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企业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我们在S&E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 来源专题:纳米科技
  • 编译者: 郭文姣
  • 发布时间:2018-05-17
  •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科学和工程指标2018年发布的报告,美国是全球科技领先的国家。然而,随着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继续崛起,美国在全球科技活动中的份额正在下降。

    国家科学委员会(NSB)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理事机构,每两年发布一份国会授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S&E)企业报告。2018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资最多,吸引了最多的风险投资,获得了最先进的学位,提供了最多的商业、金融和信息服务,并且是高科技制造业的最大生产商。这份完整的报告涵盖了国内和全球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数据,可在网上找到。

    NSF的主管法国科多瓦说:“NSF的科学和工程指标是美国科学和工程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上表现的最高质量和最全面的信息来源。”2018年的报告提供了大量容易获取的、重要的数据。它为科学和工程研究和发展如何与经济和劳动力发展以及STEM教育在美国和国外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今年的报告显示了一种趋势,即美国仍以许多科技措施领先,但在某些对我们国家很重要的领域,我们的领先地位正在下降,”NSB主席、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副主席Maria Zuber说。“这一趋势引起了人们对我们经济和劳动力的影响的担忧,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产生了影响。”从基因编辑到人工智能,科学的进步伴随着固有的风险。我们必须站在科学的最前沿,以减轻这些风险。

    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以超常的速度增长。

    研发支出反映了一个国家对扩大科技能力的承诺,而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创新。虽然美国在研发支出方面的领先世界为4.96亿美元(占全球总份额的26%),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排名第二,达到了21%(4080亿美元)。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研发支出迅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长18%。它的重点主要是发展而不是基础或应用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的研发支出仅增长了4%。尽管新兴经济体的起点较低,因此增长速度会更快,但中国的增长率是例外的。

    2016年,支持新兴技术商业化的风险投资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尽管美国吸引了最多的投资(近700亿美元),占全球总投资的一半以上,但26%的风险投资资金流向了中国。中国的风险投资从2013年的大约30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340亿美元,从全球份额的5%上升到27%,这是任何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密集型产业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三分之一。美国在提供商业、金融和信息服务方面领先,占全球份额的31%,其次是欧盟(EU),占21%。中国是这些服务的第三大生产国(占全球份额的17%),并且继续以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增长(19%年增长率)。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高科技制造国(占全球份额的31%)。这包括飞机和航天器、半导体、计算机、制药和测量和控制仪器的生产。中国位居第二,为24%,比过去10年增加了一倍多。

    高等教育提供了在知识密集型的全球经济中所需要的先进的工作技能。根据最新的估计,美国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博士学位(40000),其次是中国(34000)、俄罗斯(19000)、德国(15,000)、英国(14000)和印度(13000)。相比之下,美国的学士学位却落后了。2014年,印度获得了超过750万的科学学士学位,其中印度获得了25%的学位,紧随其后的是中国(22%)、欧盟(12%)和美国(10%)。在中国获得的所有学位中,有近一半是在科技领域。自2000年以来,中国颁发的S&E学士学位数量增长了300%。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学生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为他们作为科技工作者的潜在雇员而竞争。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16年秋季和2017年秋季之间下降,在计算机科学(13%下降)和工程(下降8%)的研究生水平上降幅最大。国际学生占美国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毕业生人数的57%以上,这些学生是这些高需求领域美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分之七十九的外国博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位后选择留在美国工作。

    企业领导美国研发

    到目前为止,商业领域是美国最大的研发者。在2015年总计4950亿美元中,占72%。多年来,企业研发业绩的年度增长,在美国总体研发的增长中占了很大比重。在这三种主要的研发类型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企业在应用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总计970亿美元)和实验开发(总计3140亿美元的88%)。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在美国基础研究中占有最大的份额(总计830亿美元)。

    商业部门在研发投资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的研发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67%(3330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联邦政府在2015年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为美国提供了24%的资金。联邦政府曾是研发的主要投资方(1964年为67%)。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商业部门的研发投资增长更快。此外,自2011年以来,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从2011年的1270亿美元到2015年的1200亿美元)。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仍然是基础研究的最大资助者(369亿美元,占总份额的44%),是创新研究和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劳动力培训的主要动力。2015年,商业部门占了227亿美元(占总份额的27%)。

