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能源革命总体格局初现》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先进能源知识资源中心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 guokm
  • 发布时间:2019-02-27
  • 2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发表2019年度国情咨文。他在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在美国能源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美国已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大生产国。65年来首次,我们成为了能源净出口国。”

    美国2018年油气生产取得了怎样的成绩,这种能源生产格局的变化将带给世界怎样的影响,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所形成的挑战呢?

    中国应尽快构建多重安全能源供给渠道,完善油气能源进口、油气自产、非常规油气开发、节能技术、充电循环技术等多种渠道,共同支撑起中国能源供应新格局。

    EIA数据显示,美国2018年原油产量预计1088万桶/日,2019年预计1206万桶/日。美国天然气产量从2017年的747.7亿立方英尺/日升至2018年的832.3亿立方英尺/日,2019年预计900.0亿立方英尺/日。美国2017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18年前10个月向海外市场输送28亿立方英尺/日,并有望在2020年前成为全球第三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国。目前看,美国“能源独立”“石化兴国”战略确实成绩斐然,不过特朗普宣布成为能源净出口国显得操之过急,毕竟美国炼厂还需要净进口约700万桶/日原油用于调和错配。

    不过EIA预测,美国原油产量将稳固增加到本世纪中叶,2030年将增至1500万桶/日,2050年则增至1900万桶/日。美国未来若继续保持当前石油生产,原油净出口战略将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近年来美国能源崛起,OPEC协调其他非OPEC主要产油国,2016年以来通过减产提振价格。2019年OPEC希望把减产政策持续下去。然而2018年油价走势看,通过减产提升油价的政策作用越来越不明显。

    世界经济的新兴发展动力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拉动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美国油气增产和亚洲能源产销地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对世界经济发展和能源生产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能源独立”是21世纪上半叶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一方面它终结了20世纪末以来,发展势头强劲的左翼环保主义。2008年金融海啸后,欧美平民阶层难以承受生活重压而崛起新民粹主义和“黄马甲”运动,全面否定了通过快速上涨环保税费来限制生产、生活能源消费,过分增加能源成本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将油气开采作为重点经济振兴政策,带来了经济回报和就业上升的政治收益,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态中起到的示范效应。“能源独立”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长期国策。

    美国的非常规油气生产浪潮,可能带动其他非常规油气存储大国复制美国成功经验。其他非常规油气资源丰富的工业大国可能获得不亚于美国的非常规油气开发。

    因为美国“能源独立”,OPEC原油输出的重点将发生改变。中国、印度等国和OPEC产油国的关系可能变得更加紧密。也因为“能源独立”,美国对中东的干预导致很多OPEC国家在经历更多的动荡和不确定的安全威胁。这对需求不断增长的油气进口国形成巨大的挑战。

    中国要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不能走欧美“新殖民主义”军事干预——掠夺式能源控制的发展道路。特朗普国情咨文中说:“我们勇敢的军队,已经在中东作战了近19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近7000名美国英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超过5.2万名美国人身受重伤。我们在中东的支出也超过了7万亿美元。”这些开支是美国巨额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美国新增GDP财政贡献基本上被美国国债利息所吞噬。美国高债务隐患提醒中国,不能走掠夺式能源控制政策路线。

    另一方面,完全依靠进口油气满足中国能源需求增长也是不现实的。中国应尽快构建多重安全能源供给渠道,完善油气能源进口、油气自产、非常规油气开发、节能技术、充电循环技术等多种渠道,共同支撑起中国能源供应新格局。目前中国在相关领域取得很大成就。四川页岩气供给成果喜人,2018年,中国石油四川页岩气产量达到58亿立方米,预计2025年产量将达到200亿立方米。

    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5.6万辆,连续10年销量全球第一。多种能源供给形式有利于减少原油进口,减弱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快速增长的趋势,提升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中国正在加大新能源汽车的投资力度,力图通过新能源汽车实现汽车工业“弯道超车”的重大战略。

    中国另外一个引领世界能源管理潮流的战略“亮点”是智能技术。中国是世界智能手机销量最高、普及率最高的国家。智能地图软件在疏导交通,提供最佳捷径的导航服务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以“滴滴”“首汽约车”等为首的共享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租赁的发展,通过“智慧共享”新经济模式,提高了交通效率,节约了交通资源,从而提高了交通能源的使用效率。

