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阻碍了矮星系的发展》

  • 来源专题:生物安全网络监测与评估
  • 编译者: yanyf@mail.las.ac.cn
  • 发布时间:2019-10-17
  •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的天文学家发现,由矮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驱动的强风通过抑制恒星的形成,对这些星系的演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矮星系是包含1亿到几十亿颗恒星的小星系。相比之下,银河系有两千亿到四千亿颗恒星。矮星系是宇宙中最丰富的星系类型,经常围绕较大的星系运行。

    由三位天文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探测到的风的强度感到惊讶。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加芙列拉卡纳里佐(Gabriela Canalizo)是该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她说,“我们原以为我们需要更高分辨率和灵敏度的观测数据,我们原计划在最初的观测数据基础上再获得这些数据。”“但在最初的观察中,我们可以清楚而强烈地看到这些迹象。风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大。”

    卡纳利佐解释说,在过去几十年里,天文学家们一直怀疑,大型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可能对大型星系的生长和年龄产生深远影响。

    她说:“我们的发现现在表明,它们对宇宙中矮星系的影响,即使不是更剧烈,也可以是同样剧烈的。”

    研究结果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还包括物理学和天文学助理教授劳拉v塞尔(Laura V. Sales);卡纳利佐实验室的博士生克里斯蒂娜·m·曼扎诺-金(Christina M. Manzano-King)使用了斯隆数字巡天计划(Sloan Digital Sky Survey)的部分数据,确定了50个矮星系,其中29个显示出与中心黑洞有关的迹象。在这29个星系中,有6个星系有证据表明风——特别是高速电离气体——从它们活跃的黑洞中喷发出来。

    卡纳利佐说:“利用夏威夷的凯克望远镜,我们不仅能够探测到这些风,而且能够测量这些风的具体属性,比如它们的运动学、分布和动力来源——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测量。”“我们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这些风可能改变了星系形成恒星的速度。”

    曼扎诺-金是这篇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他解释说,通过研究矮星系可以理解许多关于星系演化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矮星系合并在一起时,更大的星系就会形成,”她说。“因此,矮星系在理解星系如何演化方面很有用。矮星系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们在形成后,不知何故避免了与其他星系合并。因此,它们作为化石揭示了早期宇宙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矮星系是最小的星系,我们第一次可以直接看到风——每秒1000公里的气体流动。”

    曼扎诺-金解释说,当物质落入黑洞时,由于摩擦和强大的引力场,它会升温,释放出辐射能量。这种能量将周围的气体从星系中心向外推入星系间空间。

    “有趣的是,这些风是由六个矮星系中活跃的黑洞而不是超新星等恒星过程推出来的,”她说。“通常,由恒星过程驱动的风在矮星系中很常见,它构成了调节矮星系中形成恒星所需气体量的主导过程。”

    天文学家怀疑,当从黑洞发出的风被推出时,它会压缩风前面的气体,从而增加恒星的形成。但是如果所有的风都被从星系中心驱逐出去,气体就变得不可用,恒星的形成就会减少。后者似乎就是研究人员发现的六个矮星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这六种情况下,风对恒星的形成有负面影响,”Sales说。星系形成和演化的理论模型还没有包括黑洞对矮星系的影响。然而,我们正在看到这些星系中抑制恒星形成的证据。我们的发现表明,星系形成模型中必须包括黑洞,它们即使不是主要的,也是矮星系中恒星形成的调节因素。”

    接下来,研究人员计划研究矮星系中气体流出的质量和动量。

    曼扎诺-金说:“这将为那些依赖这些数据来建立模型的理论家提供更好的信息。”这些模型反过来又让观测天文学家知道风是如何影响矮星系的。我们还计划在斯隆数字巡天计划的更大样本中进行系统的研究,以确定有源自活跃黑洞的喷流的矮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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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译者:冯瑞华
    • 发布时间:2019-01-21
    • 为贯彻落实《“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等规划精神,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能级提升的促进作用,加快推动上海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上海市科委会同市经信委、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发改委联合研究制订了《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划》。全文如下: 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划 发展燃料电池汽车,是顺应全球汽车产业生态变革趋势、实现我国汽车工业由大变强的重要途径,是上海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实践,是巩固提升上海实体经济能级、驱动上海汽车产业转型及占领未来制高点的重要突破口,是应对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等社会挑战、建设2040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立足点。为加快推进本市燃料电池汽车创新突破,制定本发展规划。 一、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现状与趋势 1、汽车与能源产业总体发展形势 汽车产业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支柱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全世界汽车保有量的日益增多,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愈发凸显,已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寻找和发展新的汽车清洁能源,将对全球汽车和能源产业格局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是世界能源转型和动力转型的重大战略方向。燃料电池汽车具有环保性能佳、转化效率高、加注时间短、续航里程长等优势,是未来汽车工业可持续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应对全球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战略举措。发展燃料电池汽车已成为全球汽车与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 各发达国家高度重视燃料电池汽车,并积极推动配套设施的建设。美、日、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将燃料电池汽车纳入国家或地区战略发展体系进行规划,设立专项进行研发与示范推广,并制定各种政策抢占先机。如日本计划到2020年普及约4万辆燃料电池汽车,建设160座加氢站;德国计划在2023年左右普及10万辆,建设400座加氢站。目前全球燃料电池汽车已进入技术与市场示范阶段,预计在2020年将全面进入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巨头纷纷组成联盟进行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协同攻关,并与能源、矿产等企业形成更广泛的合作,呈现出骨干整车企业牵引全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2、国内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形势 国家高度重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近两年,国家相关部委密集出台政策,大力支持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十三五”交通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纷纷将发展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列为重点任务,将燃料电池汽车列为重点支持领域,并明确提出:2020年实现5000辆级规模在特定地区公共服务用车领域的示范应用,建成100座加氢站;2025年实现五万辆规模的应用,建成300座加氢站;2030年实现百万辆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应用,建成1000座加氢站。 