    研发——基础、实验和应用——是推动美国商业发展的动力。我们将基础和实验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是传奇的素材,”bb0的NSB成员、副总裁兼首席互联网布道者文顿·瑟夫说。“如果我们不能采取强化这一无限机会的政策,我们就有可能继续获得美国企业的成功。”是时候扭转联邦研究支持的下降趋势,重振美国的创新精神了。

    ———文章发布于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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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国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个分区智能化发展差异化明显,从总体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智能化发展水平最高,占全国智能化发展总指数的43%,西部地区跟随其后,在全国总指数中占比达到30%。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为19%和8%。东部地区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10个省市占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智能化发展总指数的43%。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传统制造业大省智能化优势明显。未来,整个东部地区将继续成为全国智能化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引领我国智能化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西部地区智能化发展势头迅猛,从平均发展水平来看,西部区域智能化发展平均指数为24.36,略低于全国平均指数31.96。随着西部地区各级智能化相关政策的逐步实施,西部地区有望成长为与东部地区比肩的第二个增长极。受东部纵深发展带动,中部新生力量不断涌现,中部地区6个省份均位居全国前二十,其中,河南、湖北、湖南依托区位优势和自身智能化发展基础,在东部智能化发达地区带动下,逐步成为全国智能化发展的新生中坚力量。东北地区,辽宁省智能化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16位,黑龙江、吉林智能化发展指数分别位列全国第19名和23名,智能化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智从能化发展根据性质作用和应用领域来看,可分为六个层面:基础环境、产业基础、创新引领能力、智能制造、产业融合、智慧社会。 智能化基础环境全面优化 一是智能化基础环境全面优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支持智能化产业发展。近年来,我国接连出台了多项智能化相关政策,大力推动智能化产业基础环境发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智能化发展环境评估结果显示,各省市的基础环境平均指数为2.84,其中14个省市的基础环境指数在平均值以上,占比48.38%。尤其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渝贵等地区,从组织建设、制度、政策等方面积极推动智能化创新发展,信息化基础设施及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产业供给能力强大,因此,基础环境指数体现出较强的领先优势。 二是网络资源建设成效明显。智能化发展的网络资源指数基本符合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渐降低的趋势,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呈现正相关。评估结果显示,广东、浙江、北京、江苏、福建、山东、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网络资源明显优于其他地区。从东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西部地区,呈现明显阶梯状发展态势,表明网络资源设施水平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经济发达的城市在新兴信息基础设施方面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依托其提升地区整体智能化发展水平。 三是智能化专项政策支撑力度不一。政策支撑的评估重点考察在智能化发展方面的政策环境,包括支持智能化产业发展的专项政策以及相关细分领域的支撑政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智能化政策支撑评估结果显示,北京、天津、重庆、贵州得分明显领先于其他省市自治区。这得益于四省市数字智能化发展基础好,在政策制定方面更为深入。 四是数据资源体系建设的地区差距较大。数据资源要素主要评估各省市政府数据开放能力,评估涵盖数据数量和质量、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情况、数据开放环境等三个方面。评估结果显示,广东、北京、江苏、山东、上海、浙江等省市的数据资源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这些省市已建成省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提供高质量、行业覆盖面广泛、持续增长的数据资源,并发布大数据专项政策优化数字资源汇聚和开放环境。 产业基础区域差距明显 一是智能化产业基础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明显。发展基础是指智能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关联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和智能化技术两方面。制造业是智能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智能化技术是智能化发展的基础,二者构成了驱动智能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双轮”。我国产业基础方面存在一定的“非均衡”特征,产业基础排名在第一梯队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产业基础指数分别是14.79、13.65、12.08、10.44和8.64,远高于全国其他省市,主要原因是这5个省市的传统制造业产业基础良好,更突出的是,其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远高于其他省份,这为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突破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是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发展水平基础良好。