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中国 | 生物经济将改变世界、影响人类发展》

  • 来源专题:战略生物资源
  • 编译者: 李康音
  • 发布时间:2023-09-28
  • 一、生物经济正在改变世界

    生物经济是依靠现代生物技术与生物资源,以生物产品与服务的研发、生产、流通、消费、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之后的第四个经济形态,也称第四次浪潮。

    未来世界怎么变、怎么看、怎么办?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人士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们研究认为,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生物产业革命将帮助人类更高水平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且必将改变世界五大格局。

    第一,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生物经济加速崛起。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四降四升”的态势:一是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中国的贡献多年保持在30%左右,是美国的一倍左右。二是第二产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在增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本国GDP的比重已超过70%。三是世界经济增速下降,金融风险上升。新冠疫情、俄乌冲突、霸权主义等因素使世界经济增速下降、效益下滑。许多国家政府债务增加、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银行破产,新一轮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四是数字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下降,生物经济的作用明显上升。美国出台《芯片和科学法案》等一系列措施遏制中国,导致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减速。据报道,2022年美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高达65%,但美国GDP增长却多年徘徊在3%左右。2016年至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复合增长14.2%,2022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41.5%,但同年我国GDP增长率仅3%,说明经济持续发展仅依靠数字经济是不够的,需要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后,许多国家民众需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追求网速的少了,追求健康的多了,重视食物安全的多了,换房子、换手机的少了,改善生态、出行旅游的多了,世界经济正在迎来生物经济时代。

    第二,改变世界科技格局,两次科技革命叠加。世界科技格局进入了两次科技革命的叠加期。一是信息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信息技术经历了数字化阶段,处于网络化中期,正在进入智能化的高级阶段。二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已将民用科技经费的40%~50%用于生物技术研发,30多个国家的生物与医药论文数量占本国自然科学论文数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以上。近十年,全球生物和医学领域发表论文数量接近自然科学论文总数的一半。新冠疫情以来,许多国家进一步加强生物技术研发,生物技术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来临。

    第三,改变世界文化格局,生态文明日益壮大。信息化、网络化加速了西欧文化圈、东欧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非洲文化圈、拉丁美洲文化圈、太平洋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等世界九大文化的交流与借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已成大趋势。世界文化格局呈现交流、多元、包容、融合等新趋势,人类文明螺旋式上升,文化包容让世界减少冲突。

    第四,改变世界安全格局,生物安全成为主体。新冠疫情之前,世界安全格局的重点是核安全、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而新冠疫情之后,世界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共存的局面,生物霸权将成世界安全面临的最大安全隐患。如果说二战之后没有保障核安全的能力,就不能保障国家安全,那么,新冠疫情之后,没有保障生物安全的能力,就不能有效保障国家安全。世界安全格局正在由“核安全主导”转向“生物主导”。

    第五,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加速推进多元化。生物经济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将进一步多元化。一是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日趋突出。美国1%的富人拥有与其余99%的人口同等的财富。二是西方国家之间矛盾加剧。美国推动“美国优先”战略,直接影响欧盟等盟友的利益,法国等国家或地区提出“战略自主”。三是中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按照美元计算,1978到2022年,中国GDP增长速度是美国的12倍,1949到2022年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10倍,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霸权主义、民族主义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世界政治格局加速多元化。

    二、生物经济可能改变人类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人类进步。第一次产业革命催生农业经济时代,增加了人类的食物。第二产业革命催生工业经济时代,增强了人类的体力。第三次产业革命催生数字经济时代,增强了人类的“脑力”。第四次产业革命将催生生物经济,直接延长人类预期寿命,对人类自身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人类更长寿,人活90岁成常态。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将推动医学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均预期寿命有望增长10岁左右,“人活90岁成常态”。一是人类有望攻克癌症,癌症将不再是引起人类死亡的最大疾病;二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将得到有效控制;三是传染病将得到有效控制;四是基因编辑有望遏制遗传性疾病发生;五是干细胞技术可能使人类部分器官实现再生;六是人类长期梦寐以求的“长寿丹”可能成为现实。

    第二,人人能吃饱,人类有望告别饥饿。当前,全球80亿人口中仍有8.3亿人口没有吃饱,未来还将出生20多亿人吃什么?现有的农业技术、农业政策很难保障未来100亿左右的人口人人都能吃饱、吃好。生物技术能够推动农业第三次绿色革命,人类有望彻底告别饥饿。一是利用基因编辑等技术有望使农作物单产提高20%左右;二是利用生物技术培育抗旱、抗盐、抗低温的作物品种,有望使旱地、盐碱地、荒地变成农田;三是生物合成技术能够生产人造肉、合成淀粉;四是人类可在高楼大厦养猪、种田创造人工生态环境,发展大楼农业,有效缓解耕地不足问题。