    天然气货车的快速普及促进中国物流成本的降低,重型汽车运输变得更加环保、低碳、低成本。我国天然气汽车保有量从2010年的100万辆增至2015年的519万辆,年均增长率超过40%,其中LNG汽车23万辆;建成天然气加气站约7350座,其中LNG加注站约2650座。中国是全球天然气汽车第一大国,约占世界天然气汽车的1/4。

    中国非常规油气开发、新能源汽车、智慧节能、共享交通、油气电多重能源结构混合等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尽快扭转严重依赖进口石化能源的局面。中国所走的路是一条全新的路,代表着新的希望。目前21世纪初叶全球能源发展格局的趋势已经初现端倪。我们要牢牢把握世界能源技术的最新发展方向,将新能源应用开发技术和管理技术提升到新的层次,从而将这种优势转化成为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事业的能源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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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区域能源革命为抓手 协调推进能源革命与区域发展》

    • 来源专题:能源情报网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 编译者:guokm
    • 发布时间:2021-03-06
    • 能源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面对的重大议题之一。虽然各地区在能源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区域发展差异显著,区域内存在不同类型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因地制宜推进能源革命。 近期,中国工程院谢克昌院士撰文,阐述了以区域能源革命为抓手,协调推进能源革命与区域发展的重大意义,提出了因地制宜推进能源革命的战略思路和战略举措。文章重点针对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老工业基地(东北及山西)、中部地区、能源富集地区(新疆及能源“金三角”地区)、西南地区等区域,提出了加强能源革命顶层设计,明确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区域能源革命的功能定位,形成统筹协调推进区域能源革命的良好格局;加强区域能源革命试点,通过改革办法加快探索形成推动能源革命的高效机制;明确区域能源革命实施责任和考核监督机制,确保区域能源革命取得预期效果等战略举措及对策建议。 一、前言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同时能源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能源的支撑保障。党中央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及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为代表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贯彻实施,为新时期能源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2018年3月,中国工程院在“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一期、二期研究的基础上,启动了“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35)——能源革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重点研究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老工业基地(东北及山西)、中部地区、能源富集地区(新疆及能源“金三角”地区)、西南地区等区域能源革命战略,旨在新形势下结合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指引和能源资源禀赋的实际,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能源革命,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二、以区域能源革命为抓手,协调推进能源革命与区域发展意义重大 一是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2014年6月,党中央科学阐述了能源安全新战略的丰富内涵,这为我国能源发展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成为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的基本遵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积极进展,但一些区域内共性和区域间差异性问题仍未有效解决,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推进能源革命,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实际,推进区域能源革命,寻找解决方案,有利于能源革命走深走实。 二是提升国家能源安全保障水平的重要抓手。能源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能源革命,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和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西南地区丰富的水电资源以及中部地区便利的交通枢纽优势,形成富有区域特色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以点带面,带动国家整体能源安全保障水平有效提升。 三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随着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已形成板块联动、核心带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虽然各地区在能源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各地区也存在不同类型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区域GDP总量差距进一步拉大,GDP增速呈现差异化,人均GDP相差较大;区域能源结构性矛盾突出,能源供需呈现明显区域特征;生态环境局部问题仍然突出,能源富集地区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关头。能源作为区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能源革命的支撑保障,可见,区域能源革命的实施必然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是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现在再按照过去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来做,不仅国内条件不支持,国际条件也不支持,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时代抓发展,必须更加突出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能源经济作为产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新时期能源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立足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和发展阶段实际,推进区域能源革命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推动我国能源领域的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进而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因地制宜推进能源革命的战略思路 