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所研究团队近期研究提出“中华白海豚可能存在两种生态型”的假说》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海洋科技情报网
  • 编译者: liguiju
  • 发布时间:2022-11-14
  • 2022年9月21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深海所研究团队”)在学术期刊Ecological Indicators在线发表了题为“Modeling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in habitat util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using self-organizing map”的论文。该项研究应用自组织神经网络图谱(Self-organizing map,简称“SOM”)对海南、三娘湾和湛江三个相邻中华白海豚种群的栖息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种群间在分布模式和栖息地利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提出“中华白海豚可能存在两种生态型”的假说。

    生态型是分类学上种以下的分类单位,指同种生物的不同种群在长期适应特定环境中发生趋异分化,并经自然选择形成的生态、形态和生理特性不同的基因型类群。对生态型的研究有利于了解种内分化及定型的过程和原因,是研究新物种形成过程的重要内容。生态型概念被广泛应用于鲸类地理种群区分中。例如瓶鼻海豚可分为近海(coastal ecotype)和远海(offshore ecotype)两种生态型,近海型栖息在浅水的近海水域,而远海型栖息海域深度可达几百米、离岸距离超过200公里。虎鲸生态型的划分更为复杂,根据食物和分布模式的不同,北太平洋虎鲸可分为定居型(resident ecotype)、暂居型(transient ecotype)和远海型(offshore ecotype)三大生态型;根据体型大小、外部形态和分布区的不同,南半球虎鲸可分为type A、type B、type C和type D四个生态型,其中type B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big type B和small type B两个生态型。

    中华白海豚是生活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沿岸浅水区的一种小型鲸类动物,一般栖息于离岸距离不超过20 km、水深小于20 m的浅水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被列入首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录。在我国,中华白海豚主要栖息于福建宁德和厦门、台湾西部、广东珠江口、湛江和汕头、广西三娘湾和海南西南等水域,照相识别对比表明这些种群间彼此隔离,不存在个体交流。根据色斑模式的不同,目前已经将台湾种群列为亚种并单独评估其濒危等级为“极危”,对其它地理种群间的分化程度还所知不多。了解中华白海豚种群间分化程度,对评估其濒危等级、了解人类活动影响和制定针对性保护措施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动物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SOM作为当前最受欢迎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之一,可通过竞争学习调整自身的权重以达到训练的目的,最终将高维复杂难懂数据集映射到简单易懂的低维图谱中,并保留原始数据集拓扑结构。通过采用相同的野外调查方法和环境因子采集手段,深海所研究团队首次将SOM引入鲸类生态学研究中,分析了湛江、三娘湾和海南中华白海豚种群分布和栖息地利用变异情况。结果发现,三娘湾种群分布面积最小且仅有一个核心分布区;海南种群分布面积最大且非常分散,至少拥有4个独立热点分布区;湛江种群介于两者之间,有两个热点分布区,一个集中分布于湛江港入口,另一个分散于雷州湾。SOM模型进一步发现三者在栖息地利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三娘湾和海南种群内部分化程度低但种群间差异大,前者栖息于浅水、低盐和低电导率海域,后者栖息地以相对深水、高盐和高电导率为主要特征;湛江种群存在明显内部分化现象,发现位点聚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类群,一个类群分布于浑浊的近岸海域,另一个类群与海南群体叠加,拥有深水和高盐度的环境特征。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三地中华白海豚在分布模式和栖息地利用方面已经出现明显分化,结合该研究团队之前发现的这三个中华白海豚地理种群在集群规模、发声行为、形态体色和遗传方面存在差异的研究结果,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中华白海豚可分为河口和非河口两种生态型假说:1)河口型(三娘湾种群)集中分布于大江大河入海口,以河口丰富的鱼类资源为食,分布区小而集中,通常集群规模较小,栖息地以低盐和较高浊度为主要特征;2)非河口型(海南种群)栖息海域不位于大江大河入海口,分布区广而分散,通常集群规模较大(提高捕食成功率以适应相对较低的食物资源水平),栖息地因缺乏淡水注入而盐度较高。在保护区设置上,河口型群体适合设立一整块大面积保护区,而非河口型似乎更适合整合多块具有连接廊道的小保护区。当然这一假说的提出仅基于目前掌握的数据,其准确性和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林明利副研究员和刘明明助理研究员。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和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课题的支持。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470160X22009396