    第三,人类可能面临更多生物恐怖。人类在认识生物、改造生物的同时,已经能够创造生物。人类将像小孩玩积木一样,对一些生物进行改造,随着合成生物技术的成熟,合成一种新的生物正在成为现实。合成生物技术是“双面技术”,一旦被恐怖分子掌握,极可能会合成比新冠病毒传染性更强、死亡率更高的病毒,人类将面临生物恐怖的威胁。

    第四,传统伦理观念将受到冲击。生物技术也有一些副作用,如组织工程、器官移植等技术与产品的应用,使人体携带他人甚至动物的组织与器官,基因测序会发现一个家族、个人的遗传病基因,克隆技术、合成生物等技术可能导致克隆人、重组超级生物的出现,这些问题将引发道德、伦理、法律问题。

    三、中国生物经济拥有40万亿元潜力

    发展生物经济,对未来中国有三大意义。一是改善民生。让百姓有粮、少病,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二是促进经济发展。打造40万亿元生物经济,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三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每一个第一经济大国都曾经引领过一次科技革命,中国要达到并保持第一经济大国地位,必然要引领生物技术新科技革命。我们研究发现,我国发展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环境、生物能源、生物资源、生物安全、生物服务、生物信息、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等十大行业,到2030年,我国生物经济总体规模有望达到30万亿元,2035年有望达到40万亿元。

    第一,打造25万亿元生物医药产业。一是新药开发,使我国由医药大国进入医药强国行列;二是重大疾病防治与慢病控制取得重大进展,使中医治未病得到广泛应用;三是加速医疗器械的国产化,彻底扭转高端医疗器械90%以上依赖进口的局面;四是加速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创出一条中西医结合的中国特色健康模式,探索以“中医理念、现代技术”为核心的未来医学;五是人体器官生产、再生研究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六是衰老控制与长寿研究方面实现历史性突破。

    第二,打造4万亿元生物农业产业。一是推进第三次绿色革命,加速基因编辑、合成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使粮食单产提高20%左右;二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用好10亿亩旱地、5亿亩盐碱地;三是发展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动物疫苗与药物;四是开发一批植物、动物生长激素。

    第三,打造5万亿元生物制造产业。加速我国由生物制造大国向生物制造强国转变。一是突破3000万升级发酵罐制造与智能化控制技术;二是重点突破发酵菌种改良技术,使细胞成为新型工厂;三是加速发酵过程控制的标准化、智能化;四是大力开发生物材料代用品,使制造业成本下降50%左右;五是加速酒类、酱油、醋等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加速我国由发酵工业大国向发酵工业强国的根本性转变。

    第四,打造5000亿元生物能源产业。一是充分利用7亿吨农作物秸秆,生产燃料乙醇,替代部分石油产品;二是利用南方10亿亩草山草坡发展生物能源植物,开发生物乙醇、生物柴油;三是研发农作物秸秆、生物废料发电技术;四是开发生物制氢技术,加速沼气等生物燃气技术与装备的升级换代。

    第五,打造1.6万亿元生物资源产业。一是大力发展能源植物、纤维植物、油脂植物、芳香植物;二是利用微生物资源,研制药物、开发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三是发展海洋生物产业;四是利用12 000多万种中药资源开发保健食品。

    第六,开发1万亿元生物环保产业。一是应用抗旱、抗盐植物新品种,发展防风固沙植物,将有可能使旱地、盐碱地变为良田,土地荒漠化的趋势有望得到遏制;二是发挥微生物降解作用,处理有机废物与垃圾;三是利用生物技术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第七,切实保障生物安全、生命安全。一是建成能够应对5000万人同时感染的生命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建设国门生物安全的“新长城”,防御有害生物入侵;三是保障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防止生物技术滥用误用;四是切实加强国防生物安全,打击生物恐怖,打赢生物战。

    第八,打造2万亿元生物服务产业,使国际药物研发后期与生产搬到中国来。一是力争建立世界最大的临床医学研究服务中心;二是建立世界上规模大、水平高、服务效率高的药品安全评价中心;三是建立食品安全评价与检验中心;四是大力发展高端药物与医疗器械代工中心。