我国具备一定的燃料电池汽车研发基础。在国家科研计划和示范项目的持续支持下,国内已初步掌握关键材料、部件及动力系统的部分关键技术,基本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车用燃料电池动力技术平台,累计开发数百辆燃料电池汽车,结合奥运、世博、亚运会、大运会、UNDP等示范项目,开展了一定规模的示范运行。近期,广东、湖北等地纷纷成立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基金,以资本为纽带,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开展了一定规模的示范应用。 推动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形势日益紧迫。目前我国燃料电池汽车正面临着缺乏实施方案、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力度不够、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进程。我国是全球燃料电池汽车最重要的潜在市场,若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落后于人,则在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领域积累的优势将不可持续,错失由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战略机遇。 3、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基础与机遇 先发优势明显。上海是我国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发、产业化的先行者。“十五”期间形成科研驱动模式,承担多项国家级项目,奠定了良好的技术积累、研发基础和人才团队等优势;“十一五”期间建立示范应用驱动模式,建设了加氢站等基础设施,积累了丰富的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经验。“十二五”期间进入“整车牵引”发展模式。从2003年“超越一号”燃料电池汽车到2015年上汽荣威950燃料电池汽车,上海燃料电池汽车技术水平始终代表了我国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最高水平,并在世博会、新能源汽车万里行等示范应用中表现出众。 产业链资源较丰富。上海专注于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发、制造的企业数量超过30个,覆盖了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燃料电池动力系统与整车,以及推广应用与配套服务等各个环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嘉定区已初步形成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资源聚集,汇聚包括上汽、汽车城集团、同济大学、机动车检测中心、上燃动力、电驱动、重塑、舜华、环球车享、治臻等一批重点单位,具备了氢能、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平台、燃料电池汽车及示范运营等较完整的产业配套要素,持续吸引众多国内外整车企业和产业链优势企业落户。全球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资源在上海汇聚的态势逐渐形成。 发展进入新阶段。燃料电池汽车已进入产业化的初级阶段,竞争焦点从技术研发转向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海亟需在示范运营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出台相应的发展规划和实施细则,抓住燃料电池汽车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政策机遇,突破发展瓶颈。通过整车牵引和示范驱动,合理配置资源,抓住3至5年时间窗口期,确立上海在燃料电池汽车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稳步推进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和商业化进程。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1、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决策部署,将发展燃料电池汽车作为上海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工程。牢牢把握技术发展与产业变革趋势,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上海优势,集中突破关键瓶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建立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链与产业链,营造高端生态圈,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领军人才,打造燃料电池汽车技术与产业创新体系,将上海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燃料电池汽车创新中心和产业高地。 2、基本原则 坚持顶层设计。加强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和科学布局,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突破口,编制规划及实施方案,推进重点任务落实。 坚持创新驱动。明确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发展路线,重点探索燃料电池电堆、发动机集成与控制、辅助系统关键零部件等技术,突破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发展瓶颈。 坚持示范引领。开展燃料电池汽车分时租赁运营和公交、物流车的区域示范运营,联动优化燃料电池氢能基础设施布局,加速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完善,推进燃料电池汽车的规模化和商业化。 坚持协同推进。加深市、区联动和部门协同,形成牵头部门负责,相关部门配合的权责一致、规范有序、互相协调、运行高效的协同联动机制,推进产业链快速发展。 3、发展目标 推动燃料电池汽车试点示范运行,开展氢能基础设施、研发与测试服务平台等共性设施建设,突破车用燃料电池电堆、关键材料与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引导培育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基地和产业基金,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链与产业链,推进我国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发展。 ——近期目标(2017-2020年)。打造国内领先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示范城市,形成优质产业链资源聚集效应,实现燃料电池汽车核心关键技术紧跟国际行业水平。在技术链层面,实现电堆、系统集成与控制、关键零部件等核心技术跟踪国际水平,关键指标与国际接轨。在产业链层面,打造包含关键零部件、电堆、系统集成、测试认证服务、整车开发等环节的产业集群,聚集超过100家燃料电池汽车相关企业,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研发中心1个、燃料电池汽车检验检测中心1个,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50亿元。在示范运行与推广层面,建设加氢站5-10座、乘用车示范区2个,运行规模达到3000辆,积极推动燃料电池公交、物流等车辆试点。 ——中期目标(2021-2025年)。规划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区域,形成区域内相对完善的加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域公共交通、公务用车、商用物流等领域探索批量投放,提升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国际竞争优势。