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之下 美国何以“逃过一劫”?》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21-12-30
  • 就在天然气和电价飙升令欧洲遭遇“能源危机”之际,能源已经独立的美国“逃过一劫”,甚至还能出手“解救”欧洲。

    由于欧洲天然气市场供应紧张,而美国供应充足,欧美天然气市场价差相应扩大,欧洲天然气价格甚至一度高达美国的10倍。与此同时,巨额的利润诱惑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油轮将美国液化天然气运往欧洲,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因此有所回落。

    在欧洲等地能源供应短缺之际,美国为何能够“逃过一劫”?

    能源独立令美国“逃过一劫”

    未来美国会祭出能源出口禁令吗?能源价格飙升美国化石能源投资为何仍“小心翼翼”?未来美国在能源转型上会继续“三心二意”吗?

    在石油危机后,美国在页岩油开发技术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成功实现能源独立。

    需要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冲击了美欧经济,和欧洲大力推动能源转型不同的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能源独立计划,而在那之后,历届美国政府均将实现能源独立作为能源政策的核心内容。

    在石油危机后,美国在页岩油开发技术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成功实现能源独立。2018年美国产油量跃居全球第一,一度超过沙特。2019年9月,美国更是一跃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12月公布的月度预测,美国最大的页岩盆地二叠纪盆地的产量将在明年1月份激增至纪录高位,预计增加7.1万桶/日至503.1万桶/日,也将是史上首次超过500万桶/日。不过美国其他地区的原油产量距离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仍有距离。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大宗商品研究室主任王永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页岩油革命后,美国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能源独立,相对于欧洲来说,美国在能源上“日子比较好过”。

    Agora能源转型论坛(Agora Energiewende)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国际能源署中国合作部原主任涂建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以前美国的能源市场是封闭的,基本上原油和天然气是不能出口的,后来由于页岩革命成功,美国开始为原油和天然气出口松绑,美国和全球能源市场也越来越联动,美国最近一段时间能源价格的波动也受到了全球能源市场价格飙升的影响。

    尽管美国国内在能源供应上不存在太大问题,但随着美国能源价格受到国际市场影响也在上涨,呼吁限制美国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的声音也出现了。

    王永中对记者表示,现在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其实远远低于国际市场,美国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很高。如果美国企业大量出口,减少国内市场供应的话,也会导致国内天然气价上涨,取暖成本上升,进而会加剧通货膨胀问题。

    涂建军也解释称,美国页岩革命成功后,本土天然气价格比全球市场价格低很多,这对美国制造业和全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红利。现在要更多地出口,无非就把这一块红利更多地让油气工业和海外消费国拿走了,这里面就牵扯到了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反对出口的声音。

    总体而言,美国不太可能会祭出出口禁令。在全球天然气供应极度紧张之际,若美国强行禁止液化天然气出口,将在政治和商业层面造成极大的不稳定性。如果美国停止液化天然气出口,将导致美国天然气市场供需严重脱节,扼杀对天然气供应的投资,这可能造成更大的波动和全球市场的价格上涨。

    IHS Markit副董事长Daniel Yergin表示,当市场供应紧张时,更需要保障稳定、安全和可靠的供应。如果美国限制或改变供应方向,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并破坏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以及美国与盟友、伙伴国之间的关系。

    化石能源投资仍“小心翼翼”

    与以往高油价时期不同的是,尽管今年油价飙升,但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却没有大幅增产。投资者向美国能源公司施压,要求它们限制钻探,并将更多利润返还给股东。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数据,预计2021年美国石油产量平均为1120万桶/日,2022年仅小幅增加至1190万桶/日。而在2019年年底,美国石油产量曾创下近1300万桶/日的纪录。

    美国顶级页岩油勘探公司先锋自然资源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谢菲尔德(Scott Sheffield)表示,由于石油公司将现金返还给股东,而不是增加资本支出,美国石油产量每年仅会增长3%。在这种情况下,可预见的未来油价将继续维持在每桶70美元上方。