传统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基础,也是我国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制造业综合发展能力大幅提高,但是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制造业地区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优势明显,江苏、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浙江、福建、北京等八省市位列前十位。中部地区制造业综合发展能力较为平均,西部地区制造业综合发展能力远远低于东、中部地区制造业综合发展能力。 三是部分西部地区智能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四川聚力信息安全、云计算与大数据、光通信与移动互联网、北斗卫星导航等相关产业,智能产业指数为5.04,排名第六。重庆市加快构建现代信息技术与产业体系,智能产业指数为4.46,排名第八。未来,贵州省、重庆市、内蒙古三地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持续推进,四川、陕西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基础雄厚,西部地区的智能产业发展有望更上一个台阶。 发达省市引领智能化创新 创新引领能力指数由科技人力投入、科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科技产业化四个三级指标构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创新引领能力评估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等5个省市创新引领能力全国领先,其中北京和上海并列第一,创新引领能力指数为9.57;天津、江苏、广东分别位列第三、第四、第五,创新引领能力指数分别为8.76、8.08、7.79。主要原因是这些省市经济发达,IT产业基础雄厚,集聚大批领先的大企业,拥有较为丰富的高校、科研院所、创新中心等资源,创新创业活跃,为创新引领能力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各个省市的科技人力投入、科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科技产业化4个三级指标来看,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领先省市在内的大多数省市在各项分指标上发展不均衡,存在一定短板。例如,北京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与人力资源所带来的强大的知识创造能力以及大量科技中小企业和良好的创业环境等优势,创新引领能力指数为9.57,排名第一;科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科技产业化三项分指数全国领先,分别为4.28、3.76、0.97,但科技人力投入指数仅为0.56,排名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广东经济发达、创新开放度高、市场活力较好、创新创业活跃,创新引领能力指数为7.79,排名第五;科技人力投入、科技财力投入、科技产业化三项分指数分别为0.83、4.05、0.81,数排名位列全国前五,但科技产出指数排名全国第十,成为广东创新引领能力提升的短板。相较而言,江苏创新引领能力的各项分指数较为均衡,创新引领能力总指数排名第四,科技人力投入指数排名第一,科技财力投入、科研产出、科技产业化三项分指数排名第六。 智能制造呈现“四核带动”格局 智能制造指数由两化融合、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智能制造示范项目4个二级指标决定,反映制造业的智能化应用水平。 一是智能制造呈现“四核带动”格局。评估结果显示,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分别以智能制造指数12.52、12.24、12.22、11.02位于前四位,占总指数比重的19%,全国智能制造发展呈现“四核带动”的格局,这是由于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具有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强大的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产业集群效应突出。北京、上海、福建、安徽、重庆、湖南依托良好的特色制造基础和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紧随其后,并呈现出制造业多元化发展、智能制造多点开花态势。 二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及智能工厂建设正处规模化扩张窗口期。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方面,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工业互联网指数分别为3.11、3.06、2.94、2.87、2.84,这是由于上述5个省份具有发展突出的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支撑及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政府和企业积极探索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促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加速落地;山东、福建、重庆、湖南、辽宁、天津的工业互联网指数分别为2.61、2.53、2.33、2.30、2.18、2.15。在智能工厂建设方面,浙江、江苏、广东以智能工厂指数1.67、1.65、1.59并驾齐驱,指数之和占据全国智能工厂指数总和的54%,在全国居于突出的核心地位,其他省市积极布局智能工厂发展、制定建设任务目标。 三是两化融合全面发展特征显著。从两化融合指数上看,江苏、广东、山东、上海、北京、浙江、重庆以6.75、6.51、6.45、6.38、6.35、6.29、6.29位居前列。天津、福建、四川、安徽等大力推进智能制造战略,在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两化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智能制造重点示范项目上看,山东、浙江、江苏、湖南、安徽、广东、湖北、河北指数分别为1.68、1.39、1.28、1.28、1.28、1.03、1.03、1.03,居领先位置。 