    第九,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跃居世界前列,抢占新科技革命制高点。一是生物基因测序技术与规模达到并保持世界领先水平;二是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免疫学等领域进入国际前列;三是现代医学、药学基础理论取得重大突破;四是脑科学与类脑、细胞凋亡与衰老机制、基因编辑、表观遗传等研究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第十,加强生物信息等交叉学科研究。一是与信息科学交叉形成脑机结合;二是与系统科学结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三是与纳米科学结合形成纳米生物技术;四是与化学结合形成合成生物学;五是与制造业结合形成仿生学等。

    四、中国发展生物经济面临的四大风险

    我国发展生物经济面临四大挑战与风险,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一,顶尖人才育不出、引进难。缺乏顶尖人才是我国发展生物经济的最大风险。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中国行动计划”,调查、开除,甚至抓捕华人科学家,导致华人顶尖科学家不敢与大陆同行和政府联系,顶尖人才引进面临重重困难。目前顶尖生物技术人才有2/3滞留在国外。另外,我国顶尖人才培养能力不强,最著名高校的顶尖人才还依赖引进,有的高校甚至把海外的三流人才当一流人才引进。

    第二,高端科学仪器不能自主研发。我国生物技术与生命科学研究的高端仪器90%左右依赖进口,甚至一些实验动物与试剂也需要进口。如果美国发动的科技战升级,与我国生物技术脱钩,进一步限制高端仪器向我国出口,生物技术研发将会面临停滞不前的局面,如果一些公用数据库不对我国开放,一些研究面临无法持续的被动局面。

    第三,不能引领或参与引领新科技革命。美国生物与医药技术、人才、创新能力具有绝对优势,全球生物技术的“根技术”90%、顶尖人才50%都在美国,如果美国不犯颠覆性错误,美国仍将引领生物技术新科技革命,中国则可能错失引领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第四,丧失对生物经济国际规则的话语权。西方国家往往通过成立国际组织,牢牢把握新经济、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的标准、市场准入条件、贸易流通规则,甚至价格等话语权,而国际市场上,如果没有话语权只能执行别人制订的规则,失去了产业发展、产品开发的自主权、话语权。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阶段,我们技术落后,缺少话语权,这种现象在生物经济时代不能再继续了。

    五、中国发展生物经济的对策与建议

    我国抢占生物技术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制高点,必须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与措施。

    第一,实施生物经济强国战略。把引领或共同引领生物技术科技革命、生物经济产业革命作为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支撑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来抓。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都曾经引领过一次科技革命,我国要达到并保持第一经济大国地位,必然要引领生物技术科技革命。

    第二,制订《中长期生物经济强国战略规划纲要》。建议在国家出台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生物经济强国的目标、方针、重点任务、体制机制与具体措施。紧紧瞄准国家科技前沿,紧紧围绕人民健康、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门安全、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制订有国际视野、战略眼光,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第三,实施“诺贝尔工程”,打造一支国际顶尖人才队伍。把造就国际一流顶尖人才作为引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口,引进、培养与借用相结合,不拘一格降人才,尽快造就一支国际顶尖生物技术人才队伍。

    第四,加速高端科学仪器自主创新。把仪器创新、方法创新作为原始创新的突破口,生物领域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没有仪器创新、方法创新、技术路线创新的项目原则上不支持。