在技术链层面,形成系列化燃料电池电堆产品,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同步国际水平。在产业链层面,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整车企业1家、动力系统企业2-3家、关键零部件企业8-10家,进入世界前三的一流研发与公共服务机构2家,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在示范运行与推广层面,建成加氢站50座,乘用车不少于2万辆、其它特种车辆不少于1万辆,在公交、商用大巴、物流车前期试点运行成功的基础上,酌情扩大推广规模。 ——长期目标(2026-2030年)。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燃料电池汽车应用城市,总体技术接近国际先进,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产业化全面成熟,面向私人用户实现进一步市场推广,带动氢能交通,辐射全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在技术链层面,实现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和制造总体达到国外同等水平;在产业链层面,实现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3000亿元,带动全国燃料电池产品的多元化应用。在示范运行与推广层面,最终形成以上海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和价值链辐射全国,带动未来社会能源和动力转型。 三、燃料电池汽车发展重点任务 任务一、构建应用驱动的发展模式 基于中心城市的优势和功能定位,面向燃料电池汽车优势应用领域,探索互联网与新能源深度融合的燃料电池汽车创新运营商业模式,落实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运营组织管理、政策保障等措施,驱动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的快速发展。设置燃料电池汽车商业运营示范区,开展公共交通、定制共享班车、分时租赁等运营示范,牵引上海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任务二、规划加氢站建设 落实责任主体,部署加氢站网络布局规划与建设,破解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瓶颈。以产业配套和氢源基地等为基础,推动环上海加氢站走廊、嘉定、崇明、上海化工区、临港等示范区域加氢站的规划与建设。配合示范线路和示范区域建设,研究加氢终端补贴等政策,降低消费者使用成本,推动上海市氢能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协同发展。 任务三、创建产业园区 推动国际汽车城科技创新港、同济科技园、外冈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基地等燃料电池汽车相关园区建设,提升燃料电池汽车企业创新活力,加快技术研发向产业化转移,吸引人才、资金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一步集聚,促进国内外产业链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良性互动,提高上海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至2020年,园区内相关企业超过100家,形成较为完善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集群;至2025年,在关键材料、零部件与核心产品领域,形成国内顶尖,国际领先的龙头企业3-5家。 任务四、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机动车检验检测中心、同济大学智能型新能源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等机构,进一步发挥在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电堆、关键零部件等方面服务能力,建设第三方优质公共服务平台,促进优势资源高效利用,形成健康开放的合作机制。支持开展技术研发服务、计量测试和检测认证服务,降低行业研发成本,激发中小企业活力和创造性。推进行业标准研究与制定,加强国内外产业与行业组织之间的联系,加快燃料电池和加氢站相关法规、标准的建立和完善。促进技术与产业交流,为企业与机构提供政策、行业信息、技术分析等服务,建立国际产业链间交流合作机制,加速产业化进程。 任务五、实施重大专项 定位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大方向,瞄准世界领先水平,在电堆及核心材料、发动机系统集成与控制、关键零部件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工程研究和产品开发,推进测试技术和指标体系研究。突破燃料电池电堆关键技术,开展催化剂、质子交换膜、膜电极、双极板等核心技术研究,提高电堆产品的性能和寿命,降低成本。优化燃料电池发动机集成与控制技术,研究高比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实现可靠性、耐久性等的全面提升。加大辅助系统关键零部件技术研发力度,重点突破空压机、氢气循环泵、增湿器、DC/DC变换器等关键零部件技术,进一步完善关键零部件技术链。开展燃料电池电堆、关键零部件、发动机系统集成等方面的测试技术和指标体系研究。 任务六、设立产业基金 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各类资本设立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基金,吸引撬动社会资金积极参与,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力。
  • 《吴士存: 南海问题的起源、发展及演变》

    • 来源专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海洋科技情报网
    • 编译者:mall
    • 发布时间:2018-10-10
    • 本文摘要对于中国而言,南海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出海口、战略通道以及未来能源接续区和资源基地。由于地缘政治、资源争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身的先天性缺陷、殖民主义和大国争霸等因素,南海有关争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且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当下,中国塑造和把控南海局势的能力明显提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快,中菲关系也进一步改善,且美日澳越等域内外国家推动南海局势升温渐趋力不从心。但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仍然面临海上维权、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规制制定以及南海话语权等多方面的挑战。有鉴于此,今后中国既需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又要主动作为,在切实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同时,探索构建符合中国战略诉求的地区政治与安全秩序。 一、引言 近一段时间以来,南海形势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降温、趋缓、回归、合作”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南海形势正在发生对中国有利变化的趋势没有变;中国掌控南海事务主导权能力不断提升的格局没有变。与此同时,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有关国家围绕南沙部分岛礁的领土主权及相关海域管辖权主张存在争议,这一核心问题并未解决;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在南海的利益诉求也没有变,因此未来南海形势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要想深入洞察今天南海形势的内在特点及其未来可能走向,有必要系统回顾南海问题的发展历程,包括有关争议产生的原因等。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阐述,一是介绍南海的重要性及南海问题的缘起,二是当前南海形势的特点及未来走向,三是中国南海维权领域所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未来中国经略南海需要着眼于几十年之后的长远布局,抓住有利时机,主动作为,在注重维护我重大利益和权益的同时,探索构建新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以实现南海地区的长治久安,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南海的战略地位及南海问题的缘起 (一)南海对中国的战略意义 对中国而言,南海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性: 第一,它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我国陆地领土濒临的海域北起渤海、黄海,经东海和台湾岛,直至南海,形成一个南北跨越38个纬度(约北纬41度-北纬3度)的狭长海域,海岸线全长1800公里,堪称亚洲国家最长的纵向“海廊”。