    在涂建军看来,之前的低油价给资本留下了很惨痛的教训。过去投了很多钱进去,但页岩革命成果导致油气价格走低,后来又叠加了新冠疫情的冲击,所以在上一轮油价暴跌的过程中,很多油气行业公司亏损非常严重,资本也是“有记忆的”。他进一步对记者表示,现在加上拜登又在极力推动净零排放,油气行业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

    与此类似的是,高盛能源研究主管Damien Courvalin也认为,从长期来看,能源产出增长面临多方面挑战,例如上游成本上升,投资者选择支持聚焦ESG的板块,也导致能源行业资金成本上升。由于能源转型及其对燃料使用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对长周期石油项目的投资也有所下降。

    价格方面,Courvalin进一步表示,尽管高盛的基本预测是明后年布伦特原油有望维持在85美元左右,但如果钻井成本上升速度加快,或者遭遇意外的供应短缺,那么布伦特原油价格有可能会突破“三位数”。

    对于未来能源供给侧面临的风险,沙特能源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Abdulaziz bin Salman)12月早些时候警告称,因为勘探和钻井方面的投资减少,到2030年原油产量可能减少3000万桶/日。“如果无法在能源领域确保足够的支出,我们可能会滑向一个很危险的阶段,结果或许是演变为一场‘能源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我不是在预测,而是在警告,闲置产能将会消失。”

    美国能源转型“三心二意”

    相对于欧洲在能源转型上的坚决,美国则显得“三心二意”。

    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积极参与了气候协议的讨论与制定。但特朗普上台后却宣布美国不会履行承诺,并在2020年11月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在拜登上任后,美国又立马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试图将气候变化议题打造为美国重塑领导力的重要抓手。

    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美国两党博弈,共和党与民主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共和党票仓更多与传统产业利益集团绑定,因此在气候问题上更为宽松;而民主党票仓则更多与新兴产业利益集团绑定,因此对待气候问题更为严格,并承诺不遗余力运用外交手段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化石燃料已经引发了一轮“唇枪舌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上,环保主义者警告能源转型过慢会发生气候灾难。但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公司则极力反对,认为如果没有他们的产品,能源安全和供应将得不到保证,未来几十年石油和天然气仍将是重要的燃料来源,在各国政府寻求减少化石燃料来解决气候问题之际,他们的价值不应受到低估。

    2021年12月,在休斯敦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上,沙特阿美、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的高管纷纷发言,将最近的燃料短缺和价格波动归咎于对可再生能源的倚重和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不足。

    对此涂建军向记者表示,虽然近些年石油在美国的重要性相对有所下降,但油气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声音依旧是比较大的。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如今是民主党总统拜登执政,同时民主党也在国会两院均占优势席位,但美国在清洁能源转型和气候行动落实上却依旧步履维艰。

    在共和党的阻碍下,拜登“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的支出规模已经由3.5万亿美元腰斩至1.75万亿美元,但即使是这样也未能通过,民主党党内也有反对声音。美国参议员曼钦(Joe Manchin)明确表示,他不会支持拜登的1.75万亿美元“重建美好未来”国内投资法案,警告该法案会危及美国能源独立。

    这也意味着白宫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将目前针对美国工会工人制造的电动车的税收优惠从7500美元提高到12500美元,并为二手车提供高达4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在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笼罩下,未来能源市场格局仍充满了不确定性。展望未来,王永中对记者表示,在能源问题上也存在“不可能三角”的说法:稳定的能源供应、清洁的能源供应、便宜的能源供应这三者是不能兼顾的。不同的选择需要付出不同的代价,需要有所取舍。伴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未来可能会迎来相对不稳定的能源供应时代。