立足我国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发展阶段的安排,充分考虑国际能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和能源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指引,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区域能源革命,加强区域能源革命布局和合作,避免一刀切,实现能源革命和区域发展战略互相促进、相互融合,构建推进区域能源革命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区域之间能源革命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方面“1+1>2”的最优局面,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力支撑。 第一,坚持顶层设计和分步推进相结合。当前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用系统理论来研究能源革命推动问题,厘清能源与外部发展以及能源内部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按照区域发展要求,立足未来发展进行系统和全面的顶层设计,厘清各个发展阶段的目标任务,形成分阶段推进格局。 第二,坚持系统最优和区域特色相结合。在推进能源革命过程中,既要从全局最优角度出发,加强战略总体研究部署,把握共性、全面推进能源革命,又要高度重视区域自身特点,从各地区实际出发,支持区域形成各具特色的推进模式和发展思路,明确各区域能源发展的功能定位和顶层设计,体现出区域特色和作用,形成推进能源革命合力,促进区域能源革命和区域发展战略相协调。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推进能源革命,需要兼顾长远发展和现实需要,要灵活运用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建立起良好的实施机制,通过解决各个具体问题和实现一系列阶段性目标,推进我国能源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四,坚持全面推进和示范引领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鼓励一些区域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条件、独特的资源、丰富的经验、成功的模式,在推进区域能源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探索,在体系和机制方面先行试范,总结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在全国进行推广,引领能源生产消费革命向纵深开展。 第五,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相结合。能源革命在我国已开展了广泛的实践,要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形成系统化知识和规律性认识,并结合运用现代经济、管理、产业、能源和工程领域的最新成果,有效指导区域能源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加强实践创新,在许多领域和环节谋求进一步突破,通过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及科技创新,开拓创新理念和思路,创造性解决能源革命推进过程中的问题。 四、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能源革命的战略举措 能源革命的推进必须紧密结合各区域经济社会、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别化的路线。 (一)京津冀地区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能源需求总量的持续增长,从而加剧区域能源对外依赖程度,总体供应呈现偏紧的局面,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为主,煤炭消费占比超过70%。京津冀地区是大气和水污染最严重、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尖锐的地区,2019年,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26”区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细颗粒物(PM2.5)三种污染物的浓度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6倍、1.48倍和1.58倍。 因此,京津冀地区应重点推进能源与经济、环境的协同发展,力争在生态环保方面实现率先突破。 主要举措包括:发挥优势,以能源技术革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继续做好炉窑、机动车、散煤等污染源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水平;以低碳、创新为重点,探讨布局国家能源大数据中心等科技平台,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二)长江三角洲地区 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以占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2.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接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长江三角洲地区能源需求体量庞大,高度依赖外部输入,2017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煤、石油、天然气的净输入占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8.7%、98.3%、97.1%。 长江三角洲地区应依托一体化发展优势,建立集成优化、区域联动、智能调控的能源系统,推动区域创新发展。 主要举措包括:发挥科技创新资源优势,着力突破能源装备制造领域“卡脖子”技术;打造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能源大系统建设先行示范区,建立健全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三)珠江三角洲地区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区域经济外部依赖性强,GDP有约一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能源消费强度相对较低,但化石能源主要依赖省内外调入和进口,电力供应整体对外依存度约为60%。 珠江三角洲地区应重点依托“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国家油气储备基地和可再生能源基地,成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主要举措包括:利用地缘优势,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和海洋油气开发,加快推进大型石油、天然气接收及储备基地建设;积极有序开发海上风电资源,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利用储运基地优势大力发展天然气,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 (四)老工业基地 老工业基地包括东北三省和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巨大,是我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战略的重点区域。