相对中国庞大的陆地体量而言,北部海域战略回旋空间明显不足。而且,黄海、东海较窄,最宽处不到400海里,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战略纵深。南海断续线最南端位于北纬4度左右,而目前中国实际控制的南沙最南部的岛礁——华阳礁距离海南岛最南端——三亚海军榆林基地的距离约一千公里。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待南沙岛礁设施基本部署完毕,从而形成一定威慑力之后,中国将在南部方向增加一千多公里的战略纵深。同时,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礁扼守着南海航道要冲,是中国延展战略纵深的海防前哨和前沿战略支点。如美国华盛顿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CSIS)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资深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所言,至南沙岛礁军事设施部署到位之后,在战争年代,这些岛礁及其附属设施的意义可能并不大;但是,在和平年代,它们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南沙岛礁建设完成之后,经过南海的所有商船和军舰全部都将处于中国的实际控制和监视之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海是中国阻挡东南方向海上威胁、确保华南大陆安全的天然“海上屏障”。 第二,南海是我国重要的出海口和战略通道。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看,通畅、便捷、安全的出海口和战略通道是一个地区大国成为全球性大国乃至世界性强国的必要条件。回顾历史可知,自15世纪起,先后出现一些全球性大国,例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二战前后的德国、苏联、日本、美国,无一不是首先成为海洋强国然后才成为殖民大国或世界强国的。 俄国在18世纪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国。在彼得大帝时期,为了寻找俄国通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彼得大帝不惜发动对外战争。从1700年到1721年,为了获得通往大西洋的出海口,俄国发起了和瑞典的战争,史称“大北方战争”。通过这次战争,俄国由此第一次取得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和出海口。自18世纪初,俄国便有了从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的出海口。随后俄国又试图打通从北冰洋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前后用了17年的时间沿北冰洋东向探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最终在亚欧大陆东北端的楚科奇半岛和阿拉斯加半岛(阿拉斯加当时还是俄国的领土)之间发现了一个狭窄水道,即白令海峡。正因为早期不懈的陆地扩张和海上开拓,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才足以成为一个争霸全球、名副其实的海洋强国。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就开始提出要控制全球16个海上咽喉通道,其中大西洋(7个)、印度洋(2个)、地中海(2个)、亚洲(5个)。[3]其中,美国在亚洲4条咽喉水道拥有压倒性力量优势的相对控制权,分别是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朝鲜海峡。美国用30多万的海外驻军以及300多个海外基地来确保对这些海上咽喉通道的控制力,在和平年代,保证这些通道的畅通;在战争年代,则封锁这些水道以遏制其他国家。 相比而言,中国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从东海、黄海进入西太平洋,在实践中舰机也可以频繁穿越宫古海峡,展示我国有能力突破所谓“第一岛链”,但实际上仍然受到美国及其盟国一定程度上的钳制。中国海军的舰艇一旦离开在黄海和东海的母港便会被美日所发现,尤其是日本的P-8“海神”侦察机(P-8 Poseidon)便会全程跟踪。南海平均水深超过1000米以上(约为1212米),70%以上的面积均是水深超过3000米的深海区域,最深处超过5000米,适合中国航母和战略核潜艇等海上军事力量活动;同时南海海底地形地貌复杂,有利于核潜艇的隐蔽,是中国海军走向深蓝不可或缺的战略出海口和通道。 第三,南海是我国未来的能源接续区和资源基地。南海地区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资源,非生物资源主要是油气资源。目前已经探明的南海的能源储量,国土资源部估计大概相当于300亿吨石油的储藏量(油当量),这还不包括可燃冰资源。已探明的可燃冰储量大概相当于500亿吨石油(油当量)。关于南海地区可燃冰资源能否进行商业开采,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2030年左右,中国可以在南海地区进行可燃冰资源的商业开采;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采用现有的技术进行开采,可能会导致环境灾难,因此商业开采面临巨大的技术障碍。[7]如果包含可燃冰资源在内,南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当于1000亿吨左右的传统化石能源,这相当于中国大陆地区陆地上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总储量的一半。目前,中国在南海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主要集中在珠江口盆地和海南岛附近。即使还没有进入远海开发,开采量已经占到中国目前海洋石油开采总量的一半。 第四,南海是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载体。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在从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相较于渤海、黄海、东海而言,南海海域面积最大,仅南海断续线内的海域面积就有200万平方公里左右。所以,南海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载体。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尼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倡议实施方案。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条线路全部穿越南海。第一条是由中国沿海地区途经南海进入印度洋通往欧洲;第二条经由中国沿海地区进入南海通向南太平洋。所以,南海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和地带。 (二)南海问题的缘起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南海问题”。除了南越当局对中国南沙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外,没有其他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这一事实持有异议。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从未对南沙岛礁及附近海域有任何主张或行动。南沙局势相对平静,南沙争端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南海问题逐步产生,越南、菲律宾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导致南海问题的产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 地缘政治因素 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欧亚大陆称之为世界的“心脏”,进而指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南海连接着太平洋和印度洋,被地缘政治学家视为“亚洲的地中海”,地处世界海洋的“心脏”。从某种意义讲,“谁控制了南海,谁就可以控制全球海洋”。据统计,全球每年有5万艘左右的商船及近50%的油轮经过南海。