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所研究团队近期研究提出“中华白海豚可能存在两种生态型”的假说》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海洋科技情报网
  • 编译者: liguiju
  • 发布时间:2022-11-14
  • 2022年9月21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深海所研究团队”)在学术期刊Ecological Indicators在线发表了题为“Modeling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in habitat util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using self-organizing map”的论文。该项研究应用自组织神经网络图谱(Self-organizing map,简称“SOM”)对海南、三娘湾和湛江三个相邻中华白海豚种群的栖息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种群间在分布模式和栖息地利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据此提出“中华白海豚可能存在两种生态型”的假说。

    生态型是分类学上种以下的分类单位,指同种生物的不同种群在长期适应特定环境中发生趋异分化,并经自然选择形成的生态、形态和生理特性不同的基因型类群。对生态型的研究有利于了解种内分化及定型的过程和原因,是研究新物种形成过程的重要内容。生态型概念被广泛应用于鲸类地理种群区分中。例如瓶鼻海豚可分为近海(coastal ecotype)和远海(offshore ecotype)两种生态型,近海型栖息在浅水的近海水域,而远海型栖息海域深度可达几百米、离岸距离超过200公里。虎鲸生态型的划分更为复杂,根据食物和分布模式的不同,北太平洋虎鲸可分为定居型(resident ecotype)、暂居型(transient ecotype)和远海型(offshore ecotype)三大生态型;根据体型大小、外部形态和分布区的不同,南半球虎鲸可分为type A、type B、type C和type D四个生态型,其中type B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big type B和small type B两个生态型。

    中华白海豚是生活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沿岸浅水区的一种小型鲸类动物,一般栖息于离岸距离不超过20 km、水深小于20 m的浅水区,早在上世纪80年代被列入首批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录。在我国,中华白海豚主要栖息于福建宁德和厦门、台湾西部、广东珠江口、湛江和汕头、广西三娘湾和海南西南等水域,照相识别对比表明这些种群间彼此隔离,不存在个体交流。根据色斑模式的不同,目前已经将台湾种群列为亚种并单独评估其濒危等级为“极危”,对其它地理种群间的分化程度还所知不多。了解中华白海豚种群间分化程度,对评估其濒危等级、了解人类活动影响和制定针对性保护措施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在动物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SOM作为当前最受欢迎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之一,可通过竞争学习调整自身的权重以达到训练的目的,最终将高维复杂难懂数据集映射到简单易懂的低维图谱中,并保留原始数据集拓扑结构。通过采用相同的野外调查方法和环境因子采集手段,深海所研究团队首次将SOM引入鲸类生态学研究中,分析了湛江、三娘湾和海南中华白海豚种群分布和栖息地利用变异情况。结果发现,三娘湾种群分布面积最小且仅有一个核心分布区;海南种群分布面积最大且非常分散,至少拥有4个独立热点分布区;湛江种群介于两者之间,有两个热点分布区,一个集中分布于湛江港入口,另一个分散于雷州湾。SOM模型进一步发现三者在栖息地利用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三娘湾和海南种群内部分化程度低但种群间差异大,前者栖息于浅水、低盐和低电导率海域,后者栖息地以相对深水、高盐和高电导率为主要特征;湛江种群存在明显内部分化现象,发现位点聚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类群,一个类群分布于浑浊的近岸海域,另一个类群与海南群体叠加,拥有深水和高盐度的环境特征。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三地中华白海豚在分布模式和栖息地利用方面已经出现明显分化,结合该研究团队之前发现的这三个中华白海豚地理种群在集群规模、发声行为、形态体色和遗传方面存在差异的研究结果,我们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中华白海豚可分为河口和非河口两种生态型假说:1)河口型(三娘湾种群)集中分布于大江大河入海口,以河口丰富的鱼类资源为食,分布区小而集中,通常集群规模较小,栖息地以低盐和较高浊度为主要特征;2)非河口型(海南种群)栖息海域不位于大江大河入海口,分布区广而分散,通常集群规模较大(提高捕食成功率以适应相对较低的食物资源水平),栖息地因缺乏淡水注入而盐度较高。