  • 原文来源:http://www.idsse.cas.cn/yjjz2015/2022/202211/t20221111_6547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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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3-05-22
    •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深海所研究团队”)在学术期刊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在线发表了题为“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onnectivity and differentiation of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in Chinese waters: Key baselines for improving conservation management”的论文。该项研究总结了我国水域中华白海豚保护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过去30年以来我国围绕中华白海豚所开展的种群生态学、遗传学、生物地理学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归纳了种群分布模式、连接性和差异分化方面的保护基线信息,为我国中华白海豚保护管理以及下一步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1. 分布格局与保护区情况 通过整合1990年至今已公开发表的实地调查资料,发现我国至少有8个现存的中华白海豚地理种群。在我国水域,已确定的中华白海豚分布面积约为1.54万km2,仅占IUCN红色名录评估该物种在我国总分布面积(约9.76万km2)的15.8%。在我国东南沿海中华白海豚的分布范围内,据统计已有15个以该物种为旗舰物种或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保护区。然而,这些保护区面积总和仅为1462km2,仅占我国中华白海豚总分布面积估计值(1.54万km2)的9.5%,这样的空间覆盖率可能远不足以对我国中华白海豚就地保护提供足够的支持。特别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地理种群都能被保护区覆盖,如海南种群和宁德种群及其栖息地完全不在任何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内。 2. 种群连通性 通过交叉比对不同地理种群的照片个体识别库,可以分析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的个体交流情况。基于这样的技术方式,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即在我国8个已知的地理种群之中,有6个种群未检测到跨地理种群的个体交流。在长达8年时间跨度且个体识别率接近100%的情况下,台湾西海岸种群与地理距离仅170多公里的厦门-金门种群,几乎不存在任何个体交流。无独有偶,在海南西南部、湛江东部、北部湾(三娘湾亚群体)和珠江口这4个地理种群之间,也没有观察到重复识别个体。 基于我国4处地理水域采集的103个样本,一项最新的遗传学研究也初步证明了我国水域中华白海豚种内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我国现有的几个地理种群可能是由同一祖先快速扩张分化而来,不同种群间显示出一定水平的遗传分化,但分化程度显著低于孟加拉湾和泰国湾种群。在澳大利亚东部水域,有学者采集了中华白海豚近亲物种之一澳大利亚驼海豚在8处地理区域的159个生物学样本,并开展了线粒体DNA遗传学分析,其主要结果与我国情况高度相似,包括中华白海豚在内的驼海豚属动物的地理隔离现象和遗传瓶颈效应可能普遍存在。 无论是基于照相识别的个体交叉比对结果,还是遗传学比较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中华白海豚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目前已知的连通性非常差,地理种群间可能不存在个体交流,地理种群内的个体交流也不高,造成这一局面的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既有物种本身近岸生活、活动能力有限的原因,也可能受到天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以及近岸人类活动的影响。 3. 地理隔离与种内分化 在形态学和行为学研究方面,亦有研究为中华白海豚的种内分化提供佐证。