产业融合水平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 一是产业融合水平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评估结果显示,在浙江、广东、上海、江苏等东南沿海经济、产业基础雄厚的省份和直辖市,其产业融合与数字经济发展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表明,产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已为产业数字化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具体来看,全国产业融合平均指数为7.49,有13个省市、自治区位于平均线之上。 二是农业、商务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评估结果显示,在智能农业方面,排名前十的省市指数之和为10.13,占全国智能农业指数总和的69%,而最后十位省市指数之和仅占全国智能农业指数总和的5%,前十位城市主要集中在农业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在智能商务方面,排名前十的省市指数之和为20.72,占全国智能商务指数总和的47%,最后十位省市指数之和仅占全国智能商务指数总和的22%。 三是金融、物流、智能共享领域呈均衡发展态势。整体来看,我国金融、物流、共享经济领域的智能化应用水平城呈现均衡发展态势,其中广东、浙江、北京、上海居于引领地位,其他省市基本处于相近发展水平。在数字金融领域,上海、北京、浙江分别以2.27、2.26、2.16位居三甲。在智慧物流方面,上海、浙江、江苏在重塑产业分工、再造产业结构、转变产业模式、打造产业新生态取得较大成效,分别以4.16、4.14和3.79位于智慧物流发展水平前三。在智能共享方面,广东在共享经济发展最为蓬勃的出行及住宿领域不断创新突破,其市场份额名列全国前茅,以指数2.69高居第一。 智慧社会稳步推进 一是全国政府管理智能化稳步推进。近年来,全国各地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集约化、高效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领域,智能政务应用深入推进,在大数据规划决策、智能信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评估结果显示,各省市的政府管理平均指数为1.13。其中,北京为1.39,排名第一;上海为1.37,排名第二;海南为1.37,排名第三。 二是各地民生服务智能化阶梯特征明显。我国民生服务智能化发展总指数为19.74,平均指数为5.10。从31个省市自治区各自的民生服务智能化发展指数可以看出,我国民生服务智能化发展水平整体呈较为明显的阶梯现象。广东为第一发展梯队,发展指数在1.5以上;北京、江苏、浙江为第二发展梯队,发展指数在1至1.5之间;上海、重庆、四川、福建、湖北、河北、山东、河南、湖南、辽宁、天津、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为第三发展梯队,发展指数在0.5至1之间;宁夏、新疆、陕西、云南、江西、青海、广西、内蒙古、海南、甘肃、贵州、西藏为第四发展梯队,发展指数在0.5以下。 三是发达省市引领公共产品智能供给体系建设。评估结果显示,各省市的公共产品供给平均指数为0.69。由于经济发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和应用水平全国领先,北京、广东、江苏、上海、重庆5个省市位列综合排名前五,公共产品供给指数分别为1.65、1.43、1.10、1.00和0.95,引领和带动智能交通、智能环保、智能电网等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建设。 四是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化社会治理的最突出特征是采用信息化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目前,已有21个省市基本完成综治信息化综合平台建设并投入使用,综治视联网系统已覆盖各省和333个地市级、2795个县、13472个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公安机关加快推进新技术应用,不断提升打防管控、群众服务、社会治理等能力和水平。
  • 《美国智库发布《创新战争:中国如何在企业研发方面 赶超美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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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李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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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年7月24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简称ITIF)发布《创新战争:中国如何在企业研发方面赶超美国》报告。基于欧盟工业研发投入记分牌(世界企业2500强)《EU Industrai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coreboard》数据,ITIF分析评估了中美企业在九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先进贸易产业的研发支出情况,涉及航空航天和国防、电子电气设备、通用工业、工业工程、制药与生物技术、软件和计算机服务、技术硬件及设备、可替代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此外,ITIF也比较了中美企业在所有非先进贸易产业和非贸易产业的研发支出。报告指出,在搭便车策略和研发人员工资较低的影响外,中国企业正在加大自身内部能力投资,以提高技术竞争力和全球市场份额。 一、报告分析内容要点 1. 美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历来超过中国企业,但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正在快速增长,以追赶上美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 从2013年到2021年,美国企业在全球九大先进贸易产业的研发份额从39.1%上升到47.4%,中国企业的研发份额从3%上升至13.8%。尽管经济规模较小,中国企业在全球先进贸易产业的研发份额仍低于美国企业,但其规模调整后的研发投入正在迎头赶上。 总的来说,美国公司在九个先进贸易产业的研发投入继续多于中国公司。