  • 原文来源:http://www.cnenergynews.cn/zhiku/2021/12/29/detail_20211229114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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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天然气定价机制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以美国亨利枢纽(Henry Hub)为代表的天然气现货市场定价,在欧陆广泛使用的石油价格挂靠机制,以及独联体国家之间使用的政府垄断定价模式。 欧洲对于天然气的渴求由来已久,按照以往的传统和惯例,欧洲能源大户都会挂靠石油价格与俄罗斯供气商签订长期合同。 该模式的一大弊端是缺乏灵活性。 尤其是在2009年石油价格回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天然气现货价格始终低于石油价格,当了“冤大头”的欧洲人很快便开始天然气市场改革计划,放松了对天然气行业的管制,并加码对荷兰TTF市场的扶持,使得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逐步脱钩。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荷兰TTF开始超越英国BNP成为欧洲地区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价市场。 这一系列改革在绝大多数时候确实是成功的。例如立陶宛等国家在宣布建设液化天然气终端之后,TTF市场价格开始下跌,并成为东欧各国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砝码并换来了大幅度的折扣。 但是贼有吃肉时,亦有挨打时。显然今年3月初便是欧洲人遭到天然气自由市场“痛殴”的时刻。理论上,天然气现货市场的价格需要上升到与昂贵的液化天然气齐平,才能吸引到液化天然气这些国际上的额外供给。 在去年12月下旬荷兰TTF价格超过100欧元/兆瓦时时,至少有11艘从美国出发的液化天然气油轮在前往亚洲途中直接变卦赶往了欧洲。例如当时已经在太平洋上的Hellas Diana号就接到指令直接掉头并穿越巴拿马运河。类似案例也发生在从尼日利亚和赤道几内亚起航的液化天然气油轮上。 天然气市场自由化长期以来给欧洲人带来好处,似乎使得欧洲人已经忘记了天然气市场相较于原油市场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不同于对原油的需求相对稳定,天然气并不是化工行业的根本,亦无法在交通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仅依靠取暖和发电为主要应用的天然气,在冬季和夏季的需求量往往会相差2.5倍以上。 另一个导致天然气市场不稳定的因素则是金融机构的入场。随着荷兰TTF交易量的上升,众多ESG基金和ETF基金都开始入市天然气合约,在带来更多流动性的同时自然也带来了更多的波动性。 欧洲电力市场乱象 如果整个欧盟能源体系的设计有更多的“水密闸”,那么天然气价格大起大落的影响仅仅会影响发电厂商,而不会对居民用电等民生问题造成负面冲击。遗憾的是,这却不是现实。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2008年建立的欧洲电力市场EPEX Spot以及欧洲居民过于依赖廉价能源供应商。 EPEX Spot的建立虽是电力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但是欧洲人使用的是pay-as-clear模式(即明码支付市场)。该模式意味着欧洲电力市场运作在边际定价的基础之上,即所有电力生产商均投标市场并根据其生产成本提供能源,招标从最便宜的资源(可再生能源)开始,以最昂贵的资源(煤电或天然气)结束。 而排名最后的天然气电(满足边际电力需求)是用以平衡市场需求的最终者,也决定了结算价。 一套复杂机制的互相作用下,结果是:天然气价格和电力价格产生了强耦合。 (注:除pay-as-clear模式之外,还可以选择传统的pay-as-bid模式,即按投标付费,相当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纯自由市场) 如果说天然气价格和电力价格之间的防火墙已经被政府拆掉了,那么欧盟居民就是亲手拆掉了电力价格和居民电价之间最后的那道防火墙。 以笔者在法兰克福的电力供应商合同为例,每月电价在合同签订之初便已确立了每月56欧元的一揽子电费,电力现货市场的波动对于笔者没有任何影响。但显然并不是每位欧洲居民都有这份运气。其关键在于电力供应商是否为廉价供应商。 一个横向的类比是移动通讯服务供应商。