在保护区设置上,河口型群体适合设立一整块大面积保护区,而非河口型似乎更适合整合多块具有连接廊道的小保护区。当然这一假说的提出仅基于目前掌握的数据,其准确性和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林明利副研究员和刘明明助理研究员。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和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课题的支持。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470160X22009396

  • 原文来源:http://www.idsse.cas.cn/yjjz2015/2022/202211/t20221111_65477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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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深海所研究团队”)在学术期刊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在线发表了题为“Population distribution, connectivity and differentiation of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in Chinese waters: Key baselines for improving conservation management”的论文。该项研究总结了我国水域中华白海豚保护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过去30年以来我国围绕中华白海豚所开展的种群生态学、遗传学、生物地理学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归纳了种群分布模式、连接性和差异分化方面的保护基线信息,为我国中华白海豚保护管理以及下一步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1. 分布格局与保护区情况 通过整合1990年至今已公开发表的实地调查资料,发现我国至少有8个现存的中华白海豚地理种群。在我国水域,已确定的中华白海豚分布面积约为1.54万km2,仅占IUCN红色名录评估该物种在我国总分布面积(约9.76万km2)的15.8%。在我国东南沿海中华白海豚的分布范围内,据统计已有15个以该物种为旗舰物种或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保护区。然而,这些保护区面积总和仅为1462km2,仅占我国中华白海豚总分布面积估计值(1.54万km2)的9.5%,这样的空间覆盖率可能远不足以对我国中华白海豚就地保护提供足够的支持。特别应当指出,并不是所有的地理种群都能被保护区覆盖,如海南种群和宁德种群及其栖息地完全不在任何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内。 2. 种群连通性 通过交叉比对不同地理种群的照片个体识别库,可以分析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的个体交流情况。基于这样的技术方式,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即在我国8个已知的地理种群之中,有6个种群未检测到跨地理种群的个体交流。在长达8年时间跨度且个体识别率接近100%的情况下,台湾西海岸种群与地理距离仅170多公里的厦门-金门种群,几乎不存在任何个体交流。无独有偶,在海南西南部、湛江东部、北部湾(三娘湾亚群体)和珠江口这4个地理种群之间,也没有观察到重复识别个体。 基于我国4处地理水域采集的103个样本,一项最新的遗传学研究也初步证明了我国水域中华白海豚种内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我国现有的几个地理种群可能是由同一祖先快速扩张分化而来,不同种群间显示出一定水平的遗传分化,但分化程度显著低于孟加拉湾和泰国湾种群。在澳大利亚东部水域,有学者采集了中华白海豚近亲物种之一澳大利亚驼海豚在8处地理区域的159个生物学样本,并开展了线粒体DNA遗传学分析,其主要结果与我国情况高度相似,包括中华白海豚在内的驼海豚属动物的地理隔离现象和遗传瓶颈效应可能普遍存在。 无论是基于照相识别的个体交叉比对结果,还是遗传学比较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中华白海豚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目前已知的连通性非常差,地理种群间可能不存在个体交流,地理种群内的个体交流也不高,造成这一局面的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既有物种本身近岸生活、活动能力有限的原因,也可能受到天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以及近岸人类活动的影响。 