    第五,成立“国际生物经济联合会”,促进全球生物经济发展。与国际同行共同制订生物经济的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的标准,以及市场准入条件、贸易流通规则,促进全球生物经济持续发展,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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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围绕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有重点地推进此项战略实施,我们特约请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专家、地方领导等就此开展三方会谈。 采访嘉宾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 刘志彪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相关人才计划特聘教授 殷敏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委书记 落实共抓大保护,思想与行动都必不可少 近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共抓大保护的格局基本形成。但共抓大保护的思想自觉仍有待提升;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综合效益尚未完全显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学习时报:两年多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发展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领导小组办公室:近年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分解责任任务,狠抓督促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共抓大保护的格局基本形成,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经济贡献度、发展协调度和对外开放度进一步增强。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是“共抓大保护”的思想自觉仍有待提升。在一部分基层干部中,重发展轻保护、重速度轻质量的思想观念尚没有根本改变,被动应付的多,主动谋划的少,工作力度层层递减,特别是面对重点难点问题等待观望的情况仍然存在。一些地方对共性问题存在攀比现象,抱有侥幸心理和“法不责众”心态,落实整改打折扣。 二是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长江干流水体污染还没有得到彻底治理,主要支流湖库水体污染仍然比较严重。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有的地方发展模式粗放,“生态账户”透支较大。少数地方沿江化工企业仍然较多,破解“化工围江”面临资金、就业、稳定等问题。农业面源污染量大面广,各地畜禽水产污染防治工作进度不一。 三是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综合效益尚未完全显现。三峡枢纽通航能力严重不足,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滞后,数百艘船舶待闸积压成为常态,三峡水运新通道、翻坝铁路前期研究进展缓慢,三峡枢纽瓶颈制约短期内难以解决。高标准沿江铁路通道建设进展缓慢,滞后于沿江省市经济社会发展,中西部和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明显。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江海联运发展水平不高,高等级公路、铁路与主要港口没有实现无缝衔接,以港口为节点的综合运输枢纽“最后一公里”没有解决。 四是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区域和行业条块分割严重,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统筹协调不够,鼓励性、指导性制度不足。沿江产业准入门槛不高,上下游产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政策引导等均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以市场为导向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排污权交易、第三方监管、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等有待深化,目前尚未发挥出足够的作用。生态补偿等利益协调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 刘志彪:一是转轨时期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体制和地方政府职能。以GDP论英雄的做法并没有完全消失,一些地方政府仍重点发展那些投资大、产值大、利税高、发展带动效应强的能源重化工业,尤其是那些前向关联度高的石化产业。这既能完成稳增长、增税收的目标,也有利于形成大企业集聚和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态势。 二是基于成本考虑的产业布局倾向。能源重化工业对运输成本的变化极其敏感,由于在其成本结构中,运输成本占据了很高的比重,所以运量大、运输成本低的长江水运方式最有利于重化工业的发展。再加上长江经济带城市连绵,人口云集,能源重化工业企业选择沿长江流域进行配置是必然的趋势。 三是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像水资源交易补偿、基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的交易补偿机制,都是买断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开发、维系绿水青山的必要代价。在现阶段,仅仅依靠少量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抑制地方政府主动去搞那些可能影响环境保护的重化工业大项目。 四是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权体制模式。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仅占1/4的产业活动的增值税,二是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如果今后地方政府可以从辖区内居民财产的保有、继承中征税,可以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那么发展重化工大项目的动机必然弱化,而把营造区域内安全、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作为重要任务,以吸引广大市民前来居住,并增大财产的税基。 殷敏:首先,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意义理解不深刻。一是资源观存在偏差。比如,有的地区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旧观念影响,对长江资源无序开采、过度利用、随意浪费,对“共抓大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发展观较片面。有的地区没有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仍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放在对立面来看待,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三是责任意识不强。有的地方认为自己只是20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一个很小的部分,自身发展的快慢、生态环境的好坏对长江经济带发展影响不大,缺乏主人翁意识,责任担当不够。四是政绩观不端正。有的在推动长江生态整治和修复项目时,认为资金投入巨大、治理难度大、社会矛盾多,产生畏难情绪和观望思想,创新的办法举措不多,缺乏攻坚克难的主动性。 其次,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中下游地区尽管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以来对长江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长江流域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降低,环境承载压力巨大。一是城市规划不够科学,长江岸线、港口乱占滥用、占而不用、占多少用、粗放利用的问题仍然突出。二是农作物无序种植、畜禽养殖废弃物乱排等,产生了大量的农业面源污染。三是全域普遍存在产业低端、产能过剩的情况,粗放式、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结构尚未根本转变。四是一些环境违法问题屡禁不止,如部分企业污水直排、偷排问题突出,固体危废品跨区域违法倾倒呈多发态势,污染企业向中上游转移风险隐患加剧等。 再次,协同发展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打开。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沿江各省市也制定了各自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但各地区之间相关规划的标准不统一,发展差异较大。