不同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鼎立的模式,欧洲各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杂牌移动通讯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本身并不拥有任何基站和光纤,而仅仅依托于大型移动通讯供应商的空余带宽。 廉价电力供应商的商业模式其实如出一辙。其本身并不运营发电机构,单纯依靠大型电力供应商的富裕电力以及在现货/期货市场采购电力而运作。相比于签订长期合作的大型能源供应商,这些类似“倒爷”的小型供应商应对价格波动冲击的抵抗力极低。 以德国 2021 年下半年因能源价格上升而倒闭的电力公司为例,七家名为Neckermann Strom、Stromio、Dreischtrom、Otima Energie、Smiling Green Energy、Lition Energie 和 Fulminant Energie的企业,即便是对于在德国生活已有八年的笔者而言,亦是从未听闻过。 令人遗憾的是,依赖廉价能源供应商的欧洲家庭,却往往都是经济条件欠佳的群体,其本身应对电价上涨的空间就十分有限,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民生难题。 老戏新弹:散装欧盟 就如同人们可以把欧盟经济的大项目规划、欧盟军队难吃等几乎所有政治问题都归结于内部不团结一样,欧盟能源危机的推手里,自然也有散装欧盟这个老毛病的身影。 首当其冲的便是各国能源现状和资源禀赋并不相同。 虽然欧盟是一个化石资源十分贫乏的整体,但是包括德国、波兰在内的多国境内并不缺乏煤炭,而挪威(非欧盟成员国)和荷兰这些北海周边国家也不缺乏天然气资源,至于核电大国法国更是有着特殊的国情而一直拒绝放弃核电。 这一矛盾的总爆发发生在去年10月末的欧盟能源部长峰会上。彼时,深受价格暴涨困扰的西班牙联合法国要求欧盟将天然气价格与电价脱钩,即放弃此前提到的pay-as-clear模式。该提议立即遭到了以德国为首的北欧中欧9国坚决反对。 一边是希望给核电开后门的法国人,另一边则是弃核的德国人。德法轴心至少在能源问题上,完全是鸡同鸭讲。这也导致欧洲电力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进一步改革。 去年12月中旬,为了应对天然气价格危机,欧盟委员会允许成员国自愿联合购买天然气,以获得更好的谈判条件。但是由于德国关注着自家的“北溪2号”,意大利人关注着自家的“南溪”,仅有中东欧国家参与的联合购买计划最终在天然气价格很快再度下跌的背景下不了了之。 其次,欧盟虽然一直坚持着能源转型的路线从未动摇过,但是具体到能源多样化的政策落地问题上,其政策缺乏连贯性的弊端就暴露无疑。其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委员会此前并未把能源政策视为其行政职权,就如同各成员国的国防政策一样。 只有碳中和指导方针而缺乏具体的政策,导致了各成员国各行其是。 布鲁塞尔方面的能源绿色化以及多样化的方案其实囊括了相对清洁的天然气、核电、生物质、氢能、能源多样化等方方面面。但核电因德法矛盾、能源多样化因部分成员国拒绝液化天然气终端等各种原因均未取得太大进展。而此前沸沸扬扬的撒哈拉诸国光伏计划也因中东局势不稳无疾而终。 事实上,俄欧天然气危机早在2009年和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就预演过,彼时G7能源部长峰会时就提出了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方针。只不过2015年之后欧盟各国就抛之脑后,反而迅速推进了“北溪2号”的建设。 而这一切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欧盟不敢对德国说不。 俄美欧的政治角力与外部环境 诚然,欧洲频发的能源危机与自身能源体系的隐患脱不开关系,但是包括俄罗斯、美国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外部因素同样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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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整张能源独立路线图之中,关于加强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建设的内容——即便仅仅是作为稳定可再生能源的备胎,也没有出现只字片文。而经历了2020年上半年WTI期货一度为负价格、且此前数年熊市的原油市场,给了欧盟政府和各大能源巨头“化石能源江河日下”的错觉,这直接导致全球范围内对化石能源的投资萎靡不振,造成了今年年初需求突然增长时的市场异常反应。 即便如此,此次欧洲能源危机的背后所体现的,依然是欧盟在能源独立上的积极尝试以及初步成果,而非能源转型本身之殇。虽然频发的阵痛期在未来数年内肯定仍会困扰着欧盟诸国,但这仅仅是能源改革难以回避的附加伤害,却绝非旁观者落井下石、冷眼旁观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