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2014年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经济增长排名全国垫底。能源生产和消费以高碳化石能源为主,能源低碳转型任务艰巨。 老工业基地应重点以能源高值化、多元化、低碳化推进经济转型,激发老工业基地振兴新动能。 主要举措包括:系统谋划“山西–蒙东–东北”能源经济走廊建设;立足资源和原料双重属性,推进电化共轨,形成煤炭资源和化工基础优势合力,实现化石能源高值化利用;推进陆相页岩油革命,加强油气供应多元化;系统谋划“山西–蒙东–东北”能源经济走廊建设。 (五)中部地区 从2004年中央政府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中高速增长水平。中部各省都存在比较严重的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其中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能源对外依存最高,分别达到83%、78%和73%,能源缺口最为严重。 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枢纽区位优势,依托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能南运,重点打造成为保障中部及东部地区能源供应,服务于中部地区崛起、长江中游经济带、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能源综合枢纽站。 主要举措包括:加强能源合作和煤、石油、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提升能源保障和供给能力;加强能源网络和储能设施建设,建立多能互补的能源系统;继续推进国家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建设,催生发展新动能,推动区域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六)能源富集地区 能源富集地区主要包括西北地区的新疆及能源“金三角”地区,是我国“西煤东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能源富集地区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粗放,同质化竞争明显,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新疆及能源“金三角”地区工业中仍占主导地位。能源富集地区水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沙化严重,同时能源产业在二氧化碳排放、固体废弃物处理等方面问题严重。 能源富集地区应重点依托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打造绿色可持续的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 主要举措包括:加强能源资源勘探、科学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有序开发风光资源,延伸国际能源合作领域,筑牢我国西部桥头堡,夯实国家能源安全保障支柱;统筹铁路、电网和油气管网建设,优化煤、石油、天然气、电输配网络,强化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功能建设;多能互补融合,促进区域能源总体低碳化;坚持生态优先,筑牢我国西部生态屏障。 (七)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仍然不高,贫困人口多、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进程落后,在全国处于欠发展地区。西南地区水、电、风、光、天然气等清洁资源丰富,为实施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国家能源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 西南地区应重点推进清洁能源开发与消纳,打赢脱贫攻坚战,共享能源发展成果。 主要举措包括:合理制定水电开发时序,加强藏电外送研究;推广风–光–水互补综合开发利用,提高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消纳;推进页岩气规模化开发利用;深化国家层面的西南地区清洁能源跨省区消纳机制。 五、对策建议 (一)加强能源革命顶层设计,明确我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能源生产消费大国,把能源发展和能源革命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国能源战略管理能力,引导我国能源领域重要资源向国家战略性方向集聚,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力支撑。立足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个发展阶段的总体安排,充分考虑世界能源未来发展和能源科技创新趋势及面临的挑战,明确我国2035年能源革命战略目标、重大任务和重大政策,对2050年能源革命进行战略性部署。 (二)明确区域能源革命的功能定位,形成统筹协调推进区域能源革命的良好格局 进一步组织广泛调研,征求相关发展和能源管理部门的意见,从政策上明确上述七类区域在能源革命中的功能定位、战略目标和发展思路。按照顶层设计和分步推进相结合、系统最优和区域特色相结合、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要求,精准规划各区域能源革命路线图和实施路径。因地制宜推动各区域能源革命,注重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内能源革命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相协调,形成各区域内部特色明显、协调一致、效果显著的推动能源革命的格局,促进各区域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资源互济互保、互为备用,提升区域能源一体化发展水平,实现区域内“1+1>2”的共赢格局。 (三)加强区域能源革命试点,通过改革办法加快探索形成推动能源革命的高效机制 鼓励能源革命探索创新,根据各区域实际状况,以探索能源革命先进经验、解决能源革命相关重大问题为出发点,积极开展能源革命试点。加快推进山西能源革命排头兵工作组织实施,及时总结经验向全国推广。利用雄安新区建设历史机遇,瞄准世界一流水平,高起点推动能源革命试点。推动京津冀能源革命试点,探索一体化区域强化能源合作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开展长江三角洲地区能源一体化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能源合作从单一项目合作发展为全面深度一体化合作。开展西南地区能源革命试点,探索总结利用水能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开放共享发展的模式。推动能源“金三角”地区和新疆地区能源革命试点,探索和总结能源富集地区和我国能源战略储备区的能源革命模式。 (四)明确区域能源革命实施责任和考核监督机制,确保区域能源革命取得预期效果 加强区域能源革命组织指导,强化地方各级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责任,强化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强化以区域为特色的能源管控。支持建立区域能源革命联合协调机制,针对不同区域特点,探讨成立专门委员会或建立相关机制,推动联发联控,按照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的原则,对各区域能源革命进行统一领导,推动相关政策落实。推动协调区域内各个行政主体积极合作,加强区域内部能源革命统一指导和行动。在国家层面要加强区域间能源革命的协调,同时积极指导各区域开展国际化能源合作。
  • 《书评:中国的可再生能源革命》