如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但各地同质化竞争又异常明显,城市群之间产业同构化严重,经济互补性不足,上中游与下游的产业链未能实现分工、对接。目前,仅长三角地区建立了一体化办公室,长江全流域缺乏“一盘棋”的发展机制。 最后,全员参与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一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在国家、省级层面得到高度重视,市、区层面也已全面形成共识,并积极推动。但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认知逐级衰减的现象,基层参与度不高。二是企业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助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三是广大群众自发保护长江、珍惜资源的意识还不够强,主人翁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围绕重要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是关键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协同创新的重点是要彻底解决重化工业发展等污染问题,对重化工格局包括布局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学习时报:坚持并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导向,沿江政府间以及产业、科技等领域的协同创新必不可少。您认为我们应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刘志彪: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协同创新的重点是要彻底解决重化工业发展等污染问题,对重化工格局包括布局结构进行重大调整。 一是坚决贯彻落实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把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工业化与信息化、生态型社会的建设压缩在一起进行。具体来说,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我们的传统工业,运用“智能化+”大力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同时以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制约能源重化工业的增量扩张。坚决执行存量减少、增量不增加的控制政策。坚决关停环保不达标企业,既有的重化工项目一律迁移江边1公里以上。 二是建议设立国家层面的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机构,以便在管理督查上使用同一个标准进行管理监督,环保问题不能由各个地方自行决断、自说其事。美国等发达国家设立森林警察机构,全盘统一管理全国森林事务的经验,也可以移植到我们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管理上。 三是建设市场化的交易补偿机制。可探索实施两类交易补偿制度:一是建立以单位GDP碳排放为基础的交易制度。在这样一种交易平台上,单位GDP排放量低于区域平均水平的地区,可以卖出相应的碳排放权;反之,则必须买进相应的额度。二是建立以水环境质量为基础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对水质达到一类水标准的省区,达到程度比例越高,则给予奖励越多;反之,对三类尤其是四类水质比例高的省区,实施惩罚性罚款。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比较适用于长江经济带这类具有上下游关系的区域生态补偿关系的建立。 殷敏:一方面,建立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是前提。下棋得有棋盘和规则。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开展协同创新必须先建立体制机制,避免各自为战。目前,长三角创新联动发展正在积极推进,“三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高位协调,在资源共享、技术转移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制度化合作。长江上游、中游城市群也应借鉴有益经验,加快推进互联互动发展。在此基础上,可建立整个长江经济带协同创新联席会议制度,打破行政区划壁垒,系统谋划,高位统筹,高位协调,高位推进,建成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创新体系,从而实现经济的梯度和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重要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是关键。重要领域协同创新往往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也为全面推开创设条件,积累经验。一是生态治理方面。围绕长江经济带生态修复、污染综合治理,建立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机构之间的协作机制,实现经验、技术、成果共享。二是重点产业关键技术领域。围绕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大力支持流域内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及技术创新联盟建设,加大产业前沿及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突破核心基础芯片、智能制造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等核心技术。三是产业合作交流方面。通过经济互补、产业互联、项目互动、信息互通,推进产业交流合作和重大项目建设方面的跨区域合作和共享,有效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 全面认识、利用和发挥长江经济带的功能 深刻领会、正确把握好“五个关系”,重点是要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力度;着力提升黄金水道整体效能;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创新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学习时报: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我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落实好这“五个关系”需重点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的“五个关系”,为深入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5月17日,韩正副总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实施意见》;5月2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何立峰主任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讨论通过了《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近期重点工作安排》等一系列文件,对每一项具体工作任务都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要求,紧紧抓住不放,坚决落到实处。深刻领会、正确把握好“五个关系”,重点要抓好以下工作落实。 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优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逐步解决长江生态环境透支问题。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开展长江生态环境大普查,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找准共抓大保护的突破口和具体抓手。一是加强水污染治理,加快实施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包括以沿江城镇污水垃圾治理为重中之重,提高污水垃圾收集处理水平;以严控沿江化工企业污染为突破口,强力推进化工污染整治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污染处理能力和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船舶污染治理;以严格控制沿江养殖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以嘉陵江上中游尾矿库为重点,加快推进沿江尾矿库治理。二是加强水生态修复,实施长江两岸绿化行动,推进岸线保护和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三是加强水资源保护,提升长江沿线饮用水水源地保障能力和安全水平,强化长江流域水资源联合调度。 着力提升黄金水道整体效能。积极推进三峡枢纽运输制约疏解,加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方案研究论证。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推进长江干线主要港口铁水联运设施联通,解决好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问题。