2021年,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比中国企业多240%: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为5290亿美元、占全球研发份额的47.4%,而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为1540亿美元、占全球研发份额的13.8%。但是根据中国较低的研发薪资进行调整后,美国公司的研发支出仅比中国公司多80%。 从先进贸易产业的规模调整后研发支出来看,美国企业从2013年高出全球平均水平80%上升到2021年高出全球平均水平近100%,中国企业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80%上升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0%。按照这种趋势发展,预计中国会在2049年赶上美国。 图1 美国和中国企业在所有先进产业的预计研发支出(LQ:location quotient,区位商) 2. 美国更多依赖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产业的企业研发投入来维持先进贸易产业研发支出的增长。 根据Statista的数据,美国是软件研发支出最大的国家。从2013年到2021年,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从全球平均水平的80%(1.8倍)增长到100%(2.0倍)。如果没有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产业,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仍停滞不前,仅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60%。相比之下,即使没有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产业,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增长也大致相同(从0.26倍至0.76倍)。在不考虑软件和计算机服务产业的前提下,预计中国会在2034年赶上美国。 3. 2021年,中国企业在工业工程和电子电气设备两大产业的研发支出高于美国,在其他七个领域也缩小了与美国企业的差距。 2013年,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在九个先进贸易产业全面超过了中国企业。但到2021年,中国企业在九个行业中的工业工程和电子电气设备两个行业的研发支出较高,在通用工业的研发支出与美国持平。按工资调整后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计算,中国目前在九个产业中有六个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九个行业中的七个行业中,美国企业研发支出要么下降,要么保持停滞,而中国企业的支出则有所增加。随着中国企业在政府支持下不断扩大研发投资,美国可能会失去其他七个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 表1  美国和中国企业在九大先进贸易产业的研发情况(2021年LQ) 此外,报告还认为:(1)中国电子电气设备企业在研发和竞争力方面不仅赶上了美国,而且已经超过了美国;(2)与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相比,中国制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并不多;(3)在技术硬件和设备产业,美国越来越依赖研发支出最高的四大公司来提高其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份额,而中国正在尽量减少对四大公司的依赖。 4. 中国企业在非先进贸易产业的投资也超过了美国企业,在非贸易产业研发支出比美国企业更多。 非先进贸易产业包括除上述九大贸易产业之外的所有贸易产业,这些行业包括休闲用品、化学品和食品生产商,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在非先进贸易产业,2021年,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了34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28.7%,而美国企业投资了19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6%。美国公司年平均研发支出为2.94亿美元,比全球各行业平均水平低0.02个标准差。相比之下,中国公司的年平均支出为2.4亿美元,比全球平均水平低0.12个标准差。美国和中国公司的年平均投资额都不及全球公司的年平均投资额。总体而言,由于中国企业数量较多,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高于美国企业。 图2 2021年美国和中国企业在非先进贸易产业的研发支出 非贸易产业包括百货商店、人寿保险提供商和金融服务。在非贸易产业,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比美国企业更多。2021年,美国公司年平均研发支出为3.6亿美元,比全球该行业平均水平低0.02个标准差。相比之下,中国公司的年平均研发支出为4.75亿美元,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0.14个标准差。2021年,中国企业研发支出为52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34.6%,而美国企业则为35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23.2%。然而,这并不令人担忧,因为非贸易产业并不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二、政策建议 科学和工程研究是企业和经济体创新成功的关键。如果美国想扭转中国企业在研发投资方面与美国企业差距逐渐缩小的进程,国会需要加大研发税收激励力度。在研发税收支持力度方面,美国在34个OECD国家中排名第24位,中国排名第8位。国会应将替代简化信贷(Alternative Simplified Credit, 一种研发税收抵免)增加一倍,从14%提高到28%,以恢复美国相对于中国和其他OECD国家的研发竞争力。这一变化还将有助于增加私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使美国在贸易和先进领域比中国更具竞争力。 此外,国会应恢复研发费用的全额抵免。《立即加速长期投资增长法案》(Accelerate Long-Term Investment Growth Now Act, ALIGN)和《美国创新与就业法案》(American Innovation and Jobs Act)可以制定相关措施,如ALIGN法案可以允许企业在购买当年扣除新投资的成本从而激励私营部门投资研发设备,《美国创新与就业法案》可以允许投资研发的公司扣除其研究费用或申请研发税收抵免。大多数州政府也应该增加研发税收抵免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