAR,两国还探索了许多其他的基因改造途径来提高CAR-T细胞疗法的疗效。一般来说,这些基因修饰可以根据其目的分为三类: 01 引入安全开关(自杀基因),一旦治疗过程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就会消除CAR -T细胞来保证患者的安全。为此,两国均采用了两种分子:截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tEGFR)和四环素诱导Cas9 (iCas9)。 02 减轻免疫排斥反应,制造“现货”CAR-T细胞。中国和美国都曾尝试过敲除T细胞受体(TCR)的概念,以避免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而且在中国的两项研究中也有某些HLA I类基因位点被敲除,以延缓同种异体CAR - T细胞被宿主免疫系统清除。 03 增强CAR - T细胞的作用。在中国的临床试验中,9项试验在CAR -T细胞中表达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anti-PD-1、anti-PD-L1或anti-CTLA4), 2个试验中敲低了PD-1,以阻断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抑制作用。而另一种分子则在美国进行了测试(NCT03089203),表达一个“显性负性”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II型受体来减少TGF-β抑制T细胞的活性的作用。 在立足于已有的CAR-T细胞治疗的基础上,中国更多地尝试了不同的组合方式来使治疗效果增加,而美国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在这一方面,双方都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治疗效果 美国样本量更大、剂量明确,更有说服力 普遍地,在这两个国家的造血和淋巴恶性肿瘤患者中,CAR - T细胞的疗效数据都令人鼓舞,大多数发表有可找到的疗效数据的研究(美国26项研究中的16项,中国12项研究中的8项)的缓解率≥70%。而其他实体恶性肿瘤的疗效数据相对较差。 图5. CAR – T 细胞治疗在美国和中国的疗效。根据公布的数据以缓解率(y轴)对CAR T细胞的中位数 (X轴,#×106CAR+ T细胞/公斤体重) 作图。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已发表的研究,圆圈的面积与所治疗的受试者数量相对应。实灰色圆圈显示造血和淋巴样恶性肿瘤的结果,黑色空圆圈显示其他实性恶性肿瘤的结果。 但是从样本量和细胞治疗剂量的统一上来说,美国的研究数据更加具有说服力——在美国有10项接受了CAR-T细胞治疗的患者超过20例,而在中国所有的研究样本量都小于20例。此外,在美国的34项研究中,有31项(91.2%)的CAR - T细胞中位数不超过107个CAR - T细胞每公斤体重。而在中国,细胞剂量明显分散,有3项研究(18.8%)中位剂量超过107个CAR+T细胞/公斤体重,而这也使得细胞治疗的疗效存在差别。而这,就体现了中美2国的细胞治疗政策的不同。 政策监管 中国监管系统不断完善,推动细胞治疗高速发展 CAR-T细胞治疗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与细胞治疗的监管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活细胞疗法的独特特点,在中国,围绕细胞治疗的监管逻辑多年来一直存在一些分歧:一方面,自1999年起基因和体细胞疗法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被归类为生物制剂;另一方面,自2009年获得卫生部(MOH)批准后,自体细胞免疫治疗作为一种医疗技术被允许在医院中开展临床治疗技术。因此,在中国,细胞疗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两个平行的监管体系来监督的。 尽管没有医院得到卫生部的官方批准,自2009年以来,细胞疗法的临床应用惊人地迅猛,无序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医疗系统的混乱。 因此,卫生部于2015年取消了对细胞治疗的许可,并宣布细胞治疗只能在临床研究中进行,同时,在临床试验中对细胞治疗的任何收费都被严格禁止。因此,如果为了盈利而开发细胞治疗产品,申请人必须向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提交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而研究者发起的非商业试验则不需要CFDA的审查和批准流程。在过去的几个季度里,中国CAR T细胞疗法的商业开发竞争越来越激烈,在2018年上半年已经提交了超过15个IND申请,南京传奇,药明巨诺和HRAIN生物技术递交的4项IND已于2018年7月30日前获得CFDA批准。 图6. 中国细胞免疫治疗的监管机制演变 到2017年底,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CAR-T细胞疗法临床试验最多的国家。然而,中国的临床试验大多是小规模患者的探索性试验,如果考虑到受试者样本量和研究中心的数量,中国的临床试验总体规模仍落后于美国。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招募儿童患者和探索多种适应症方面的临床试验更急迫。 总体而言,中美2国的细胞治疗都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但是中国的发展势头更加猛烈,于此同时这也对中国的监管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阶段而言,美国在CAR-T治疗的临床试验中更加规范,临床试验的结果也更容易让人信服;但是中国在多项癌症中的治疗已经展露峥嵘,不仅仅是在探索更多的靶点,对于CAR-T细胞疗法的多领域探索也在不断地推进,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监管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中国CAR-T细胞治疗的前景要比美国更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