开工建设武汉至安庆6米水深航道整治工程。以规范集装箱船型为突破口,加快推进船型标准化,积极发展江海直达船型。推进沿江高铁规划建设、重庆至武汉重载铁路研究论证。 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加强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开展重大产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装备和标准的研发攻关。研究优化沿江产业布局,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禁污染型产业、企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推动沿江城市群错位发展,培育一批体现长江流域特色的小城镇。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合,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继续深化长江大通关体制改革。 创新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流域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制定沿江岸线、河段、区域、产业负面清单,加快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硬约束机制。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和绿色发展示范,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加快长江保护法立法进程,联动修订水法、航道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好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作用,会同沿江省市和有关部门,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把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抓实抓细抓好,为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共同奋斗。 刘志彪:首先,全面认识、利用和发挥长江经济带的功能。决不能把长江经济带的功能简单地看成是运输带,不能依此制定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和实施产业政策。因为作为运输带,在产业配置上,必然倾向于那些大耗水、大用电、大消耗的,且对运输成本敏感的重化工业大项目。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资源集中、人口集中、市场集中、产业集中、城市集中等发展优势,在沿江城市基础设施超前一体化的基础上,通过地区间的竞相开放、撤除政策壁垒和统一市场的建设,实现合理的产业竞争和分工格局,发挥长江经济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使之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经济带。这就是说,建设黄金运输带,只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功能而已。 其次,尽快使沿江能源重化产业向沿海适度转移。从世界各国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生产力优化布局看,在沿海地区集中布局“大运输量、大用水量、大耗电量、大消耗量”的临港型重化工业,是时不我待、必须坚决贯彻落实的战略行动。目前,中国钢铁、石化等所需基本原材料,如石油、铁矿石等,大多数要从海外进口。早在2004年,中国就进口石油1.2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40%。按现在的消耗速度,一般认为到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增至5亿吨,其中3亿吨需要进口,即对外依存度高达60%。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把与石化工业以及与此直接关联的加工类产业,基本上全部集聚在沿海地区,就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最根本的还在于,这种产业布局有利于形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培育和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最后,通过产业集群集中建设环保设施,对这些产业固有的污染物进行集中处理,将彻底改变目前长江流域分散发展重化工项目的不良格局。
  • 《王志武:全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 来源专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知识资源中心 | 领域情报网
    • 编译者:changjiang
    • 发布时间:2019-03-25
    •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长江经济带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月2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审査《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仅表明了习总书记对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原则与思路,而且表明了习总书记对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各项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长江经济带概况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长江流域提供了我国36.5%的水资源、48%的可开发水电资源、52.5%的内河通航里程,是南水北调东、中、西三条线路等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连接东中西部的“黄金水道”。长江也是世界第三大河流,目前长江干线货运量约20亿吨,位居全球内河第一,分别为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的4倍和10倍。长江经济带面积205.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约21.4%,国内生产总值23.6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约40.9%。 1992年6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提出发展“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在我国发展新阶段,党中央提出长江经济带战略,并将其与“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起作为三大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 长江经济带东起长三角地区、西至云贵高原,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及贵州等11个省(市),包括中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地区,也连接着中国十分贫困的地区。长江经济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中小”并肩。即长江经济带内包涵了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几乎所有样态,既有上海这类特大都市,有武汉、重庆这类区域中心城市,也有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数以千计的镇,数以万计的村庄。 “大中小”并肩,城乡发展不平衡突出。二是“高中低”皆有。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高端、中端、低端皆有,既有亟需弥补的短板,也有亟待去掉的产能;这个经济带内的广大人群中,高收入者不少,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但低收人者亦不少,亟待脱贫的贫困人口者众。三是“强中弱”共存。同在一江之畔,但所处发展阶段差异不小,综合经济实力有着明显的强、中、弱之别;而长江流域内的生态环境,有保护得已很完备的地区,也有相当多的生态脆弱地区,“大保护”的迫切性较高。 建设长江经济带’通过改革开放和实施一批重大工程,让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形成直接带动超过1/5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 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成就 历史地看,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推进虽然有成效,但不够显著。特别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现象极普遍,严重阻碍了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为了推进沿海地区的开放优势、政策优势、经济优势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合作共赢,中央希望相关区域通过合作扩大优势,希望沿海的改革开放势头传递到内地,以此积极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协作发展。 