3. 地理隔离与种内分化 在形态学和行为学研究方面,亦有研究为中华白海豚的种内分化提供佐证。有研究发现,采集自不同水域的中华白海豚骨骼标本在颅骨特征和脊椎骨数量等骨骼特征上可能存在差异。在外观形态上,中华白海豚的皮肤颜色、色素沉着模式及其它可识别特征如鲨鱼咬痕、人为伤痕、缺刻或耙痕等也广泛存在着地理种群间差异。在声行为方面,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华白海豚哨叫声信号存在一定程度的地理差异,这说明了该物种在在不同水域可能存在对声环境的差异化适应机制。与之相似,中华白海豚在不同地理种群之间也显示出集群规模、栖息地利用策略等方面的行为学差异。地理环境特征、食物资源、人为扰动等关键因素可能是决定不同水域的中华白海豚行为学差异的重要驱动因子。对中华白海豚这样的近岸分布且家域狭小的物种而言,我们推测不同的地理种群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种内分化,进而导致遗传学、形态学、行为学等多方面的广泛地理差异。 4. 保护研究建议 基于上述关键基线信息,为更好地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特提出如下保护建议: 第一,建议所有目前已知的地理种群都应该进一步开展栖息地保护工作,尽快推动建立或扩大已有海洋保护区;在未来建立海洋保护区或国家公园时,应优先考虑覆盖中华白海豚的关键栖息地,尤其是那些目前完全不受保护的区域;此外,参考国际上关于海洋生物保护2030年的覆盖比例目标,我国对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的保护区空间覆盖率应尽快大大提升。 第二,建议将目前已知的所有地理种群分别设定为独立的保护管理单元,通过划分为不同地理种群或亚种,有效地分别评估每个地理种群的受威胁状况,厘清不同地理种群各自的主要生存威胁因子,而不是将所有地理种群简单地划入单一物种进行评估。 第三,建议未来的保护管理工作重点考虑能否增加或至少保持我国中华白海豚的遗传多样性、种群间连通性和有效种群规模,有效缓解几项主要的近岸人类活动如渔业误捕、栖息地丧失/退化和航运对中华白海豚生存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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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liguiju
    • 发布时间:2022-08-06
    •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深海所研究团队”)在学术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发表题为“An integrated strategy for monitoring cetaceans in data-poor regions”的论文。该论文提出了一种整合式鲸类生态研究新范式并展示了示范研究结果,有利于鲸类科研人员在数据缺乏的水域开展鲸类生态和保护研究工作,更好地调查鲸类的出没、分布及栖息地利用情况,实现循序渐进、互相补充且高效可靠的调查效果。Biological Conservation《生物保护》是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保护生物学国际学会)的会刊,也是保护生物学这一学科的旗舰期刊,旨在出版关于保护生物学最前沿、最新颖和最受关注的研究进展。 一、没有本底资料该怎么办?——万事开头难 海南地处南海腹地,历史搁浅信息表明海南周边水域的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资源丰富,多样性非常高。但是,由于缺乏野外实地调查和长期系统的监测,海南鲸类动物的本底资料几乎一片空白。在这种信息匮乏的研究背景下,使用一种简易、高效、快捷、低成本的方法以达到快速掌握鲸类基本信息的目的显得至关重要,而当地生态认知(Local Ecological Knowledge, LEK)调查正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一种技术方法。职业渔民是接触野外鲸类动物最频繁的特定职业人群,通过调查渔民可以快速获得他们在海洋捕捞生产过程中与野外鲸类相关的认识、经历和看法等,从而为后续的调查和监测提供基本方向和背景信息。因此,深海所研究团队于2013年底开展了一项环海南岛摸底调查。该项调查选择了16个具有代表性的沿海渔港/渔村,对510位渔民进行了问卷访问调查。得益于科学合理的问卷设计、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志愿者支持、地方管理部门和社区的大力配合,整项调查仅20余天就顺利完成,研究团队快速高效地获得了丰富的调查资料,并对资料开展了细致的整理和数据分析。虽然该项调查所关注的对象是可能在海南周边水域栖息生活的所有鲸类物种,但由于中华白海豚独特的体色和近岸栖息的习性,渔民非常容易接触并辨认出这一物种,科研人员基于初步分析结果迅速锁定了一处疑似有中华白海豚经常出没的水域——海南西南近岸水域。 二、海南真的有中华白海豚吗?——眼见为实 中华白海豚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具有极高的生态、保护和研究价值。