中国现在80%的对外贸易量是通过海洋完成的,海上贸易中又有80%是经过南海通道的。2017年中国进口石油3.96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67.4%,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原油全部从南海进来。虽然现在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但是中国现在大部分的原油还是经过南海通道。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航线,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60%以上。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争先在南海地区保持军事存在,美国一直到1991年才离开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俄罗斯则在2002年离开金兰湾。而现在美国已经重返亚太,俄罗斯也在试图重返亚太,重返越南的金兰湾。因此,地缘政治因素是引发南海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2. 资源因素 1968年和1969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协调委员会”(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Joint Prospecting for Mineral Resources in Asian Offshore Areas)联合美国海军海洋局(The Naval Oceanographic Office)两次乘坐美国海军“亨特”号科学考察船对包括东海和南海在内的中国近海进行了勘测。根据勘测资料,时任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协调委员会美国首席代表、海洋学家(K. O. Emery)发表了系列报告(即“埃默里报告”)。报告分析认为,越南沿岸及邻近海域、南沙群岛东部及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但当时国际社会分析还比较保守,认为南海石油储备约11亿吨(约80亿桶)左右。丰富的油气资源引起了南海周边国家的觊觎,部分声索国加速对中国南沙岛礁的蚕食和邻近海域的控制。1973年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强化了人们对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认识,进一步引发了部分周边国家对南海油气资源的觊觎。 (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规范国际海洋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公约》新创设了专属经济区制度、大陆架制度和岛屿制度,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国有意过度解释《公约》有关规定,或以海洋管辖权为基础主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或以其非法占领的岛礁为基础进一步主张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例如,越南通过国内立法确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甚至覆盖了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大部分海域。因此,可以说,《公约》创设的有关海洋法制度对诱发南海周边国家采取军事行动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岛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殖民主义的影响 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曾先后进入南海。但是,对南海问题产生实质影响的主要是法国。1933年,当时法国占领了南沙地区的九个小岛,即著名的“九小岛事件”。1939年,日本占领了海南岛,后又控制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主要是控制了南沙群岛的太平岛)。在完成了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实际控制之后,日本把非法占领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统称为“新南群岛”,划归台湾高雄市管辖。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中国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派军舰接收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然而,如今越南却声称“继承”了法国当年占领的南沙群岛,认为法国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撤出印度支那半岛后,将当时控制的南沙群岛移交给了南越政权。因此,在1975年南北统一之后这便成为了越南的权利,并由此对整个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提出主权主张。菲律宾则认为,依据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有关规定,日本放弃了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但未明确由谁来接管,所以菲方是根据“发现”和“先占”原则取得了对南沙群岛“无主地”的主权。因此,可以看出来,殖民主义侵略也是南海问题的重要成因。 此外,南海有关争议的产生也与我国长期以来海洋意识淡薄、海权力量不足、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相关。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利用我国内部政治动荡的时机,趁火打劫,大肆蚕食和侵占南沙群岛。 三、当前南海形势特点及未来发展走向 (一)当前南海形势主要特点 总体而言,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即南海仲裁案告一段落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包括政治、外交、法律以及海上行动等等,使得南海形势逐步趋于稳定。具体来讲,现阶段南海形势呈现出五个方面明显的特征: 1. 中国塑造和把控南海局势的能力明显提升 在2016年7月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之后,中国与东盟十国就加速“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COC)磋商进程达成共识,并积极采取行动,改善中菲、中越关系。从中国和东盟关系层面看,2016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达成诸多重要共识,如正式发布《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旨在当海上紧急事态发生时且需要政策层面介入的情形下,有关国家外交部门之间能够拥有及时有效的联络渠道进行沟通协调,以管控风险。2017年11月,在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国家进一步就正式启动“准则”案文磋商达成共识。 就双边层面而言,2016年9月越南总理阮春福在南宁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之后访问北京;同年10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访问北京,11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随后也访问北京,中国和争端国间的关系得到了迅速改善。特别是中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于2017年5月在中国贵阳正式启动,这标志着中菲南海问题重回双边对话和协商解决争议的正确轨道。目前,该机制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并将于2018年下半年召开第3次会议,为中菲两国就推进南海有关海域开展共同开发合作、开展渔业合作和联合执法、稳定中菲关系提供了政府间的重要双边对话和交流平台。 2.《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快,中国与东盟国家致力于通过规则和机制建设来稳定南海局势 南海问题复杂敏感、涉及面广,其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难以彻底解决。因此从长远看,一个基于规则、制度化的南海秩序是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利益的。