    • 来源专题:能源战略信息监测
    • 编译者:giecinfo
    • 发布时间:2016-03-25
    • 山姆·吉尔认为,约翰·马修斯和谭浩(音)的新书对中国绿色转型背后的政策驱动因素进行了完美阐释,但对政治和电力的论述似乎不够。 Article image 新书强调了中国能源革命的全球意义,但忽视了地方创新和政治因素。 图片来源:绿色和平/苏里 哲学家兼经济学家安安东尼奥·塞拉对16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命运进行了研究,并对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进行了对比,前者因为贸易和制造业富裕无比,后者则因只依靠金属采矿而非常贫穷。 在一本关于中国电力体系的专著中,这样一个观点可能显得有些非同寻常,但对于作者约翰·马修斯和谭浩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在书中写道,尽管中国身陷各种不利的“地缘政治纠葛”,以及给地区及全球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但它正在从以化石燃料为中心的采掘经济中“解放自我”。 相应的,中国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建设自身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来打破碳依赖僵局的国家”。 他们认为,这一进程“背后主要的驱动力是对当前的污染状况,以及中长期的能源安全和工业发展等问题的关切”。 减少造成气候变化的碳排放并非终点,而是这一宏大政治经济转型的一个“十分顺手的副产品”。 认识到这一点,两位作者说,中国花重金建设电网,以更好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这可以被视为“21世纪伟大基础设施项目”,能与公元7世纪修筑的大运河相媲美,这给中国摆脱“早期工业化电力”化石燃料依赖创造了良机。 马修斯和谭浩认为,正如德国和英国在19世纪主导了以煤炭为基础的技术,美国在20世纪成为石油基础技术的世界“老大”,中国则将成为以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世界领袖,无论是其产品还是技术。用作者的话说,中国注定将创立“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能源范式”。 这些意义深远的结论并非凭空推测,而是作者在研究近年来中国发电、投资、专利等数据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作者关于创新与产业动力之间的理论基础尤其有价值。马修斯和谭浩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释,例如从“黑色”(化石燃料)产业到绿色产业的转型路径(企业家致力于新的产业,其他人也会跟上)是如何变得“自我强化、自我可持续和不可逆的”。 他们阐释了中国如何通过规模化生产积累了大量经验,从而有效降低了太阳能光伏板和风力发电机的成本,这使得中国的非热源电力已经占到了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 最近的数据表明,太阳能发电量急剧增长。有趣的是,作者还指出,这些数据说明由于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都超过了核能发电,中国的非碳电力并不会依赖核电。 这条“学习曲线铁律”,再加上产业战略和在五年规划下“精心设置的目标”,为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脱钩做出了贡献。去年,中国的煤炭消费达到峰值,煤炭产量和热电发电量都开始下降,这一年“对世界和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三重巨大意义的里程碑”。 电力政治 不过,对于一本力图“专门阐释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来说,马修斯和谭浩在政治方面的分析似乎有所欠缺。偶然出现的矛盾之处以及重要人物和机构名字的拼写错误让这个印象更加深刻。 更实际地说,书中处处提到了各种能源政策,这种提及也是有用和必要的,读者会认为这些政策有一个专家治国式的形成史,并且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如果本书能够对中国的电力政治(包括精英层和基层)进行更多阐释的话,至少会改变行文的架构。换句话说,这本书的重点在能源上,但对于电力谈得较少。 在中央层面,本书应该阐明围绕电力部门改革的漫长讨价还价和冲突过程,我很想多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在地方层面,读者可能会提出更多问题:如果增长缓慢的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意味着要对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再培训,或者应对大规模失业的社会后果,产煤县的省一级官员应该如何适应?为遥远的城市输送电力的可再生能源设施需要占用大量土地,这些设施能给电力企业带来收入,却对地方就业鲜有贡献。对此,当地人会有什么感受? 自下而上的创新 此外,这本书自上而下的视野意味着它忽略了产业层面、以及社会层面正在塑造中国能源转型的许多有趣的自下而上的动力。 这里有不少需求引导的成功案例,比如农村地区广泛采用的太阳能热水器,城市地区到处驰骋的锂离子电池电动自行车。尽管上网电价常常受到地方电网的抵制,非政府组织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首批光伏设备采用者推动了其落实。 公众的焦虑甚至抗议似乎也在塑造着中国关于低碳能源选择的决策,尤其是在事关核能的情况下。在一些个案中,省或市政府(如山东省,尤其是德州市)为绿色创新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对中央政府研发项目进行了有力补充。 但总的来说,这本《中国可再生能源革命》是关于中国方兴未艾的能源转型的一本很有价值、简明清晰的最新研究专著,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全球气候都很重要。 面临中国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所带来的竞争威胁,发达经济体力图抵御。对此,本书在结论部分的观点也引发了笔者的强烈共鸣。书中呼吁发达经济体摒弃贸易报复,转而采取同样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在本国大力推动绿色创新和市场扩展。 但是,与16世纪的意大利一样,今天美国或英国的障碍不在于缺少英明的政策,而在于能源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