1993年,长江经济带10省市〈现在是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3165.8亿元,占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7.26%。到2014年,这个比重提高到44.72%。1993年,10省市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全国的占比为20.21%,2014年该比重上升到41.25%。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长江还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纽带,长江经济带将支撑起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有必要指出的是,20年间长江水运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峡工程动工前的1993年,长江中上游河道水浅流急,货运能力十分有限,当年长江干流水运量为3.6亿吨,进出川运量为950万吨。2014年,沿江经济发展和三峡工程建成后出现的“高峡平湖”,使长江干流水运量达20.6亿吨,为1993年的5.7倍,连续10年位居世界内河水运榜首;2014年通过三峡船闸(即进出川、渝)货运量为1.19亿吨,比1993年增长10倍以上。同时,货物结构不断优化。这为国家实施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沿海起步先行、溯内河向纵深腹地梯度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重要规律,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经历。与沿海和其它经济带相比,长江经济带以长江口三角区为龙头、以长江中游省区为脊梁、依托黄金水道打造新的经济带,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三、“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紧迫性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3个地区,覆盖11个省、市,特别是近些年来,东西部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困难较多,进展缓慢,并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 (一)观念陈旧 目前仍有很多沿线地区对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理解存在偏差,地方更多的是强调“布局更多的项目和产业园”,习惯于“大投资、大产出”的粗放型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 (二)各自为政 长江经济带涉及沿江几百个大中小城市,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域内的各省市都逐步提出了各自的沿江发展战略,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建立了经济合作区和城市圈,它们对更大范围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性并不高。不仅如此,各地城市政府从地方利益最大化出发,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在招商引资、市场建设、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恶性竞争、互设藩篱和重复建设。这样,一个整体的大市场就被人为地分割成若干较为独立的小市场,市场的割据带来了产业的同质化。以汽车工业为例,长江经济带内的上海、武汉、重庆、南京、芜湖、合肥、成都等地,几乎都把汽车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趋同化现象严重,产业空间布局的集群化和一体化程度不高。在许多情况下,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还高,各地区的相对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严重影响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合作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开发。 (三)航运“梗阻”传统的长江自然是航运为王。但如今的长江航运也是面临一堆困境。有人总结了三大难题:连续性差、通达性差和航运设施落后。 长江干流总长6300公里,能够连续通航的里程却只有不到3000公里;绝大部分运量集中在中下游河段,但这部分通航里程仅占干流通航总里程的49%。 同时,人工修建的水利工程,也在人为阻断长江的连续通航能力。比如,三峡船闸的设计通航能力已经落后现实,2011年时船闸通过量就已经超过1亿吨,提前20年达到了设计能力。毎年三峡船闸都要大修,造成大量船只积压,有时船过一次闸都得等上60多个小时,比铁路临时停车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其次,长江干线航道总体上呈“两头深(上下游)、中间浅(中游);两头通(上下游)、中间堵(中游)”的状况。中游航运整体上还处于自然状态,万吨级船队无法在枯水期重载运行。最后,长江干流航运的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十分突出,航道狭窄、港域不足。上游许多码头机械化程度低下。在长江行驶的船舶不仅船型杂乱、标准化程度低,而且不少动力的技术状态还停留在上世纪60-70年代水平。 (四)污染严重 仅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说明一切。据统计,长江作为水源地,我国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沿线化工产量约占全国的46%,长江干线港口危化品吞吐量已达1.7亿吨,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种类超过250种。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大量的石油和化学工业生产力因航运便利,都集聚在长江沿岸,可以说,长江流域一些江段岸线基本被化工项目所占领。 由于长江沿线城市人口密集,规模以上的排污口有6000多个。众多工业、生活废水往往直接排入长江。近年来的调査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2012年水利部水资源公告数据,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85亿吨,其中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差不多相当于一条黄河那么多的污水排进了长江。 (五)无序开发 长江水利的开发一直是一块大肥肉,围绕着这一条江的利益可谓纷繁复杂。前些年,因为西部发展造成的电荒,很多长江上游省份开始打起长江干支流水电站的主意。 根据《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1990年修订),在长江干流宜宾至重庆河段,自上而下还规划了三级水利枢纽:石硼、朱杨溪和小南海水电站,规划总库容81亿立方米。在金沙江河段,中下游规划兴建梯级电站共12座,装机总容量为5858万千瓦,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同时,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梯级开发和规划也大规模启动。其中岷江干流规划了17个梯级电站,大渡河干流规划了24个梯级,雅砻江干流规划了21个梯级,乌江干流规划了12个梯级,嘉陵江干流规划了17个梯级枢纽,再加上这些河流的各级支流业已形成的大大小小梯级开发态势,整个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一发不可收。可以想象,这些已建、在建和规划中待建的密密麻麻的各级水电站,将完整的一条长江不断“熔断”,照此下去,未来的长江上游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水库群,不再是一条奔腾、流淌的真正意义上的河流。这对长江的航运来说,也是灭顶之灾。 四、“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方式 (一)尊重规律,科学发展 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河流,总量9616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9513亿m³,地下水资源2463亿m³,重复水量2360亿m³,几乎是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36%,是黄河的20倍。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确保长江流域实现持续发展,使一代又一代人能够在长江流域持续生产和生活,把长江流域建设得更加美好,就必须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黄河曾经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对其带来的严重破坏,这些教训我们一定要汲取。正如艾伦·格林斯潘说过的,“我们对于自己所处世界的事件进程预见得越多,就越有能力为应对这些事件做好准备,从而改善生活品质。”从长江经济带目前的形势来看,生态保护任务最重的还是在西部这一段,即长江流域的上游(河源一一宜昌)。