在坚持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前提下,努力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应是当前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战略目标。这迫切需要通过某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制度性安排来实现。在制定“准则”的基础之上构建未来南海地区的安全秩序,既可解决目前南海地区危机管控机制缺失的紧迫课题,亦可弥补中国和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短板”,增进彼此政治互信。2017年5月,中国与东盟十国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14次高官会期间,就“准则”的框架文本达成一致。同年11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宣布启动“准则”下一步案文磋商。2018年2月,中国与东盟十国在越南芽庄举行落实《宣言》第23次联合工作组会,就“准则”案文举行了首次机制性磋商。8月2日,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准则”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准则”磋商又一次取得重大进展。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东盟就已开始磋商制定“准则”。由于中国和东盟及东盟内部不同声索国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分歧,故而最终马来西亚提出了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发布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宣言。2002年达成的《宣言》并非磋商的最初目的,仅仅是“准则”磋商的阶段性成果。因此,启动案文磋商不仅标志着“准则”制定进入了新阶段,同时还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启了致力于通过规则和机制建设来稳定南海局势的新进程。 3.中菲关系进一步改善 从2013年1月南海仲裁案的提起到2016年7月裁决的公布,南海仲裁案持续三年有余,在这期间菲律宾始终是一个南海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在美国和日本面前扮演“马前卒”的角色。自2016年6月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中菲关系逐步改善,杜特尔特2016年10月、2017年5月和2018年4月先后三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峰会和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等多边场合与杜特尔特会晤,李克强总理2017年11月访问菲律宾。频繁的高层会晤引领两国关系健康发展、趋稳向好,为当前南海形势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5月,中国与菲律宾建立了政府间的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并在贵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2018年1月,双方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二次磋商(预计每年要磋商两次)。目前,中菲之间已经开始在联合执法、渔业合作等领域开展合作,并正在进行油气共同开发的探讨。菲方有观点认为,依据菲律宾现行宪法,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领土范围内,外国资本不能超过四成,但这个法律障碍应该是可以找到突破口的,也是有先例可循的。例如,菲律宾和英国就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实现在法律上保证菲律宾国内资本能占到60%以上。一旦中菲之间能够在有关争议海域,如礼乐滩海域,实现共同开发的突破,将具有重要意义。礼乐滩海域是2005年到2008年中菲越三方联合勘探的一个区块,起初仅中菲合作勘探,越南并没有参加,后来越南才参与进来。2008年合同期满之后,由于阿基诺三世执政之后就没有再续签合同,导致这个项目终止。若是中菲能够再重新启动这个区块的合作勘探开发,将会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2018年3月以来,中菲在油气联合勘探与开发合作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已成立特别工作组,就联合研究、勘探、开发和使用南海油气资源提出建议制定方案,且两国石油开发企业也已开始前期磋商。 4.美日澳越等域内外国家推动南海局势升温显得力不从心 美国以开展“自由航行行动”为抓手,辅之以拉拢和鼓励日澳越等盟友或伙伴在南海采取与中国对抗的策略,以保持其对南海事务的介入可持续性,牵制中国在南海战略优势的形成。这成为特朗普时期正在形成的美国南海政策的重要特征。2016年和2017年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及2018年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美日澳三国外长都发表联合声明,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行动,声称仲裁裁决“对当事国有约束力”。日本则通过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保持并不断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2017年5月到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一直在南海地区进行港口访问,又在印度洋参加美国和印度的马拉巴尔联合军事演习。有日本专家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在南海地区的存在可能不是一次性的,在日后可能会机制化、长期化。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亦频频向中国发难。2017年,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时声称,中国在南海地区不应搞“军事化”,中国必须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等等,并认为南海仲裁裁决是有效的,要求中国执行裁决。此外,越南近期不断推进在南沙有关争议海域的单边油气开发,并积极强化与日美印澳等军事安全合作,通过主办国际会议炒作仲裁裁决,试图再次炒热南海争议。自2017年上半年始,越南企图在万安滩北部争议地区进行油气勘探。但上述国家的行动并未得到其他国家的呼应和支持,故没有对南海形势“降温、趋缓”的良好态势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 5.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现阶段,有关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炒作虽显著降温,但其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部分域内外国家一方面利用裁决进行单边活动,强化非法侵占和单方面主张,另一方面试图以侵权行为为裁决“背书”。2017年以来,越南在南沙万安盆地的单方面油气开发活动、印尼将南海部分海域命名为“北纳土纳海”、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频繁进入美济礁12海里范围等,无不与仲裁裁决试图全面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地位、群岛的整体性权利主张,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密切相关。尤其是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在奥巴马时代一共进行了三次,而特朗普政府上台至今已经进行了七次,其中四次更是进入美济礁附近海域。这与仲裁裁决将美济礁裁定为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低潮高地密切相关。由此笔者认为,仲裁裁决并未“寿终正寝”,其负面影响开始逐步显现。 (二)南海形势未来走向 未来南海形势出现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由于南海问题所涉及的领土争议和海域主张争议等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由地缘政治因素所引发的区域内外有关各方围绕航道控制、资源开采、海权而展开的利益博弈将会加剧,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出现阶段性、局部性动荡的可能。