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未来档案学青年学者沙龙”以对谈为主要形式，对档案前沿、经典或关键议题展开群组式与互动式的研讨。
笔者：李沐妍，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档案智能开发与服务国家档案局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在《Knowledge-Based Systems》《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图书情报知识》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研究方向为文件档案智慧化管理与服务、档案智库建设等。“档案智库”是笔者近期的研究重点。
开展“档案智库”研究的背景主要有三：
其一是问题导向下的政策背景。自《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发布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智库建设。聚焦档案事业发展，笔者对国家档案事业发展“十五”到“十四五”规划政策文本进行梳理，可以看出从早期非常宏观地在档案工作要求部分提到“积极主动提供档案，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服务”，到目前“十四五”时期直接明了地提出科技兴档工程，“档案智库”的思路逐渐明晰。
其二是实践背景，我国智库发展已位居全球前列，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国家智库体系，包含了教育、司法、出版、金融、医疗等多种专业领域。与此同时在档案业界，美国著名公共政策研究智库胡佛研究所完成了“档案馆”向智库的成功转型，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等在国家公共服务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层面也一直具有较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国内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率先迈出了档案智库建设的第一步，持续编撰系列报告；部分地方馆组建专家团队为政府决策建言，发挥了智库型功能，这些都为档案智库建设奠定了实践基础。
其三就是研究背景。在中国知网对至今的“智库建设”主题硕博论文进行检索可以看到，论文学科分布包含了教育、行政管理、新闻传播、图情档、经济、体育等，由于我国智库发展的多领域趋势，当前的智库研究也呈现了明显的跨学科特征，需要综合多学科视角和多专业方法，档案智库的研究亦是如此。目前档案智库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了直接针对档案智库建设的理论研究，档案馆智库转型研究，面向智库的档案服务研究，以及档案与智库领域的交叉研究，其视角和方法大多集中于档案学本专业内进行探讨，跨学科研究思维和方式的拓展非常必要。
档案智库归根结底是智库的一种类型，其需要基于符合智库基本标准的前提来发挥专业力量 和特色优势，同时也说明了档案智库建设研究需要综合考虑档案和智库两个领域的专业思路和方式方法，为此，笔者从智库评价指标着手开展相关研究。
当前，我国智库评价机制非常成熟，其中评价指标指向了建设行动方向，细化了实践细节和基本要求。通过指标来剖析智库的要素内涵，能够让档案智库建设更加专业化和标准化，较好地为当前还未完全成熟的档案智库实践提供参考支撑。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引入权威性和认可度都较高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指标体系，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和评价中心与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的MRPAI智库测评指标体系，以及目前已经形成了国家标准的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指标体系。通过编码和要素提取形成了包含人才队伍、资源管理、技术能力和组织保障要素的“档案馆+N实体”的档案智库建设框架。
后续，笔者又开展了更多专业方向范围的专家访谈，从档案相关学科，包括图书馆、出版、情报等，以及智库领域的多重视角对档案智库的能力和建设要素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以形成既满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求，也体现出档案智库在国家智库体系中的专业特色的要素框架。
后续笔者将通过对当前各领域各类型智库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分析，从档案资源开发、档案学研究政策影响力等方面，具体探讨实践方式和路径，同时结合档案工作实际，例如档案编研工作、档案资政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需求，引入智库领域的研究方法，以实现跨学科视角下“档案”与“智库”的“双 向奔赴”，进而促进档案智库高质量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针对档案学科交叉与跨学科合作，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将新兴交叉学科演进模式分为了三种，笔者认为档案跨学科研究也同样存在上述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问题域—方法论”的结合，指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视角等解决本学科关注的研究问题，例如档案智库研究，以及“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档案工作等，还有利用行为研究方法、心理学理论进行档案用户研究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种是“方法论—问题域”的类型，指以解决其他学科关注的研究问题为导向，输出本学科的方法论。在档案学科领域内，相关研究输出的主要是档 案管理的思想和方式，例如以档案工作中的完整性、可靠性、准确性原理等来检测文件的真实性，再如智库档案管理、政务数据归档等，即将档案化管理的方法和理论放置到相关场景中解决更广泛意义上数据的收管存用。
第三种是“问题域—问题域”的交叉模式，聚焦国家发展重大关键领域以及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问题，共同为攻克难点提供方法。在档案跨学科研究当中，目前新兴的数字人文、计算档案学、档案数据要素等方向的研究均属于这种类型的。
综合上述模式来看，笔者认为档案学科进一步开展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合作也应在引进、输出和融合三个方面上持续发力。
在“引进”层面上，档案跨学科研究应该坚持档案问题意识，紧扣档案资源优势和档案工作实际，不能一味地追求“新兴”和“热门”，进而导致本末倒置，弱化了档案资源在整体数据资源中的独特性。同时任何方法的引入也不能仅考虑研究理论层面，档案的实践性也不能忽略，相关应用研究也要更多了解档案工作实际需求，以及研究是否能够支撑落地转化等情况，例如技术应用的国产化、档案数据的保密性等，回归到档案国情、档案问题、档案场景之中，这样的引进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跨学科。
在“输出”这个方面，档案学科其实是一个能够提供“场景”和“资源”的学科，包容性和吸引力都非常强，因而档案学科是存在较大输出潜能的，但是目前与其他学科相比影响力还不足。因此作为档案青年学者，笔者认为在继承专家前辈优秀研究精神和范式的基础之上还需要进一步肩负起提升档案学科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时代使命，借助交叉学科的兴起输出档案学的理论思考和档案工作的实践方法，更加积极地在一级学科视野下输出档案思想，甚至是跨一级学科的层面上开拓视野、主动发声，更多地争取在国外期刊、国际会议上寻求突破。
最后在“融合”这一点上，笔者认为需要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健康的问题领域中把握档案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建立多渠道、多机制深化促进跨学科合作和交流，例如举办档案学专业牵头或者参加其他学科开展的跨学科交流论坛，更广范围地支持高校类、行业类的档案实验室和档案智库建设与合作，亦或是通过建立交叉学科研究机构等方式组建跨学科团队，同时也为跨学科人才培养提供多元化的平台和机遇。