有研究发现,采集自不同水域的中华白海豚骨骼标本在颅骨特征和脊椎骨数量等骨骼特征上可能存在差异。在外观形态上,中华白海豚的皮肤颜色、色素沉着模式及其它可识别特征如鲨鱼咬痕、人为伤痕、缺刻或耙痕等也广泛存在着地理种群间差异。在声行为方面,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华白海豚哨叫声信号存在一定程度的地理差异,这说明了该物种在在不同水域可能存在对声环境的差异化适应机制。与之相似,中华白海豚在不同地理种群之间也显示出集群规模、栖息地利用策略等方面的行为学差异。地理环境特征、食物资源、人为扰动等关键因素可能是决定不同水域的中华白海豚行为学差异的重要驱动因子。对中华白海豚这样的近岸分布且家域狭小的物种而言,我们推测不同的地理种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种内分化,进而导致遗传学、形态学、行为学等多方面的广泛地理差异。 4. 保护研究建议 基于上述关键基线信息,为更好地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特提出如下保护建议: 第一,建议所有目前已知的地理种群都应该进一步开展栖息地保护工作,尽快推动建立或扩大已有海洋保护区;在未来建立海洋保护区或国家公园时,应优先考虑覆盖中华白海豚的关键栖息地,尤其是那些目前完全不受保护的区域;此外,参考国际上关于海洋生物保护2030年的覆盖比例目标,我国对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的保护区空间覆盖率应尽快大大提升。 第二,建议将目前已知的所有地理种群分别设定为独立的保护管理单元,通过划分为不同地理种群或亚种,有效地分别评估每个地理种群的受威胁状况,厘清不同地理种群各自的主要生存威胁因子,而不是将所有地理种群简单地划入单一物种进行评估。 第三,建议未来的保护管理工作重点考虑能否增加或至少保持我国中华白海豚的遗传多样性、种群间连通性和有效种群规模,有效缓解几项主要的近岸人类活动如渔业误捕、栖息地丧失/退化和航运对中华白海豚生存的不利影响。
  •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李松海研究团队在Science发表Letter文章》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海洋科技情报网
    • 编译者:liguiju
    • 发布时间:2020-06-17
    • 近期,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李松海研究团队在Science期刊发表题为“Cetaceans under threat in South China Sea”的Letter文章。文章结合研究团队的相关科研工作和成果,呼吁关注我国南海鲸类动物所面临的生存威胁,并提出了相应保护建议。 所有鲸类动物都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附录I或附录II,其保护在国际上受到极大的关注。  研究团队于2019年在南海执行鲸类考察过程中,发现大量深潜和远海性鲸类动物,包括抹香鲸、喙鲸、短肢领航鲸、糙齿海豚、热带斑海豚等多个物种。这是我国也是国际上第一次在相关海域发现抹香鲸、喙鲸等大型深潜鲸类动物的群体。同时,几乎所有的目击记录都有幼年个体。结合历史上的捕鲸和搁浅记录,以及研究团队近期发表的渔民问卷调查研究结果,指出我国南海具有丰富的鲸类物种多样性,是多种鲸类动物繁殖和抚育场所,是国际上鲸类重要的热点分布海域,理应受到特别的保护关注。  我国南海蕴藏着丰厚的渔业资源。然而,近几十年来,周边国家非法、未经报告或无管制的渔业活动导致了整个地区的渔业过度捕捞,这对该海域的鲸类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渔业过度捕捞导致鲸类动物食物资源枯竭,从而限制了它们的营养物质摄取;同时,渔业作业也会导致数以千百计鲸类动物误捕或被螺旋桨撞击,导致直接伤亡。很多渔船还会产生高强度的水下噪音,损害鲸类的听力以及干扰它们的行为,从而导致它们迷失方向。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南海的鲸类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  鲸类作为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动物及其食物链的顶级消费者,保护它们对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至关重要。为提升南海鲸类保护意识,促进域内国家加强渔业和其它人类活动管控的政策改变,科学界、保护界和政策制定者就南海鲸类保护的需要保持密切沟通和交流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域内国家应该在不考虑任何政治或社会经济问题的前提下,大力支持开展鲸类研究和调查以确定南海重要的鲸类栖息地。这些研究有助于制定准则或规章制度管控包括渔业在内的人类活动,为将来在南海规划海洋保护区或海洋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南海海洋环境和生态保护。最后,为保证鲸类动物有充足的食物资源及良好的生存环境,域内国家应在渔业管理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完善渔业管理规范,既保障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渔业安全和民众生计,又保护脆弱的鲸类免受持续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