主要问题在于:“准则”案文磋商正式启动,从磋商到“准则”生效这段时间可能会被有的声索国视为巩固和扩大其单方面主张的“窗口期”;随着中国南沙岛礁的设施部署逐步提上日程,域内外国家可能会再度炒作南海岛礁“军事化”问题;伴随着美日澳印“印太战略”的渐趋成型和付诸实施,美日军事同盟在南海和印度洋方向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部署将会逐步展开。 鉴此,未来南海形势发展可能表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中美以军事互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南海博弈将是影响南海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 美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态势,必然使其一方面通过加强与一些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牵制和遏阻中国在南海方向的海上力量发展;另一方面,单独或拉拢日本等盟国在南海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和抵近侦察会更加频繁、更具挑衅性。2017年美国针对我们在南海地区进行了4次航行,进入2018年以来已经开展了3次。此外,美国军舰还频繁访问周边国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基地,2018年3月5-9日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就访问了越南的岘港。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美国版”的“印太战略”。今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orman Mattis)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就该战略进一步表示,美国将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间双边和多边合作,通过为盟国和伙伴国提供尖端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建立能够遏制侵略、维持地区稳定和确保自由进入地区公域的安全架构网络;扩大对海洋空间的关注,通过提升伙伴国海军和执法力量及海洋秩序与海上利益的监控和保护能力,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确保地区内依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马蒂斯还对澳大利亚等国承诺,将在中国对南海军事化的问题上继续持强硬立场。同时,美国国内(如前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近期还不断释放信号称,如果想要遏制中国,美国需要拿出比航行自由行动更加有力的手段。为了有效应对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随着南沙岛礁相应设施逐步部署到位,中方应对美国挑衅行动的手段和措施也会更加多样化并具有一定的威慑效应。基于此,不难断言中美南海军事博弈将成为影响未来南海形势发展的一条主线。 第二,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两个重要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南海事务的介入,将成为影响南海形势发展的一个新的变数。 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入南海、与一些南海声索国军事色彩浓厚的双边合作及利用各种多边场合推动发表有关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等动作来看,日本已经将介入南海事务作为谋求军事大国地位、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牵制中国发展和干扰中国-东盟关系的主要手段。2018年3月,日本在加拿大刚刚召开的“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发表的声明中,要求中国执行裁决,指责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从军事上看,2017年5-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次成体系、长时间的在南海地区活动,访问越南、菲律宾港口,在印度洋参加美印的联合军事演习,其军事力量已经事实上延伸到南海。 澳大利亚对南海事务的介入则主要表现在外交和政治上的高调发声,2017年11月澳大利亚发布《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14年来首次对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进行回顾,再次声称,反对出于军事目的南海岛礁建设,仲裁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同时,美国提出的、明显带有针对中国性质的“印太战略”背后不仅有日本推动的因素,澳大利亚对该战略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和推动热情。此外,澳大利亚亦试图推动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比如2018年4月派遣了2艘护卫舰和1艘补给舰访问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港口,并进入南海争议海域。 第三,可能驱动南海问题再度升温的四大因素。 一是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防御性军事设施部署可能引起中美两国海上军事较量进一步升级。特别是美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表面上是挑战中国“过度的海洋主张”,真实目的是迫使中国在南海岛礁的相关设施建设和军事设施部署不能放开手脚。二是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会更加频繁,手段更加多样化,而中国反制的手段也会越来越多样化和更加有力,因此这种频繁的你来我往的互动将会驱动南海问题升温。三是随着“准则”案文磋商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和进入快车道,中国与东盟有关各方围绕“是否有法律约束力”“适用海域”“是争端解决机制还是危机管控机制”等问题的矛盾和分歧将逐步凸显。东盟多数国家希望“准则”有法律约束力和成为一个争端解决机制,且越南还希望“准则”能适用于西沙群岛,与中方存在不同立场主张。因此,期待“准则”在短时间里面达成共识是不太现实的,但当“准则”止步不前和陷入僵局时,国际社会无疑会批评甚至借机抹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南海问题也会再度引发关注。四是少数国家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单边行动会导致南海形势不稳。特别是越南将会继续抓住时机重返万安北争议地区启动单边油气开采活动,此举毫无疑问将引发南海局势再度升温。 第四,越南成为继菲律宾之后美日搅局南海稳定的“代理人”,以及菲律宾南海政策的两面性对南海形势的潜在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继2016年下半年中菲关系转圜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行为举措与目前相对稳定的南海形势显得格格不入。一是在南沙争议地区进行单边油气开发活动,试图造成“既成事实”;二是加强与美日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与合作。未来越南有可能在美国、日本的挑唆和支持下,推动“西沙问题”国际化、在争议地区开展单边油气开发及所占岛礁填岛扩建和加强军事设施部署等。同时,杜特尔特在改善中菲关系、“搁置”仲裁裁决、开展共同开发合作等问题上面临菲国内亲美反华势力的阻扰。菲国内要求杜特尔特“拒绝来自中国的经济诱惑”“坚持裁决有效”的呼声始终不绝于耳。因此,未来中菲关系进一步改善恐难一帆风顺。 第五,仲裁裁决的负面影响阶段性显现将成为常态。 菲律宾现政府虽然暂时搁置仲裁裁决,但随着未来菲政局变化,重提仲裁裁决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越、马等其他南海声索国也是仲裁裁决事实上的受益者,仍有可能利用裁决开展针对中国的侵权活动。美日澳等域外国家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任由中国将裁决视为一张“废纸”。因此,仲裁裁决的负面影响还会继续发酵,其对中国南海维权、推动海上合作和“准则”案文磋商的干扰将逐步凸显。 四、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总体而言主要是是一线维权、法理斗争、规则制定、话语权争夺四方面的挑战。 (一)海上维权领域的挑战 即使南海地区现在看似风平浪静,但海上一线维权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一是岛礁被占的风险仍然存在。