大面积的崇山峻岭,水土保持困难,除了几个比较成熟的城市圈,其他地方发展经济的代价极大,特别是生态的代价极大。在江西的湖口以下,是长江流域的下游,属于中国经济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同样也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目前面临着去产能、调结构的重大任务。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坚决避免重复走“资源消耗+牺牲环境”的路子,超越“自然资源^传统机器大生产”的思维模式,走出“利益个体+公地悲剧”的发展格局。保护长江,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生存环境,就是保护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权益,就是对自然、经济和社会规律的尊重和遵循。 (二)立足创新,智慧发展 1.整体发展。“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核心任务还是一体化问题,即对长江经济带内11个省市坚持一体建设、共同发展的整体思维。加强流域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各类经济主体的合作竞争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培育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抓紧解决沿江工业、港口岸线无序发展的问题。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和协调发展带。 2.绿色发展。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实施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应率先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坚持绿色发展。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 3.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使沿江各省市协同作用更明显;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布局,坚持大中小结合、东中西联动,依托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这三大城市群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决改变行政藩篱、市场壁垒、盲目开发、碎片发展的落后格局,走协作协同、合格共赢的发展新路子。 4.错位发展。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之间要立足本地物产资源、历史传统和社会人文优势,明确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区域功能与产业定位,形成全面谋划、分工明确、结构合理、错位发展的长江利益共同体。在长江经济带,尚有发展空间的主要是在中游地区,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鄱阳湖地区与江淮城市圈。在这些地区,一些大城市在进行结构调整,重点发展服务业,在山区以发展林业与林下经济为主,重在生态保护。因此,适合制造业的地区主要是在位于大城市与山区之间的丘陵地区。比如在湖北大别山的红安县,拥有大面积的丘陵地区,用于发展新型工业园区,工厂逐层建设,被称为“工业梯田”,走出了一条土地综合有效利用的新路子。在长江经济带,要探索“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林则林”的生态发展之路,避免同质化竞争。 5.智能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互联网经济将成为创新型经济的主要形态和实施创新驱动和新战略的重要载体。长江经济带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率先实现转型升级,引领国家科技经济占领发展至高点。长江经济带必须走新技术和新型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把人联网和物联网作为振兴经济的新兴产业,重新布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镇化格局,从而形成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和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运转形态。换句话说,“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制造”与“智能生活”结合起来,在长江经济带形成新的社会分工、生产组织结构、消费模式、居住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三)创建机制,保障发展 1.创建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国家成立长江经济带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领导、规划、协调和指导。沿江省市也要相应成立本地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工作小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2.创建公共服务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长江经济带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机制,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与责任,完善上游政府、中游政府、下游政府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横向转移支付体制机制,建设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使长江经济带不仅形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而且形成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共同体。 3.创建统一开放的市场机制。市场、开放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动力。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制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要淡化GDP的考核,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实行统一管理。打破条块分割及行政区域的局限,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推进长江流域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深化发展,在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方面促进自由流动。其次,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根据市场原则,协调好合作收益和成本分担补偿,保障各利益主体能够在专业化分工中获益。推进下游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序向中游和上游地区转移,国家应从财税补贴、土地指标供给,给予退出地区和承接地区双向支持;对因区域统一分工而居于配角或因生态保护和水源涵养而限制发展的地区,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上给予充分支持。再次,积极推进长江沿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农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探索长江经济带建设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体制等等。 4.创建科学的决策机制。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决策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区分不同情况,实施民主科学决策。如对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统一市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等方面的决策,这是已经明确的方向和重点,要用“快思维”、做加法。而对一时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的事项的决策,则要用“慢思维”,有时要做减法。对一些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要科学论证,比较选优。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要坚持民主科学决策,绝对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利益和发展而盲目决策。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建设和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