渔民问卷调查结果为研究团队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方向,但渔民目击毕竟是间接的信息,其可靠性和真实度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因此,研究团队自2014年4月开始在海南西南近岸水域进行探索式的船基目视调查(Boat-based visual surveys),以验证该区域是否真的有中华白海豚频繁出没。调查队员经历了数月的风吹日晒,海上辛勤的船基调查工作终于开出了美丽的果实——2014年10月20日在三亚西鼓岛周边首次目击到了中华白海豚群体,并在之后两个月的调查里多次目击到中华白海豚。这些实地调查结果不仅验证了前期渔民问卷调查结果的可信度,且进一步确认了在海南西南近岸确实有中华白海豚栖息分布。此后,研究团队继续进行逐年累月的船基调查,并不断将调查范围扩大至该种群所有的潜在分布区域,截至2019年6月共计调查开展了55次船基调查,每次调查至少3至8天。通过长期的船基调查监测,调查队员共目击了50群鲸类动物,不仅包括47群“常客”——中华白海豚,还目击到2群印太江豚以及一些少见的“过客”——伪虎鲸和印太瓶鼻海豚的混游群体。通过分析船基调查数据,研究团队较好地掌握了海南西南近岸鲸类动物的组成、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分布特征、个体识别数量、环境偏好等基本情况。 三、它们留下了声音痕迹——被动声学监测 船基调查的整体目击率较低,且该技术方法有诸多限制和不足,例如只能在白天及海况优良时开展、开支较大且费时费力。为了更好地掌握该种群的出没分布规律,研究团队开始尝试使用水下被动声学监测(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PAM)的技术手段。科研人员于2016年在三亚西鼓岛选择了一个中华白海豚目击最频繁的位置,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探索式试验。通过监测中华白海豚所发出的一种典型高频窄带信号(clicks嘀嗒声),证实了中华白海豚会经常在监测位点周围出没。因此,研究团队于2018年进一步开展了一项长时间且大范围的水下被动声学监测计划。科研人员沿着三亚-昌江近岸选择了11个合适的位点,进行水下声学监测平台和声学记录仪的布放,并在之后按照每2至3月一次循环进行仪器回收、数据下载、仪器充电和再布放工作。在至今为止的4年多时间的监测周期里,科研人员共获得了10个位点(2号平台及声学设备遗失)的声学数据,较好地实现了对覆盖区域所出现的鲸类动物及水下各种其它声源进行长时间、大范围、近似连续、不分昼夜、不受恶劣海况影响的监测。科研人员利用部分数据集开发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clicks信号自动识别器,并不断优化将识别器对海豚clicks信号的识别准确性提升至96%以上,之后使用该识别器对整个水下声学监测数据库的clicks信号进行了检测和分析。通过被动声学监测技术手段,研究团队较好地掌握了海南西南海域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分布规律和时空变化模式,并证实声学监测结果是船基调查结果的重要补充。 四、一种整合式鲸类生态研究新范式 经过全世界范围内的鲸类科研人员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渔民问卷调查、船基目视调查和被动声学监测都已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鲸类调查技术手段,而且被广泛运用于各种类型的鲸类生态和保护研究项目。尽管如此,这些方法都有各自的使用条件、范围、要求和局限性,这就导致单一方法所获得的调查结果往往难以验证其可靠程度。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全球还有很多类似中国这样的许多欠发达的国家/地区,其共性是鲸类本底资料通常十分匮乏。此外,由于研究和保育资金支持非常有限,欠发达国家/地区的鲸类科研人员和保护工作者难以直接开展有针对性、大范围、长期、系统的野外实地调查和监测。深海所研究团队首次将渔民问卷调查、船基目视调查和被动声学监测这三种技术方法组合,以海南中华白海豚的发现、验证和长期监测为示范,展示了中华白海豚在海南西南部的出没分布及栖息地利用情况。相关的研究结果不仅为保护海南中华白海豚提供了基本的信息和资料,成为海南近海生态和珍稀动物保护的重要科学支撑,而且形成了一套循序渐进的、相互印证的、互相补充的整合式鲸类生态研究新范式,为全世界的鲸类科研人员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参考,以便于在数据缺乏的水域更高效地开展鲸类生态和保护研究工作。 原文链接: Liu, M., Lin, M., Dong, L., Caruso, F., & Li, S.* (2022). An integrated strategy for monitoring cetaceans in data-poor region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72, 109648.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22.109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