长期以来,马来西亚都一直试图非法占领中国南沙群岛南康暗沙海域的琼台礁,中马两国围绕南康暗沙附近海域实际控制的较量将持续存在。同时,越南方面对我南沙群岛太平岛附近的中洲礁仍虎视眈眈,企图伺机实际控制。二是中国渔民在南沙群岛传统渔场作业仍面临来自印尼等国武力抓扣的威胁,保障我国在南海地区作业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任务仍然艰巨。三是我南沙岛礁后续的军用、民用以及军民两用等设施部署仍面临来自美国、日本、越南等域内外国家的干扰甚至破坏。四是从2014年5月西沙中建南海域发生的“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事件可以看出,中国向南海中南部海域推进油气存在将面临巨大的阻力和障碍,扩大南沙海域油气存在的挑战和难度依然严峻。 (二)法律斗争领域面临的挑战 我国在南海面临的法律挑战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法律挑战非南海仲裁案莫属。就仲裁案而言,针对菲律宾2014年3月提出的15项仲裁诉求,仲裁庭于2016年7月12日公布的仲裁裁决结果几乎全盘接受。首先,仲裁庭裁定,中国基于历史性权利对断续线内的资源提出权利主张没有法律基础;整个南沙地区的海洋地物,包括太平岛在内的所有海洋地物没有一个属于“岛屿”,即“南沙无岛”。其次,仲裁庭认为,南沙群岛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主张海洋权益。第三,仲裁庭裁定,中国非法干扰菲律宾享有和行使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中国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执法活动干扰了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传统捕鱼活动。第四,中国没有履行《公约》规定的缔约国的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第五,中国明知菲律宾将这些海洋地物对仲裁庭提交仲裁,却通过岛礁建设,改变了有关海洋地物的自然属性,导致了争端的加剧。 虽然我国对于仲裁裁决“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不可否认仲裁裁决对我国在南海的权利及主张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断续线的法律效力被弱化。二是中国在南海的海域主张被碎片化。三是引发周边国家的侵权高潮。若按照仲裁裁决,中国在南沙群岛没有“岛”,中国目前实际控制的七个岛礁中的永暑礁、华阳礁、赤瓜礁、西门礁、南薰礁(北)属于岩礁,也只能主张12海里领海,其可主张的海域面积非常有限;同时我国和周边国家也没有重叠的专属经济区。由此推断,中国在南沙有关海域的油气勘探开采、渔业资源开发等都将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挑战,周边国家在南海断续线内海域侵犯中国权益和主张可能更加有恃无恐。四是给中国未来宣布南沙群岛领海基线平添了障碍。 (三)规则制定领域的挑战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准则”磋商进入快车道。但可以预见,伴随着“准则”制定进入案文的实质性磋商阶段,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及东盟国家内部围绕“准则”涉及的实质性问题的分歧和矛盾将逐步显现。其一,中国和东盟国家对“准则”是否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尚未达成共识。其二,中国并不希望“准则”成为一个争端解决机制,但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迫切希望其不仅是一个危机管控机制,同时还应具备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其三,预计在“准则”适用海域、岛礁建设、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哪些行为被列为“禁止”类等敏感复杂问题上,少不了讨价还价甚至“争吵”。此外,少数国家对“准则”磋商过程的干扰、通过某些利益“代言人”将它们的长远利益考量塞进“准则”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由此可以想象“准则”磋商的复杂性和难度。鉴此,中国在“准则”磋商问题上既要把握时机,也要把握节奏,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加速“准则”磋商步伐,争取尽早到达胜利的彼岸。同时,中国还需着眼于利用“准则”磋商契机,构建南海地区安全合作的长效机制,同时给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在南海的行为定下规矩,约束其在南海为所欲为的军事挑衅行为。 (四)南海问题话语权领域的挑战 2010年以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伴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放弃了在南海问题上的所谓“中立”立场。而美国立场的改变也给越南、菲律宾等声索国大胆挑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和主张吃了定心丸、提供了背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被动和正当的维权行为却被国际社会指责为“改变现状”“以大欺小”“威胁航行自由”等等,有的国家还煞有介事地要求中国放弃“咄咄逼人、对外示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国确实一度面临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不断炒作南海岛礁建设、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等问题,不断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形象,渲染“中国南海威胁论”“中国海洋扩张论”等。特别是美、日、澳等国智库、媒体指责中国南海岛礁“军事化”将“威胁”地区安全局势;并认为中国对菲南海仲裁的“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政策是不遵守国际规则。笔者认为,在话语权领域的这种被动格局可能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短期内中国面临的舆论被动态势难以彻底扭转,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争夺仍然任重而道远。 五、结语:中国处理南海问题应着眼未来、长远布局 笔者认为,在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强国之梦,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走征服和霸权的老路。但美国早在200年前崛起初期就开始为今天的强大布局谋篇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海上维权既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又要抓住有利时机积极主动作为。自建国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很多精彩的主动作为,例如,1974年收复了西沙群岛、1988年收复部分南沙群岛、1995年控制美济礁、南沙岛礁建设等。未来,中国经略南海需要着眼于数十年之后的战略布局,抓住有利时机,主动作为。 其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南海权益,保持南海形势总体稳定,中国需要把南海问题要放在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的大背景、大格局下加以综合考量,统筹中美、中国-东盟及中国与其他声索国之间的“三大关系”,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维权与维稳、大国与周边、东海和南海“四对矛盾”,围绕岛礁后续建设、推动海上合作及“准则”案文磋商“三大任务”,注意平衡东海维权和南海维权的力量投入,逐步推进构建新的南海地区政治、安全秩序。其二,中国还应把握机遇,主动作为,三管齐下,通过加速南沙岛礁建设和设施部署、推进COC磋商、推动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稳定南海局势,牢牢掌握南海事务的主动权、主导权。其三,针对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日本对南海的军事介入,以及越南在争议地区的单边油气开发,中国还要致力于建设有压倒性优势的反制和威慑能力,从而真正实现南海地区的长治久安,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和合作之海。 文章来源:海洋法学研究 作者:吴士存,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兼任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